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 在斯万夫人身旁

母亲听说要请德·诺布瓦先生来吃晚饭，不禁为戈达尔教授还在旅行途中，而她自己又跟斯万断绝了往来感到遗憾，否则初次莅临舍下的前大使阁下想必会对这两位先生很有兴趣。父亲回答说，像戈达尔这样体面的客人、有名的学者，请他作陪绝无不妥之处，可是斯万一向喜欢炫耀，在社交圈有一丁点儿的关系也要到处张扬。对于这种装腔作势的俗人，德·诺布瓦侯爵想必会觉得，按他的说法，腻味。父亲的回答需要解释几句，有人也许还记得当初的戈达尔颇为平庸，而斯万在社交礼仪上的谦恭和审慎，堪称娴雅至极。但他们可能有所不知，这位小斯万，这位骑师俱乐部的斯万、我们家的旧友，后来又添了一重（看来未必是最后一重）身份，那就是奥黛特的丈夫。为了迁就妻子卑微的名利欲，他把自己既有的天性、想望、能耐，无不尽力调整到一种新的状态，一种和那位伴侣合拍的、水平远低于从前的状态。因而他的表现和以前判若两人。既然是和妻子一起在新结识的人们中间开始新的生活（他仍旧和自己的朋友单独往来，只要人家不主动要求，他一般不把奥黛特介绍给他们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用以衡量这些新相识身份的标准，或者说衡量他接待他们时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愉悦程度的对照基准，当然不是婚前社交圈里的精英，而是奥黛特早先的那批熟人。可是，即便你知道了他想结交的是些举止并不优雅的官员，部里举办舞会的花瓶、心智未必健全的女性，当你听说至今还挺有风度地把特威克纳姆或白金汉宫的请柬悄悄藏在衣袋里的斯万，居然为部长办公室某位副主任的夫人回访斯万夫人而大喜过望，你恐怕还是会大吃一惊的。

有人也许会说，斯万当初的优雅洒脱，在他其实只是名利心的一种比较隐晦的表现形式，所以我家的这位老朋友就像某些犹太人一样，会在自己的举动中渐次演示这个种族所经历的各种生存状态：从没有心计的附庸风雅到毫无遮拦的粗鲁鄙俗，直到无可挑剔的彬彬有礼。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在一般意义上适用于整个人类的那个原因，还在于我们的修养并不是自由自在的、随意游动的东西，我们没法让它一直保持无拘无束的状态；它最终会和我们认为应让它有所体现的种种举止联系起来，由于这种联系过于紧密，一旦出现看似不同的其他场合，我们就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意识不到我们的修养也应当体现在那些场合。斯万周旋于新交之间，忙得不亦乐乎，而且提起他们时颇为自得，这很像那些谦虚、慷慨的大艺术家，他们倘若晚年醉心于烹饪或园艺，就会对别人称赞他们烧菜或拾掇花坛的恭维话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心满意足，听不得一点批评——这样的批评如果针对的是他们的杰作，他们反倒处之泰然；要不然就是白送人家一幅油画毫不在意，玩多米诺骨牌却输不起四十枚苏，使性子发脾气。

至于戈达尔教授，我们在较远的后文中还会花不少篇幅提到他，那是在女主人[1]位于拉斯普利埃尔城堡的府上。目前有关他，只要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可以了。对于斯万，我们不妨说他的变化是让人吃惊的，因为我在香榭丽舍见到吉尔贝特的父亲那会儿，这个变化已经发生，我却一点儿也没看出来——不过，他当时没和我说话，就是要显摆那些政界朋友也没法显摆呀（说实话，即便他那么做了，我也未必看得出他的名利心很重。年深日久对一个人形成的看法，足以障蔽我们的耳目；拿我母亲来说，她有个侄女抹口红，有三年之久她视而不见，仿佛那口红全都悄悄地溶解在一种液体里了；后来有一天，也不知是口红抹得太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出现了所谓过饱和的现象；原先看不见的口红，一下子凝结起来，母亲突然发现了眼前这浓艳的颜色，就跟在贡布雷时一样，大声说这简直是丢人现眼，并从此跟这个侄女几乎断绝了一切往来）。可是对于戈达尔，情况正相反。其一，他看着斯万初进韦尔迪兰府的那段时光，已经相当遥远；随着岁月的流逝，荣誉和头衔接踵而至。其二，一个人尽管没有文化修养，爱玩愚蠢的文字游戏，照样可以赋有文化修养所无法取代的特殊才能，比如军事统帅或医学圣手。在同行眼中，戈达尔绝非单凭资历熬成欧洲名医的平庸之辈。年青一代中的佼佼者说得斩钉截铁——至少在若干年内不会变；但凡时髦的东西都诞生于变化的需要，因而时髦的想法早晚也得变——他们一旦患病，唯有戈达尔是自己能以性命相托的名医。当然平时他们更愿意跟那些温文尔雅、有艺术气质的主任医生交往，谈谈尼采和瓦格纳。

