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苦难中的某人）
伊豆南部有一个无聊的小山村，除了有温泉涌出，别无值得一提之处。感觉上也就三十户人家。我选择这个萧索落寞的地方住下来，只是因为住宿费低廉。
这是昭和十五年七月三日的事。我手头稍稍宽裕了点，以后会怎样，还是一片昏暗。可能小说根本写不下去，如果两个月内什么都没写的话，就会重新落到之前一文不名的境地。
回想起来，手头有点余钱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对我来说这还是十多年来头一遭。
我开始在东京生活，是在昭和五年的春天，那时我与H女士[8]同居。乡村的大哥每月都会给我充足的生活费，两个人也都互相提醒不要太奢侈，但每逢月底总要拿一两样东西去当铺当掉才能度日。终于在第六年的时候，与H分手了。我只留下了被子、桌子、电炉子与行李箱子，此外还有可怕的巨额债务。又过了两年，在某位前辈[9]的介绍下，跟普通人一样相亲结婚，又过了两年，才开始稍微得以喘息。乏善可陈的作品集已经出版了近十册，即便没有约稿，只要我仍然努力写作，总会有两三篇可以卖出去的吧。并不想为了讨好谁而写作，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现在的宽裕里虽说也还带着忧虑不安，但我还是打心底高兴。至少有一个月，我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可以写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只是自己这时的状态，不安与恍惚交错，心里有异样的波动，有种虚幻之感，反而不知如何是好，无法安定下来工作。
东京八景。何时能慢慢地、用心地把这篇小说写出来呢。我想借各处的风景来写出自己十年间的东京生活。我今年三十岁了。在日本一般人看来这个年龄已经意味着进入中年了。即使我尝试寻找自己肉体的热情，也无法否认这悲哀的事实。牢牢记住，你已失去了青春，是不折不扣的三十岁男人了，脸上已经满是沧桑。东京八景。我要把这当作与青春的诀别写出来，不想谄媚什么人。
“那个人也渐渐变成俗物了。”一些没头脑的家伙在背后这样说我的坏话，随着微风悄悄传到我耳朵里。我在心里强烈回答：我从一开始便是个俗物，你们没发现吗？我偏偏要跟你们拧着来，我如果说自己将文学作为一生的事业，这些愚人只会轻蔑地看待我。对此我只能一笑了之。演员的世界里才要求永远年轻，文学里没这回事儿。
东京八景。如今正是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没有一定要完成的其他工作，手里有一百多元余钱。我不能继续在恍惚与不安交集的情绪下，在狭窄的小屋里来回徘徊了，我必须不断前行。
我买了一张东京市的大地图，从东京站坐上了去米原的列车。我反复对自己说，这次不是出去游玩，而是要为我过去的生涯全心建造一座重要的纪念碑。我在热海换乘了去伊东的列车，又从伊东坐了到下田的巴士，沿着伊豆东海岸走了三小时后，转向南方，就来到这只有三十户人家的荒凉山村。我想在这里住一晚不会超过三元吧。
四家破旧的小旅馆并排，阴阴沉沉得令人难以忍受。我选择了F旅馆，只有它看起来还稍微像样点。
一个看起来心眼不太好的、样子粗俗的女招待领我上楼看了房间。我想到自己已经是成年人，还是这个样子，禁不住想哭。这间屋子让我想起在荻洼租的一间屋子，那间屋子哪怕在荻洼也是最便宜的，然而这个被褥间隔壁的六铺席间，看上去比那间租屋还要廉价、凄凉。
“没有别的房间了吗？”
“都满了。这里挺凉快的。”
“这样啊。”我感觉自己被愚弄了，是因为自己穿得不好吗？
“住宿费有三块半的和四块的，餐费要另外给，你选哪个？”
“就三块半的吧。饭想吃的时候再说。我要在这里好好学习十天。”
“等一等，”女招待下了楼，过了一阵子，又来到房间里，“要是长住的话，得先交钱。”
“是吗？要交多少呢？”
“多少都行。”她说话含糊不清。
“先给你五十元吧。”
“啊？”
我把纸币放到桌上，真是受不了，“我全都给你吧，九十元，我钱包里就剩了点买烟的钱。”
自己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啊。
女招待走了，我简直怒火中烧。不过，要紧的是工作，也许对我现在的身份而言，就应当接受这样的待遇。我这么勉强宽解着自己，从行李箱中拿出笔、墨水与稿纸。
十年才会有的宽裕的日子，结果是这样，唉。然而，这种悲凉也是我命中注定的吧，我对自己讲着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憋着火开始工作。我不是来玩儿的，是来认真工作的。当天晚上，在昏暗的电灯下面，我将东京的大地图整个儿展开来。
