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的理论基础

中国社科院于2014年3月发布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对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进城落户的成本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每年解决2 500万人的城镇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其中，各地区不尽相同，东部最高，达到17.6万元，中部和西部落户成本则不到11万元。据此测算，每年解决2 500万人的城镇化，每年需要投入6 500亿元。如此庞大的支出，单靠政府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如何寻找其他途径的金融支持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行意义重大。对这些问题探索的前提是我们必须了解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的理论基础。

2.1 新型城镇化概念的界定

2.1.1 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概念

城镇化也称城市化，而新型城镇化是在原来提出的城镇化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我国城镇化是在“十五”规划中首次提出的。2000年10月11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官方正式提出“城镇化”一词，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城镇化过程的直接表现是城镇人口密度增加和城镇数目增多。同时第一产业（农业）的比重下降，第二（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活动比重逐渐增加。西方形成了以集聚经济理论、分工演进理论和“推-拉”理论为基础的三种城镇化动力机制理论。李晓梅（2012）认为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流动形成空间聚集和规模经济，并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外部效应的过程。基于这些理论，我国采取以工业化为主的粗放型模式推进城镇化水平。

但传统城镇化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如城镇化发展不均衡、城市能源匮乏等），也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新常态的出现而逐渐暴露出来。因此在总结原有传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后，我国提出了要进行新型城镇化。和传统城镇化不同的是，新型城镇化不是片面追求城市的扩大与膨胀，而是以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增加城市文化内涵为中心，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近几年来我国政府也一直重视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探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①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新要求——紧紧抓住人的城镇化这个核心和提高城镇化质量这个关键，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②。2013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国家粮食局科学院考察时，强调指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③。这一论述将新型城镇化的内容表达得非常清楚。

综上所述，本项目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以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为依托，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进而达到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民生活质量城镇化，最终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的过程。

2.1.2 新型城镇化的特点

从党的十六大“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提出，到党的十八大明确“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再到党的十九大对“新型城镇化”提出新要求，坚定了我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决心。“新型城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2.1.2.1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或本质是农民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强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它不仅仅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或落户于城镇，还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在文化上融入城市，平等地与城市市民分享公共资源等。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注重城镇化质量的提高，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城镇发展的综合质量，保障民生，扩大和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式发展转向集约式发展，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双重驱动下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1.2.2 新型城镇化是产城互动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要使产业体系和城市体系协同构建，做到与开发区相结合，使开发区为城镇化提供新动力的同时缓解城镇化中出现的人口集中、资源匮乏等问题。产城融合可以构建一个软硬环境优化、功能齐全的良好生态。

2.1.2.3 新型城镇化是均衡发展的城镇化

传统城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地区发展不均衡，大城市过度发展，中小城市吸纳能力不足，而新型城镇化强调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让城市群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此基础上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打破行政区域限制，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分散、同步、均衡发展。

2.1.2.4 新型城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意味着构建一个生存环境质量高、生态优良的城镇，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融入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四化同步发展，优化布局，提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1.3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区别

新型城镇化提出的背景是基于传统城镇化的推进面临障碍。它们之间的区别如表2.1所示。

表2.1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对比

（1）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全面转变的城乡一体的发展，这是第一个和传统城镇化的区别。传统城镇化可能强调的是经济的发展，而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城市的发展，而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甚至政治治理，即综合的发展和转化，它的目标是城乡一体。

（2）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传统的城镇化也有显著的不同。虽然两者内容大致相同，但是强调的重点不一样，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传统城镇化强调土地的城镇化，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别。

（3）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和传统的城镇化有很大的差别。传统的城镇化强调工业化的带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导致城市率先发展，内地相对滞后，农村更加落后。而新型城镇化强调四化同步发展，城镇化要靠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这三大力量和城镇化本身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城镇化向前发展。

