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北伐军到了林山县

1926年11月25日，林山县大雪飘飘，北伐军冒着满天飞雪打过来了。北伐军攻占了林山县城，这是陈明然团长的队伍。

当了北伐军的大舅和二舅都回来了。

那天，大舅带着二舅回到野民岭。大舅和二舅都穿着军装，二舅还挎着盒子枪，还带了几个卫兵。兄弟二人都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从林山县回到野民岭，一路上神气极了。沿路的村民都被惊呆了，山民们拥在道边探头观看，有认出二舅的禁不住喊一声：“古家的老大和老二回来了！”至今，野民岭都有人传说那时大舅当了司令，二舅当了副司令。其实，大舅那时在陈明然的队伍里当党代表。二舅在陈明然团长手下当营长。

蔫了几年的姥爷一下子兴奋起来了，自恃有大舅、二舅给他撑腰，姥爷吵吵嚷嚷要找余大头、曹为仁报仇。但姥爷只是兴奋了几天，便开始骂街了。因为我大舅回来并不是为姥爷报仇的。

大舅先在林山县成立了农会，然后又回到野民岭组织农会。大舅带头分姥爷的田，并让在林山县师范学堂读书的二姨、三舅、四舅、五舅去各村组织农会。三舅在古家庄农会当了赤卫队长。后来，三舅又到了林山县城，领导全县的农会，当了县农会的主席。

姥爷气得要吐血，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喝酒、骂人，姥姥像耗子见猫一样躲他。后来，姥爷突然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

又过了些日子，林山县的农会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曹为仁被曹家集的农会抓起来砍了。余大头和曹太生带人逃进了马耳山，躲了起来。

又过了些日子，陈明然和大舅带队伍走了，去了省城。但是大舅在省城呆的时间不长，便又去了上海。

二舅带着一个营，留守在了林山县城。

大舅去省城的前一天，请二舅、三舅吃了一顿饭。

“二弟、三弟，林山县的革命靠你们了。”大舅看着二舅，三舅，一向稳稳的目光中流露出忧郁，他似乎耽心着什么。

“请大哥放心！”二舅不动声色地说。

“大哥多多保重！”三舅硬声说。此时，三舅已是林山县农会赤卫队总队长。林山县党史记载，我三舅古志河此时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舅微微点头，目光却是沉甸甸的。

第二天，大舅似乎很放心地走了。但后来四舅回忆说，那天大舅离开林山县的时候，四舅也跟着二舅、三舅去送别。大舅竟有好几回停住坐骑，回过头来，好像有什么事情放不下似的。四舅看到大舅的目光中有一层雾气。

大舅走后不久，二舅根据陈明然的命令，扩充了队伍，当了团长。

又过了些日子，野民岭便发生了那件记入历史的惨案。

惨案发生的季节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野民岭的山山沟沟又色彩鲜艳起来。草儿绿绿的，花儿红红的。路边的水青冈，叶子已经又肥又大了。

那天的中午，野民岭一片躁动，山道上来了许多骑马的士兵。人们看到了我姥爷。失踪了几个月的姥爷突然回来了，他骑着高头大马，身后骑马的是二舅，再后面，就是黑压压的军队。姥爷一路走，一路嘿嘿地冷笑，笑得极吓人。他不时挥动鞭子抽打着路旁的野草，野草和野花被他的鞭子抽打得惊慌地乱飞。姥爷似乎发泄着什么。

人们这才恍然，姥爷这些日子一直躲在二舅那里。

那天晚上，野民岭的枪声像炒豆子，整整响了一夜。二舅的军队疯了似的在各村搜杀着农会干部。妈妈说，那天晚上她钻进被窝里，蒙着头，差一点儿就被吓死。

四舅说那天晚上，他被姥姥藏在了地窖里，没被姥爷逮走。

五舅被捉去了。他只在农会呆了几天。那年，五舅才13岁，参加农会纯粹是玩。但姥爷却不想放过他。姥爷劈头给了他几个耳光，把刀举起来，要清理门户。五舅吓得直哭，二舅忙给姥爷跪下，替五舅说情。姥爷叹了口气，一脚把五舅踢翻，算是饶过了他。后来五舅就跟着二舅当了兵。