好多年没这么展开看东京地图了。十年前，刚开始在东京住的时候，我怕被人嘲笑为乡巴佬，甚至耻于买这种地图。再三犹豫后，终于还是一下子决定了买一份，于是带着种粗暴的自嘲心态去买了，揣在怀里，急慌慌回到租屋里。到了晚上才关上门，悄悄地展开地图。
红、绿、黄，各种颜色组成的美丽的图案。我屏息观瞧。浅草。牛进。赤坂。都在这儿呢。想去哪里，随时都可以去。我就像是见到了奇迹。
如今看着这好似被蚕咬过的桑叶一样的东京全图，也会想象着在那里的居民各式各样的生活状况。如此无趣的平原上，居然让全日本国的人纷纷涌入，挤得汗流浃背，寸土必争，互相反目成仇，忧喜参半。女人召唤着男人，男人则忽忽若狂东游西荡。我莫名地想起《埋木》这篇小说中的一句话，这句话与前后都无关联，与东京也没有直接的因缘：“恋爱就是……梦见美丽的事，造下污秽的业。”
户塚。——我最初就是住在这儿。我最小的哥哥[10]一个人在这儿租了一间房子，学习雕刻。我在昭和五年从弘前高中毕业，进了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尽管对法语一窍不通，却想听听法国文学的讲课，对辰野隆先生有朦朦胧胧的敬畏。我住在距离哥哥三百米远的新筑的出租屋后面的一个房间。尽管是同胞手足，在同一个町，但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难保不出什么嫌隙，故而我们两个人虽然都没有明说，却客客气气地在相距三百米远处各住各的，在这种做法上保持了默契。过了三个月，这个哥哥因病而死，只有二十七岁。
哥哥死后，我住进了他住过的租屋，从第二学期开始就几乎没有再踏进学校大门。我参与协助了非法的秘密学生运动，世人觉得这是最为恐怖的事，我却满不在乎。文学是这一运动的重要一翼，但那些作品喜欢虚张声势，我接触时对其带着轻蔑的态度。这时我可以说是纯粹的政治家。
这年秋天，叫H的女人从乡下来到东京，是我叫她来的。我在进高中那年的初秋认识了她，之后三年间经常在一起玩。她是个天真无邪的艺妓。我为了她在本所区的东驹形租了一个房间，一个木工店的二楼。我的大哥为了这女人的事从故乡过来。父亲亡故后暌违七年之久的兄弟两个在户的租屋，那个微暗的房间里相会。哥哥为急剧变化的弟弟如此顽劣不堪潸然泪下。在保证让我们结婚的条件下，我答应把这个女人交给哥哥带回去。比起傲慢的弟弟，接受这个事儿的哥哥肯定更为痛苦好几倍。在交接的前一晚，我才和女人有了初夜。哥哥带着这个女人回到了乡下。女人始终是懵懵懂懂的。回家后她只写了一封报告平安到家的信给我，是僵硬的公文口气，之后便再也没有写信过来。
女人看上去很安心，我心里却愤愤不平。我这边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让母亲饱尝地狱之苦，而你呢，却因为无知的自信而软塌塌的，这太不像话了。照理说，你该每天都给我写信才对。你该加倍地爱我。然而这个女人不会写信也不爱写信。我绝望至极，只好一天到晚都去为秘密工作而奔走，要我去做的事，我从来不回绝。然而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限度也显出来了，于是我陷入了双重绝望。
这时，银座后面的酒吧有个女子爱上了我。谁都有过这样被爱的时候吧。后来发生的事是我一生的污点。我邀请这个女子一起去镰仓跳海。违心地协助非法运动，而且有些工作已经超出了我肉体上所能承受的限度，我怕人说我卑怯，也勉强答应下来。我想工作失败之时我就去死吧。而H呢，只考虑自己一个人的幸福，这样子真没女人味。你不知道我内心的苦楚，我要报复你。看着吧。为了你，我的亲人，母亲，哥哥，婶婶，都大为失望痛心，我都没法去见他们了，这样一种痛苦的自觉，是我投海最直接的原因。相约投海的女人死了，而我活了下来。
以前写过几次死者的事，这是我一生的污点。我为此进了拘留所。调查最后的结果是免于起诉。这是昭和五年岁末的事。哥哥们对去赴死的弟弟都很和气。第二年二月，像洁癖一样守信的哥哥为H赎了身，并把她送到我身边。H浑然无事的样子。我们在五反田的岛津公分让地[11]旁边租了房子，月租三十元。H干活很麻利。我二十三岁。H二十岁。
在五反田，我过着傻瓜蛋一般的日子。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丝毫没有重新出发的希望，偶尔与来访的一二友人，高兴地聊聊玩玩，如此而已。对自己丑陋的往事，非但不以为耻，反而暗自夸耀。真是没有廉耻的低能儿啊。我几乎不去学校，厌恶一切努力，只是与H木然相对，浑浑噩噩地生活着。一个无事可做的混账。又开始协助秘密工作了，但这一回拖拖拉拉的，毫无热情。只是无业游民的虚无。我在东京刚成家时的状态便是如此。
