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由德国和法国再引发一场欧洲大战的想法，似乎已属于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代。过去半世纪的和平（已经比普法战争到1914年的间隔要长了）依然是饱受批评、不受欢迎的欧洲共同市场的卓越历史成就。然而本书的构思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还是个驻德国的年轻外国通讯记者，生活在法德两国最后一次战争较量留下的可见遗产当中，那时这种敌意依然太实在、太切近，让人不自在。然而，法德两国关系——在我长大的那个世界里，这是邪恶的根源——已经发生了奇迹般的转变；出于这个让人开心的事实，我开始考虑写一本书，它可能追溯之前一个世纪里这些致命的关系。战争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让更加平和的历史趋势“结晶”，指明中间那些年里的发展；后来我发现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在他那本让人印象深刻的《法国，1848—1945年》（France 1848-1945）1中评论道，法国军队尤其也“作为一面放大镜，反映了国家问题、私人矛盾的方方面面，比在公民社会中能够看到的更加清楚”。

因此，我计划要写的书会环绕三场重大战役展开，它们不光在相应战事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更宽泛的历史背景下也是如此。它们是1870年的色当（Sedan）、1916年的凡尔登（Verdun）和1940年的色当。许多纽带（战术的、战略的、历史的、心理的）将法国这个血淋淋角落里发生的战役联系了起来，让我的写作计划看上去引人入胜。然后，我第一次来到险恶的凡尔登战场，这在我心中激起的情感再未离开。随着我读得越来越深，凡尔登在我头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观来说，它看上去几乎是那场战争中唯一的核心事件——虽然它在我出生7年前就结束了，其阴影却笼罩了我整个童年。而且，同我读到过的其他任何一场会战相比，它不光更能象征整场战争，对各国命运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实际冲突。渐渐地，它覆盖了三部曲的其余部分，出现了一本描写它的书：《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The Price of Glory: Verdun 1916）。接下来是三部曲的第三部，《输掉一场战役：法国1940》（To Lose a Battle: France 1940）。

然而，写作《凡尔登战役》时，我发现经常需要回头参照1870年，并且我知道，完成手上这本书以后，我会回到那里。然后，大地又一次开始在我脚下移动。历史研究就像自动升降梯：有一件事确定无疑，当你走到终点时，会离起点很远很远。随着我启程前往普法战争，在色当的短暂相遇（这决定了第二帝国的命运）开始因旷日持久的巴黎围城而黯然失色，不再是战争中的重头戏。在色当，法国人就没有过机会，就军事而言当时大局已定，而且是在别处；在巴黎却有过机会，哪怕不是事实上赢得战争，至少也可能是在随后的讲和时赢得没那么丢脸的条款。法国在巴黎输掉的比区区一场会战多得多。

撰写巴黎围城相关内容时，最大的难题是将它同德国人离开后爆发的那场异常残酷的内战分开。说到底，这两个插曲被证明不可分割；又一次，自动升降梯猛烈颠簸着上前，我发现自己面前是公社：从历史角度来说，这两个事件中，它更具预兆意义。

纯军事方面，6个月里巴黎陷落了两次；第一次陷入俾斯麦之手，第二次则是梯也尔统辖的法国政府军。然而她的陷落同样不止一种意义；骄傲，以及她作为欧洲权力的主要中心的传统角色都卷了进来（后者再未恢复），而且最终，随着公社遭到镇压，出现了冷酷的道德堕落。

本书中的一些情节对现在出生的法国人来说可能很不愉快，记录这些时，作者必然要面临显而易见的指控。凡尔登之战（虽然对两边来说都是可怕的悲剧）被不乏理由地认定为“法国的光荣时刻”，然而围城和公社都在光谱另一端某个地方。埃德蒙·龚古尔（Edmond Goncourt）自己就是巴黎人，在围城期间劝告说：“我们的后辈不应该擅自向将来的世代讲述1870年巴黎人的英雄主义。” 1871年5月公社崩溃后，大约2万名巴黎人遭到同胞屠杀；而且，这类事情竟发生在世界上公认最文明的城市里，鉴于我们最近的状况，现代人的心灵会对此大感惊恐。

