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晨起来，地上一片白，昨晚的雪下得悄无声息。
“五九六九，河边插柳。”新年才过，天气就暖和起来了。太阳刚冒出头，地上的雪就开始融化了，不一会儿，就只剩下大年初一燃放过的鞭炮屑，红艳艳的一层，融化的雪水也染上了一丝淡淡的红色，慢慢沁入泥土。按照风俗，要到初五后，才能把它们扫掉。破五破五，过了大年初五，有些东西才能动。
侄女拿来羽毛球拍，邀请我打羽毛球。她八岁，没人愿意和她打。我也有好多年没有打过了。
用一根电线做界网，你来我往，挑来斗去。在跳起来接一个高球时，我突然感到颈椎一动，嘣的一声，身体立刻像划过了一股电流。我知道是颈椎出问题了。
这一天，是二〇一五年正月初三。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到，但没想到它来得这么快，以这样的方式来。四年前，在灵宝金矿老鸹岔一个坑口干活儿时，它就向我发出过警告。那一回，干掘进工程，三个人两台风钻，矿洞低矮，总要低着头，一干就是八九个小时。有一天到了工作面，双手怎么也拿不动机器了，需要伙伴帮助抓起来才可以操作。坚持了几天，腿也不听使唤了，到山下村里小诊所一查，医生说这是严重的颈椎病，神经被压迫了，得赶快治。吃了大半年的颈复康、盘龙七片，减轻了许多，后来的三四年间，硬拖着又辗转了许多地方，新疆、青海、甘肃马鬃山……
初五，接到《鲁豫有约》栏目组的电话，邀请我到北京参加关于工人诗歌的访谈节目录制。被一同邀请的有湖北的余秀华、煤矿工人诗人老井、鞍钢的田力。在访谈现场，我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对主持人的提问没有一点儿心思回答。回到宾馆后，颈椎上像被压上了一块千斤重的石头。我对田力说：“我怕没有力气回到陕西了。”
回到商州那天，正是星期六，春节假期刚结束，很多人都还没有正式上班。在商洛某医院骨科，只有一位值班大夫。他是山阳县人，和我说着同样的方言，很年轻。我花了六百元，做了核磁共振。下午下班时，报告单出来了：颈椎第四、五、六节严重后臌，韧带增厚，椎管极度狭窄。这些术语我并不陌生，因为在四年前的报告单里也同样出现过。我问医生，怎么治疗？他说，只有一个办法了，必须手术，已经没有第二个选择了。说法几乎和四年前的医生相同。
我没有选择在商洛这家医院接受手术，因为爱人极力反对没有多大安全保证的冒险。她有亲戚做过颈椎手术，前车之鉴，她知道手术失败的后果。
在西安，去往交大一附院的路上，爱人拿出了五十元钱，给了一位化缘的和尚。那是一位年轻的和尚，三十来岁，神采奕奕，背一个黄褡裢，见人必讨。转过身，爱人对我说，这是个假化缘的假和尚。
二
在交大一附院，检查结果和建议与商洛那家医院是一样的。
医生说：“手术如果失败，就是瘫痪，如果不做，半年内也会瘫痪。你的情况我们是第一次碰见，椎神经已经被压迫了五分之四，换成别人早就卧床不起了，你竟然还能走路。”
我突然无比沉重、沮丧，所有侥幸的幻想都破灭了。
我不是一个容易沮丧的人，矿山爆破十六年，见惯了血腥，目睹了多少生死。前一刻还在一起说说笑笑，后一刻就被垮塌的巨石砸得稀烂；夜里还在一块儿打麻将，早晨只剩下空空的被褥。我见过的不幸太多了，从来没有沮丧过。
我突然发现，所谓的坚强，不过是真正的不幸没有降临在自己头上。
我的沉重与沮丧还有另一层原因，去塔吉克斯坦的计划泡汤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计划，干满三年，挣九十万元。如果实现了，后半生就可以与矿山生活彻底告别了。天不遂人愿，再有三天就可以拿到手的护照，也就成了一张无用的废纸。
我又问了一句：“如果手术失败了，双手还能动吗？”我最后的希望是，如果双手能动，我还可以敲字换一口饭吃。
我的主治大夫姓杨，他是全国颈椎病方面的权威。此刻，他带的三位研究生围在身边看我的核磁片子，其中有一位姑娘是印度人，眼睛很大。
“不能，如果失败了，颈椎以下就没有知觉了。”他说得很肯定，“风险很大，手术中很可能伤到那仅存的五分之一的好神经。但成功率还有百分之五十。”
我说：“做吧。”
在病床上，我整整躺了七天。手术的病人太多了，得等待。
同病房有四个人，其余三人分别来自山东、内蒙古和本省的铜川。山东的大爷八十五岁了，头发还不太白，他和我一样，颈椎手术，不过不是等待，他已经做完了，在恢复中，再有几天就可以出院了。他喜欢抽烟，躲在厕所里偷偷抽，被呛得一阵阵咳嗽，一咳伤口就疼得他忍不住叫一声。陪护的孙女一阵训斥。
铜川的患者很年轻，一个洗煤厂的老板。开车被撞了，断了胳膊。他的老婆是一位美人，美人每天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脸上，似乎脸比老公还重要。
