第一章　注疏、評點和批校的文本性質與文本形態

注疏、評點和批校是傳統中國最爲常見的三種“闡釋性文本”（interpretive text），它們都是對已經存在的文本（pre-existing text）——或稱“原文”、“正文”（main text）——的某種解釋、闡發和回應，是屬於在原文的基礎上産生的次級文本（secondary text）。對於現代的讀者來講，三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可以納入法國學者熱奈特（Gérard Genette）所提出的“副文本”（paratext）這一概念的範疇。在熱奈特的理論中，副文本包括了諸如標題、副標題、前言、後序、注釋、題詞、插圖、封面，甚至於書評、私人信件等等所有與文本正文相關的附加元素和次生元素，其功能是引導讀者閲讀和闡釋正文，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正文的意義。熱奈特强調讀者與正文文本之間具有一種“交易”之特性，即閲讀不僅僅是一種意義從正文文本流動到讀者的過程，亦是一種讀者與正文文本之間進行商討和對話的實踐，副文本則提供了這一商討和對話的場域。(1)在熱奈特所提到的一系列“副文本”中，“注釋”這一類文本最具有“商討和對話”的特性，它往往是後代閲讀者特定的解釋、闡發和回應，在與正文同行之後，又爲後代的閲讀者提供了進入正文的一個對話的場域，時至今日，已經成爲研究經典文本不可繞過的元素。中西都有非常悠久的“注釋”傳統，産生了名目繁多的注釋類型，爲方便討論，本書使用“闡釋性文本”這一總名來概稱之。

注疏、評點和批校爲中國古代最常見的三種“闡釋性文本”，三者雖偶有混同，但其産生和流行的時代不同，産生的歷史背景有很大的差别，更重要的是，三者在闡釋的角度、重點、方法，甚至於其本身與正文之關係、流傳的方式上，皆有巨大的差異。對於這三者之同異，中國學者無需言明而自能分别，但由於中西隔膜，歐美學者不明三者之差别，往往混而用之，比如美國學者賈德訥（Daniel K. Gardner）與周啓榮（Kai-wing Chow）使用“commentary”來指稱儒家經典的注疏；黄衛總（Martin W. Huang）與陸大偉（David Rolston）同樣使用“commentary”來指稱小説與戲曲的評點，還有學者使用“commentary”或者“annotation”來指稱批校，(2)這一混淆反映了學界對於這三種闡釋性文本的認識還不充分。因此，有必要對三者的文本性質（即闡釋的角度、重點、方法等内容）和文本形態（包括載體、流傳方式等）進行辨析，以期使三者在現代學術的描述中有更爲準確的界定，同時對批校這一本書所重點討論的文本體裁有更明確的認識。

一、文本性質：内容與特徵

1．注疏——“依經起義”

中國最早的闡釋性文本，亦即今日以“注疏”總名者，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美國學者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在《早期中國的書寫與權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一書中，提出了一個春秋戰國時期的學派構成模式，即每一個學派由“諸子”（masters）、“弟子”（disciple）與“文本”（text）形成一個穩定的三角形結構。其中的“諸子”爲每一學派所尊崇的開宗者或集大成者，亦即諸子書之相傳的“作者”。學派中的“弟子”或曾從諸子學，或者纂輯其著作、傳其著作，甚而造作其著作，形成此學派所傳之具有一定權威之文本，亦即後世所傳之諸子書。“文本”藉諸子之名而具有文化與政治之權威，“弟子”掌握文本，藉其權威以參與各國政事，同時擴張本派勢力。陸氏强調，在一學派之中，文本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是連接弟子與先師之紐帶，是權威得以傳遞的載體，每一個學派都形成一個“文本傳統”（textual tradition）；甚至，在諸子殁後，諸子之名也只會“成爲一個功能，或者一個步驟，其歸宿是消失而作爲基本的文本權威”(3)。在這一時期，由於書寫與傳播的不便，文本本身具有流動不拘的特性，而其闡釋亦因口頭流傳而不具穩定性。闡釋因需先確定文本及其意義，因而多訓釋字詞，闡明音意，發明本旨，傳道的過程亦是傳遞文本及其特定闡釋的過程。這些闡釋的首要目的就是發明文本的政教倫理意義，而很少討論其文學特性。不僅如此，今日研究者對於中西經典闡釋史的研究也指出，中西的早期文本本身就是“雜湊”而成的，經文之間具有難以彌合的裂縫，經文之意義也是模糊多義的，闡釋的過程就是各個闡釋者宣傳自身理念的過程。(4)章學誠稱早期傳經者爲“依經起義”(5)，是爲此類闡釋性文本性質的絶好概括。在英文中，“annotation”與“scholasticism”較與之接近，可作爲其譯名；而在中國闡釋史上，其名稱異常繁多，但也有一個逐漸簡化歸併的過程。

最早的對於經典的解釋稱爲“傳”或“記”，後有“解”、“故”、“訓”、“章句”、“説”、“説義”等名。《漢書·藝文志》載《易》有《周氏傳》，有施、孟、梁丘三家《章句》；《書》有《傳》，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又有大小夏侯《解故》《歐陽説義》；《詩》有《韓故》《韓説》《韓内傳》《韓外傳》，有《毛詩故訓傳》；《禮》有《記》，有《明堂陰陽説》，有《周官傳》；《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氏》《夾氏》諸傳，又有《章句》《雜記》若干。(6)

“傳”，《説文》曰：“遽也。”段玉裁注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朱駿聲曰：“以車曰傳……以馬曰遽……皆所以達急速之事。”“傳”之本義即今日所謂“傳送”。段注又云：“凡展轉引伸之偁皆曰傳，而傳注、流傳皆是也。”(7)也就是説，所謂“傳”，即解説經典文本以傳達其意義。“記”，本是記載、書寫之意。《書·益稷》：“撻以記之。”《傳》：“使記識其過也。”(8)《禮·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注》：“國有禮事，則豫執簡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9)各個經典之《記》，乃是記其師説，與“傳”相似，因此，章學誠説：“《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説，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10)

“解”，《説文》曰：“判也。从刀判牛角。”引申爲分析。《禮記·經解疏》引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11)《史記·吕太后本紀》：“君知其解乎？”張守節《正義》曰：解，“謂解説也”。(12)“説”、“説義”，顧名思義，就是解釋經典文本的意義。“訓”，《説文》曰：“説教也。”段注云：“説教者，説釋而教之。必順其理。引伸之凡順皆曰訓。”邢昺《爾雅疏》曰：“訓，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13)“故”乃“詁”之古字，《説文》曰：“詁，訓古言也。”《漢書·藝文志》：“詩經魯故二十五卷。”顔師古注：“故者，通其指義也。”(14)“章句”，《後漢書注》謂“離章辨句”，意即分析經典章旨句意。(15)

《漢書·藝文志》未有以“注”名書者，《漢書》亦未見稱經典注釋爲“注”者。《後漢書·鄭玄傳》始曰：“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張楷傳》曰，楷“作尚書注”，然此“尚書注”未必爲張楷書之書名。(16)《隋書·經籍志》所載各經典漢魏晉六朝注疏，書名多無“注”字，僅在自注中説明其爲某氏所注。如“《周易》七卷”注曰“姚規注”，“《周易》十三卷”有“崔覲注”、“傅氏注”，“《周易》一帙十卷”有“廬氏注”；“《史記》八十卷”，注曰：“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駰注。”“《水經》三卷”有“郭璞注”，“《水經》四十卷”有“酈善長注”，等等。(17)書名有“注”字者，如三國吴太長卿徐整之《孝經默注》、南朝齊陸澄之《漢書注》、晉尚書郎晉灼之《漢書集注》等，僅有少數幾種。(18)又依《隋書·經籍志》所載，漢末魏晉間，“音隱”、“集解”之書漸多，“義疏”大盛。(19)“注”，《説文》云：“灌也。”段注云：“注之云者，引之有所適也，故釋經以明其義曰注。”《儀禮疏》曰：“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20)“疏”，《説文》曰：“通也。”“義疏”，即通釋經典之義。“注”、“疏”，也都是以解釋文辭、傳達文意爲指歸。後來“注”“疏”合稱，成爲注解、闡釋經典的通稱。唐以後注疏之書又有名爲“正義”、“索隱”、“新義“等名者，也都是“依經起義”，並聲稱其所釋之義或爲正統，或有新意，不一而足。

由於注疏以通經傳之義爲其要務，因此，字詞之訓釋成爲其主要内容。陸宗達、王寧等學者指出先秦漢魏古注爲研究和探求古代文獻的詞義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但是，他們也指出，誠然由於去古未遠，注疏時代接近文獻産生的時代，因此解釋更加準確，但使用這些材料時必須注意到，古注也不能成爲立論的當然依據，因爲經學家嚴守師承，訓示詞義有附會經義的情況，其中難免有以訛傳訛的成見之談。(21)也就是説，字詞之解釋僅是手段，傳達一定的哲學、政治思想才是注家的根本任務，因此，王力先生才説：“（注疏的）作者借字義的解釋來闡明一種哲理或政治主張。”(22)