戈达尔夫人在家里举办晚会，招待丈夫的同事和学生，指望他有朝一日能当上医学院院长。有人在客厅演奏音乐时，戈达尔先生通常不愿洗耳恭听，宁肯到隔壁的小客厅去打牌。不过，他的目光和诊断之敏捷、深邃和准确，可谓有口皆碑。其三，从戈达尔教授和我父亲这样的人谈话的态度，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人生进入中年以后，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尽管常常还是，但未必一定就是年轻时性格的增补或缩减；它有时候会和当初的性格截然不同，完全倒个过儿。戈达尔年轻时那种迟疑不决的神情，那种过分羞怯或亲热的举止，曾使他备受讥嘲，唯有宠爱他的韦尔迪兰夫妇家是个例外。后来也不知是哪位好心的朋友帮了他，劝他要让自己的神情看上去冷若冰霜。而地位一变，要做出凛然的态度就更容易了。在韦尔迪兰府上，他会本能地重又变成他自己，此外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轻易不开金口，一旦开口，用的是不容置辩的口气，而且总忘不了说些让人不快的事情。他的这种新的处世态度，对病家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他们以前没有见过他，根本无从比较，一旦得知他并非一个生性粗鲁的人，反而会感到惊讶呢。他尽力使自己对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即便在医院当班时抛出几个谐音文字游戏，把所有的人，从主任大夫到见习医生，都逗笑了，他也照样绷着脸，剃掉了胡子和唇髭而变得让人认不出的脸上，没有一丝肌肉动一动。

最后还得说一下这位德·诺布瓦侯爵是谁。他曾在战前出任全权公使，在五月十六日危机期间出任大使，但令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此后他又不止一次被激进派内阁委以重任，代表法兰西政府执行特殊使命——诸如出任埃及债务稽查专员，他表现出处理金融事务的卓越才干，在任内做出重要贡献；这样一个激进派内阁，持保守立场的人士通常会拒绝为之效力，而以德·诺布瓦先生的经历、观点和社会关系，按说他也不该得到这个内阁的信任。然而这些激进派的内阁部长似乎意识到，这样的任命足以表示事关法兰西民族最高利益时，他们胸襟的坦荡，非一般政客所能及，《论坛报》称他们为股肱之臣，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总之，一个贵族姓氏所具有的威望，一次出人意料的遴选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足以让他们从中得益。他们也知道，请德·诺布瓦先生出山绝无后患，完全不必担心他会在政治上有二心，侯爵的出身不但无须戒备，反可看作一种担保。在这一点上，共和派政府没有看错。这首先是因为，一个贵族从小把自己的姓氏看作任何力量都无法褫夺的一种固有优势（与他地位相仿或出身门第更高的人，对这一优势的价值都有相当准确的认识），知道自己无须像诸多布尔乔亚那般，汲汲于发表见解不俗的高论、结交观念正统的人士而落得徒劳无功的结局，他明白那并不会为自己增添半点光彩。另一方面，他又生怕被身份高于自己的亲王或公爵家族看轻，知道唯有在自己的姓氏上增添它所没有的东西，才不至于被他们小觑，而且倘若现在就和他们平起平坐的话，有了这些东西他就高他们一头了：那便是政治上的影响、文学或艺术上的声誉，以及巨大的资产。布尔乔亚乐滋滋想要攀附的过气小贵族也好，一位亲王不会因此心存感激的华而不实的友情也好，他一概懒得去耗费精力，他把自己的精力慷慨地用于帮他谋得使馆职位或竞选赞助的政客（即便他们是共济会成员），用于帮他在不同领域中脱颖而出的艺术家或学者，用于所有能够助他一臂之力，让他赢得新名声或富裕婚姻的人。