邻床的内蒙古人椎管里长了肿瘤。手术摘除了，恶性的。滴注的液体用一个黑色外套套着，防止见光。我知道那是化疗药物，只有他不知道。医生对他爱人说，最多能坚持两年。这话我爱人碰巧听见了。喜欢吃羊肉的内蒙古汉子，每天只能吃到一碗羊肉烩面，所以脾气很不好。
除了等待的茫然、无助、烦躁，最棘手的是新农合的报销问题。负责床位的护士告诉我们，整个费用需要十万元，如果你们有县级医院出具的转院手续，就是转诊单，可以按照县内医疗比例报销费用，可报百分之五十，如果没有，就得自己承担百分之八十的费用，差不多是完全自费。
我没有经历县医院，我想到了第一次做检查的医院。正好，我朋友远洲的朋友是那家医院的副院长。远洲信誓旦旦地保证，这事由他来办。
连日来，他一直守在病房，这是我在西安城里唯一认识的人。他是一位作家，出过几本书。
爱人带着第一次的片子去找那位副院长，片子上打着一行医院的水印。两天后，爱人回来了。她说她在副院长办公室门口等了两天见了三次，结果是一样的，医院要创收，谁也不能把病人转出去。远洲再打电话，副院长也不接了。
我发现，这个世界，我还有太多的事不懂。在不幸面前，谁都是渺小的。人的不幸，有一部分来自人的同类。
远洲动用了所有的力量，最后动用了他的家人，他家人的同学在县医院某部当主任。结果，一切顺利。这意味着，手术下来，可以节省四万元钱。
每天在走廊上散步，进进出出的都是匆忙的人影，有多少病人，就有多少陪护的家人，陪护的人比病人还要焦灼、沉重、痛苦。只有在疾病和痛苦面前，人才是平等的，没有尊卑高低。
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而真正的抉择才开始。在医生办公室，一页页协议摆在面前，上面有填不完的选项。医生指出了我们必填的部分，我数了数，有三十个空项。大部分内容已经没什么可犹豫的了，但在选择材料一栏，我踌躇了许久，国产件一万一千元，进口件三万八千元。这是一款用于固定椎体的小小金属部件，它们的价格区别竟如此之大，并且协议标示，进口件不在新农合报销范围。
医生说：“能用进口的就选择进口的吧，你还年轻。有身体就还有机会。”我感觉到他的话是真诚的。
爱人说：“用最放心的，开了大半辈子矿，也就这么一点点用到自己身上。”
我突然无限感慨，它们或许是经过我的爆破而见天日的某块矿石，被运送到大西洋彼岸，变成医疗用品，再渡重洋，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不会说话，但我们早已认识。它们以这样的方式，作为对一个开采者的“报偿”。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轮回！
三
护士通知说，下午手术，现在给患者洗一次澡。
厕所即是洗澡间。淋浴的龙头很无力，出水量很小。有一面镜子在墙上。爱人在我头上、身上打了肥皂，她的手势缓慢而有力。这是一双拿了三十年锄柄的手，数不清的日子和生活，被它抓住，又从指缝漏走。她的青春被这双手撒在了阴晴圆缺的时光里，被风吹尽了。
在镜子里，我看见爱人一脸凝重。她像对待一件器物，一丝不苟，不放过任何一处隐蔽的地方，最后又打了一遍香皂。
时间到了，我拿着资料袋，走向一道白色的门，门内人影匆匆，左右各有两条长廊，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我知道，这里通向重生也通向死亡，通向希望也通向失望。
门无声关上了，那一瞬，我转过身，向爱人和门外所有的人摆了摆手，他们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他们会为我祝福。
医生和护士最后核对了一遍资料，在一张荧屏上再次确认了X光片上的图像和数据信息。我的身上缚上了许多条管子。我听见他们说：“开始。”一支针头扎进了我的手臂。
天还没有黑，透过窗户的光，我感到暮色正在降临。大街上人来车往，世界忙碌而有序。而另一片夜色飞快地落下来了，像一块巨大的帘子。世界一下子黑透了。
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渐渐地，我听到了说话声：“慢点儿，慢点儿。很顺利，很成功。到了，到了……”爱人的声音、远洲的声音、陌生者的声音……
多年以后，爱人常常描述我出手术室门那一刻的情景：脸色灰白，努力地想睁开眼睛却又睁不开，身子很长，仿佛比平时长了许多。她说，人死时，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重症监护室二十四小时留观，这是每个手术患者都必须经历的环节，当然收费也是很吓人的。我整个身体被固定在一张铁床上，伤口使用了止疼泵，是木木的感觉。只有在咳嗽时，身体发生震动，它才会疼一下。为恢复颈椎的曲度，取掉了枕头，头放得很低，一阵阵晕眩，像正在坠入深渊。