清人皮錫瑞稱漢代經學有“師法”、“家法”，(23)即是承認對於同一經典的闡釋，由於理解角度不同，會産生歧解。經典的歧解，與不同的政治團體結合，自然會形成不同的學派；學派之間，争於義氣，又往往會放大各家之歧解。這都是由於注疏的根本性質乃是解釋文本之意義，傳達聖人之旨。兩漢有“師法”、“家法”，經師們“各本師説，遞相授受，毫不雜亂。在政府之設立博士，雖兼而存之，在師弟之口耳相傳，則墨守一家之説”，(24)漢末大儒鄭玄，融通古今，遍注群經，雖號稱兼收博採，然而其實乃是欲建立新的家法，《禮記·雜記疏》曰“禮是鄭學”，喬秀巖稱“鄭學爲一體系，諸經鄭注互相關連，構成一家學術”。(25)至於魏至唐之義疏學，喬秀巖云其“不爲實事求是”，而是“通理之學”，甚至會因欲述説己意，不惜“每有傅會義理之言，多涉穿鑿”。(26)宋人不滿漢唐注疏，疑經改經，新注新疏大量湧現，並被印刷，廣爲流傳，最終由於成爲科舉考試的標準“課本”，而取代了漢唐注疏的社會地位。新、舊注疏之争，牽涉到所謂“道統”，注疏的内容，自然不能單純以簡單的文辭訓釋來看待。(27)清代考據學風行，考據學家推重漢學，不滿宋明學術，與之鬥争的武器，也是新注新疏。因此，清代考據學家的注疏和其他學術實踐，自然也不能單純以考據文辭來看待。(28)

不僅儒家經典如此，諸子百家之學，莫不是以人傳經，通過傳承經典、解釋經典而傳播其學術。(29)章學誠稱漢人史注亦有家法，以人傳書，《文史通義·史注》稱：

史遷著百三十篇，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駰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30)

章氏又稱六朝史學家法尚未亡，六朝之前，經史傳注“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爲書，與後世箋注自不同也”。(31)實則後世箋注，亦多通過注釋字句以傳播經典的意義。而造成六朝以前經與注“各自爲書”的原因，則要歸結於文本傳播方式的改變，特别是書寫材料的進步，詳見下節。

不同的家法師法，其所傳的經典文本也有一定的差異。倪其心先生稱，儒家經典的文本“實際上是多層次的複雜重疊構成”；古代的一般古籍，其文本也是“簡單重疊構成”。(32)而古代許多校勘家不明此理，不區分不同注、疏所據的不同底本，想當然認爲所有注疏根據同樣的文本展開，亦即“把典籍内容的研究與作爲載體的文字整理混同不分，結果是根據主觀理解的思想内容，修改了原著的文字，造成錯誤與混亂”，從而，對於古典文本的整理陷入一個越整理越複雜，越複雜越需要整理，無休止地重複論證的怪圈。(33)段玉裁提出區别“底本之是非”與“立説之是非”，從而欲“以孔還孔”、“以賈還賈”，其實是意識到了不同注疏的立説不同，所傳的底本也不同。可他還是執拗於確定一個完美的經典文本，過於自信自己對義理的探求，想要以對於不同注疏的考證，確定同一文本，實際上違反了他自己提出的區别“底本”與注家“立説”的正確主張，自相矛盾。顧廣圻提出“不校校之”，主張校而不改，保存各本原貌，其實是堅持了段玉裁提出的原則。(34)進行嚴肅的學術校勘的時候，應該充分認識到古籍的“重疊構成”，仔細分析不同異文的性質，嘗試恢復不同歷史時期的歷史文本，而不應該再重複前人的錯誤——即糾合不同文本進行校勘，美其名曰“參合衆本”——從而産生新的錯誤文本，擾亂文本系統，陷入古籍整理的怪圈。

余嘉錫説：“古今學術，其初無不因事實之需要而爲之法，以便人用，傳之久，研之精，而後義理著焉。必欲以《易》爲卦歌，《春秋》爲朝報，固未可，而謂其始本不爲此而作，則亦非也。”(35)這是認識到了經典本義與經典的闡釋義不同的有得之言。瞭解到注疏的性質乃是以一家之言述聖人之道，以注者之心釋文本之意，我們在理解和使用注疏的時候，就應該充分考慮到一種注疏所述之“道”，其中必定摻雜了注者之意；應該意識到，同一經典的不同文本都有其自身的歷史意義，是中國文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應該明白文本傳播過程中不同注疏、不同闡釋都有其社會、文化和思想影響，而不該孜孜於尋求所謂“真本”、“原本”或者作者的“本意”，而忽視了經典文本真正的歷史作用。

此處還須説明，以上所講的特性，符合幾乎所有儒家經典和其他諸子百家文本的注疏，這種注疏，可以被稱爲“典型性注疏”，它占注疏類文本的大多數。而對於史書、古詩文的注疏，則可以稱爲“非典型性注疏”。這些文本的哲學意涵相對弱一些，可供注家闡釋和發揮的餘地也相對小一些，故而以文辭訓釋、補充史料爲主，而且較少因政治、學風轉變而産生顛覆性的新注新疏，故而與儒家和諸子經典文本的注疏略有不同。然而這些注疏也是以解釋文義爲指歸，特别是詩文注疏，古人以爲“詩言志”、“文以載道”，注家注解之時對於詩文作者（author）的“志”與“道”的理解，也影響了注釋的内容和風格。但是，這些注疏很少對所注釋文本的藝術特質進行評論，與下面要講的“評點”，有性質上的區别。

2．評點——“深得文理”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曾對明末的經學有一個總體的概括：“假使説清代人對於六經看做都是史，那麽明代人也不妨把六經看做都是文。”(36)對於明代以“注疏”爲名之著作，這樣的評價自然不甚合適，學者們指出，晚明的一些注疏，已經有了挑戰程朱的意味，此類注疏亦是“依經起義”，以注經來表達自己的思想。(37)但對於明代逐漸興盛的“評點”之書來講，郭氏的判斷可謂切中要害。

評點，一般包括各類評論以及對於正文的圈點，其所關心的核心問題並非政教倫理意義，而是文本之“文理”，英文中“commentary”一詞與之最爲相近。作爲文學理論概念的“文理”一詞，首先出現在劉勰的《文心雕龍》中。《文心雕龍·原道篇》稱：“聖因文以明道。”(38)明確指出聖道須以“文”來承載和表達，因此文章之寫法與特徵自然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宗經篇》討論了“五經”的語言風格、體裁特徵等文學要素，並曰：“（五經）義既埏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39)强調“義”與“辭”的兼美，可使經中之義更加顯著鮮明，便於發揮其“開學養正”之功能。此處“義”指聖道，“辭”之“文理”即言辭之風格、篇章之結構、書寫之理路等“文學特性”（literary features）。《梁書·文學傳》載沈約評《文心雕龍》之言曰“深得文理”(40)，則是指出了《文心雕龍》一書在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方面的獨特成就。

章學誠曰：“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41)稱魏晉六朝時期的《文心雕龍》、《詩品》等著作爲評點之濫觴，這是因爲評點關注的核心内容亦是文本的文學特性，重視的是對於文本之體裁、風格、語言、結構、修辭等文學範疇的討論與闡發。

詩文評點出現於宋代，其出現與發展都受到科舉考試的直接影響。現存最早的古文選評本爲南宋吕祖謙所編的《古文關鍵》，《四庫總目》稱其書是爲了“示學者以門徑”；樓昉《崇古文訣》，姚珤《序》稱其書“抽其關鍵，以惠後學”；王守仁稱謝枋得所編的《文章規範》“是獨爲舉業者設耳”。(42)都是不僅僅關注“文理”，而且重視寫作的方法，即所謂爲文的“法式”。在這些評點家眼中，詩文的作法應該從前賢的文章中悟得，因此，要學會寫，先要會讀。《古文關鍵》開篇就是《看文字法》，而後才是《論作文法》。而正文當中，評點家也是通過極爲精密的品評，來分析作文的“法式”，從而以達到“示學者以門徑”的目的。(43)到了明代中晚期，評點的闡釋方法即不限於詩文選本，而是逐漸擴大到四部的原典以及大量湧現的小説和戲曲文本，其服務的對象也不限於科舉考生，而是成爲整個社會閲讀和欣賞文本的指南。保定蓮池書院藏有一部晚明時期刊刻的《詩經》評點本，名爲《毛詩振雅》，爲朱墨套印本；書葉分爲三欄，上欄與下欄爲各家點評，中欄爲《詩經》原文與節選的毛傳，中欄正文的行間亦夾刻評點，三欄皆有圈點；中欄的夾評與三欄的圈點皆爲朱色，其餘爲墨色。評點的内容與宋代以來科舉選文的評點類似，以分析“文理”爲主，而對於作文之法討論較少。比如《野有死麕》一詩下欄有評曰：“‘舒而脱脱’四字妙，甚于麗詞。”(44)提醒讀者注意《詩》文之審美感覺。可見此書並非僅爲科舉士子所刻，而應該主要是提供一般讀者閲讀和欣賞的。

