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总体趋势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19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家开始着手处理许多极为重要且被前人忽视的问题，同时，他们对前人的研究逐渐失去兴趣，如语法词尾的最初起源等问题。直到1869年，本菲才根据博普的“辉煌发现（brilliant discoveries）”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即不定过去时与将来时“s”源自德语动词“as（是）”，而构成拉丁语未完成时的“-bam”以及将来时“-bo”又都源自同义动词“fu”，即梵语单词“bhu”[9]。第二年，劳默的语言学理论与博普过往的“最重大发现（most important discoveries）”完全相同。不过不久后，我们意识到与前人相似的理论已不再成为学界主流。最后一本仰望前辈理论的专著是舍雷尔的《德语史》（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1878）。在该书的第8章中，舍雷尔以极端的胆识而狂野的幻想对原始词根、词尾、介词和代词逐一识别、区分，只要生活在20世纪头脑清醒之人阅读此书都会感到茫然。而新语法学派之中最具才华的语言学家们索性将这些理论置之脑后，对同一语言现象，他们并没有提出更为深刻的见解，对旧理论也未用现存语言现象进行核实。他们只在极具吸引力的新领域尽情开拓，不再关心原始雅利安语背后是否隐藏着语言规律，甚至强烈排斥所谓的“语源（glottogonic）”论。对于就事论事的他们来说，语言起源的推测大都是模糊的、徒劳的，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被那些所谓的哲学家、语言学家证实。事实上，自1866年法国语言学会（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在巴黎成立之初，该学会章程的第二节就已明确规定：“不接受任何关于语言起源或者创造通用语言的学术讨论（La Société n'admet aucune communication concernant，soit l'origine du langage，soit la création d'une langue universelle）”，这两个方面虽然“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对待，但它们不应留给一知半解的学者。

在过去的40年里，学界普遍采用全新的学术观点，对雅利安语的各个领域展开大量研究。其中，语音学无疑占据了主要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生理语音学的研究空白，不过形态学、句法学和语义学同样取得不俗成绩，因为我们不再把单词视为孤立单位，而是句子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连贯发音的一部分。于此，语音学越来越重视句子的语音以及“连读音变现象（sandhi phenomena）”。对“发音”（重音和音高）的兴趣首先导致学界对句子重读（sentence-stress）和句子节奏（sentence-melody）的深入探索；其次，由于词形与其在句中的用法、功能之间的紧密联系，导致了句法学日渐瞩目；最后，如果要把语义学设立为一门真正的学科而不是由孤立样本搭建成的“古董店”的话，那么只有对词与词组成的完整话语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实现。除非语言学家对不同语言文本进行更加广泛的比较，否则这种态度无法逆转。于是，以往对于同一语言以及语文学研究，其二者之间的矛盾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当今的许多学者围绕特定语言学分支以及相应的语文学做大量工作。这种趋势对上述二者大有裨益。

另一个积极变化是对现存语言采取全新态度。长期以来，语言学一直处于发展的边缘并不断回顾语言历史性发展中的巨大损失。随着对语音学、心理语言学的日益关注，学者清楚地认识到对日常用语观察的必要性。在这一方面，我必须提起这一领域的先驱亨利·斯威特。如今的学界对现存语言的兴趣愈发浓厚，已经成为语言学理论的必要基础。

可以说，本书第1卷涵盖了过去四十年间的西方语言学史，但这与笔者在1880年之前所做的语言学整理有所不同。在此，我须对语言学发展的一般趋势做出以下简论。在撰写的过程中，笔者抵御了诱惑，并未尝试对最伟大的两部普通语言学作品进行描述，即汉斯·格奥尔格·康农·德·加贝伦茨（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和威廉·马克西米兰·冯特（Wilhelm Maximilian Wundt）的著作。尽管这两部作品极为重要且在诸多方面反映了出众的思想，但二者对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不及前辈。于我而言，加贝伦茨的学术贡献要比冯特大得多，原因在于前者与其说是一名语言学家，不如视作一位心理学家。并且在我个人看来，他的文采要比他的思想更为夺目。至于其他学者，我只能按字母顺序列出，由于篇幅有限，无法对他们的著作一一点评：查尔斯·巴利（Charles Bally）、博杜恩·德·库尔德内（Baudouin de Courtenay）、伦纳德·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米歇尔·朱尔斯·艾尔弗雷德·布雷亚尔（Michel Jules Alfred Bréal）、德尔布吕克（Berthold Gustav Gottlieb Delbrück）、雅各布斯·乔安妮斯·安东尼斯·范·金内肯（Jacobus Joannes Antonius van Ginneken）、霍雷肖·埃蒙斯·霍尔（Horatio Emmons Hale）、维克托·亨利（Victor Henry）、赫尔曼·赫特（Hermann Hirt）、卡尔·阿克塞尔·利奇诺夫斯基·科克（Karl Axel Lichnowsky Kock）、梅耶、鲁道夫·梅林格（Rudolf Meringer）、阿道夫·戈特哈德·诺琳（Adolf Gotthard Noreen）、厄特尔、佩德森（Holger Pedersen）、克里斯蒂安·桑德菲尔德（Kristian Sandfeld）、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雨果·恩斯特·马里奥·舒哈特（Hugo Ernst Mario Schuchardt）、阿尔伯特·塞什艾（Albert Sechehaye）、斯特里特伯格、埃德加·霍华德·斯特蒂文特（Edgar Howard Sturtevant）、路德维希·苏特林（Ludwig Sütterlin）、斯威特（Henry Sweet）、克里斯蒂安纳斯·科尼利厄斯·乌伦贝克（Christianus Cornelius Uhlenbeck）、卡尔·沃斯勒（Karl Vossler）、爱德华·韦克斯勒（Eduard Wechssler）。而本书接下来的部分还会多次提到他们的观点，特别是笔者与他们的论断相左的时候，因为在撰写的过程中对他们的观点反复致谢，恐怕不大现实。