这年夏天我搬家了。先是搬到了神田同朋町，晚秋时又搬到了和泉町。次年早春，搬到了淀桥柏木。除了以朱麟堂为号，沉迷于作俳句，别无值得一提的事。我成了个老人。为了协助那种工作，第二次进了拘留所。从拘留所出来，我听从友人的建议，搬去了别的地方。
对此我既无任何感激，也无任何嫌恶，如果这样对大家都好，那就照他们说的去做吧。我对什么态度都是这么消极无力。与H稀里糊涂地过一天算一天。H倒是很快活，虽说一天当中要用脏话骂我两三次，但随后又若无其事地开始学英语。我腾出时间来教她，但她记不了多少东西，学会念字母后，不知不觉就中辍了。她写信仍然不上手，也不愿写。我有时会帮她打草稿，这倒是让她挺高兴的。我被警察带走，她也并不惊慌失措，觉得我是在干行侠仗义的事，以至于颇为得意。同朋，和泉，柏木。我二十四岁了。
这年的晚春，我又被迫搬家。这次不知什么人报了警，我得逃走。情况紧急又复杂，我只好找了个借口跟乡下的哥哥一次要了两个月的生活费，用这笔钱搬离了柏木。财物家具都分散地寄放在友人那里，只带了些随身物品到了日本桥八丁堀一个木材店的二楼，一个八铺席的房间。我化名为落合一雄，出生于北海道。[12]那段时间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手上的钱一分都不敢乱花，自我安慰说，不管如何都随它去吧，我也无能为力。我对明天毫无计划，也没法干点什么。只是偶尔去学校，在讲堂前的草地上，默默躺在那儿，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
某日，跟我同一个高中正在读经济系的同学跟我说了一些讨厌的话。我当时心里就跟喝了滚烫的水一样。这事难道是真的么？我反而憎恨起这位多嘴的同学了。只要问一下H，就真相大白了。我慌忙赶到八丁堀木材店的二楼，但总觉得难以开口。正是初夏的午后，夕阳照进屋里，很是闷热。我让H去买欧来佳啤酒，当时的欧来佳啤酒是两毛五一瓶。喝光了一瓶，我让H再去买一瓶，H生气了。她一喊，我的气也上来了，就说了从同学那里听来的事，尽量不动声色。H用乡下的方言说这些都是胡啰啰，只是皱了皱眉头，丝毫没有被击中要害的样子。我相信了H。
那天晚上我读了很坏的东西，卢梭的《忏悔录》。卢梭对妻子以前的事感到如坐针毡，这也触动了我。我没法再相信H了。那天夜里，在我反复逼问下，她终于吐露了真相。同学那里听来的事都是真的，而且比这个还要严重，我感到再往下挖掘的话，将永无止境，问了一半就不再追问了。
在这方面我没有责备别人的资格。镰仓事件又是什么事儿呢。可是那一夜我仍感到五内沸腾。之前我一直将H视若掌上明珠，以她为骄傲、为了她而活着。我以为自己是将一个纯洁无垢的女子从风尘中救了出来。H说自己天性刚烈，来我这里之前一直守身如玉，我如勇者一般相信着H的话。在友人面前，也以她为傲。现在暴露出来的真相，说是让我目瞪口呆也好，什么也好，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真是个呆子啊。女人究竟为何物啊，我想知道。对H的欺瞒，我毫无憎恨，甚至觉得坦白往事的H楚楚可怜，想抚摸着她的脊背安慰她。可是我实在厌烦了我的生活，想用棍棒把它击个粉碎。总而言之，不想再继续了。于是，我去自首了。
检察官的调查告一段落后，逃过一死的我再度来到东京街头。回去的话，除了H的房间别无去处。我赶到H那里，寂寞的再会，卑微屈辱的微笑，彼此轻轻地握手。我们从八丁堀搬到了芝区白金三光町。在一所很大的空房里，我们只租了其中单独的一室来住。故乡的兄长对我的所作所为震惊不已，难以忍受，可还是私下里按时寄钱过来。H仍若无其事，精神头不减往日。可是我就像从愚蠢的迷梦中苏醒过来一般。我写下一系列的遗书，题为“回忆”，有一百来页。现在看来，这篇《回忆》算是我的处女作。在其中我毫不掩饰地写出幼时以来我的种种劣迹。这是二十岁时秋天的事。
我坐在偏僻的一室里，望着野草丛生荒凉一片的偌大庭院，不禁哑然失笑。我又想去死了。别人说我是装腔作势，让他们说去吧，无所谓。我就这么任性。我仍然把人生看作戏剧，不，是把戏剧看作人生。现在，我对谁都没什么用了。唯一的H，也被他人之手玷污。让我活下去的理由还有什么呢。作为荒唐的、注定要灭亡的一介草民，还是去死吧。接受时代潮流分给我的角色，一个肯定输给别人、悲伤卑屈的角色吧。忠实地演好这场戏吧。
然而人生不是戏剧。第二幕是什么谁都不知道。刚登场时看起来要毁灭的角色，却直到最后都没有退场。我本打算写下作为一个污秽之子自幼年到少年时代的告白，留下来作为小小的遗书。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对写作本身日益上心起来，就如在虚无之中点着了幽幽烛火。只因《回忆》这篇文章，让我感到莫名的不满意，既然已写到这里，那就把过往的生活全都明明白白写出来吧。首先要写的是镰仓事件，但总觉得有些缺憾，于是再写了一篇，还是不够满意，就叹息着继续写下去，于是这个也想写，那个也想写，拉拉扯扯写了一大堆。没有句号，只是连续的逗号。那个恶魔永远在那里，在他面前我不过是螳臂当车，终将为其所吞噬。