如果説古代經典的注疏是通過講解文本所載之理、闡明所述之事來傳達通常被認爲是古聖先賢的文本作者之意的話，詩文評點則是嘗試“從文本特性中領悟文學特性”，(45)即撇開作者，從文本本身中領悟文本的意義，與經史注疏旨歸不同，因此章學誠貶斥此類評點皆是“論文”、“品藻”，在目録中不應被歸入經、史，而應附於文史評之下。(46)但是，撇開復古衛道的立場來看，評點畢竟“深得文理”，大大拓展了古代文學批評的方法與範疇，展示了一種新的闡釋文本的可能性。當這種闡釋方式運用到小説、戲曲的批評的時候，使得中國敘述文學的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小説、戲曲在古代書寫傳統中地位低下，君子不齒爲之，因此，其編著者也慣於不署名，造成了長期以來作者的缺席（absence）。(47)詩以言志，文以載道，經史和諸子百家的著作，要麽論古聖先賢之道，要麽述古聖先賢之事跡，對這些文本的閲讀與闡釋，其實都是圍繞著文本背後的述作者展開的。小説與戲曲作者的缺席，使得以作者爲中心的闡釋趨於無效。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在闡釋理論上取得突破。而這個突破，最終在明清時期由小説戲曲的評點完成。評點不再關注“聖人之道”，不再把文僅僅看作載道的工具。評點家强調道就在文本身之中，文學特質不再成爲可有可無的附屬品，相反，只有通過對文的特徵的把握，才能真正理解文中之意。這一點，金聖歎説得最透徹：

某嘗道《水滸》勝似《史記》，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卻不是亂説。其實《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48)

在金聖歎看來，《史記》之文只是記事的工具，而《水滸》剛好相反，其文是産生事的根源，文本本身居於第一位，文本的意義不存在於其所述之事和所講之理，而是寓於文本的書寫方式——體裁、修辭、結構，或稱“文理”之中。(49)如果文本重要於其所述之事與理的話，文本也重要於其作者。可以説，小説戲曲的批評真正把文本從作者的過分的控制中解放了出來。意義産生的場域從作者轉移到了讀者。讀者讀書須仔細揣摩體會，方有所得，因此金聖歎才有“看書人心苦”的歎息。新西蘭奥克蘭大學圖書館所藏金評《西厢記》上有佚名過録清初學者魏際瑞的一條眉批，曰：“我謂看難於作，然聖歎此語亦是言看難於作。此惟我及聖歎自知之。聖歎聞之，必啞然罵我曰：‘老賊，老賊！’”(50)這也就是説，對於小説戲曲來講，即使其作者可知，他也不會成爲文本意義的重要來源；讀者反而需要在評點的指引下，在生發文本意義的活動中發揮更爲積極的作用。亦如黄衛總所指出，在評點這種批評方式中，讀者具有具有支配性的地位（ascendancy）。(51)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學者蘇源熙（Haun Saussy）稱評點與英美新批評的理路較爲類似，都是以“細讀”（close reading）的方式來對待文本的。(52)

小説戲曲評點的内容，繼承了詩文評點的特徵，重心在於文本的文學特性，即其語言、修辭、文理、結構等方面；即使是如經史注疏一般訓釋詞句，其方式也有所不同。注疏重在傳經、傳道，以求得義理之真爲鵠的，而經史、諸子的經典多爲往聖先賢所作，因此注疏的一個核心任務就是考察詞句在往聖先賢的歷史語境中的意義，其方法一是探索語源，弄清楚其本意與可能的引申義；二是考證史實，了解語境，以期求得詞句在文本中的確切含義。詞義的探求是建立在嚴肅而可靠的歷史文獻的基礎上的，其方法也是依照嚴格的歷史邏輯進行考察和證明。因此，可以説，這種闡釋方法本質上是一種歷史主義的闡釋路徑。即使是宋明理學和心學，融合佛道，多談“理”與“心”這樣的玄學概念，然而其對於經典的闡釋，仍然不能不基於對文辭的歷史意義的考察，其方法大致來講是一種歷史與哲學相結合的方法。而評點則不同，評點家重在發明“文理”，因此其詞句訓釋的重點不在通過歷史考證説明其原始意義，而是更加重視詞句在流傳使用過程中所積累的文化内涵，以及由此而獲得的審美意義。明清評點的文詞訓釋大量引用筆記、雜説、佛經、道經、詩詞、小説、戲劇等注疏家不屑一顧的文本；戲曲評點在注釋之時，還會堆砌詩詞，以表明戲詞之所從來，藉以幫助讀者體會戲曲之妙。這裏再以鄒聖脈編刻的金評《西厢記》爲例，略作説明。

《西厢記》第一本第三折《酬韻》末句爲：“再不向青瑣闥夢兒中尋，則去那碧桃花樹兒下等。”鄒注“青瑣闥”曰：

青瑣闥　孟康曰：“門以青畫户邊鏤中。”師古曰：“青瑣者，刻爲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門内曰闥。范彦龍詩：“攝官青瑣闥，遥望鳳凰池。”闥，音獺。(53)

此處先引用《漢書注》釋“青瑣”之義，而後引用范雲詩，最後並注“闥”之音。實則范雲詩並不能起到解釋詞語的作用，然而若是將戲詞與范詩兩相對讀，則會有不一樣的審美體驗。同時，范雲是南朝著名詩人，與沈約、謝眺等並稱爲“竟陵八友”，以范詩點明此戲詞之來歷，無疑具有一定的標榜之意。同樣的，鄒注“貝葉經”曰：

貝葉經　西域佛經多以貝葉書之，故經名貝葉。駱賓王詩：“貝葉傳金口。”柳宗元詩：“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54)

先解釋“貝葉經”之詞義，再引用駱賓王、柳宗元詩。鄒注“月輪高”曰：

王昌齡詩：“昨夜風聞露井梁，未央前殿月輪高。”(55)

此處並未説明詞句的意思，而是僅僅引用了王昌齡詩。可見小説戲曲評點的邏輯並非爲了追根溯源，而是爲了欣賞。因此，其分析的依據也不僅僅是歷史文本和歷史考據，而是更注重一套審美的概念，如《西厢記》第一本第四折《鬧齋》起首説到二月十五日作道場，鄒注辨其日期應爲三月十五：

道場日期，宜作“三月十五”……今諸本皆作“二月”，疑亦傳寫之誤，或後人據《會真記》之月日妄更之耳。不然，夫人初上場時，宜在二月上旬，何以便云“暮雲天氣”？雙文亦云“人值殘春”。聖歎疑此二調爲後人所添，置之勿論可也。然寺□在二月十六日，亦純寫殘春景象，何耶？豈以此景爲與愁人相稱歟？然愁人對前景，愈覺難堪，如《琵琶記》中秋望月一折，均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言言换悦，出于伯喈之口，字字淒涼，一座兩情，一情兩事，合悲歡于一幅，真有左畫員右畫方之況。今人賞其神妙，未嘗遷夫時景色以就之也。今《西厢》單寫雙文春閑，乃欲以便作季，即江郎不盡不應顛倒至此，況實甫乎？或又有以“二月春雷響殿角”之語，證其爲二月，又不覺爲之啞然。此乃比喻，若作即景語，無論于下文“侯門”等句神理索然，即本篇以月輪高起，月兒沉結，是日之無雷雨可知，又何得云“灑松梢嚮殿角”哉？(56)鄒注説，道場應爲三月十五日的原因，是戲詞中的“暮雲天氣”、“人值殘春”都是實寫暮春三月的景象，而非因劇中人之心態而强寫二月盛春爲三月殘春。鄒注並舉《琵琶記》爲例，説明同一景象，可以同時寫盡悲歡二情，如此方顯“神妙”，並推測以王實甫之才，不至於寫出那麽卑劣之筆。這裏判定的標準，是“神妙”與否，也就是文本的藝術手法是否高妙。之後，鄒注又稱“二月春雷響殿角”爲“比喻”，若看成是實寫，則不僅與情理不符，而且“神理索然”。這其實也是以“文理”來論文辭，以文學特性來確定文本之是非。

小説戲曲評點，致力於挖掘文中之審美内涵，引導讀者欣賞其“神妙”，乃至於爲文所感，以文本特徵來感發閲讀者心中之情，甚而達到教化人心的作用。《三國志演義》第四十二回回評曰：

讀書之樂，不大驚則不大喜，不大疑則不大快，不大急則不大慰。當子龍殺出重圍，人困馬乏之後，又遇文聘追來，是一急；而及見玄德之時，懷中阿斗不見聲息，是一疑；至翼德斷橋之後，玄德被曹操追至江邊，更無去路，又一急；及雲長旱路接應之後，忽見江上戰船攔路，不知是劉琦，又一驚；及劉琦同載之後，忽又見戰船攔路，不知是孔明，又一疑一急。令讀者眼中，如猛電之一去一來，怒濤之一起一落。不意尺幅之内，乃有如此之幻也。(57)

《三國志演義》的批評者在一回的最前面即指出，《三國志演義》的文本通過疑問、懸念、轉折等文本策略，刺激讀者生發大驚、大疑、大急等心情，甚至於産生“令讀者眼中，如猛電之一去一來，怒濤之一起一落”這樣一種比較極端的感官體驗，從而達到大喜、大快、大慰的閲讀效果。而這一切，批評者提醒讀者，都是在“尺幅之内”産生的，要領略這種由文本刺激産生的情感享受，只能是通過對文本進行細讀，在文字中間去揣摩和體會。馮夢龍在《古今小説序》中説：“試今説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泣，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58)馮氏稱小説感發人心的作用，比儒家經典還直接和深刻，這是對小説文本的意義和地位的肯定。而這一作用的實現，前提還是閲讀者要會讀。明清小説與戲曲的評點，書前一般都有《讀法》一章，引導讀者按照評點者所規劃的方式來閲讀；書中的圈點，以及有時只有“妙”、“妙妙”等字的批評，也都是在提醒讀者，此處文字應當注意。評點者儼然已是讀書專家，其評點也是這些讀書專家的思想和文學觀念的展現。或者可以説，評點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文本的意義——甚至文本本身——金聖歎即好改《水滸》文本，而聲稱自己所改乃是來自於一個並不存在的“古本”（ancient texts）(59)。從這個意義上講，評點與注疏有一個極大的共同點，即它們都是通過發表對於已有文本的闡釋而表達自己的政治、思想或文學主張，(60)這點與下文將要討論的批校則有極大的不同。