肚子异常地饿。医生说可以喂一点儿流食。爱人买来了小米粥，一勺一勺地喂进了我的嘴里，它们又一点点流进了肠胃。胃肠发出了咕咕的迎合声，它们已四十八小时滴水未进了。小米本无味，但我闻到了一股土味，淡淡的。二〇一二年初冬，我在延安青化砭的一片山坡上见过它们。那次，地上落下一场早霜，百草迎风枯萎。山上有一片苹果园，没摘尽的苹果也挂上了一层霜。下了早班，我们去摘苹果，在一片斜坡上，我看见了它们，它们也被收割完毕了，但秆上还有几穗，沉甸甸地勾着头。粟，最古老的粮食品种之一，几千年时光如幻，它们心性无改。我捋了一把，放在嘴里细嚼。那是一种和黄土一样的味道，醇厚、饱满，又似于无。
二十四小时，仿佛二十四年一样漫长。
回到病房。接下来就是等待伤口愈合。为了防止移位，我戴上了颈托。
山东大爷已经离开了，空下了一张床位，暂时还没有人来填补。铜川的年轻人和内蒙古的汉子还在。直到后来我离开时，他们都在。
为了减轻寂寞，我们会轮流讲一些故事。天上地下，今事旧闻，讲着讲着就忘记了病痛。有时候，查房的护士姑娘也站着听一阵。
铜川的年轻人讲过一个故事，我至今还记着。
铜川无铜，但有很多煤，又远远没有榆林与神府那样储量大又优质，东一处西一处遍地开花。他说，他家老房子后边有处煤矿，不知道开采了多少年，记得祖祖辈辈都在开采，他爷爷开过，他父亲开过，到他手上还在开。岩石不好，容易塌方，凿出的矿洞跟一个个狗洞似的，早年间用柳条筐装了煤往出拖，到了后来，有了顶木支护，用骡车拉。骡子使用顺手了，不用人赶，它自己一趟趟进去，一趟趟出来，人在两头装卸就行。
有一天，挖煤的人把一条古采巷挖穿了，从里面蹿出来一个煤妖，一丝不挂，和人差不多高矮，不会说话，嘴里呜呜喳喳地叫，谁也听不懂。那妖怪手里拿着一块煤啃，十分香甜。人们见它并没有伤人的意思，就用骡车将它连煤一块儿拉了出来。挖煤的人都带着干粮，白面馍馍加苹果。人们给煤妖吃馍馍就苹果。煤妖吃了一个馍馍又一个馍馍，啃了一个苹果又一个苹果，根本停不下来。待人们想起阻止它时，它倒在地上大叫一声，死了。拉它出来的骡子仿佛受了惊吓，长叫一声，拉着煤车蹿下了山崖，也死了。
后来有人说，那根本不是妖，是人，也不知道多少年前，在洞里挖煤，突然塌方了，不幸地被关在了里面，吃煤块，喝煤水，活了下来。最后大叫那一声，是河南话，人们突然想起来，那拉煤的骡子，买自河南。
是真是假，没有人说得清，故事原本多无考，但小铜川讲得信誓旦旦。
四
回到家，梨花开了。
“穷人莫听富人哄，梨子花开正下种。”古老的农谚里，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开始种早玉米了。地丁、黄花丁都钻出了地皮，东一片西一片，努力地要抱成一团。潮湿的春光里，喜鹊在枝头搭出新窝。
早已没有耕地的牛了，土地要人工深翻。爱人用一把宽刃的锄头开地，我坐在地边的一块石头上，看她翻完一垄又一垄。新翻出的泥土有一股好闻的湿气，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味道，待过一阵子，风一吹，那味道就消散了，那消散的味道要到第二年的春天才回来。
十二天，玉米种下去了。几天后，下过一场春雨，嫩黄的玉米尖从地里冒了出来，它们冒得羞羞答答。
又下过一场雨，我摘掉了颈托，虽然还有一丝隐隐的疼，但可以骑摩托车了。我骑到了镇上，上了班车，去河南内乡打工。
在三百米深处的工作面，被一茬爆破的炮声震聋了耳朵。那是我最后一次在矿山打工，关于这次打工，关于耳聋，我写过一首诗，叫《耳聋记》：
二〇一五年某月某日
那个人从罗家村乘车下南阳
在经过丹江大桥时
河水还在梦中
河边的三只鸭子嘎嘎叫着
像三朵新开的白莲
它们不知道
路过的那个人
那天刚过四十四岁
更不知那人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那一天是他一辈子的最后时光
那一天之后
他活得何其漫长
那一天三一二国道朝秦暮楚
它经过的州府都喜气洋洋
它最后抵达的那道山峁
野花繁艳
山体里的金锭灿黄
山上的玉兰树
都有了少女的模样
三十三天后他离开时
它们大都无声地开了
它们把花香和声音
从他身上摘了下来
在又一次经过丹江大桥时
三只鸭子还在
但都哑了
在经过七里坪时
他看见一群人在旧台子上
无声地演唱豫剧《武家坡》
台上的鼓乐和宝钏在悄悄哭诉
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悄悄地听着
他看见
台下人身上的戏文比台上的还多
台上人还有寒窑
台下人的院子刚被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