我二十五岁了。这年三月按理说我该大学毕业了。然而别说毕业，我甚至连毕业考试也没有参加。故乡的兄长对此并不知晓。他们还暗暗期待着我能有一点点诚实，既然如此胡闹净干蠢事，为了赎罪，总该努力从学校毕业的吧。我完全辜负了他们的期待。毕业是想都不用想了。欺骗信赖自己的人，理当堕入疯狂的地狱。之后的两年间，我就住在这疯狂的地狱中。我向大哥哭诉：“来年我肯定毕业，再给我一年时间。”但之后又背叛自己的诺言。那一年是这样，第二年还是这样。
在一味想死的猛烈反省、自嘲与恐惧当中，我没有去死，而是痴迷于写一系列可能成为遗书的作品。这个作品完成后，也许不过是带着青涩味儿的做作的感伤而已，但我却为这种感伤差点拼了老命。每写完三四篇，我就放进一个大纸袋里。作品的数量渐渐在增加。我用毛笔在纸带上写了“晚年”二字，打算将它作为这一系列遗书的题名。另外，还有到此结束的意味。
我们所住的空房子找到了买主，我们在这年早春又要从那里搬走了。学校不能毕业，从家乡送来的钱，也减少了相当一部分，只能更加俭省。这次搬到了杉并区天沼三丁目，是租借朋友的一个房间。
那人在报社上班，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市民。之后的两年里，一直跟他住在一起，得到他不少照顾。我对于毕业早已断了念想，只是一门心思想要完成这部作品集，尽管这看起来很荒唐。对这位朋友也好，甚至对H也好，我都撒谎说来年就毕业了，这样暂且逃避一时。一周当中，我总有一天要穿上制服整整齐齐出门，在学校图书馆，随意地借本书翻翻散心，或者打瞌睡，或者写作品的草稿，到傍晚出了图书馆迤逦回到天沼。不管是H还是那位朋友，从未怀疑过我，表面是完全无事的。可是我暗自焦虑着，每时每刻都在担忧，想在故乡的生活费还没断绝前写完我的作品。我越发用心去写，就越是写不完。可以说，那个丑陋的恶魔对我简直是敲骨吸髓。
过了一年，仍没有毕业。哥哥们都被激怒了，我又哭诉以求宽恕，撒谎说来年肯定毕业。除此之外，实在没有继续要他们给我寄钱的借口。不管对谁，我都没有说出实情。我不想制造共犯，就让我一个人来做彻头彻尾的浪荡子吧。这样周围人就会有明确的立场，不会被我连累。“为了写遗书，再给我一年时间吧”，这种突兀刺耳的蠢话实在碍难出口。人们会认为我是自私自利、不切实际的梦想家，我对此极为讨厌。而哥哥们，若是听到我说那么不现实的话，恐怕也不会继续给我寄钱，只能中断资助了。若是知道了实情还继续资助我，后来的世人难免把哥哥们当作共犯。这也是讨厌的。因此我这个狡诈的弟弟只能欺骗哥哥们。这种话虽说就像小偷也有三分理一样，但这确实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仍旧一周穿制服去一次学校。H，报社的朋友，都善良地相信我来年会毕业。我就这样在窘境中无法摆脱，每天都是全然的黑暗。我不是恶人啊！这么欺骗人，犹如身陷无间地狱。
报社的朋友这年春天搬到了一丁目的市场后面，与荻洼车站较近。他们邀请我一块过去，就租了二楼的房间。我每夜都难以入眠，喝便宜的酒，老是吐痰。我想自己可能生病了，但现在我没工夫关心这种事。只想着早点把纸袋子中的作品整理出来。这很任性很自以为是，但我想把这当作对所有人的谢罪留下来，我能做的不过如此。这年晚秋，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在二十几篇中，只选了十四篇，其余的作品，已经写坏了的草稿纸，我都烧掉了，它们合起来能放满一个行李箱。我把这些拿到院子里，烧得一干二净。
“唉，为什么要烧掉呢？”当晚，H突然问。
“不需要了啊。”我微笑着回答。
“为什么要烧啊。”她又说了一遍，哭了。
我开始整理随身物品，将所借的书一一归还，信纸与笔记本都当废纸卖了。在“晚年”的纸袋子里，另外写了两封绝笔信放了进去。万事大吉。我很害怕与H面对面，每晚都出去喝便宜的酒。
这时一位学友问我愿不愿意参加他们的同人杂志，我半开玩笑地说：要是这份杂志叫“青花”的话，那要参加也未尝不可。玩笑成真，各方的同好都来找我，我与其中两个很快变成了挚友。所谓青春最后的激情，就燃烧在这上面了，这是死亡前夜的狂舞。共同醉酒，殴打低能学生，与肮脏的女子如亲人一般相爱。H的柜子，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变空了。纯文艺杂志《青花》这年十二月出来了。只出了一册，同伴们就已星散。我为这来去无踪的狂热所惊呆。此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可以说是三傻。但我们仨成了一生的莫逆之交，我从他们俩身上获益颇多。