不过就德·诺布瓦先生而言，长期的外交官生涯造就了他身上那种消极、保守、因循守旧的所谓政府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为所有政府所共有，尤其是政府下属使馆所共有的办事作风。德·诺布瓦先生积多年职业生涯之经验，对反对派那些多少带有某种革命性、再怎么说也是不适当的手段，充满厌恶、恐惧和鄙视。在市井平民和上层社会里都有一些见识浅薄的人，所谓人以群分在他们看来只是说说而已，而对大部分人来说，让他们相互靠拢的并非观点的一致，而是精神上的契合。一位气质和勒古维[2]相近、应该是古典主义信徒的院士，会由衷地为马克西姆·杜冈或梅茨耶尔对维克多·雨果的颂词鼓掌，却宁愿冷落克洛岱尔对布瓦洛的褒扬。凭着对民族主义的共同信仰，巴雷斯足以赢得选民的支持（他们想必并不很了解他和乔治·贝里先生有什么不同），却无法拉近他和法兰西学院同仁之间的距离，那些同仁和他政见一致，但气质不同，所以宁愿抛下他去为政敌里博和德沙内尔先生捧场，而这两位先生又让铁杆的保皇党人感到比莫拉斯和莱翁·都德更靠近自己，尽管那二位也希望王朝复辟。德·诺布瓦先生说话不多，不仅仅是出于谨慎持重的职业习惯，也是由于每个字词在他眼里自有它的分量，自有它微妙的含义，像他这样的人，为使两国修好花费的十年心血，也就不过——在一篇演讲或一份备忘录中——归纳、体现为一个形容词而已，而在这个貌似平常的形容词中，他们却看到了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幻。因此，德·诺布瓦先生在外交委员会里素以冷峻著称。而在这个委员会开会时，他总跟我父亲并肩而坐，大家祝贺父亲居然赢得了这位前任大使的友谊。而对于这份友谊，第一个感到吃惊的就是父亲。因为他生性不太随和，平日里除了几个要好朋友以外，不大有人爱和他交往，对此他一向是爽爽快快承认的。他感到大使先生主动接近自己，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每个人对别人的好恶都基于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因人而异，即便一个人智力出众，情感细腻，你照样可以不放在眼里，照样可以不喜欢他，另一个人口没遮拦、嘻嘻哈哈，在大多数人眼里显得无聊、浅薄，你却说不定对他大为欣赏。“德·诺布瓦又请我吃饭了；真是怪事。大家都很惊讶，因为他平时在委员会里跟谁都没有私交。我知道他准是又要对我讲一八七〇年战争那些让人激动的往事了。”父亲知道，德·诺布瓦先生也许是唯一提请皇帝陛下关注普鲁士的军备扩张和战争企图的人，俾斯麦曾对他的才智倍加赞许。而且最近，在歌剧院为迪奥多兹国王举行的盛大晚会上，报界人士注意到国王陛下和他交谈了很长时间。“我得打听一下，国王陛下的这次来访是否当真意义重大，”父亲这样对我们说，他向来对外交事务很感兴趣，“我知道诺布瓦平时是个守口如瓶的老头，可他跟我无话不谈。”

