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巧仗在上海立足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官驾崩,年仅六岁的咸丰子载淳承袭大统,随后又发生了“祺祥政变”,太平天国抓住大清国新旧交替这一有利时机,调集重兵猛扑上海,竟连破松江、太仓诸州郡,上海陷入重兵包围之中,岌岌可危。

恰在这时,李鸿章率领四营淮勇来到安庆。

为了增强淮勇的战斗力,曾国藩亲自对张树声、刘铭传等营官进行考察,并亲自订立营制营规。考虑到这支队伍兵力太单薄,不能独当一面,曾国藩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就有: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后来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十四个营的建制。每营正勇五百零五人,长夫一百八十人,共六百八十五人,和湘军的建制一样。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十八万两,雇英国商船七艘,将淮军分批由水路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十三营约九千人。

淮军乘船进入上海,这对于岌岌可危的上海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事,而对于李鸿章,也是一次施展抱负的良机。

上海的舞台真的属于这个年轻的淮军统帅吗?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三月二十日,九千名淮勇全部到达上海。江苏巡抚薛焕闻听之下,急忙带着大小官员赶到淮军的营地。他一下轿,当时就蒙了。眼前的这支队伍,芒鞋短衣,布帕包头,脸呈菜色,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再看他们手里的武器,也是参差不齐,有的是火枪,有的是砍刀,还有两个肩头扛着的分明就是劈柴用的斧头。薛焕先是叹息,叹息之后就是老大的失望。他弄不清楚,两江总督曾国藩打发这样一支队伍过来,不知是来保上海,还是来吃上海。

当时上海有个洋枪队,统领是华尔,头戴钢盔,一身戎装,脚穿高筒大马靴,腰里别着短火枪,肩头斜挎着一把指挥刀,在李鸿章面前显得格外精神。

李鸿章打发粮台去巡抚衙门领饷粮,藩台不仅不给,还说,还没打仗,先要吃的,没有!粮台好说歹说,总算领到了一半。

李鸿章知道人家这是瞧不起他,便把营官们都叫到一起,说:第一仗如果打不好,我们马上滚出上海,别等人撵。看薛抚台和华尔的表情,是瞧不起我们。

虽有重兵九千,却被人看成是乌合之众。一边是刚刚成军、武器装备都不如人的淮军,另一边却是骁勇善战、武器精良的太平军,江苏巡抚薛焕从开始的大喜,转变为后来的不屑。为了能在上海立足,李鸿章务必首战告捷。

淮军进入上海

第二天,风云突变,更大的战火逼近上海。先是洋枪队在收复奉贤的南桥镇时,遇到太平军拼死的抵抗,洋枪队代理统领提督衔的法国人卜罗德中枪死于阵前,致使洋枪队不得不仓皇撤回上海。同日夜,太平军调集重兵急扑太仓,并很快占领;太仓知府李庆琛及五千守军俱被杀死,无一幸免。太平军马不停蹄逼近上海,想趁李鸿章立足未稳之时攻破上海,以分天京压力。

薛焕紧急召见李鸿章,说:上海能否保住,就看你的了。

李鸿章人少,不敢和太平军硬拼,只能打巧仗。他让人虚扎了好几个营盘,旌旗招展,就是为了消耗太平军的弹药。

太平军大队人马到了以后,每见到营盘便用火炮轰毁,竟一连轰毁三座;当李鸿章一部所盘扎的第四座营盘出现在眼前时,太平军已无火炮弹子,只能靠人力夺营。

李鸿章率淮勇趁势杀出。这一仗,淮勇不仅大胜,且收复太仓城一座。

曾国藩收到捷报,连夜上折奏请薛焕只负责办理南洋通商事宜,保举李鸿章接署江苏巡抚。朝廷下旨照准。接到圣旨,薛焕气得直抽自己嘴巴。只此一仗,李鸿章在上海便站稳了脚跟。

当时的大清国共设十八行省,计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在十八行省的巡抚当中,四十岁的李鸿章,无疑是最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