第二年三月，又到了毕业季，我参加了某报社的入社考试。这只是做给同居的朋友，还有H看的，看看我毕业之前忙忙碌碌的样子。一听说我要做新闻记者，过一生平凡的日子，全家人都开心地笑了。真相终归要暴露的，但哪怕维持一天、一刻的和平，不让人惊愕，不去面对那让我恐慌的一切，我就随时随地拼命撒谎。一直以来，我都是如此。终于到了再也无法掩饰的时候，我只好考虑去死。骗局拆穿，会让亲友加倍震惊、激愤，但我仍无法说出真相，只是让自己一刻又一刻地在虚伪的地狱里越陷越深。我自然不会进入报社了，根本就没有进报社的打算，也不可能通过考试。完美的欺瞒阵地到时将不攻自破。到了去死的时候了。昭和十年二月中旬，我一个人去了镰仓，在镰仓山上试图自缢而死。
这是在镰仓跳海引起骚动后第五年的事。我会游泳，在海里死是很难的。为了确保死去，我选择了上吊，可是，我又可耻地失败了。呼吸回转过来。我的脖子可能比一般人都要强壮吧。带着脖子上红肿溃烂的伤，我又茫茫然回到了天沼的家。
想要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却失败了。蹒跚着回到家，未曾见过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在我眼前打开了。H在门口偷偷抚摸我的背，其他人都不住地说：“真好，真好”，对我满是体贴和照顾。人生的温柔让我目瞪口呆。大哥从乡下赶来。他曾严厉斥责我，但我对他甚是怀念和思慕。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体味这样不可思议的感情。既没想过，也没设计过的命运很快陆续展开了。在那之后的几天，我感到剧烈的腹痛袭来。我忍了一夜，没法睡觉。我用汤婆婆暖肚子，神智逐渐变得模糊，终于叫来了医生。我在被窝里躺着，他们用救护车把我送到了阿佐谷外科医院。诊断为盲肠炎，很快进行了手术。就医有些延迟，用汤婆婆暖肚子也加重了病情，腹膜已流脓，手术很困难。手术之后第二天，从咽喉吐了一些血块，之前的肺病也很快表现出来了。我这时可以说命悬一线。医生甚至也没抱多大希望，快要放弃了，但罪孽深重的我，居然渐渐恢复过来。一个月后，腹部的伤口愈合了。由于我是传染病患者，又转到了世田谷区经堂的内科医院。H一直在身边陪着我，笑着跟我说，医生警告她：不能和我接吻。这个医院的院长是大哥的朋友，对我特别照顾。给了我两间宽敞的病房，将家具、日常用品全部移入，在医院住下了。五月，六月，一直到七月，蚊虫肆虐，病房里吊上了白色的蚊帐。我按院长的指示，搬到了千叶县船桥町，在海岸边租了町外面一处新建的房子住下了。本来是转地保养之意，不料对我产生了恶果。地狱般的大动乱开始了。
我在阿佐谷外科医院时，就染上了使用麻药的恶癖。最初医生是为了消除我伤口处的疼痛，只在早晚换纱布时使用，可是渐渐地，我不用麻药就无法入眠。我为失眠之苦极度困扰，每晚都求医生给我用药。这里的医生对我的健康采取放任态度，我的要求总是得到优容宽纵。转到内科医院后，我也执拗地要求院长给我用药。院长三次中最多勉强答应一次。这时我要麻药已经不仅仅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也为了消除自己内心的惭愧与焦躁。我没有忍受寂寞的能力。转到船桥町上的医院后，我向医生诉说自己的失眠与成瘾症状，强要这种药片。后来，又勉强怯懦的医生给我开证明，从街上的药店里直接买药。当意识到时，我已经成了凄惨的重度成瘾患者，而且很快面临钱的问题。
这时大哥每月给我九十元生活费，此外的临时花费一概拒绝给我。本应如此，我对于哥哥的友爱毫无报答，只是任性地挥霍生命而已。
到这年秋天，我在东京街上的身影，已经是个脏兮兮的半疯之人了。我无法忘怀这段日子里自己每一副可悲的丑态。我成了日本第一卑劣青年。为了借十元、二十元的钱，我来到东京，在杂志社编辑面前哭泣求告，甚至因为过于执拗的求告而被编辑痛骂过。那时我的稿件还有一点点赚钱的可能。在阿佐谷经堂医院卧病期间，友人为我奔走，将那纸袋子中的“遗书”在杂志上发表了两三篇，反响巨大，痛骂者有之，支持者亦有之，但都让我感觉狼狈和尴尬，由于内心不安，反而使得药物成瘾更加重一层。在这样那样的痛苦之余，我厚着脸皮想跟编辑、社长会面，要求预支稿费。我自己因苦恼而过于疯狂，却未注意到他人也要竭尽全力活下去。
那些纸袋子中的作品，一篇也没剩全卖了，再也没有可卖的了。而我没法马上再写出别的作品。文思已经枯竭，什么也写不了。当时的文坛评价说我“有才无德”，而我相信自己是“有德之芽，才则无也”。我没有所谓的文才，只是不知天高地厚地全身向前横冲直撞。我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种僵硬的道德教条所束缚，因为实在做不到，最后内心再也受不了，反而索性做出不知廉耻的事。我成长于严恪保守的家庭，视欠债不还为罪大恶极之事。借了钱以后还不上，拆东墙补西墙，结果到最后越发债台高筑。为了消除欠债的羞愧，让自己更坚强，终于导致药物成瘾。药店的账单不断在增加中。
