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胸怀壮志

李鸿章在李文安诸子中，排行第二，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因为自幼受社会环境的熏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少年时期的李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途径登上仕途，出人头地。他的启蒙教育，是由严父兼良师李文安进行的。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六岁的李鸿章开始在父亲开设的家馆棣华书屋中学习。

一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当李文安到费氏墨庄就馆时，十二岁的李鸿章也陪同前往攻读。先拜堂伯父李仿仙为师，后和合肥名士徐子苓学习八股，攻读经史，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功底。

李鸿章天资聪颖，加上良师督导，在义理、经济之学和制艺技巧方面进步较快。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考中秀才，岁试时曾被滋园学使拔取第一。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年届二十的李鸿章，长得身躯颀长，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他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百感交集，诗兴泉涌，于是有《二十自述》七言律诗之作，下录两首：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

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救人酬。

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

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竞何为。

这是《二十自述》诗中具有代表性的两首，作者孤芳自赏、受宠若惊和追逐功名而仕途蹉跎的悲喜交集的心境，跃然纸上。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已经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的李文安，收到喜报异常兴奋，立即发函催促李鸿章入京，准备参加来年顺天府的乡试。李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途中作《入都》诗十首，以抒发胸怀，为世所传诵。最著名的一首诗是：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

遥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这首诗气势磅礴，壮志凌云。李鸿章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其人还未进京师，他的诗已经传扬开来。时人都说李文安的二少爷有志向，将来一定能有大作为。

二

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踌躇满志的李鸿章走进北闱考场。三场过后，名列榜中，成了举人，是顺天府五十年内秋闱最年轻的得中者。李鸿章顿感前途一片光明。一榜后，李鸿章更加勤奋用功，精心准备着明年的会试大考。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说到就到了。李鸿章手提考篮，昂首阔步迈进考棚，平心静气便写起来。这是李鸿章首次参加会试，感觉和乡试没什么两样。三场过后，李鸿章累得头昏眼花，像被人抽了筋骨。等到了发榜日期，李鸿章同父亲早早便来看榜，哪知从头看到尾，也不见李鸿章三个字，显然没有考中。父子二人没精打采回到府邸，李鸿章更是一头栽倒，整整睡了一天。

李鸿章心里清楚，世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这次会试落第，说明自己用功尚浅，八股文章还不到家。要想下次会试考中，他除了自己加倍用功外，还要有名师指导。

当时的北京城，学习气氛很浓，出现了很多知名的学问大家。太常寺卿唐鉴，以及倭仁、吴廷栋、何桂珍、曾国藩等人，研习程朱理学，在京师最显。其中曾国藩和李文安系进士同年，李文安朝考之后授官刑部，曾国藩则被钦点翰林。李文安做官虽早，此时仅是正五品刑部郎中，曾国藩授官虽晚，不仅官居正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而且还出任过一届四川乡试正考官。

经过反复比对，李文安决定让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按曾国藩年谱记载：“合肥李公鸿章，本年家子也。中甲辰科举人，是年入都会试，受业公门。公大器重之。”

当时，曾国藩学问纯粹，声名日隆，很受一些京官的拥戴。在他门下受业的弟子也很多。李鸿章此后就吃住在曾府，和其他举人一起，读书写字，讲究制艺，跟着曾国藩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受益匪浅。这期间，李鸿章视曾国藩如父，两人情同父子。

转眼到了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已经二十五岁的李鸿章，经过充分准备，第二次走进了会试考场。三场之后榜上有名，马上到正大光明殿复试；不仅考在一等，殿试也顺利进入二甲，位列十三名，钦赐进士及第；等到殿试，更是锦上添花，竟然被钦点成翰林院庶吉士。李鸿章时年仅二十有五，是大清国三十年内春闱最年轻的得中者。

是科同年有不少是曾门弟子，李鸿章感叹道：“诸好友均高中，曾夫子门下可谓盛矣。”曾国藩在丁未科进士中，对李鸿章、郭嵩焘、帅远、陈鼐四人非常器重。他致函李瀚章说：“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帅逸斋、陈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

三

在翰林院学习期间，李鸿章在父亲的引领下，拜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而他的恩师曾国藩，此时以不可思议的升官速度，在年初就成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位列卿贰。内阁学士本是从二品，但兼了礼部侍郎后，就变成正二品了。曾国藩等于九年七迁，升了十级。许多京官能够如此高看李鸿章，与曾国藩有很大关系。李鸿章三年后散馆，赏七品顶戴，实授翰林院编修。尽管成了京官，李鸿章仍然常去曾府聆听恩师教导。

中进士、做翰林，是李鸿章“少年科第”的顶峰，在仕途上“一路扶摇”的起点。

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才之地，掌管朝廷制诏、文史修撰一类工作。“翰林官七品，甚卑，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按清制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能入阁为大学士，死后乃得谥文。“故论者终以翰林为清品云。”

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起，李鸿章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做翰林、纂修等，比较清闲，又能接触宫内藏书。李鸿章利用职务之便，潜心经史，曾写成《通鉴》一书，并以亲身体会谆谆教导兄弟、子侄。

李鸿章不仅着意经史，而且喜好艺文。他认为“文墨能定人生天寿”，关乎人的寿命长短。“盖长于新奇藻丽，短于含蓄雍容，以之取科第则有余，享天年则不足。”他反对雕章琢句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赞赏以委曲婉转、平易流畅的文体，宣扬纲常伦理、孔孟程朱之道的唐宋八家和桐城派古文。他把两者比喻为“出水芙蓉”和“苍松翠柏”。他说：“出水芙蓉，光华夺目，曾几何时，无复当初颜色。苍松翠柏，视似平常，而百年不谢也。”

他特别推崇唐代古文大家韩愈的《论佛骨表》和北宋古文大家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他曾致函其弟说：“余平生最喜读者，为韩愈《论佛骨表》，取其气盛也。三弟可常常阅之……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言之非常庸快，余亦常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