3．批校——閲讀反饋

批校，指的是讀者寫在所讀書籍之上的文字。批指批語，有眉批、旁批、夾批等；校則指校勘。狹義上來講，批校僅指讀者寫在書籍天頭地腳、旁行側裏的評論、校勘性文字，但是從古籍版本學的角度講，一般將有批校文字（包括題跋、批評、校語、題識等）的書籍統稱爲批校本，(61)本書即使用批校的廣義含義，即讀者手寫在書籍之上的所有文字。目前學界對於批校，特别是其中的校勘稍有利用，但對於批校文本的性質、特徵、流傳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文化等内容研究較少。

以批校作爲對象，對其進行較爲全面考察的研究著作，首先出現於西方。美國學者安·布萊爾（Ann Blair）曾在其《工具書的誕生》（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一書中討論過十六、十七世紀歐洲讀者的讀書筆記如何幫助自己與其他的讀者閲讀。在讀書筆記（包括一些批校）的基礎之上，很多工具書得以編纂，較爲“近代”的學術風格也逐漸形成。(62)讀書筆記最直接的用處就是幫助讀者閲讀、再讀和理解原文，大多數閲讀筆記都並非爲了出版以得名得利，而只是讀者閲讀的輔助，或者只是閲讀的副産品。有一些閲讀筆記，作者在創作之初即以將來出版爲目的，有明確的創作意圖，這可以視作注疏、評點的稿本。但大多數讀書筆記都並非如此，而是讀有所得，隨手記下閲讀時的所思所想，因而其内容零零碎碎而無一主題，包羅萬象。這一點，中西相同。而且，中西讀書筆記的書寫載體都有兩種形式：一者以别紙（包括獸皮紙以及現代定義的紙）書寫，即古人所謂摘鈔；一者直接書寫在所讀之書上，即本書所論之“批校”。

拉丁文中有marginale一詞，其複數形式爲marginalia，意指寫在書邊上的文字，也就是漢語中的“批校”。學者認爲，marginalia一詞在十九世紀早期進入英文，且包括書籍中所有讀者手寫的文字和符號，書寫位置不限於書邊，還可在書前、書後、原文的行間等等書中所有的空白之處。(63)美國學者海瑟·傑克森指出，批校的首要特性就是手寫在已經存在的文本之旁，如她所説：“在歷史上，批校的本質的和具有界定意義的特徵就是，它是一種回應性的文字，並且永遠地附著在已經存在的文本之旁。”(64)根據中西學者的研究可以總結出批校有四個基本特性：手寫；回應原文又不爲原文所限制；私人性；獨特性。依據這四個基本特性，可以對批校與注疏、評點作出有效的區分，現分别述之。

（1）在歐美學者的定義中，手寫是批校的一個最基本的屬性。手寫的批校，可以保證批校爲讀者讀書時的所思所想，是對於原文的某種閲讀反應，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現閲讀的過程與讀者的閲讀心態，具有稿本的性質。在中國明清時期，學者有傳抄前人批校的習慣，稱爲“過録”，過録前人批校之時，亦會修改所傳之批校，創作新的批校，補充新的内容，使得批校文本不斷增殖，其意義愈發豐富，功能愈發複雜，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學術文化，對明清以降之學術、文化、文本都有深刻的影響。本書第三、四兩章將討論批校的過録及清代的批校文化。

批校亦有被刊刻出版者，但都會經過擇録、删改和編輯，使得原始批校文本面目全非，而更爲接近注疏或評點的風格，不能全面展示讀者的閲讀過程與閲讀心態，甚而更多展現的是編輯出版者的意圖。(65)關於清代批校的刊刻出版，將在本書第五章詳述。

（2）批校的第二個基本特性就是回應性，但與注疏、評點不同，批校文本往往會溢出其所依附的正文，看似與其没有意義的直接關聯，亦即不被正文所限。訓釋、音義、校勘、章句、評論、引用對比等等與正文有關者一般是批校的主要部分，但批校也會包括更多其他信息：讀者有時會將正文中的麗詞佳句摘抄到書眉或頁腳，而不僅僅是圈點評論；會在書中空白處寫下自己的回憶或者其他非常個人化的經歷與感受，這些内容看起來與正文内容無關，卻是正文所激發；讀者還會在書眉練習書法，討論當時的天氣，繪製一些非文字的符號或圖畫；或是如一些歐洲中世紀抄本的書邊所載，讀經（或抄經）的僧侣也會在書中寫下對於在書旁撒尿的貓的詛咒——這些貓本來是專門養起來以備鼠患的。總之，從這些批校中可以發現，閲讀者與書的關係是很複雜的，他們會閲讀和思考其内容，也會以其他的方式“使用”這本書。

一般來講，注疏與評點都旨在與其正文及其作者建立某種對話：要麽嘗試找回並解釋最“準確”的文本，挖掘作者“創作之原意”，以使得文本按照某一特定的方式被理解；要麽補充或者“訂正”原文以澄清某種不合時宜的解釋。它們都是具有特定創作意圖，期望流傳以廣布的。與之相反，批校多數情況下並未有如此强烈而明晰的創作意圖，它們僅僅是讀者隨手所記，多數都是極爲個人化的意見，會比較激進、苛刻、模糊，甚至悖逆或者看起來無任何意義，並不適合公開發表，但可以展示一個别樣的閲讀的歷史。舉例來講，美國歷史學家安東尼·格拉夫敦曾研究過文藝復興時期法國學者比代（Guillaume Budé，1468—1540）寫在普林尼（Pliny）、維特魯威（Vitruvius）與荷馬（Homer）等人的著作上的批校，指出近代之前讀者對於文本與書籍的使用與今日有所區别。格拉夫敦説：

比代的案例説明……閲讀至少有兩個核心的目的，二者皆是實用性的，但都是我們所陌生的。第一種是記録性的，甚至是檔案性質的：學者們不僅與古聖先賢對話，利用古典傳統，而且將這個對話與利用的過程記録下來。他將所讀之書變成自己學術的紀念碑，就像自己所著之書一樣傑出且個人化。……在衆多事務之中，閲讀是他們自己、朋友與家族積累文化資本的雄心勃勃並且有力的方法。……比代同時也爲寫作而閲讀。他所掌握者，他皆可以引用與解釋；他所注釋者，他可以再加工。在早期近代的歐洲，閲讀——起碼是學習閲讀——意味著抄寫、搜索與分類。(66)

格拉夫敦此處所描述的近代之前的歐洲學者閲讀之時對所讀之文本進行分類、摘抄並記録下自己閲讀過程的做法，實則在中國明清時期也是學者讀書的普遍習慣。以清初學者何焯（號義門，1661—1722）爲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何焯批校之《後漢書》，中有何焯批校三千七百餘條，除校勘、史評史論之外，還有很多内容與《後漢書》之内容並無關係。這些批校，一部分可以展示何焯如何讀書與積累資料，一部分透露何焯如何利用《後漢書》之文字以創作詩句或對聯。如卷四十三，《後漢書》正文曰：

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67)

何焯在書眉寫到：“朱岑可對張充，岑有子，充有孫。”《後漢書》卷四十五《張酺傳》曰：“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注引《東觀漢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68)張酺曾從其祖父張充學經，而張充曾與光武帝同學。則朱岑與張充皆曾與光武同學，朱岑之子與張充之孫俱爲東漢名臣，因此何焯稱“朱岑可對張充”，是發現了歷史人物具有類似的命運，因此可以以其名作對。有時何焯會將做好的對句寫在書眉，如《後漢書》卷三十三《鄭弘傳》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没，妻子閉系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卷三十一《廉范傳》載廉范初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鄭弘與廉范皆因爲其師訟罪而顯名，何焯發現了二者之同，因此在《鄭弘傳》中頁眉處書：“廉范斂薛漢，鄭弘訟焦貺。”這種批校在北大本《後漢書》中並不鮮見。這些内容本與《後漢書》之史事無關，但確爲何焯讀書時所考慮之内容，可見古人閲讀時情況之多樣。

（3）前引格拉夫敦的論文還提到批校可以將一本普通的書變成獨特的、“承載了讀者作爲一個學者的社會地位與超凡技藝的、個人化的所有物”。(69)這就涉及到了批校的第三和第四個特性：私人性與獨特性。

私人性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較難討論。前述格拉夫敦提到了批校的私人性，而傑克森曾説：“如果‘私人性’意味著個人獨有的，那麽閲讀就不是一個私人的活動，而是一個社會化的經歷，而且事實上某一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任何讀者都與他人具有相同的典型性。”(70)傑克森並非完全將批校視爲社會性的和公開的，而是具有“半公開性”（semi-public），她説道：

在浪漫主義時期，没有批校是在完全私密的情境下寫就的。……批校多數情況下並非當時人們的私密的表達，而是一種半公開的記録。……這些記録是被設計出來以使用、展示和説服的；他們被引向他者，而非自身。它們並不提供通向讀者欣賞文本時的心態的直接路徑。(71)