我曾光天化日之下在银座一边哭，一边走，想跟人要钱。我从将近二十人那里借了钱，差不多跟抢劫一样。我想把这些债务都还上了，自己才能去死。
大家终于不再理睬我了。搬到船桥后过了一年，在昭和十一年的秋天，我被带上汽车，送到了东京板桥区的某医院，睡了一夜，醒来已经在脑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
在那儿住了一个月，秋高气爽的一个午后，终于允许我出院了。我与H坐上了来接我的汽车。一个月没见面，我们两个人好久都没说话。汽车开动后，过了一阵子，H开口说：“已经戒药了吧？”听起来有点生气的样子。
“从此以后我什么都不相信了。”我讲了在医院里唯一学到的事。
“是吗？”现实的H，似乎仅仅把我的话理解为金钱的事，重重地点点头，“人都是不可信赖的。”
“也不相信你呢！”我又加了一句。
她听了很不高兴。
船桥的家，在我入院期间被拆除了，H住到了杉并区天沼三丁目公寓的一室。我也在那里落脚下来。有两个杂志来约稿。出院后的当天晚上，我就开始伏案写作了。写了两篇小说，拿着稿费到了热海，一个月里，毫无节制地喝酒。之后如何是好，不晓得。三年来都是靠大哥寄来的生活费过活，而入院前的巨额债务都还没还。我本想在热海写出好小说，然后用挣来的钱还掉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几笔债务，可是空有这样的计划，别说写小说，就是周围凄凉的景象也让我难以忍受，只是一味饮酒。我深深觉得，这样下去自己渐渐就成为废人了。
在热海的日子借钱反而更多了。不管做什么都是徒劳，我已然完败。
回到天沼的公寓，放弃了所有的希望，脏污的身体胡乱躺在那儿。我已二十九岁。除了身上穿的棉袍，别无所有，H亦然。我们仅靠着大哥每月送来的钱像虫子一样默默活着。这算是到底了吧。
然而，这还不算是到最底。这年早春，一位油画家意外地约我谈谈。他曾是一个亲切的友人。他的话我一听之下，简直要窒息了。他与H犯下了可悲的错误。当从那不祥的医院出来时，在车中我脱口而出的那没有具体指涉的话，让H极为不安，现在又突然想起来。我固然让H很辛苦，但还是想在有生之年共同生活的。我拙于表达自己的爱，H与油画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三人中我是最年长的，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可是商量来商量去，并没有任何结果。我本该冷静地拿一个卓越的解决方案出来，但这事让我狼狈不堪，不知如何是好，最终反而让H他们轻蔑。什么也没决定下来。这位画家开始渐渐逃避责任。我虽在痛苦之中，对H也觉得不忍心。H决意去死，因为看不到出路在哪儿，我也想去死。两个人就一起死吧，请神明原谅。
我们就像兄妹一样出去旅行，来到水上温泉。那天夜里，我们去山里自杀。我不想让H死，努力阻止了她。我自己用了很多安眠药，但也没有死成。
最终我们还是分手。我没有勇气挽留H，让她继续忍受我。说我是被抛弃了也无妨。说是人道主义什么的，未免装腔作势。我假装忍耐着，但可以清楚感觉到之后每一天丑恶如地狱般的日子。H一个人回到了乡下母亲那里。油画家音讯皆无。我一个人留在公寓里，开始了自炊生活。我学会了喝烧酒。牙齿松动脱落，面目可憎。
我搬到公寓附近最下等的租屋，觉得这个才和我最相称。这是我世上最后的日子了。站在门边，月影朦胧，月下一片枯草的原野，古松耸立。我住在四铺席的祖屋里，独酌独饮，醉了就在门外倚靠在门柱上，胡乱哼唱一些歌儿。如今我是明白了自己在世人眼中是什么样的。我是愚痴而骄傲的无赖汉。白痴。狡猾的好色之徒。伪装成天才的骗子。过着奢侈的混乱生活，一缺钱就扬言自杀来威胁乡下的亲人。像对猫狗一样虐待贞淑的妻子，将其扫地出门。再加上其余各种各样带着嫌恶的嘲讽、传闻，将我整个人埋在下面，视我为废人。发现这些后，我再也不想出租屋半步了。没有酒的夜晚，我就咯吱咯吱咀嚼着仙贝咸饼，读侦探小说，感到些微不足道的乐趣。无论杂志社还是报社，都没有约稿。自己也什么都不想写，想写也写不了。然而，尽管没人催促我偿还病中所欠的债务，但我晚上做梦都为之苦恼。我已三十岁了。
