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著述史的分期：将著述史置于文化史视野之下

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方法又应是多样的。因为方法是手段，不是目的；只要能够实现目的，手段无妨多元，宏观与微观，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乃至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皆无不可。而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对于选择怎样的研究方法具有决定性作用。就本书的研究对象而言，著述史无疑应属于专门史一类，著述本身又是人类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将著述史置于文化史的视野之下加以关照，本为题中应有之义。

研究视野的宽狭，必然会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里无意贬抑具体细节的个案化研究，因为无论如何宏阔的视野，脱离了细部研究，都将流于空洞和疏阔。然而正如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自序》中所承认的，就其个性而言，作者也是偏重归纳和综合。[1]不过这仅是笔者主张将著述史置于文化史视野之下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坚持一个较为宏阔的视野，在细部研究上才会更好地把握方向，不致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弊病。

之所以将著述史置于文化史的视野之下，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二者的主体是相同的。例如在战国时代，著述史的主体主要是诸子百家，文化史的主体亦然。这本是极可理解之事，因为著述者一般而言就是那些掌握了文化知识的人，即“知识分子”，他们当然也是一个时代文化事业的主要缔造者，所以二者具有同一性。

在文化史的视野下观照著述史，把握了二者的主体即知识者的发展演变轨迹，便能够掌握著述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面貌，以及在整个历史时期的演进轨迹，并可以分析其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著述与著述史。基于此，本章即在文化史的大框架下，分析著述史应如何进行历史分期，并探索在不同历史时期，著述史的主体有何变化，大体呈现出怎样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