（4）新型城镇化的手段特别强调的是市场化。传统的城镇化说到底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传统城镇化之所以带来了半城镇化，带来了土地过度城市化，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政府的过度干预甚至急于求成所导致的。城镇化的推动力量由过去自上而下的自发力量，转向将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与政府规划的自觉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新型城镇化强调最大的区别就是要市场来主导，政府只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5）新型城镇化基本的路径中最核心的就是可持续发展。其强调信息化技术创新作为重大的推动力，强调环境的承载力，强调社会的均衡和和谐，同时也强调了经济的转型。新型城镇化也更强调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2.2 金融支持的概念与内涵

2.2.1 金融支持的概念

在金融发展条件下金融体系充分发挥金融功能的过程称为金融支持。金融支持是一种研究货币资金流通的活动，在一定金融发展条件下，主要通过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为各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的各种金融活动的总和①。由此，本书的“金融支持”是指通过合理的金融制度设计和金融资源配置，来促进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并实现规模效应，从而促进各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2.2.2 金融支持的内涵与金融体系

就金融支持的内涵而言，金融系统是金融资源配置的核心平台，它拥有很强的资本聚集能力和配置能力，可以通过储蓄，将分散的货币资本聚集起来，变为投资资金，通过储蓄和投资的相互转化，直接或者间接为城镇化建设提供金融资本；它也可通过差别化的金融政策来引导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在不同区域和产业间的调整和配置，从而促进人口在空间上的迁移、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及结构上的升级。金融体系完备化可以提高城市投资效率，规范的金融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在市场主导下，通过价格优势和一定的信息渠道，金融体系可以引导资本流向投资风险小、营利性高的领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以市场为主体配置社会资源的最终对象是实体经济，因此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着力点应该是优化金融体系以强调金融资源在实体经济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以及配套的金融制度的设计方面。

由金融支持内涵可见，金融支持需要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来发挥自身对经济社会的支持作用和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金融体系通常包括金融产品、融资工具、金融机构、资金供给方、融资需求方（居民、企业、政府）、金融市场、金融组织制度和监管机制等。在金融体系的这些主体中，金融机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和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并承担资本配置的重要职能。因为金融机构是资金供需双方的中介，通过生产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使用各种金融工具以实现上述目的。金融支持的机构有三个子系统：直接融资系统（债券、公开上市、投资基金等）、间接融资系统（商业银行、政策银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等）及信用担保体系（企业间互助担保机构、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等）。这三个系统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实现风险分散和收益共享，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供有效的支持。金融市场是一个为资金供需双方提供交易的场所或平台。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资金的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交易的完成与实现。适宜的金融监管法规和金融组织制度显得十分必要，它是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健康运作的前提。金融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密不可分，这是保证金融体系正常和有效运作的前提。金融体系的健康程度及它所表现的功能决定了金融支持效率的高低。金融体系规模的大小、结构的合理程度影响着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质量、结构、效率和规模。因此，金融对新型城镇化能产生多大的支持效应或作用也会受到影响。越成熟、发达、完善、健全的金融体系，越能促进资本的优化配置，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效果越好，效率越高。综上可见，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金融发展效率决定了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作用和效果，这一切需要通过金融体系的金融功能得以实现。

2.3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2.3.1 城市发展理论

城市化的过程是人口、地域、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由农村向城市转化的过程，城市化的前提有两个：一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第一个前提是基础，只有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才成为可能。城市发展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2.3.1.1 聚集效应理论

聚集经济理论是指企业向某一特定地区集中而产生的利益，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集聚效应理论认为，产业、经济活动与公司在空间层面的汇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与效果，是导致城市形成、发展与壮大的基本因素与动力。该理论最早是由经济学家韦伯（A. Weber, 1909）提出来的，他认为产业的空间聚集可以促进劳动力组织专业化，产业集聚可以规避中间商，节省交易成本，区位因子的合理组合会使企业节省成本，共享部分资源，从而实现成本最小化。