至于母亲，也许大使先生并没有她最欣赏的那种才智。不妨这么说，德·诺布瓦先生的谈吐集了一种职业、一个阶层、一个时代——对这种职业、这个阶层而言，这个时代很可能永远不会完全终结——所特有的老式词语之大成，我有时很后悔没把听到他说的那些话原原本本记下来。否则我就可以有一套现成的旧语汇，就像王宫剧院的那个演员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出一顶顶帽子，人家问他这些令人惊奇的帽子是从哪儿找来的，他回答说：“帽子不用去找。我一直藏着呢。”总之，我觉得母亲认为德·诺布瓦先生有些过时，这并不是说他的举止有令她不快之处，而仅仅是指他的言辞——甚至不包括观念，因为德·诺布瓦先生的观念还是很时尚的——并不使她觉得有趣。不过在她看来，既然他对自己丈夫表现出极为难得的情谊，那么在丈夫面前称赞这位外交官，就是体贴丈夫，有意让他高兴了。她对父亲推崇德·诺布瓦先生给予肯定，进而鼓励他对自己也做出较高的评价。她觉得这样做就是尽到使丈夫生活愉快的本分，正如她用心操持家务，让菜肴精美可口、仆人悄没声儿一样。她不会对我父亲说谎，所以她尽力让自己学会看大使先生的优点，以便能真心实意地赞扬他。再说，她自然也感受到了他那谦谦君子的风度，稍稍过时的礼节（考究到近乎刻板，比如他正挺直高大的身躯走在路上，一看见我母亲乘马车经过，会赶紧把刚点着的雪茄扔得远远的，抬起帽子向她致意），极有分寸的言谈——尽量少谈自己，时时想到说些能让对方高兴的话，而他回信之迅速及时，更是出乎她的意料。往往我父亲刚把一封信寄出，回信就来了。父亲看着信封上德·诺布瓦先生的笔迹，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莫非两封信碰巧错过了：简直就像邮局专门为他增设了收费很贵的开箱时间。母亲赞叹他尽管那么忙依然见信即复，尽管交游广阔依然谦和有礼，她没想到这些尽管正是没被注意的因为，其实（就像老人的年事之高、国王的平易近人、外省人的博闻强识使人惊讶一样），德·诺布瓦先生处理事务果断干练，作复来信井井有条，社交场上风度怡人，对待我们殷勤有加，这些都是习惯使然。何况，母亲正如所有过于自谦的人，错就错在总把与自己有关的事置于他人之下，也就是置于其他事情之外。她觉着父亲的这位朋友每天要写许多信，还能如此迅速地给我们回信，着实令人赞佩。她把他给我们的回信放在那么多信件之外，没看到这仅仅是其中的一封；同样她也没考虑到，来我们家吃晚饭，在德·诺布瓦先生只是社交生活众多活动中的一项而已：大使先生在外交生涯中已经惯于把饭局看作公务的一部分，展示优雅风度在他也早就习惯成自然，硬要他在上我们家吃晚饭时放弃这种习惯，未免就过分了。

德·诺布瓦先生第一次来家里吃晚饭的那年，我还常去香榭丽舍公园玩耍，这次晚餐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就在那天下午，我终于获准去看拉贝玛日场演出的《菲德尔》[3]，还因为和德·诺布瓦先生的谈话使我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意识到，有关吉尔贝特·斯万和她父母的一切在我心中唤醒的情感，跟这一家庭在其他任何人心中激起的情感有多大的不同。

眼看新年假期临近，而吉尔贝特事先告诉过我，假期里我不能见她，我的情绪变得非常低落。母亲大概看到了我无精打采的样子，想让我解解闷，就对我说：“如果你仍然那么心心念念要去看拉贝玛的戏，我想你父亲也许会答允的：可以让外婆带你去呀。”

父亲会答允，是因为德·诺布瓦先生对他说过，应该让我去看拉贝玛的演出，对一个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值得珍藏的回忆。父亲在这以前一直反对我在他所谓无聊的事情（这一说法使外婆大为愤慨）上去浪费时间，去冒生病的危险，但听了德·诺布瓦先生的话以后，大使推荐的戏剧在他眼里俨然就成了事业取得辉煌成功的秘诀之一。外婆向来认为看拉贝玛的演出对我很有好处，但是为了我的健康，她忍痛割爱舍弃这些好处，自己也做出重大牺牲，现在得知单凭德·诺布瓦先生的一句话，我的健康就变得可以忽略了，她不由得大为吃惊。她信奉唯理论，医生嘱咐我多呼吸新鲜空气，每天早睡，在她看来这就是金科玉律，我要违犯它们让她着实不安。她伤心地说我父亲：“您太轻率了。”父亲气呼呼地回答：“怎么，现在是您不肯让他去！这未免太过分了吧，一直唠叨说这对他有好处的不就是您吗？”

德·诺布瓦先生帮我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改变了父亲的观点。父亲一直想要我当外交官，而我一想到有一天要被派到外国的首都去当大使，吉尔贝特却不会在那儿，就受不了——即使在派遣出国之前还能在外交部待一阵子。我本来可能重温文学的旧梦，把当初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时放弃的计划再拾起来。可是父亲一向反对我以写作为业，他认为这根本称不上职业，远非外交官的前途可比，直到有一天听了德·诺布瓦先生的话才断然改变观点。那天，对新一代外交官员没有好感的德·诺布瓦先生用很肯定的语气对我父亲说，当作家照样能赢得世人的尊敬，照样能做出一番事业，而且比当大使更能具有独立的人格。

“呣！这我可没想到，诺布瓦先生完全不反对你搞文学。”父亲对我说。他本身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所以在他看来，只要和有声望的人一谈，什么事都能搞定，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哪天从委员会出来，我把他带来吃晚饭。你和他谈谈，让他对你有个好印象。先写点东西吧，到时候可以拿给他看。他跟《两个世界》杂志社的社长很熟，可以给你引荐，老头挺机灵，会有办法的。确实，他似乎认为如今的社交界……”