会有什么样的转机呢？我想自己必须活下去才行。是故乡家里的不幸，给了我这样的力量吗？大哥当选了议员，之后却因违反选举法遭到起诉。我敬畏大哥严恪的人格，心想肯定是周围有坏人才会出这种事。姐姐死了。外甥死了。堂弟死了。很早以前我就已经与家乡断绝了音信往来，这些都是我从传言风闻得知的。是故乡接连发生的不幸，唤醒了我上半身残存的良知吗？我曾经为自己的家业之大而感到羞耻。有钱人家的心理障碍让我喜欢自暴自弃。从幼时起我就觉得自己不正当地多得了好处，这让我有种卑微而屈辱的厌世之感和讨厌的恐慌之感。我相信，富家子弟总会落到和他们的身份相称的地狱里。但要逃离这些，我又卑怯无能。我曾努力地想做一个出色的恶业之子，然而有天晚上我发现自己虽是富家子弟，却连一件像样的可以穿出去的衣服都没有。我成了一个贱民。从故乡送来的钱，今年就要终止了。我的户籍已经被分了出来。生我养我的故乡，现在也正处于不幸的低谷。我曾经让人敬畏的与生俱来的特权，如今全都一干二净了，反而成了一种缺陷。除了这种意识上的自觉，还有一个原因造就了转机。在租屋里，连去死的气魄都没有了，整天躺着的这段时间，我的身体竟难以置信地渐渐强健起来。这一事实意义重大。此外，年龄，战争，历史观的动摇，对怠惰的嫌恶，对文学的谦卑，神的存在，等等等等，可以举出很多事，但要说明转机何来，终究还是显得虚幻。哪怕这些解释勉强说是正确的，但其中必定漂浮着谎言的气息。人们并不总是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来选择道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知不觉就走在了错误的原野上。
直到三十岁的初夏，我才开始认真考虑开始文字生涯。想起来，这算是迟来的志愿。在四铺席的租屋里，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我开始努力地写作。租屋里有人把晚饭留在餐柜里，我就偷偷捏成团子放起来，等到深夜饿肚子的时候充饥。这一次，我的作品不是作为遗书而写，而是为了活下去而写。一位前辈给我很多鼓励。世人对我报以憎恶的嘲笑，只有这位前辈作家，始终不变地暗暗支持我。我必须报答这珍贵的信赖。终于，我完成了《姥舍》这篇小说，老老实实写了与H到水上温泉赴死的事。这个很快卖掉了。一位从来没有忘记我、一直等待我作品的编辑接受了它。我拿到稿费，没有去挥霍，先去当铺买了一件穿得出去的和服，像模像样地去旅行。我去了甲州山中，最初想整理思绪，写一部长篇。在甲州整整一年，没有完成长篇小说，但完成了十多个短篇，都发表了。我听到了来自各方支持的声音。此时方感觉文坛实在教人感激。我想，若能在文坛度过余生，将是何等的幸福。
次年，昭和十四年正月，我在先辈介绍下平凡地相亲结婚了。然而，并不平凡。婚礼没有花一文钱。我们在甲府市郊区租了只有两个房间的小房子住了进去。租金是每月六块半。我陆续出版了两部作品集。难得有了点积蓄。我把最让我挂心的债务渐渐还了一点，但要全部还清债务，路还很漫长。这年初秋，我搬到了东京市外的三鹰町。这里不算是东京市。我在东京市的生活，是从荻洼的租屋开始，到带着一个行李包到甲州为止，便中断了。
现在我是靠卖文为生。在旅馆登记时，我都把自己的职业写为文笔业。其中虽有苦楚，但我很少对人提及。哪怕有超过以前的痛苦，我也假装微笑。那些友人中的笨蛋都说我已经变成了俗人一个。
武藏野的夕阳每天都显得很大，红彤彤地慢慢沉入地底。我看着夕阳，在三铺席间里盘腿而坐，吃着简单的饭菜对妻子说：“我这种男人，不会出人头地，也赚不了多少钱，但想一直守护好这个家。”此时，忽然想起了东京八景。往事如走马灯一般在心头萦绕。
这里虽在东京市外，但近处便是井之头公园，也是东京名胜之一，所以这武藏野的夕阳列入东京八景之一，毋庸置疑。为了定下其余七景，我翻看着自己心里的相册。不过，眼前这种情形，成为艺术的，不是东京的风景，而是风景中的我。艺术欺骗我了吗？我欺骗艺术了吗？结论：艺术即我。
户的梅雨。本乡的黄昏。神田的祭礼。柏木的初雪。八丁堀的花火。芝的满月。天沼的蝉鸣。银座的闪电。板桥脑科医院的波斯菊。荻洼的朝雾。武藏野的夕阳。回忆的黯淡的花朵，纷纷浮现在脑海里，整理的话很是困难。另外，勉强写成八景，我觉得也是卑琐的事。我想在这之外，再写写今年春夏的二景。
今年四月四日，我拜访了住在小石川的学长S君。S君在我五年前生病时，对我非常照顾。最后，因为严厉训斥我，差点弄到绝交的地步。今年正月我去他那里拜年，向他郑重赔罪。之后没有再联络。这天是想请他担任亲友著书出版纪念会的发起人，因此又上门造访。他正好在家。接受了我的请求，我们又谈了会儿绘画的事以及芥川龙之介文学的事。“我曾经对你很坏，现在看来，反倒有了良好的结果，我很高兴。”他以平素语重心长的口气跟我这么讲。
之后我们一起坐汽车去上野，看了美术馆的油画展览。好多无聊的画。我在一幅画面前驻足，S君来到我身边，把脸靠近那幅画。
“浅薄之作。”他不加掩饰地说。
“嗯，不行啊。”我也明言道。
这是与H有染的那位油画家的画。
出了美术馆，我们到茅场町一起看了电影《争美》的试映，之后又去银座喝茶，就这么玩了一整天。到了傍晚，S君要从新桥站坐巴士回去，我也一起步行到新桥。在途中我跟S君提起“东京八景”的计划。
“果然是武藏野的夕阳，好大啊。”S君在新桥站前的桥上驻足，又指着银座那边方向的桥，低声说，“就像一幅画一样。”