基于语言学史，我们看到学界在某一时期倾向对语言进行宏观综合性评价（如把语言分成孤立、黏着、屈折三类，认为语言的发展均包含孤立、黏着、屈折三个阶段，并以此为基础，对屈折词尾起源进行推论）。我们也目睹了这些综合性评价是如何被后来学者质疑的，虽然他们从未在实质方面驳斥过往的学术成果，也止于某个单词、某种词形或者某个语音的细节比较与详细诠释，从未考虑该词的起源以及整个语言系统或者语言结构的发展趋势。由此，问题出现：博普、施莱歇尔对语言宏观评价难道是错误的吗？从一些现代语言学家的著述中可以看到，围绕广义上的语言或者语源概括，这种行为本身是有害的。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科学目的正是需要越来越广泛的概括，从而获得越来越全面的规则，最终完成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所说的“知识统一（unification of knowledge）”。因此，早期语言学家完全有理由提出这些重大问题。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并未满足新一代学者更为严苛的要求罢了，我们不应该过重责备早期语言学家。同时，现代学者拒绝早期语言学家不成熟的理论也是合理的（尽管这种拒绝没有经过客观事实的充分检验）。但是将这些重大的问题完全排除在研究之外，亦不可取。[10]我们必须反复钻研这些重大问题，直到找到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拒绝面对这些困难造成了现代语言学研究中的薄弱，任何公正的观察者都会为此感到震惊，不论他如何承认科学在调查研究中的份量。所以，在笔者看来，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视野并非宽广，主要原因在于学者忽视了与语言价值有关的所有问题。一个词或者一个词形优于另一个词或者另一个词形的标准是什么？（大多数语言学家拒绝探讨这类涉及偏好的语言正确性问题）。从宏观上看，我们观察到语言变化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大多数语言学家对此类问题嗤之以鼻）。有没有建立一种国际通用语言的可能，从而让不同国家之人轻松交流？（时至今日，大多数语言学家把赞成此类想法之人视为空想家或乌托邦主义者）。学界理应运用科学的态度严谨探讨以上问题。但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最好认识下通常被称之为语言“生命”的基本事实。因此，本书下文首先探究儿童习得母语的方式，由于语言只存在于个人，这就意味着人类的某些特定活动并非天生，需要从同类那里习得，而探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尤为重要，本书第2卷将予以重点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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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x Müller，Chips from a German Workshop IV，p.41.

[2] William Dwight Whitney，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Twelve Lectures on the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Science，New York：C.Scribner & company，1868，p.386.

[3] See Theodor Benfey，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und Orientalischen Philologie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Anfange des 19.Jahrhunderts mit einem Rückblick auf die fru heren Zeiten，Munchen：J.G. Cotta，1869，pp.562-563，596.

[4] 谁是腭音定律的第一发现者？这个问题曾经引发学界热烈讨论。由于该理论被19世纪70年代学界认为“尚无定论”，因此当时确定谁是发现者并非重要。不过现在，该定律的第一发现者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维尔赫尔姆·汤姆森（Vilhelm Thomsen）是第一位在他的讲座（1875年）中提到该定律的学者。不幸的是，他早已撰写好的论文并未发表，直到听说约翰内斯·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正在撰写同一定律的论文，便将该文章匆匆发表在1920年出版的《论文集》（Samlede Afhandlinger）卷2中。此外，瑞典语言学家伊萨亚斯·泰格纳（Esaias Tegnér）独立发现了腭音定律，在《雅利安语腭音研究》（De Ariska Språkens Palataler，1878）一书中撰写了5页内容。不过，当他发现赫尔曼·科利茨（Hermann Collitz）和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表达了同一观点时，便删除了自己专著中的相关内容。卡尔·弗纳（Karl Verner）也曾独立提出腭音定律，参阅他的《字母研究》（Afhandlinger og Breve，1903）第109页至第305页。

[5] Georg Curtius，Zur Kritik der Neuesten Sprachforschung，p.97.

[6] 该学派由卡尔·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贝特霍尔德·古斯塔夫·戈特利布·德尔布吕克（Berthold Gustav Gottlieb Delbrück）、赫尔曼·奥斯托夫（Hermann Osthoff）、赫尔曼·奥托·西奥多·保罗（Hermann Otto Theodor Paul）等学者组成。

[7] 似乎是由奥古斯特·莱斯金（August Leskien）最早提出。

[8] Henry Sweet，Collected Papers of Henry Sweet，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13，p.112.

[9] Theodor Benfey，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und Orientalischen Philologie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Anfange des 19.Jahrhunderts mit einem Rückblick auf die fru heren Zeiten，p.377.

[10] “错误的尝试总比不思考要好（Es ist besser，bei solchen versuchen zu irren als gar nicht darüber nachzudenken）”，参阅乔治·库尔蒂乌斯（Georg Curtius）《印欧语言编年史研究》（Zur Chronologi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forschung，1885）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