1890年，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了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他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行业规模较大的地区的生产比较小的地区更有效率。区域经济学家沿用马歇尔关于内部和外部经济的概念，把城市聚集经理解为外部经济充分利用。他们认为城市聚集经济分为三种类型：①企业内部规模经济；②企业外部的，产业内部的经济；③对企业和产业而言都是外部的。关于第一种类型，他们认为在一个生产函数中，如果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的和大于1，则关键设备投入占产品总成本较大，平均成本曲线呈“U”形分布，当企业产量增加时，关键设备的固定成本会得到更大范围的分摊，使单位产品成本下降，则生产规模收益递增，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因此这种类型的聚集经济称为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关于第二种类型，马歇尔曾在《经济学原理》中这样论述，“当某一产业为自己选择了某一区位时，它将长期位于此地，因为从事同样行业的人民可以从相互邻近的地区得到相当大的好处”。也就是说当一个企业地处同一产业部门集中的区域，则会降低其单位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这种状况被称为“定域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对企业而言是外部的规模经济，对产业而言则是内部的。第三种类型被称为“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戈尔茨坦和格伦伯格（Goldstein & Gronberg, 1984）①将城市经济理解成大城市的一种特殊作用，大城市可以使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在很大范围内得到共享，从而有效降低城市内企业的成本，因此小型企业也可以有条件从事专业化生产或服务②。

米尔斯（Mills, 1967）将区域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了拓展，认为聚集并不一定导致规模经济，他认为外部经济与城市规模扩张而导致的通勤成本等外部不经济密切相关，使得居民净效用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净效用的极大值决定了最优城市规模。

经济学家巴顿（K. J. Button, 1976）③ 认为：①企业集群会产生竞争，竞争会促进创新发展；②创新是由客户需要和解决供给问题而产生的结果，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使信息在制造商、供给者和客户之间传播更为方便；③集中而优越的通信工具使区域内企业创新成果的采纳速度得到很大提升。

由上述理论可以得出：一般情况下，当企业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会给企业、产业和居民带来外在的利益，产生聚集经济效益，城市正是人口和企业集中的地区，城市规模的扩大，会使企业向城市聚集，因此城市具有明显的聚集经济效益。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会促进创新。但过度的资源空间聚集会使社会福利受损，如通货膨胀、房租过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聚集不经济。因此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经济主体通过聚集效应在空间上配置资源以增进自身福利并间接影响社会福利的过程④。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城市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而要考虑人口规模和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否则也会导致成本上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2.3.1.2 诺瑟姆曲线理论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 Northan, 1979）在对英国、美国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镇化率变动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的“S”曲线规律，也就是诺瑟姆曲线（见图2.1）。

图2.1 诺瑟姆曲线

他认为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有两个拐点。第一个阶段是城镇化率在30%以下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城市化的初期，这一阶段的国家尚处于农业社会，城镇化发展缓慢，工业化处于初期，轻纺工业是主导产业。第二个阶段是城镇化率在30%～70%的阶段，这一阶段经济高速增长，国家进入工业社会，主导产业是钢铁、化工、机械等重工业。这一阶段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聚集，这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同时也出现了“城市病”，如劳动力过剩、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第三个阶段是城市化率超过70%的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开始趋于平缓，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这一阶段第二产业上升到40%以后缓慢下降，第三产业开始兴起，由于第二阶段“城市病”的出现，随着交通的逐渐便利和通勤范围的逐渐缩小，企业和人口考虑到自身经营和生活成本，开始往郊区迁移，出现郊区城市化现象，这一阶段城市化增长速度开始趋缓，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2.3.2 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迁移”指的是人口分布在空间上的流动。人口迁移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关于人口迁移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2.3.2.1 人口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

“推力-拉力”理论最早可追溯到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 1885，1889）的“人口迁移法则”，他认为人口迁移的目的是改善经济状况。R. Her-berle（1938）在发表的《乡村-城市迁移的原因》一文中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假设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二是迁移者对迁出、迁入地的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从而得出人口迁移是由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美国社会学家吉佛（G. K. Zipf, 1946）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推拉模型，进行了量化处理，并提出“引力模型”，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Mij为从i城市和j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总量，Pi、Pj 分别为两城市之间的人口规模，dij为两城市之间的距离，k为常熟，b为距离衰减系数。他认为两地间人口的迁移总量与两地人口规模的乘积呈正比，与两地间的距离呈反比。