這都是在强調看似極具私人化特性的批校，也有其公開性的特性。實則“私人性”——及其反面“公開性”——都是相對的概念，與日記、私人信件等相較，批校無疑更具有公開性，但與注疏、評點、著作等文本比較起來，批校則有更多私人化特徵。前文已經論及，注疏與評點皆有明確的作者意圖，以廣布爲務，注疏者與評點者往往會强調自己所用之原文及所傳之意義的權威性與準確性，以期順利將對於文本的闡釋導向特定的目的。但大多數批校並没有此類顧慮。在數量巨大的明清批校材料中，極爲私人化的，激進、苛刻、隨意的描述俯拾皆是，而在晚清民國時期，當一些批校被編輯出版之後，其中私人化的描述幾乎被删削殆盡，文本的整體意圖更爲凝練和集中，文本的整體意義也更爲單一，甚至單薄，换句話説，批校被改編成注疏或者評點類的文本，其文本性質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4）批校文本由於往往是作者所手寫，因此本身具有獨一無二的特性，而且它也可以使得所載的書籍變成獨一無二的。一般情況下，一個讀者只會在同一書的一部之中書寫同樣的批校一次，因此，載有批校的書籍對於讀者來説會具有獨特的意義。歷史學家周一良曾在一封信中説道：“一良藏書本區區不足道，唯其中多朝夕摩挲，手加批注者，是以輒念念不能忘耳”，“一良藏書無珍本，但經校讀批寫後，便覺戀戀如故人，不忍捨棄之矣”。(72)

由於其獨一無二的特性，批校本對於一些學者和藏家也會有獨特的意義，名家批校本更是藏書家追求和珍藏的對象。晚清學者龐鍾璐（字緼山，1822—1876）曾向翁同龢（字叔平，1830—1904）借得一部《三國志》，並持有其書兩年之久，因爲此書有其友人翁同書（字祖庚，1810—1865）的批校。此書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書中有大量佚名朱筆過録的何焯批校，墨筆爲翁同書批校，翁批多補正何批，且有題記載其閲讀的經歷。書後有龐鍾璐跋，跋文先介紹何批之始末，而後曰：

此本翁文勤得於壽春，及入獄猶以自隨，復加評勘，墨筆其手書也。公長於兩漢之學，嘗爲余言：“《三國志》出入漢、晉，必合二書並勘，乃見首尾。”今觀所評，貫串三史，兼能發明承祚苦心，使義門見之，必得首肯。歲丁卯冬，從公弟叔平祭酒假得，在案頭者二年，每一展閲，如見故人。今録副已畢，爰重裝而歸之。他日將公所評《兩漢》與此合刊，定與《讀書記》並傳也。同治九年庚午正月同里世侍生龐鍾璐附識。(73)

龐氏不僅讚譽翁氏學行，將翁批過録了副本，而且云“每一展閲，如見故人”，則是將對翁氏的思念寄託在了此書及其中的批校之上。

以上四點，是中西批校所共有之特性。中國明清時期的批校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性：校勘佔據極爲重要的地位。總體來講，有清一代之學術以考據學聞名，而其考據學又以文本校勘爲基礎，因此，校勘學在清代取得了長足發展。清儒講“書非校不能讀”，校勘是多數清代學者都會力行的學術實踐。清人校勘重版本，重視早期的宋元刻本，但對一些學者來講，即使是劣本，若其上有名家校語，也會價值倍增。比如，上海圖書藏有一部晚明坊刻本《後漢書》（索書號：綫善816534—73），在清人眼中並非善本，但是晚清民國時期藏書家章鈺（字式之，1864—1937）過録了多種清人批校，並親自校過之後，在書後題曰：“余之勤勤于是書也，不又爲天壤間增一善本乎？”清代學者所撰寫的校勘記、從現已亡佚的古本舊抄之上過録的大量異文，無疑是今日整理古籍的重要參考。

二、文本形態：載體與流傳

注疏、評點與批校不僅在文本性質上有巨大差異，而且在歷史上，三者的物質載體和流傳方式也有所區别，現分述之。

1．注疏——從口耳相傳到寫爲定本，從“各自爲書”到注疏合刻

前文已經提及，漢以前，經典的傳注主要是在師、弟之間口耳相傳，有師法，有家學，有派别。因爲“縑重而簡貴”，可以“書于竹帛”者，多爲經典文本本身，戰國秦漢時期，《春秋》三傳、《易傳》等文本被經典化，才能被書于竹帛。胡樸安説：西漢今文學的傳承，“各有家法，各本師説，遞相傳授，毫不雜亂。在政府之設立博士，雖兼而存之，在師弟之口耳相傳，則墨守一家之説。此今文家時代，雖有訓詁，而無需訓詁者”。(74)此處所言“無需訓詁”，實則應意爲“無需寫定之訓詁”，因爲訓釋字詞，疏解章句，已經在師、弟口耳相傳之時完成，無需别立文字。

經典傳注的大量寫爲定本，大約始於東漢，而盛於六朝。以《史記》、《漢書》的《儒林傳》等與《漢書·藝文志》對讀，就會發現，儒家經典的傳人遠遠多於寫爲定本的傳注。例如，以西漢以前今文《易》的傳播而論，依照《史》《漢》的《儒林傳》，可得以下傳播授受圖：

而《漢書·藝文志》載《易》僅“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75)項生、張禹、王吉等人，未聞有注書傳世。《隋書·經籍志》則載《易》“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自注曰：“通計亡書，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76)則寫定者數量大增。

六朝時期，經典傳注的寫爲定本，乃至於義疏的盛行，應該歸因于紙作爲廉價、輕便的書寫材料，開始大量推廣使用並逐步取代簡帛成爲主要的書寫材料。(77)然而即使是在六朝隋唐，經典的注疏可以非常容易地寫爲定本，經典文本本身與注，特别是疏合抄於一書的情況也並不常見。從現存六朝隋唐的寫本來看，此時期的寫本有經、注合抄的情況，但經、注、疏合抄則並未發現。(78)“疏”是在佛教格義的影響之下産生的新的注釋方式，一般既解釋經文亦解釋注文，但在其從出現到盛行的六朝隋唐時期，疏文並不與經、注同行。經典文本與注疏文本的大規模彙合——即儒家經典的“經注疏合刻”—發生在雕版印刷，特别是商業出版開始盛行，科舉考試成爲官員選拔主要途徑的南宋時代。雕版印刷爲書籍的大量生産提供了技術支持；由科舉考試帶來的經典文本的通俗化趨勢，則是經注疏合刻的市場要求。(79)總之，每一次書籍生産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變革，都會對注疏的生産和流傳方式産生影響。

雕版印刷普及之後，中國古籍的版式基本定型，而且繼承了寫本時代寫卷的版式特徵，只是較寫卷更爲標準化和固定化。從現存敦煌卷子等材料來看，寫本中經文和注文或使用大、小不同字號，從右向左，從上到下書寫，或有界欄，同一文本使用不同顔色抄寫的情況較爲少見（見圖1—2）。雕版印刷不易雕印長版，而以一定尺寸的長方形版片雕刻，印在書葉之上，書葉中經、注或使用大、小字號，文字下行，從右向左，從上到下書寫，與寫本版式類似。只是宋以後，册子裝（蝴蝶裝、包背裝等）通行，書葉爲便於對折而有版心，有魚尾等，是爲雕版版式之新特徵（見圖1—3）。

經注疏合刻的古籍，經文大字單行，注與疏多是小字雙行，在同一維度之下，以同樣的邏輯，依照同樣的版式編排。本來注疏“依經起義”，嚴肅的注疏都是注家思想的體現，注家的文本可以有不同的來源，注疏文本可以有不同的“層次”，但即使最後不能有確定的意見，注家秉承“多聞闕疑”的精神，羅列衆家意見，而這一羅列本身，也是注家意見的一種體現，而且注家本身其實往往對其羅列的説法有所偏向。因此，注疏文本是不同層次的文本“層累疊加”起來的，它是一種依時間軸縱向展開的文本，本身比較排斥各種意見的簡單横向並排。比如唐代所修《五經正義》，疏對於經文的闡釋建立在對漢魏古注的闡釋之上，不管經文與注文的關係多麽複雜乃至於齟齬，疏也要秉持“疏不破注”的原則，努力彌合各種矛盾，然後取得一個看起來圓融的解釋。不同人所作的注釋，層次不同，每一層文本都是相互獨立的，甚至可以從經文獨立出去。南宋以後，經、注、疏合刻，合刻的版本，每一段經文之後，先注後疏，注是第一層注解，疏是第二層，層次分明。清人編有《校勘記》之後，《校勘記》就是第三層闡釋性文本，南昌府學刻本《十三經注疏》在每卷卷末列《校勘記》，有注有疏有《校勘記》，層次井然。不僅儒家經典如此，一些重要的史、子文本也都遵循此種模式。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編撰的《史記會注考證》參考彙集了極爲豐富的《史記》注釋材料，但彙集各家説法之後，仍然有瀧川氏自己的考證，每一條《會注》加上《考證》，都可以看成一篇小論文，有證據、有結論。(80)