不用跟吉尔贝特分离的幸福前景令我向往，可我就是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去给德·诺布瓦先生看。写了开头几页，我就再也写不下去了。自己竟然这么没用，连德·诺布瓦先生下次来做客、让我可以永远留在巴黎的机会都抓不住，我不禁痛哭流涕。唯有想起可以去看拉贝玛的演出时，心中的悲苦才得以排遣。但是，正如我看暴风雨要去海边看最猛烈的狂风骤雨那样，我看这位出色女演员的戏，要看她饰演古典戏剧中的角色（斯万告诉我，她扮演这些角色堪称炉火纯青）。这是因为，当我们心存能有珍贵发现的期盼去感受大自然或艺术给我们的某些印象时，我们不会愿意让心灵中留给这些印象的位置被其他琐细的印象所占据，那些印象唯其琐细，更容易使我们对至美的真正意义产生误解。拉贝玛在《安德洛玛克》《任性的玛丽阿娜》[4]和《菲德尔》中的形象，让我心向往之。我相信，只要一听见拉贝玛朗诵那有名的诗句：

听说您要出走，远离我们而去，

殿下，……[5]

我就会如痴如醉，有如被一艘贡朵拉载往佛拉里教堂和斯蒂沃尼的圣乔治学院[6]，不胜渴慕地拜倒在提香和卡尔帕乔的画作跟前。尽管我早已见过黑白版的印刷品，但每当想起（好比想到一次旅行终将启程）我将见到它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和金色的嗓音之中，我的心就怦怦地跳。卡尔帕乔和威尼斯、拉贝玛和《菲德尔》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我而言这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也就是说，是不可分割的；所以，纵使我在卢浮宫的展厅里见过卡尔帕乔的画，或者在我从没听说过的一出戏里看过拉贝玛的表演，我也没法再感受到那种无比美妙的惊喜，那种犹如在一件不可思议的、我千百次梦见过的东西面前睁开双眼的惊喜。再说，我期待着从拉贝玛的表演中感受到高贵、痛苦的某些真谛，因而总觉得她若能在一部真正的杰作中表现她的高尚、真实，而不是给一部平庸无聊的剧本点缀些许真实、美好的东西，那么她的表演就会更有高度、更真实。

其实，倘若我去看拉贝玛的一出新戏，我想必难以对她的表演、台词做出评价，既然我事先没看过剧本，自然就无法辨别哪些是剧本原有的，哪些是她的音调、姿势赋予它的，对我来说，音调、姿势和剧本是结成一体的。而古典作品我烂熟于心，在我眼里它们是专门为我保留的广阔空间，我可以在里面自由自在地欣赏拉贝玛充满灵感、新意迭出的表演，一如欣赏画笔在墙壁上尽兴挥洒。可惜的是，前几年她离开大型剧院的舞台，到一家通俗剧院去给他们当了台柱，从此不再见到她演出经典剧目。我天天在海报跟前细细寻找，但看来看去只看到新戏广告，那些剧本都是一些时髦作家为她量身定做的；但有一天上午，我在海报上寻找元旦前后的日场剧目，忽然看见——在演出的后半场，前面还有一部大概不值一提的戏，戏名跟剧情有关，我对剧情一无所知，所以不懂那是什么意思——拉贝玛夫人演出《菲德尔》中的两幕，接下去两天还有《交际花》[7]和《任性的玛丽阿娜》，这两个剧名就如《菲德尔》一样，我实在太熟悉了，它们在我眼里是透明的，通体发亮的，而在光亮后面有着艺术的微笑。后来在报上看到拉贝玛夫人亲自决定重新献演若干保留剧目时，我更感到这些剧目为拉贝玛增添了几分高贵。这么看来，她知道有些角色在一炮打响、演出大获成功过后，依然魅力长存；她知道自己塑造的这些角色好比博物馆的珍品，无论对观赏过它们的那代人，还是对未曾见过它们的下一代，都会有所教益。她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在供人消遣的那些戏中间，加进了《菲德尔》，这个剧名不比其他的长，印的字体也和其他的一样，犹如晚宴的女主人在邀请客人入席时，向你一一介绍宾客的名字，在那些平平常常的名字中间，你听见她同样徐缓的声音：“阿纳托尔·法朗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