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文献上的文化类型划分

民间舞蹈文化类型的划分，可以从生产劳动的角度分为：农耕、畜牧、狩猎、渔猎等文化型；可以从地理环境划分为：平原、草原、山地、河谷、海洋等文化型。但这种从单一角度的划分，很难反映出舞蹈综合性、多种因素的文化特征。因此，应从不同角度着眼，作综合性比较研究后，找出最基本的几种文化类型。而且不妨先从古代文献中找一些有关资料作为参考。

早在一千三百多年以前，唐·玄奘已在《大唐西域记》中，对当时中国周边一些民族与国家的风土人情、居室服饰等都作了描述，现在看来，这些描述已具有类型分析的特点。如“时无轮王应运，赡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1] 赡部洲是佛经上的名称，大约指中国和南亚一带。记述中，他把大唐东土称作“人主”之地，民情具有“风俗机慧，仁义昭明……安土重迁，务资有类”的农耕文化特征；他把北方的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称作“马主”，是性格豁达、强劲，“毳（cui）帐穹庐，鸟居逐牧”的草原文化特征；又把临海的古波斯一带称作“宝主”，人们善于经商积宝，“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的商业文化特征；称印度一带为“象主”之国，该地湿热多象，“躁烈笃学，特闲异术……族类邑居，室宇重阁”，[2] 是热带农耕文化的特征。该书谈到古西域的胡人时，他说：“黑岭以来，莫非胡俗，虽戎人同贯，而族类群分，画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务田畜，性重财贿……”[3] 文中所说的“黑岭”，指阿富汗东部的兴都库什山脉，“黑岭以来”，是泛指经帕米尔高原进入古西域的“城郭之国”，即今日新疆一带。这一带多是沙漠中的绿洲，可耕面积少，必须靠商业经济的补充，正是农、牧、商三者相融合的绿洲文化的特征。从古文献《大唐西域记》在类型划分和文化特征的叙述上，它所采取的多角度的写法，给我们带来“综合型”划分法的重要启示。

在舞蹈文化类型的划分中，地理环境只是因素之一，其中还包括自然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包含着物质基础与人文因素。一种文化的形成，地理环境的作用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像生产劳动方式、社会结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语言系属以及民族的融合与迁徙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可知，中国历史上有过五次大的民族迁徙与融合，它不仅促进了各民族间舞蹈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且，每一次都迎来古代乐舞文化的高潮。第一次的大迁徙大融合是商代后期西周初期（约公元前14～前10世纪），迎来了周代的诸多乐舞和规范的礼乐制度。第二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8～前3世纪）之后，出现了汉代的乐舞百戏和宫廷收集民间歌舞的乐府机构。第三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6世纪），这个大动荡的时期过去之后，是隋唐乐舞文化极盛时期。第四次是宋元时期（10～14世纪），第五次是清代。[4] 明清两代是民间舞蹈兴盛发展的时期，为形成今日中国民间舞蹈绚丽多彩的风貌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多次民族大迁徙都是战乱引起的，或是原始氏族之间，或是古代民族之间的战争，也可以说主要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不言而喻，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与经济生活的破坏，并迫使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不过当迎来新的朝代后，社会经济又逐渐复苏，并且在民族融合中，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朝代的更迭中，不论是由农耕民族、还是由游牧民族掌握政权，他们都会按照统治集团的爱好，推崇不同类型的文化，不过最后又都融汇于中国农耕文化之中，使中国文化不断发展和更加完美。这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迁徙、大融合中，民族之间血缘关系更为密切的结果。因此，舞蹈文化因素中，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特点，一个民族或某个地区的民间舞蹈，往往会有两种或更多的类型，即使在一种民间舞蹈中，也会找出不同类型的文化因素。

注　释

[1].参引玄奘《大唐西域记·序》，章巽校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参引玄奘《大唐西域记·序》，章巽校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参引玄奘《大唐西域记·序》，章巽校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参见阴法鲁《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迁徙与舞蹈文化交流》，载《舞蹈论丛》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