“啊。”我也停下脚步，望着那边。
“如画一般。”我也自言自语地说。
比起所看的风景，正在看风景的S君，与我这个差点绝交的学弟的姿态，我更想将其列入东京八景之一。
这以后又过了两个月，我又得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某日，妻子的妹妹寄来一封加急信：“T明天就要出发了。好像可以在芝公园稍稍见个面。希望能在明早九点来芝公园。请姐夫将我的心意好好地传达给T，我很笨，到现在还没对T说过什么。”
妻妹二十二岁，小个子，还像个孩子。于去年与T相亲、订婚，之后T应征进了东京某联队。我曾经与穿着军服的T君见面，谈了三十分钟的话，是一个朝气蓬勃、气质高雅的青年，好像明天就要奔赴战地了。这封加急信来了之后，没过两小时，妹妹又发来一封加急信，说：“仔细考虑过后，觉得刚才的要求是很低劣的行为。不用对T说什么了，只要为他送行就好。”这让我跟妻都不觉莞尔，可以想见妹妹一个人急慌慌的样子。妹妹在此前两三天去T君的父母那里帮忙去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很早就起来，赶到芝公园。增上寺院内，聚集了大批送行的人。我们拦住一位穿着卡其色团服、到处急急忙忙在集合送行队伍的老人，打听了一下，得知T君的部队将在山门前集合，停留五分钟的休息时间，随后就马上出发。我们从寺院出来，在山门前站着，等待T君部队的到来。之后妹妹也拿着小旗子与T君的父母一起来了。我与T君的双亲初次见面，还不算是正式的亲戚关系，我对于社交又很笨拙，就没有打招呼，只是稍稍行了注目礼。
我跟妹妹搭话说：“怎么样，还算平静吗？”
“没什么。”妹妹明朗地笑着。
妻子皱着眉说：“怎么这样啊？在那里嘎嘎地笑。”
送T君的人非常多。写有T君名字的巨大旗帜，在山门前有六面。T君家里工厂的男女工人，工厂休息时也过来送他。我离开众人，在山门一角站着。这是因为敏感。T君是有钱人。而我呢，牙齿不全，衣着也寒酸。别说礼服，连帽子也没戴。一介贫寒文人。T君的父母肯定在想，是儿子未婚妻某个卑贱的亲戚来了。
妹妹来到我身边，我跟她说：“你今天是重要角色，还是在你公婆身边吧。”又把她赶了回去。T君的部队怎么都不来。十点，十一点，一直到十二点还没来。女校的修学旅行团，坐着游览大巴，在眼前过了好几组。巴士的车门上贴着女校名字的纸片。我也看到了故乡的女校。大哥的长女就在这个学校。她可能也在车上无意识地望着这边吧，但大概不知道在这东京名胜的增上寺山门前，有个愚笨的叔父，傻愣愣地站在这里。有二十辆车陆陆续续经过山门前，巴士的女司机每次都指着我，好像要说明什么似的。我一开始还没什么，但后来就开始煞有介事地摆起姿势来，就像巴尔扎克塑像那样交叉双臂抱在胸前，甚至觉得自身也变成了东京名胜之一。
接近一点时，人群中响起了“来了，来了”的叫喊声，很快满载着士兵的卡车开到了山门前。T君因为有小汽车的驾驶技术，所以在驾驶座上。我在人群后面，呆呆地望着。
“哥，”不知何时，妹妹来到我身旁，小声叫着，推了一下我的背。我振作起来看时，T君已从驾驶座上下来，向着人群最后方站着的我，早就看见我的样子行举手礼。一瞬间我犹疑不定，看着四周踌躇不进，但发现他确实是在对我行礼，这才下定决心分开人群，与妹妹一起来到T君面前。
“以后的事请不必担心。妹妹尽管愚钝，但对女人最重要的事都知道。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们都会照顾她的。”我用平素极少有的一本正经的口吻说着。看看妹妹，也是仰着头很紧张。T君有点脸红，又默默行举手礼。
“你还有话要说吗？”这次我也笑了，问妹妹。
妹妹低着头说：“不用了，可以了。”
出发的号令马上下达了。本想再次隐没在人群中，但仍被妹妹推着，来到驾驶座下。那里只有T君的父母站在那儿。
“安心去吧。”我大声说着。T君的父亲突然回头，不高兴地瞥了我一眼，这位严父的眼神好像在说：多嘴多舌的，这是哪儿来的笨蛋啊？然而此时我并未退缩。人最终的立足点是他的尊严，随时随地都要拼死维护，出于这样的自觉，尽管我体检时只是丙种合格，而且一文不名，但现在这些都不足挂齿。作为东京名胜的我更大声地喊：
“以后的事都不用担心！”我想，此后T君与妹妹的婚事万一有了困难，我这不在乎俗人眼光的无法无天之徒，定要为二人尽最后的绵薄之力。
在增上寺得了这一景，我作品的构思，就好比一张弓，满月一般拉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数日后，我带着东京市大地图、钢笔、墨水、稿纸，奋勇来到伊豆旅行。结果，来到伊豆这个温泉旅馆，我变成了什么样子呢？自启程已过了十天，仍在这里住着。到底在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