美国人口学家罗理（I. S. Lowry）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将失业率和制造业工资加入模型，形成新的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Mij表示i地到j地的迁移人口，Li、Lj 表示i、j两地非农业劳动力人数，Ui、Uj表示i、j两地的失业率，Wi、Wj表示两地每小时制造业工资，Dij表示两地的空间距离。他认为人口迁移是从农业劳动力较多的地区向较少地区、从收入较低的地区向收入较高的地区流动。

Lee（1966）在《迁移理论》中对“推力-拉力”理论进行了系统性总结，他认为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主要与迁入迁出地、各种中间障碍和个人因素有关。

2.3.2.2 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口迁移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同区域间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差异，会引起劳动力在区域间的调整，从而体现人口迁移。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 1960）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迁移则是个人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这种投资可通过提高自身经济效益而提升个人投资者的生活水平。新古典经济学将个人作为迁移的最小单位，但实际上，个人的决策与家庭关系很大，因此新家庭迁移理论认为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的，迁移的原因在于最大化经济利益及最小化风险，人的迁移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影响，还会受家庭因素的影响，而家庭因素更为关键。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延伸到“投资-利润”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迁移过程是一种投资或者成本，迁移后获得的好处是一种利润，迁移者在迁移前会综合考虑迁移过程中的成本和迁移后的利润，如果成本超过了利润，则会推迟迁移，否则则会选择迁移。

2.3.2.3 发展经济学的人口迁移理论

发展经济学的人口迁移理论是以刘易斯的“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和托达的“托达罗模型”为代表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W. A. Lewis, 1953）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部门经济：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农业中存在边际生产率为0的剩余劳动力，而工业的边际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化转移，使二元经济结构减弱。他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该理论认为城乡收入差异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唯一决定因素，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部门，且工资差距达到一定比例时，农民就愿意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谋求新职位。该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充分就业，且市场可以无限提供劳动力”。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论文，在该文中提出了“刘易斯拐点”，他将二元经济模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也就是上述介绍的阶段，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转移向城市，这也是刘易斯第一个拐点；第二个阶段是劳动力出现缺乏的阶段，因为农业生产率提高，释放农业劳动力，现代工业部门发展超过了人口增长，导致工业部门工资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二元经济开始转向一元经济，此时出现了刘易斯的第二个拐点。

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学家Fei、John C. H．和Ranis Gustav（1964）① 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不足，建立了费-拉模型，该模型认为，在给定土地面积和农业技术的条件下，随着农业劳动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的边际产出不断递减并趋于0，此时再增加任何劳动投入都不会导致农业总产出的增加，因此边际产出为0的劳动力成为“剩余劳动力”。该模型还认为，农业工资等于农业的人均产出，这是一种“不变工资制度”，即使出现多余劳动力，也应获得这一工资，在这一基础上，他们把边际生产率大于0但低于人均产出的农业劳动者称为“伪装失业者”。在这些假设基础上，该模型将农业人口转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边际生产率为0的那部分劳动力先转移出来；第二个阶段是将边际生产率大于0但小于平均收入的那部分人转移出来；第三个阶段是将农业中边际生产率大于平均收入的劳动力进行转移①。

但20世纪中后期后，许多国家城市失业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但仍存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进行转移的现象，刘易斯的理论无法解释。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M. P. Todaro, 1969）对传统人口流动模型进行了修正，将就业概率引入模型，创立了“托达罗模型”，该模型认为人口的迁移过程是对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做出的反应，只有在劳动力估计城市预期收益高于农村收入时，才会迁移，否则，劳动力将继续留在农村，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为实际收入乘以就业概率计算所得，它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关键。