把特定插曲置于恰当的历史背景中，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然而事实上，这一切都发生在不久之前；我写作《巴黎陷落》时，目击了本书中讲述的许多事件的英国年轻人埃德温·蔡尔德（Edwin Child）的女儿依然在世；围城战期间，贝当（Pétain）是巴黎城外的一名学童，他活了下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漫长而悲哀的生命结束于1951年；霞飞（Joffre）当时是巴黎土堤上的一名志愿炮手，自1914年起统领法军，直到凡尔登将他摧毁；命运要是出一丁点岔子，蒙马特尔区长克列孟梭（Clemenceau）就会被公社分子或政府军射杀，他活到了将1918年《凡尔赛条约》强加到德国人头上的时候。公社被镇压四年半以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出生；法普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列宁出生；当时卡尔·马克思52岁。此外也存在同过去的联系：用雄辩来捍卫巴黎的那一大群人当中就有维克多·雨果，他年纪足够大，还记得拿破仑一世的大军团，他父亲就是其中的将领之一；普鲁士一边的观战者中还有伯恩赛德（Burnside）将军和谢里登（Sheridan）将军，他们都是老兵，参加过更晚近的美国南北战争。

卡尔·马克思关于公社的论著《法兰西内战》必须被评定为史上新闻经典之一——他写作时，“流血周”还在巴黎肆虐（虽然他本人到过的离战场最近的地方就是大英博物馆）。撰写手头这本书的另一个主要难题是，关于公社，几乎难以找到任何不带严重偏见的出版资料：不是偏向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偏向资产阶级。与之类似，关于围城的法方记录严重受到当时情绪的影响，必须小心对待。幸运的是，当时还存在丰富的“中立”新闻报道，而此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找不到这类资料。英国（还有美国）并未参战，围城和随后的公社期间，英国主要报刊的通讯记者行踪广泛，出没于两边军中。新闻工作当时还是光荣的行业，他们的记录不光颇富文采（经常极其出色），而且客观平允，还得到了其他材料支撑，例如机敏而冷静的美国公使伊莱休·沃什伯恩（Elihu Washburne）的官方报告。随着电报的出现（还有后来自巴黎飞出的气球），加上没有任何形式的审查，关于法普战争的新闻报道速度、准确度都空前绝后。2

进一步追求客观性的过程中，我在许多美国和英国的期刊上登广告，打听关于围城和公社的未出版史料，期望收到可能三四个回应。事实与此相反，而且让我吃惊，我最终收到了一百多个，其中不少包含了气球携带的书信，它们事实上是从被围困的巴黎飞出的。本书中的许多原始史料都承蒙这些来信人的好意和信任，我感激不尽。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我无法向他们所有人一一致谢，然而我觉得必须特别感谢几个人：E.蔡尔德小姐，她将她父亲埃德温·蔡尔德的书信、日记、纪念品提供给我，这些未出版史料相当丰富，后来被捐赠给伦敦国王学院；少将E. L.斯皮尔斯（E. L. Spears）爵士（准男爵），提供了写给他外祖父爱德华·路易·哈克（Edward Louis Hack）的书信；3默文·赫伯特（Mervyn Herbert）夫人阁下，授权我使用艾伦·赫伯特医生（Dr. Alan Herbert）的文件；西弗斯的斯图尔特－麦肯齐（Stewart-Mackenzie of Seaforth）夫人，借给我她祖父约翰·斯坦利（John Stanley）上校阁下的书信；南希·米特福德阁下和莫斯利夫人阁下，让我查阅斯坦利家族的文件和她们祖父托马斯·吉布森·鲍尔斯（Thomas Gibson Bowles）的作品；克莱尔·布朗特（Edward Blount）小姐，借给我爱德华·布朗特爵士的书信；C. H.科尔（C. H. Cole）夫人，提供了她叔祖父本杰明·威尔逊（Benjamin Wilson）的文件；基思·布朗（Keith Brown）先生，提供了他祖父威廉·布朗的书信；还有我的法国来信人，特别是G.安托万·吉罗（G. Antoine Girot）先生，让我参考他曾舅祖父路易·佩居雷（Louis Péguret）的文件。