三舅和二姨都跑了。妈妈说，可能是姥姥派更夫古昌（古旺的弟弟）给他们送了信。不然，那天晚上他们也会被捉去，而且第二天姥爷肯定会杀掉他们。妈妈又说，也可能那天三舅和二姨不在村里，三舅已是林山县委书记了，当时县委在南岭于家庄办公。三舅应该在南岭。这件事，一直纠缠到“文革”，三舅和二姨被说成了叛徒，理由之一就是那天为什么他俩会漏网，没有被姥爷砍掉。“文革”后，A省党史办的同志对这件事进行了认真查证，查证结果，那天我二姨根本不在林山县，她在那次惨案的一个月前就已调A省农会工作。她理所当然不在现场。至于三舅，那天晚上的确不知为何漏网了。妈妈讲的理由似乎成立。无论怎样，三舅一定有他不在野民岭的原因，否则，他是绝不会跑掉的。姥爷也不会让他跑掉的。

第二天早上，姥爷主持杀人活动。

杀人刑场就设在野民岭西崖的坡下，各村被捉去的农会干部和赤卫队员全都五花大绑着，三百多号人，走成两队，许多人身上、脸上淌着血，像牲口一样被驱赶到坡下，被士兵们一一按倒跪下，十几个威武雄壮的士兵，赤着上身，提着鬼头刀，站在这群死囚的身后。

刑场四面的坡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姥爷和二舅站在坡东边一张搭起的台子上。他们身旁，站着十几个扬眉吐气的各村的乡绅。

翻腾着紫红色的朝霞半掩在长满山毛榉的山峦后边，胆怯地向刑场上投射出万紫千红的光芒。

姥爷很威风地把手一挥，那十几个当兵的便开砍，血雾立时在阵阵惨叫声中漫天飞扬起来。随后，姥爷大概是看得手痒，就跳下台子，大步流星走到坡下，从一个士兵手里夺过一把大刀，也跟着砍，整整砍了半个时辰，那坡下的石头都浸红了。砍完最后一个，姥爷扔下已经被砍缺了口的大刀，接过一个士兵递过来的一条汗巾，揩一把头上的汗水，仰天大笑。

这一天，姥爷的确杀人太多了，他的的确确从一个乡间恶霸突变成了一个血债累累的老反革命。

1980年，妈妈的一个远房堂兄来省城看病，在我家住下。妈妈叫我陪老汉喝酒。老汉喝到半醉，伸头让我看，他后脖上有一道大疤。老汉笑道：“你姥爷砍的，亲手砍的。算我命大，没死，天黑才爬出来。我是惟一死里逃生的。”

那伤疤年深日久，暗红。

我忙笑笑，代替姥爷向他道歉。

他嘿嘿一笑：“你姥爷真是一条汉子，一口气砍了五十多个，最后一个砍的是我，真行！可惜他那把刀钝了。”他的神色十分骄傲，透出一种崇拜，极真诚，并有一种姥爷没能砍死他的遗憾。

我惶惑了。

去年我又回林山县采访，想找他聊聊当时刑场的细节，不料，他已经死了。我碰到了他儿子。他儿子是林山县的商业局长，挺能聊，谈到他父亲，他苦笑着说：“按说我爸也是三十年代的党员，可他竟没立场。他始终认为村里这几十年中的第一个硬汉是你姥爷，你说可笑不可笑。”

那场屠杀之后，姥爷在古家庄重新组建了乡团，二舅并把曹家集、斜坡村、刘家岭、李家寨、太子崖等十几个村的乡团重新建起来，统归姥爷指挥。

可以想象，那时姥爷是相当威风的。

那一日，余大头和曹太生从马耳山上跑下来，向姥爷投降。一见到我姥爷，俩人都跪下了，表示从今以后听命于姥爷。

倘若按照我姥爷的脾气，当下就宰了他俩，但那天姥爷采纳了二舅的建议，大度地饶过了余大头和曹太生，并请他们喝“同心酒”，这俩人感激不尽，喝罢酒，各自回村领导自己村的乡团。姥爷命令他们去打张五魁，余大头和曹太生便卖力地去剿太子崖。

张五魁被剿得无处躲藏，便向余大头、曹太生投了降。

张五魁的表弟郭克武、郭克城兄弟二人竟不降，带着几个人突围跑了，竟再无消息。后来，林山县便传郭克武兄弟二人被砍了头。到了1940年，人们得知保州市抗战的一个国民党副军长叫郭克武时，才知道那个跟日本人血战的郭克武，就是当年张五魁的表弟郭克武。前几年，我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有关郭克武的一篇回忆录，文章说他从野民岭逃走之后，后来跑到关外，重新拉起了杆子，在打家劫舍的活动中，被国民党的一支部队追剿，后来就招安了，招安后屡屡立功，后升任国民党56军副军长，在1940年的保州市抗战中殉国，死后被追认上将军衔。