南宋科舉考試發展、科舉士子的增加，爲科舉類書籍以及與此相關的書籍拓展了很大的市場空間。無良書商爲了射利，會爲所刻之書增加各種賣點，其中一種，便是彙集多種注疏合刻於一書之内。比如，南宋慶元黄善夫刻本《史記》，就是將南朝裴駰的《集解》、唐司馬貞的《索隱》和唐張守節的《正義》三種注釋合刻於一書。合刻之時，書商對三家注解進行了簡單的編輯，對《正義》進行了大量的删削，而且，三家注所依據的底本其實都不完全相同，應該算是將三本原先各自獨立的注書强行合刻到了一起。這是一種商業行爲，並非某一個注家的注疏作品，因此與一般的注疏書籍稍有不同，但其形式還是仿照一般的注疏，將三家注釋依次排列於正文之後（見圖1—4）。這反映了政治與商業對於書籍版式、注疏流傳方式的影響；商業出版對於評點的影響也至爲深刻，此即下節之内容。

2．評點：書籍版式的豐富化

商業行爲對於經典文本的改造並不讓人滿意，因此後人批評不斷。但是商業行爲對於詩文，特别是小説和戲劇評點的介入，卻産生出了非常有意義的效果。

評點重視文法，但是詞句訓釋也佔了一部分内容，因此，其文本也有縱向的“層累疊加”的特徵。但是，不同批評的横向排列卻是更爲引人注目的現象。這種現象的産生，當然與評點文本的性質有關。首先，一般來講，評點不能與所評之文本“各自成書”。評點重在分析文章的結構、脈絡、修辭等，本身就是討論文本本身，脱離了原文的評點將會毫無著落。試想，如果單獨摘出“妙”、“妙妙”，讀者該如何理解其意義？其次，不同評點家的評點之間互相排斥的情況較少。評點本質上來講是欣賞文本，而非求得歷史之真或者哲學之理，因此給闡釋者的空間更大，不同闡釋者之間的矛盾也没有那麽劍拔弩張。同一文本，既可以從這個角度欣賞，也可以從那個角度理解，各種闡釋相互參看，不但很少齟齬，很多時候反倒會産生更加豐富的審美體驗。所以，詩文、小説和戲曲的評點，非常樂意將各家評點排列刊刻。—如果插圖也算一種闡釋的話，則明清小説戲曲的插圖也與評點並列刊刻，非常積極地參與進了小説戲曲意義場域的構建(81)—此時，出版者非但不會消弭各個評點的界綫，反倒用各種出版策略將其區分開來。在詩文評點、科舉、類書、小説、戲曲等通俗文本大盛的晚明時期，書籍的出版由很多亦文人、亦商人，或者説以出版業爲生的文人進行。他們一方面讀書、懂書，一方面編書、刻書、售書。因此，他們不但對於商業操作並不排斥，反而熟諳其中道理，並且嘗試了多種策略以收録各類評點而有效地將其區分開來，從而大大豐富了中國古籍的版式樣貌。(82)

出版者最常用的的策略之一就是分欄（registers）。比如前面提到的鄒聖脈所刻金聖歎評點《西厢記》，其正文文本分了上下兩欄，下欄佔據整個版面的五分之四，單行大字是《西厢記》的正文，單行中字是金聖歎的批評，少量雙行小字是王斲山等人的評點。上欄佔據整個版面的五分之一，是鄒聖脈的評注（見圖1—5）。不僅鄒聖脈的評注與金聖歎等人的評點被區分開來，金聖歎的評點也與王斲山等人的評點以文字大小區别了開來。

若是將插圖也看作一種對於文本的闡釋的話，元明清小説戲曲文本中常見的“上圖下文”，其實也是一種兩欄結構（圖1—6）。

上文提到的保定蓮池書院藏晚明刻本《毛詩振雅》書葉亦分爲三欄，且爲朱墨套印本（見圖1—7）。彩色套印也是一種有效的將不同評點家的意見區分開來的辦法。王重民稱彩色套印技術是在明末起源於徽州，其出現即是由文學評點促成的，(83)這個結論已爲學術界普遍接受。—現存更早的彩色印本有元至元六年（1340）中興路資福寺朱墨套印本《無聞和尚金剛經注》（現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但明代中期以前套印並未通行，僅零星可見。—王重民又稱在寫本時代，經書傳、注等的抄寫已經有了用不同顔色加以區分的需求，(84)這個看法則仍需商榷。在寫本時代，將注與疏分别用不同顔色來書寫的情況的確偶有發生，然而注疏旨在傳義，注家應該力求做到注與經，以及注疏的内部都是趨於圓融統一的，分别經、注、疏的要求並不强烈。而評點則不同。評點類書籍，許多評點家本就好用各種不同的顔色來表達不同的意義，這類評點要刊刻出版之時，出版者就迫切需要將其區分開來；特别是坊刻評點類書籍，由於利潤驅使，既想合刻多家評點，又不能强行將各家評點混同，想要將其區分開來。因此，在技術和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使用不同的顔色來區分，不僅清楚明白，而且較分欄要美觀優雅許多。前文已述，評點重在探討“文理”，指導閲讀者欣賞文本，因此，商家必定對文本的視覺形態也有所重視，插圖、彩色套印等自然也會成爲出版商使用的營銷策略。晚明著名出版家閔齊伋在其所刻《春秋左傳》的凡例中説道：

舊刻凡有批評圈點者，俱就原版墨印，藝林厭之。今另刻一版，經傳用墨，批評以朱，校讎不啻三五，而錢刀之靡，非所計矣。置之帳中，當無不心賞。其初學課業，無取批評，則有墨本在。(85)

此書的經和傳用的是墨刻，批評爲朱刻，經傳與批評的文本地位有顯著的差别。初學者可以“無取批評”，也就是説批評只是一種引導，不在對經文和注疏的闡釋中佔有多麽重要地位。這些顔色奪目的批評，更重要的是具有便人“心賞”之功能（見圖1—8）。

明清的商業出版中，套印、插圖與分欄也會結合起來使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明刻朱墨套印評點本《詩經》，即是此類評點本的一個典型。此書又題爲《新刻顧鄰初太史硃批詩經》，卷首有《毛詩正變指南圖》，包括《作詩世次》、《十五國風地理圖》、《公劉相陰陽圖》、《四詩傳授圖》等各類圖表，其葉面隨圖表而有多種面貌；正文部分的葉面多數平分爲上下兩欄，前半部分上欄是《詩經金丹彙考》，下欄是《詩經難字》；後半部分下欄爲朱熹《詩集傳》，上欄是明代出版家顧起元的評語（見圖1—9）。全書可謂圖文並茂、版式多樣、内容豐富、色彩奪目，不僅對於年輕士子，即使對於一般市民來講也足具吸引力。

3、批校：丹黄溢目

批校是閲讀者讀書有得，隨手記録的，因此，可以想到，其文本所在的位置具有無比巨大的自由度，很多經過多個讀者讀過並批過的書籍，其上往往充滿了各種顔色的批校，清人一般稱其“丹黄溢目”，直觀地反映了批校本的視覺特徵。

批校何時開始出現？目前還難以有確定的答案。現有的材料表明，春秋戰國時期的一些簡書之上存在一些非文字的符號，但難以知悉這些符號是讀者所作還是抄寫者所爲。(86)敦煌卷子中也有一些類似於標點符號的標記，但同樣難以確定是否讀者所作。(87)《三國志注》引《魏略》，載三國時期董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别異”。(88)若此朱墨别異是寫在《左傳》書中的話，則董遇就是迄今可知最早的撰寫批校之人，且其批校以朱、墨雙色書寫。史料載，宋人有於書中作校改、圈點者，其中一些爲丹、黄等色。(89)但宋人批校未見留存。晚明以後，批校才大量出現，晚明清代之批校爲今日古籍批校之主體，也是本書討論的主要對象。清代批校大盛，其創作、過録、流傳、刊刻等皆爲清代學者習見的學術實踐，也是當時學術、思想領域最流行的文化現象。它不僅反映了清人讀書治學的特徵，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清代的文本、閲讀、學術乃至文化面貌。

批校爲讀書時隨手而寫，因此其在書中的位置非常自由，或在天頭地腳，或在字裏行間，或在書前卷后，或在浮簽夾葉，甚至會在書衣、函套之上。一些古籍遞經流傳，讀者衆多，若有多位讀者曾留下批校的話，不同讀者往往會使用不同的顔色以示區别。批校最通用的顔色爲朱、墨二色，有朱批者、墨批者，有朱墨批校者；藍、黄、緑、紫等色也較爲常見，有朱墨藍三色批校者，有朱墨藍黄四色批校者等等（見圖1—10、1—11）。清人往往稱其“朱墨燦然”、“丹黄溢目”，並非誇張之言。

不同位置書寫的批校有時會有所差别，這一點，傑克森曾有所討論，她説：

在位置上與原文最爲接近的筆記是行間的注記，這種注記傳統上與原文一一對應，翻譯、界定或是總結原文，有協助讀者閲讀之功用。……但是，同一頁中，書邊之上的記號和評注要麽表達對於原文的支持或是反對的意見，要麽提供補充性的他書材料，如文學性的互文性材料或是額外的證據。書後的索引僅從原文中提取讀者想要回看的段落；書前或書後的總評表達確屬讀者的而非作者的意見。(90)