由上述的理论可以看出：城镇化进程与人口迁移密切相关，用来衡量城镇化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使人地分离成为现实，为转移人口提供了“人”的基础；相较于农村，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完善对农村人口形成了吸引力；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农民工社会融入能力的提升为转移人口提供了经济和社会保障。这些因素促进了农村人口的转移。而外来人口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城镇的快速发展。因此，造成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的差异，迁移的目的是提高自身及家庭收益和生活水平。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第一个拐点之前是“人口红利”的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给生产提供了便宜的要素价格，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尤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第二个拐点的出现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市场短缺，迫使工资上升，使得企业使用的要素成本上升，对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长期存在，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才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2.3.3 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

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新的发展理论及不同学者分别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目前还没形成统一的体系。通常城市的发展会经历启动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这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会存在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因素。国内外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了研究。早期的研究中，Haughton G（1994）① 从环境角度、Qnishi T（1994）② 从资源角度、Nijkan P（1995）③ 从经济角度分别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满足这些方面的原则。R. Camagni（1998）④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定义，认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对构成城市的一些要素（如经济、社会、环境等）进行协同整合和和谐发展的过程。Josza和Brown（2005）⑤ 认为可持续发展从长期来说应涉及环境、社会制度、经济、人民福利及生活质量，短期主要是与人口数量有关。2010年，澳大利亚的格里菲斯大学开始寻找并衡量社会、经济和技术在环境方面造成的压力。N. Munier（2011）⑥ 采用了R. Camagni的定义，并从多角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建立了一系列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蒋达强等（2001）从生态角度提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一要适度消耗，二要崇尚绿色观念，三要关注循环，对资源及成品要反复使用或循环再生⑦。牛文元（2012）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协同进化，也就是说要找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其关系的合理性，将人的发展与资源消耗、环境退化、生态威迫联系起来；二是通过法律约束、文化引导等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因此他认为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协调⑧。此后众多学者立足于人与自然的角度，开始从“低碳”角度研究人口、经济、城市、社会、环境等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它不仅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也要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而言，既要考虑到土地、资源等的承载能力，也要考虑环境的因素，要实现集约、低碳的发展模式，要求城镇化发展既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要考虑城市承载力和人口因素，实现人口、经济、社会、城市发展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4 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的总称，这一经济范畴是在银行业发展过程中货币和信用互相融合之后形成的。随着经济货币化和信用化程度的日益提高，金融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发展理论是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关系的理论。该理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代表人物为L. Goldsmith、R. McKinnon和E. Shaw，他们先后发表了相关成果，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诞生。传统经济发展理论偏重于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和资源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而忽略了金融因素，金融发展理论弥补了这一缺陷。金融发展理论目前已形成了许多理论。

2.4.1 金融规模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众多经济学家开始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Goldsmith（1969）也得出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但他认为这种因果关系的方向很难确定。Bernanke等（1996）认为金融发展会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冲击，加剧经济的波动①。Acemoglu等（1997）② 认为金融发展会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Allen和Gale（1999）认为在跨期风险分担方面金融中介更有效，而在跨部门风险分担方面金融市场更有优势，因此金融中介与市场各有自身的优劣。Caballero等（2000）③ 认为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主要是通过金融发展减少信贷市场摩擦，从而减弱“金融加速器”以抑制经济波动来实现的。Kunieda等（2011）① 认为金融发展处于初期时，不会造成经济波动，而随着信贷市场的逐渐完善，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经济的波动，而随着金融业的逐渐成熟，造成的波动会逐渐减弱并消失。

国内也有学者得出相似的结论。林毅夫、姜烨（2006）认为如果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匹配，将有利于经济增长，否则会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②。王勋、方晋、赵珍（2011）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1999—2008年金融规模对各省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目前金融规模的扩张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改善金融结构，降低银行集中度，提高中小金融机构的比重，会增加银行业内部的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③。陈乐一等（2016）认为我国金融结构的变动对经济波动具有平抑效应，且这种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④。但邵传林、王莹莹（2013）却认为金融市场化对经济波动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平抑效应，金融市场化的推进会先抑制经济波动，当越过门槛值时会加剧地方经济波动⑤。