张五魁被余大头和曹太生的手下押来见我姥爷。

张五魁给我姥爷跪下了。

姥爷嘿嘿冷笑了几声，让人把张五魁推出去砍掉。

张五魁连忙磕头求饶。

姥爷还是让人把张五魁拉出去砍掉。

张五魁看到求生无望，便不再求饶，从地上爬起来大骂姥爷，刽子手过来掌他的嘴巴，张五魁被打得满嘴淌血，还是破口大骂不止。

姥爷并不动怒，只是冷笑。

张五魁被砍在了野民岭东坡的崖头上。

砍了张五魁，姥爷便派人去捉余大头和曹太生。姥爷当然也不会放过他们的。姥爷当然记死了当年曹为仁和余大头攻打古家庄的仇恨。然而余大头和曹太生却不见了。姥爷派人去找，才知道余大头和曹太生已经跑出林山县了。这两个人当然心如明镜，他们若不跑，张五魁的下场自然也就是他们的下场了。

姥爷恨得直跺脚。

余大头跑了之后，姥爷让余大头的本家兄弟余庆西当了斜坡村的民团队长。

根据林山县县志记载，余大头后来跑到保州市经人介绍参加了青风会。后来余大头竟做了青风会的帮主，余大头接手后，使这个组织发展到了山西、内蒙等地。青风会专门受雇于人，杀人越货。1940年，国民党某师副师长郑国英死在了青风会手里。在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抗战的年代，青风会还这样谋杀抗战将领，的确是一个反动组织。解放后，青风会被消灭。余大头改名换姓逃到广州被抓获，1952年被镇压。此是后话。

我姥爷砍张五魁那天晚上，夜稠黑稠黑的。

三舅回来了。他站在野民岭西崖的坡下，那血腥气仍然没有散尽，扑得他头疼欲裂。站了一刻，三舅扑通跪下，重重磕了几个头，然后抬起身走了。他去了太子崖村，他召集各村幸免于屠杀的农会干部秘密开会。大个子赵铁锨一见面便抱住我三舅，孩子一样咧开嘴哭起来：“志河兄弟，你爹他砍了我们300口子人呵！”

三舅的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一张脸在油灯下变得十分狰狞。他拉赵铁锨坐下：“铁锨哥，我爹欠了血债，他一定要还。别哭，泪蛋子报不了仇。”

赵铁锨收住泪：“志河兄弟，你要给乡亲们做主！”

赵铁锨家族是太子崖村的大姓。赵姓那年共一百多口人。那次惨案，赵姓被我姥爷消灭了二十多口人。又过了十年，日本人扛着太阳旗进了太子崖村，太子崖村将近一半人被围在村西坡下，日本人用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杀掉了，其中包括赵姓男女老幼103口人。赵姓只留下了赵富一条根。赵富是赵铁锨的二儿子，那年15岁，正巧那天去曹家集串亲未归，侥幸逃生。赵富就此参加了林山县抗日游击队，后来编入了八路军正规部队，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文革”那年有人来野民岭调查赵富家的成分，人们才知道赵铁锨的二儿子还活着，并且当了“走资派”。前几年，我得到了他的音讯，他已离休。他离休前是青海省某个小县城的民政局副局长。他儿子出差到北京，拐到A省找过四舅，说赵富离休后身体不好，有严重的哮喘。因青海天气太冷，想回林山县城落户。林山县委答复说：欢迎老干部回来，但没有住房，需要青海那边拨房款，因为林山县干休所的房子都是各单位集资建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好解决。偏偏赵富所在的那个小县城挺穷，没钱给离休干部易地建房。于是赵富想回林山县成了难题。他儿子挺委屈地对我四舅说：“我爸也算是抗日战争的老干部了，老了老了，想回家都回不了。”说完，又替他父亲感到窝囊，说：“我爸吃亏就吃在没文化上，不然，那种资格也不至于混到这种地步。副科级，专管结婚、离婚登记的民政局副局长。啧！”我当时听了很替赵富抱不平。不料四舅却漠然，淡淡地劝赵富的儿子，到A省老干部局走访一下有关这方面的政策。赵富的儿子便走了。我猜想他当时心里一定对我四舅很失望。赵富的儿子叫赵什么？我只记得他是个县农业局长，正科级，职务比他父亲高半格。

三舅那天夜里把会开到了蒙蒙亮。散会后，又派人去曹家集、斜坡村、刘家岭等村子里去联络农会和农民赤卫队的干部。

那天夜里，山里刮起了大风，大风吼叫着，漫山遍岭地疯跑，像哭，十分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