中國明清批校本的情況與之略有不同，其原因一是中西書籍形制有别，二是學術習慣不同。西方書籍，從公元四世紀開始以獸皮爲紙所製作的册子本的比例就逐漸增大，中世紀之後，册子本一統天下，延續至今，雖期間略有改進，但大體形制未有太多變化。(91)依此，西方傳統書頁之版式亦與現代書籍類似，每頁有上邊、下邊、左或右邊三個書邊；而其左右邊往往更爲寬大，是書寫批語的主要位置。中國書籍之裝幀，自晚明之後以綫裝和包背裝爲主流，書葉版心在外，没有左右邊，只能在上書邊和下書邊書寫，上書邊稱“天頭”或“書眉”，下書邊稱“地腳”，有時天頭數倍於地腳。因此，較長的批語——甚至題跋等——往往都寫在天頭，而地腳多寫較爲簡短之校勘文字。西方經典多由希伯來文、希臘文等古文字譯成，訓釋、疏解較多轉譯之問題；中國古代經典雖無轉譯問題，但流傳既久，文字脱譌嚴重，因此多校勘之問題，書葉之地腳、行間有非常豐富的校勘材料，天頭亦有對於校勘之討論。

校勘之問題有時關乎文本的版式，因此清人批校中亦多有勾稽行款者。比如，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何焯批校本明末毛氏汲古閣所刻《唐人選唐詩》八種二十三卷（索書號：綫善839789—96），包括《御覽詩》一卷、《篋中集》一卷、《國秀集》三卷、《河嶽英靈集》三卷、《中興間氣集》二卷、《搜玉小集》一卷、《極玄集》二卷和《才調集》十卷。何焯可能得見多種宋本或舊抄本，因此對於毛氏刻本中與之不合者即有所批改，如《極玄集》毛氏刻本爲八行行十九字，目録葉每行僅一個人名，並録收詩數目。目録葉天頭有何批曰：“抄本十行行十六字，每行四人名，不載幾首。”並對目録頁進行了圈改（見圖1—12）。

有時，讀者亦會對書籍之抬頭等版式特徵發表意見。例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圖書館古籍特藏部（Rare Book and Special Collections）藏有一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刻本《黔書》，中有佚名批校，其内容多與正文内容無關，而幾乎全在討論文本版式，且以抬頭爲主。如卷上第一葉之後半葉，頁眉有批語：“‘朝’另行頂格寫。”（見圖1—13）第二葉後半葉頁眉批曰：“‘聖天子’另行頂格。”後皆類此，都是對文中未抬頭處而發，似乎是要重刻，新的編刻者所做的改版標記。

由於其文本性質和文本特徵較爲特殊，批校的流傳方式也與注疏和評點有異。在晚明清代以及民國時期，批校主要以三種方式流傳：其一是隨其所在的書籍流傳，其讀者是書籍的收藏者或個别有幸得以寓目者；二是從一書過録到多書，進而在一個或幾個學術圈子之内流傳；三是被删削、編輯並刊刻出版，讀者群體得以擴大，但其文本性質也隨著編輯整理而發生相應的變化。

批校的隨書流傳，其實是具有獨特性的古籍之流傳。批校爲讀者手寫，具有私人性和獨特性，會使得所批之書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因此，每一部含有批校的古籍都應該被視爲善本。從書籍史和閲讀史的角度來看，一部書是在何種環境下由何人雕版印刷，其特徵如何，如何流傳，讀者爲誰，如何被閲讀，對該讀者有何種影響，該讀者的批校又對後代讀者有何種影響等等，這一系列的問題都可以從書中的批校中找到回答的綫索。(92)特别是一些含有名家批校的古籍，古人一般稱其爲“某某閲本”、“某某批本”、“某某所讀之本”，並對其珍愛有加，是因爲此類古籍不僅有大量的學術資料，還有與此批校的名家相關的個人資料，一些書還會因其書法、印鑒等而具有藝術價值。可以説，批校增加了古籍的學術價值、藝術價值和文物價值。

批校的過録是清代學術文化中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學術實踐。清學向來有“樸學”之稱，以考據聞名，學者們好學深思，手不釋卷，大部分學者都有批校傳世，而且很多學者都曾過録過前人的批校。對他們來講，過録前人批校，既可積累學術資料，臨摹前輩書法，又是學習和修身的過程。因此，清代很多批校都有多種過録本傳世，很多名家批校又遞經名家過録，批語、校文、題跋等層次極爲複雜；最初之批校、過録之批校、過録者之商榷等又形成極爲多樣的學術對話，這是我們研究清代學術不可略過的重要内容。

與過録相比，批校的刊刻出現和流行相對較晚，清代中葉開始才有一些批校被擇録刊刻，晚清民國時期有很多校勘記被整理出版，反映了批校文化對於文本、學術和閲讀文化的影響。關於此，本書第五章將詳細討論。

三、小結

注疏、評點與批校是三種不同性質的闡釋性文本。注疏旨在通過訓釋字詞、疏解章句、闡發文義以講明注釋者所理解的正文之意義與作者“著作之本意”。由於早期文本的構成比較複雜，意義往往不甚明朗，因此注疏很早就出現，以“傳”、“記”、“箋”、“訓”、“故”等爲名，“依經起義”，主要通過口頭的方式流傳，成爲授受經典的必要組成部分。後代注疏也被用於史、子、集部典籍，但其文本性質和注釋方式並未發生大的變化，仍然以發明文義爲要。注疏雖是依正文而生的次生性文本，但其以發明文義爲要，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並不必須在形體上附麗於正文，故而經史正文與注、疏的彙合抄寫與刊刻經歷了一個非常長期的過程，而且經、注、疏合刻的完成，有賴于科舉考試的普及與商業出版的發展。

評點是南宋時期在科舉考試的刺激之下産生的一種新的文本闡釋方式，最初主要爲科舉士子指示“門徑”而設，通過分析文章之語言、結構、修辭等來提供作文的“法式”。但由於其便於“論文”和“品藻”，故而“深得文理”，可以從文本特性中發掘文學特性，因此，在元明時期逐漸被用于一般的詩詞、小説、戲曲，甚至於一些文質兼美的經史文本，成爲不同於注疏的一種新的闡釋方式。而且，論文和品藻喜從多個角度切入，更易於兼容並包，出版者往往藉助分欄、插圖、套印等方式彙集多家意見。在商業出版的介入下，評點大大地豐富了中國古籍的版式。

批校指的是讀者在所讀書籍空白處書寫的文字和繪製的符號，一般包括批評、校勘、題跋以及各類圖表、標點符號等，内容龐雜而豐富。批校是讀者的閲讀反映，相較於注疏和評點來講，包含更多極具讀者私人化特色的元素，其本身及其所在的書籍都是具有獨特價值的文獻。批校爲讀書時隨手而寫，其在書中的位置非常自由，或在天頭地腳，或在字裏行間，或在書前卷后，或在浮簽夾葉、書衣、函套之上；同一書中不同讀者的批校會用不同的顔色或字體、大小以示區别。讀書時創作批校、過録前人批校是多數清代學者都會進行的學術行爲，是當時學術、思想領域最流行的文化現象。它不僅反映了清人讀書治學的特徵，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清代的文本、閲讀、學術乃至文化面貌。

本書對於注疏、評點和批校的討論，採用了“文本性質”與“文本形態度”兩個分析角度。文本性質，主要指文本的内容與特徵；文本形態，主要指文本的載體與流傳方式。以闡釋性文本來講，前者包括文本與正文的關係、闡釋的方式與角度、闡釋者的意圖及所達到的效果等；後者包括次生文本與正文的空間關係、在書籍中的位置、視覺特徵、流傳方式等等。每一種文本都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與文化環境之下産生的，有其特定的創作者、流傳者、與之對話的早期文本、關注的問題、意欲闡明和傳播的思想、情感和意識，也會産生特定的社會文化影響。比如，古代經典的注疏和校勘即是注者在一定的政教意圖之下與經典文本的對話，即所謂“依經起義”、“六經注我”，在很大程度上闡發的是注者自己的思想，懂得了這一點，在利用古人的注疏和校勘之時，就不會犯以注律經、或是武斷地以後人之校勘修改往古之經文的缺點，而是認識到特定時期的經文、注疏，都反映的是這一時代的文本面貌與閲讀歷史。不同的文本皆有其個性，不能一概而論。從文本性質與文本形態兩個角度來分析文本，可以區别不同之文本，深化對於各類文本的認識，是使用文本之前必須先行討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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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熱奈特的“副文本”理論，參看Gérard Genette，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trans. Jane E. Lew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Gérard Genette，“The Proustian Paratext，” in SubStance: a Review of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17.2（1988）：63．熱奈特的“副文本”理論更加偏向於文學批評領域，主要是站在當代讀者的角度來討論原文之外的一切文本和符號對於我們閲讀的影響。而本書則除了討論闡釋性文本對於後人閲讀的影響之外，更要試圖進入歷史的語境中，認識這些闡釋性文本的作者和編輯者本身。

(2)　見Daniel K. Gardner，“Confucian Commentary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2（May 1998）：397—422；Kai-wing Chow，“Paratext：Commentaries，Ideology，and Politics，” in Publishing，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p. 149—188；Martin W. Huang，“Author（ity）and Read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Xiaoshuo Commentary，”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16（1994）：41—67；David Rolston，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Fiction Commentary: Reading and 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見Mark Edward Lewis，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pp. 57—69.