2.4.2 金融结构理论

金融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是美籍经济学家Goldsmith，他在1969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将金融现象归纳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并且指出金融结构不但是一国现存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还是金融发展的本质。他提出了衡量金融结构的存量和流量指标，如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 FIR）、金融中介比较和变异系数等，FIR由金融工具的市场总值与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计算所得，目前已成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最重要指标。同时，Goldsmith利用世界上3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揭示了金融深化的内部规律，认为金融结构的变化具有规律性①。金融结构越发达，由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提供的选择机会就会越多，增强了从事金融活动的主体的活动欲望，经济便会增长。

融资结构目前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另一类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有些学者认为上述两种融资体系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King & Levine, 1993）②, Levine（2000）选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9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且无论是银行还是资本市场，都与该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③。而有些学者则认为以银行导向的融资结构不能促进转型国家经济的增长（Berglof & Bolton, 2002）④。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以金融中介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结构有利于金融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在发达国家中，金融中介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呈负相关。因此，在金融发展初期，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对称和企业道德风险最为严重，这一阶段最优的金融结构是以银行为主导的结构，而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信息生产成本的逐渐降低，资本市场上价格信息会使微观主体更好地进行决策，因此最优的金融制度应以资本市场为主（Boot & Thakor, 1997）⑤。陈国进、林辉（2002）认为无论采用哪种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小的关键都取决于该国的制度环境，在农业和传统工业为主要产业的阶段，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是最优的结构，而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和各种制度的完善，企业道德风险得到缓解，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重要，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金融结构从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性转型，否则会导致银行人员过度臃肿并缺乏效率⑥。

2.4.3 金融效率理论

效率起源于西方古典经济学，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了帕累托效率理论，对效率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后效率理论不断完善，目前经济学理论上的效率指的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根据阿罗-德布鲁的经济范式，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可以通过市场实现金融交易来保证资本的最优配置。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相关的学者一致认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严重制约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市场化的资金价格（即利率）不能有效调节资金供需，从而导致信贷配给。金融效率的提出是以金融资源理论为前提的，而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里就揭示出了金融资源的属性，如以白钦先（2001）为代表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将金融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该理论认为金融是资源配置的对象同时也是配置其他资源的手段和途径。因此，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将金融效率定义为：“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及金融系统的内部子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①在金融资源观的前提下，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金融效率观，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王振山（2000）提出的，他认为金融效率就是“以最可能低的成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其最有效利用”。他还提出了金融效率的帕累托最优衡量标准，即在金融交易中，不存在一种交易，在不降低他人效用的同时而使得其他人交易的效用提高，这种状态就是金融市场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即金融效率②。

20世纪90年代，部分学者将制度纳入金融效率的影响因素中，Laporta等（1996）认为一个国家立法、司法的水平及效率是影响金融效率的最主要因素③。Dimirguc-kunt和Levine（2000）认为法律制度对一个国家金融制度在经济增长贡献方面起着重要作用④。

由上述理论可以看出：①金融效率指的是金融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也是本书中采用的定义。②信息和企业行为对我国的金融结构的形成和金融效率的提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信息不对称和企业签约后的道德风险，导致了我国间接金融结构的形成，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结构在信息获取和处理以及事后的资金监管方面较市场更有优势。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息获取和处理的成本在逐渐降低，各种制度的完善也为对企业事后的监管创造了条件，价格信号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金融结构开始由间接结构向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转型，金融效率得到很大提高。③制度因素成为促进金融结构调整的关键。这种理论在我国影响是深远的，而且跟我国的实际情况完全相符，目前我国也正处于由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向市场主导性的多元化金融结构转型时期，金融制度、立法、司法的不断改革和完善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如果想使金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必须对现有金融制度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和企业的需要。