此外，我必须对这里和美国的以下人员与机构一一致谢，他们欣然借给我各种文件或提供帮助：R. C.巴斯（R. C. Buss）先生、E. G.皮尔斯（E. G. Pierce）先生、海伦娜·B.劳伦斯（Helene B. Lawrance）小姐、罗斯玛丽·梅内尔（Rosemary Meynell）小姐、H. T.格洛弗（H. T. Glover）先生、佩兴丝·哈博德（Patience Harbord）小姐、劳拉·斯特朗（Laura Strang）夫人、M. F.卡特（M. F. Carter）夫人、弗雷德里克·J.伯恩利（Frederick J. Burnley）先生、W. M.德纳姆（W. M. Denham）夫人、斯蒂芬·Z.斯塔尔（Stephen Z. Starr）先生、C. H.吉布斯·史密斯（C. H. Gibbs Smith）先生、莫里斯·莱昂（Maurice Lyon）先生、V.扬（V. Young）夫人、弗朗西斯·C.布朗特（Francis C. Blount）先生、达特茅斯（Dartmouth）皇家海军学院、泽西社（Société Jersiaise）、华莱士典藏博物馆（Wallace Collection）。

我特别感谢《法普战争》（The Franco-Prussian War）的作者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教授（他杰出的著作让我受益甚多，本身就值得单独致谢），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爵士和A. L.罗斯（A. L. Rowse）博士，以上几位在写作本书的不同阶段给予我忠告和建议。早期阶段的大量辛苦研究工作、对未发表史料的筛选是迈克尔·惠勒－布思（Michael Wheeler-Booth）先生帮我完成的，他的帮助对我来说价值无量。我同样非常感谢罗伯特·K.温德贝尔（Robert K. Windbiel）先生和罗伯特·耶特曼（Robert Yeatman）先生，这两位用批判性眼光阅读了手稿；特别是维尼夏·波洛克（Venetia Pollock）夫人，她为我更早的一本书《荣耀的代价》做了同样的工作；最后是雷妮拉·霍恩（Renira Horne）夫人，她提供了宝贵的批评和支持。不用说，文本中任何遗留的错误都属于我自己。

最后，我必须向C. M.詹姆斯（C. M. James）夫人和A. R.布鲁斯（A. R. Bruce）夫人郑重致谢，她们承担了抄写我的笔记、录入手稿的艰苦工作；詹姆斯夫人还替我准备了文献目录、在各方面协助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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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几年里，我受惠于大批来信人和别的作者，他们提供了颇有助益的评价和新材料；在这许多人当中，我要特别提及弗兰克·杰利内克（Frank Jellinek）先生、桑德赫斯特议员W. M.麦克尔威（W. M. McElwee MC of Sandhurst）先生和圣弗朗西斯科的迈克尔·罗森（Michael Rosen）先生。尽管篇幅受限，在这一新版中，只要有可能，我就试图将更正、修订和新材料囊括进来。中间这些年里发生了不少事件，它们可能改变了此前的认知，特别是对公社而言；能立刻想起来的就有越南、阿富汗、黎巴嫩内乱和巴黎自己的1968年“五月风暴”。然而，就算出现了这些认知变化，就我个人来说，并没找到多少足以对1870—1871年的历史记载进行根本性修订的新材料。本书最后的文献目录修订版中列出了一些近期作品，除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卷本《法国史，1848—1945年》——我在牛津圣安东尼学院的同事西奥多·泽尔丁倾尽毕生心血的力作，和尤金·韦伯（Eugene Weber）让人兴奋的《农民变为法国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罗伯特·图姆斯的《对抗巴黎之战，1871年》（The War Against Paris, 1871），此书就梯也尔的“凡尔赛军”在从公社手中夺回巴黎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提供了思考深入的新观点。

阿利斯泰尔·霍恩
特维尔（Turville），1989年3月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