(4)　見Daniel K. Gardner，“Confucian Commentary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2（May 1998）：397—422．關於中國注疏的特性，又可參見John B. Henderson，Scripture，Canon and Commentary: 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William G. Boltz，“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 i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Martin Kern，e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50—78；Daniel Boyarin，Intertextuality and the Reading of Midrash，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5)　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三《傳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48頁。

(6)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01—1784頁。

(7)　許慎撰，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卷八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77頁上。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3030頁。後文凡引此兩書，皆不再出注。

(8)　《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卷五，第68頁。

(9)　《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卷十三，第262頁。

(10)　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三《傳記》，第248頁。

(11)　《禮記注疏》卷五十《經解》，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第845頁。

(12)　《史記》卷九《吕太后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399頁。

(13)　《爾雅注疏》卷一，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第4頁上。

(14)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1708頁。又參見《毛詩注疏》卷一《關雎》，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第11頁上。

(15)　《後漢書》卷二十八上《桓譚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955頁。

(16)　《後漢書》卷三十六《張楷傳》，第1243頁；卷三十五《鄭玄傳》，第1212頁。

(17)　見《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910頁；卷三十三《經籍志二》，第953、982、984頁。

(18)　見《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一》，第933頁；卷三十三《經籍志二》，第953頁。

(19)　見《隋書》卷三十二至三十五《經籍志》，第903—1104頁。

(20)　《儀禮注疏》卷一，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第3頁上。

(21)　見陸宗達、王寧：《訓詁與訓詁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7頁。

(22)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中國語文》，1963年第3期，第233頁。

(23)　皮錫瑞：《經學歷史》，香港：中華書局，1961年，第136頁。

(24)　胡樸安：《中國訓詁學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第3頁。

(25)　《禮記注疏》卷四十《雜記上》，第713頁下。喬秀巖：《義疏學衰亡史論》，臺北：萬卷樓，2013年，第177頁。亦可參考華喆：《禮是鄭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

(26)　見喬秀巖：《義疏學衰亡史論》，第171—176頁。

(27)　見Kai-wing Chow，“Paratext：Commentaries，Ideology，and Politics，” pp. 149—188；Thomas Wilson，Genealogy of the Way: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s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p. 47—59；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時代的傳刻爲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28)　關於清代考據學的思想與義理，參見林慶彰、張壽安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臺北：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濱口富士雄：《清代考據學の思想史的研究》，東京：圖書刊行會，1994年；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第二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關於儒家文本的不同的闡釋傳統，參見前引亨德森、黄衛總等人的著作，又見John Makeham，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9)　見Lewis，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30)　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三《史注》，第237頁。

(31)　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三《傳記》，第248頁。

(32)　倪其心：《校勘學大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79—85頁。

(33)　參見倪其心：《“不校校之”與“有所不改”》，《校勘學大綱》，第307—308頁。

(34)　關於段、顧之争，見倪其心：《“不校校之”與“有所不改”》，《校勘學大綱》，第307—316頁。

(35)　余嘉錫：《目録學發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41頁。

(36)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41頁。

(37)　見周啓榮，“Paratext：Commentaries，Ideology，and Politics，” pp. 149—188.

(38)　劉勰：《文心雕龍》卷一《原道》，見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3頁。

(39)　劉勰：《文心雕龍》卷一《宗經》，見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第21頁。

(40)　《梁書》卷五十《劉勰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712頁。

(41)　章學誠撰，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卷一《宗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頁。

(42)　見《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一八七，第1689頁；姚珤：《崇古文訣原序》，見樓昉編《崇古文訣》，《四庫全書》本；王守仁：《文章軌範序》，見謝枋得編《文章軌範》，《四庫全書》本。

(43)　參見林崗：《明清小説評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4—57頁；吴承學：《現存評點第一書——論〈古文關鍵〉的編選、評點及其影響》，《文學遺産》，2003年第4期，第72—84頁。

(44)　《毛詩振雅》卷一，保定蓮池書院藏晚明刊朱墨套印本，葉19b—20a。

(45)　林崗：《明清小説評點》，第92頁。

(46)　章學誠撰，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第13頁。

(47)　參見Huang，“Author（ity）and Read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Xiaoshuo Commentary，” p. 51.

(48)　施耐庵著，金聖歎評點：《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頁。

(49)　有趣的是，明清也有對於儒家經典和《史記》的評點，但到底與經史注疏旨歸不同，而其實是一種對於文章的評點，因此，章學誠指責此類評點皆是“論文”、“品藻”，因而在目録中不應被歸入經、史，而應附於文史評之下。見章學誠撰，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第13頁。

(50)　《樓外樓訂正妥注第六才子書》卷二，葉5a—5b，新西蘭奥克蘭大學圖書館特藏室（University of Auckland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藏清前期鄒聖脈刻本。

(51)　Huang，“Author（ity）and Read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Xiaoshuo Commentary，”pp. 50—51.

(52)　蘇源熙，“The Age of Attribution：Or，How the ‘Honglou meng’ Finally Acquired an Author，”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Vol. 25（2003）：119—132.

(53)　《樓外樓訂正妥注第六才子書》卷一，葉32b。

(54)　《樓外樓訂正妥注第六才子書》卷一，葉34a。

(55)　《樓外樓訂正妥注第六才子書》卷一，葉34a。

(56)　《樓外樓訂正妥注第六才子書》卷一，葉34b—35b。

(57)　羅貫中著，毛宗崗評：《三國志演義》，香港：商務印書館，1974年，卷七，第25頁。

(58)　馮夢龍：《古今小説敘》，見馮夢龍編，許政揚校注：《古今小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敘》第1—2頁。

(59)　參見Rolston，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Fiction Commentary，p. 4.

(60)　參見Huang，“Author（ity）and Read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Xiaoshuo Commentary，” p. 53.

(61)　參見韋力：《批校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3年，第3頁；陳先行等編：《中國古籍稿鈔校本圖録（校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

(62)　Ann Blair，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pp. 62—116.

(63)　Jackson，Marginalia，pp. 7，13.

(64)　Jackson，Marginalia，p. 81．相關討論和意見又見Sherman，Used Books；Grafton，“Is the History of Reading a Marginal Enterprise？”Monique Hulvey，“Not So Marginal：Manuscript Annotations in the Folger Incunabula，”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92（1998）：159—176.

(65)　相關討論參見Raymond Clemens and Timothy Graham，Introduction to Manuscript Studi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pp. 35—48，181—191.

(66)　Grafton，“Is the History of Reading a Marginal Enterprise？” pp. 155—156.

(67)　本章中《後漢書》之引文及何焯批校若不特别注明，則來自於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本，索書號：LSB/7288，下同。

(68)　《後漢書》卷四十五《張酺傳》，第1528—1529頁。

(69)　Grafton，“Is the History of Reading a Marginal Enterprise？” pp. 147—148.

(70)　Jackson，Marginalia，p. 256.

(71)　Heather Jackson，“Marginal Frivolities，” in Owners，Annotators and the Signs of Reading，Robin Myers et al. eds. New Castle，DE：Oak Knoll；London：British Library，2005，p. 145.

(72)　周一良：《周一良全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0卷，第17、20頁。

(73)　見《三國志》書末，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SB06068。

(74)　胡樸安：《中國訓詁學史》，第3頁。

(75)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1703—1704頁。按：《史記》、《漢書》所記經書授受並不完整，而《漢書·藝文志》所載典籍亦不完整，此處只做大概的估計。

(76)　《隋書》卷三十二《經籍一》，第912頁。

(77)　參見錢存訓（Tsien Tsuen-Hsuin），Paper and Printing. Vol. 5，part I 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edited by Joseph Needh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pp. 23—84；Tsien Tsuen-Hsuin，Written on Bamboo&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 Inscriptions，second e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pp. 145—152.

(78)　見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頁。

(79)　見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228—402頁；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時代的傳刻爲中心》，第1—16、38—122頁。

(80)　參見瀧川資言考證，楊海峥點校：《史記會注考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81)　關於插圖與文本的互動關係，參見何予明（Yuming He），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pp. 142—150；何谷理（Robert Hegel），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pp.312—326.

(82)　參見賈晉珠（Lucille Chia），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Fujian（11th—17th Centur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83)　王重民：《套版印刷法起源於徽州説》，見氏著《冷廬文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9—92頁。

(84)　王重民：《套版印刷法起源於徽州説》，第70—72頁。

(85)　閔齊伋：《閔氏家刻分次春秋左傳凡例》，見《春秋左傳》，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刻朱墨套印本。

(86)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121—122頁。

(87)　吴承學：《評點之興：文學評點的形成與南宋的詩文評點》，《文學評論》，1995年第1期，第24—33頁；李正宇：《敦煌遺書中的標點符號》，《文史知識》，1988年第8期，第98—101頁。

(88)　《三國志》卷十三，《鍾繇華歆王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420頁。

(89)　吴承學：《評點之興：文學評點的形成與南宋的詩文評點》，第326—327頁。

(90)　Jackson，Marginalia，p. 49.

(91)　見羅伯茨（Colin H. Roberts）、斯基特（T. C. Skeat）著，高峰楓譯：《册子本起源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92)　關於書籍與信息流傳的研究，參見美國學者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的“交流迴路”（communication circuit）、法國學者羅傑·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闡釋迴路”（interpretation circuit）等研究的模型，見Robert Darnton，“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i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Norton, 1990，pp. 107—135；Roger Chartier，“Texts，Printing，Reading，” i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ed. Lynn Hu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pp. 15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