2.5 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

如图2.2所示，把新型城镇化拆分来看，“新型”主要强调与过去粗放型的重数量、重规模、重速度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同，新型更加强调城镇化建设中多种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协调发展问题，这种要素不仅指人力要素，还包括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等。通过多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城镇”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和聚集过程，这种转移表现为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形成的圈层，这种圈层在行政区域上可以称为“省”或“市”等，在经济区域上可以称为“城市群”“经济带”等。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导致了产业的发展壮大和城镇数量的增加以及规模的扩大，促进了产业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形成。产业和人口的聚集过程会带动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能源流等多种要素的高速流动，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而且在聚集过程中，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会促进创新的发展，并降低交易成本。“化”即规范化、合理化，指的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使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形成常态化，并使各要素能够配置到效率更高、更合理的领域。同时通过对相关制度改革（如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制度对应的各项福利政策），使转移和聚集的新人口能够与原有居民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享受均等的权利，整体上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质量。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围绕这一核心，如何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考虑，使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让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享有相同的权利，从而使农民工实现真正的市民化，是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关键，也是对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衡量的标准。因此，本书认为，新型城镇化区别于传统城镇化的关键点突出体现在以下五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经济发展的城镇化，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基础，从全球范围来看，城镇化率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居民生活越富裕，因此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程度是高度相关的，经济发展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城市化率的重要标准；第二个层面是人口的城镇化，主要指人口的分布结构和就业问题；第三个层面是基础设施的均等化，表现为居民在道路、交通等相关基础设施领域所享受的均等化水平；第四个层面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居民在教育、养老、医疗、住宅等公共服务领域所享受的均等化水平；第五个层面是生活质量的城镇化。产业和人口的聚集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从而实现了经济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而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使转移的人口能够公平地享受同原居民均等的福利水平，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合理的制度安排也会进一步促进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进而促进各要素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居民生活质量的城镇化。

图2.2 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关系

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主要指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视角，通过优化金融体系，进行合理的金融制度设计和金融资源配置，促进各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就金融规模视角而言，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金融规模的扩张与新型城镇化具有正相关关系。金融规模，即金融发展规模，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新型城镇化的程度是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衡量和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体现，因此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对新型城镇化有积极的支持作用。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信贷市场的扩大与完善，使各方主体能够充分利用各类金融资源，金融资源在实体经济中的规模扩张的同时，也是在实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金融资源与其他要素资源配置的过程。

从金融结构视角来看，金融结构可以理解为金融总体内的各组成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相对规模、相互搭配的状态和结果。在金融结构合理的情况下，金融活动的各部门主体相互融合、互为支撑，可以提高金融运作的效率并降低交易成本，可分散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摩擦，有助于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合理的金融结构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金融市场充满活力，通过市场的手段优化各类资源的配置。金融结构越发达，从事金融活动的主体活动欲望越强烈，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和推进。

基于金融效率视角，金融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它既是资源配置的对象，又是配置其他资源的手段和途径。金融效率体现为金融资源在各个系统内部配置的协调程度。提高金融效率，就是利用最小的成本对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配置，实现金融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基于我国现阶段金融结构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现有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势在必行，不仅可以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需求，也为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主要指通过优化金融体系、进行合理的金融制度设计和金融资源配置，来促进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并实现规模效应，从而促进各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金融系统是金融资源配置的核心平台，它拥有很强的资本聚集能力和配置能力，可以通过储蓄，将分散的货币资本聚集起来，变为投资资金，通过储蓄和投资的相互转化，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城镇化建设提供金融资本，它也可通过差别化的金融政策来引导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在不同区域和产业间的调整和配置，从而促进人口在空间上的迁移、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及结构上的升级。金融体系完备化可以提高城市投资效率，规范的金融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在市场主导作用下，通过价格优势和一定的信息渠道，金融体系可以引导资本流向投资风险小、营利性高的领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是社会各要素资源配置的过程，以市场为主体配置社会资源的最终对象是实体经济，因此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作用的最终着力点则是强调金融资源在实体经济中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以及配套的金融制度的设计方面，来优化金融体系在市场的主导下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有效的资金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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