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语言分类

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高度认同，让探索语言分类的施莱歇尔同样引入了演绎法。黑格尔钟情于三步走，施莱歇尔也将语言分为三类。鉴于波特将语言分为四类，施莱歇尔不得不将其中的两类：黏着语（agglutinating）和合并语（incorporating）合二为一。之后，他可以从哲学角度演绎语言三分法。因为语言除了含义[16]与关系[17]外，再无其他（tertium non datur）。由于一种语言不可能使用单一形态完全表现，因此我们便有了三类语言：

一、孤立语：含义只以发音表现，关系仅由单词位置决定。

二、黏着语：含义和关系由发音表现，但语言形态明显与词根有关，且词根始终不变。

三、屈折语：含义与关系融合或被吸收进入到一个更加高级的统一体之中，词根易受内部屈折以及词缀影响。

施莱歇尔利用类似数学公式来说明语言的三类：如果用“R”表词根，“p”表前缀，“s”表后缀，用上标“x”表内部屈折，那么我们会看到孤立语中只有“R”（一句话可用“RRRR……”表示），黏着语单词的形态可能是“R s或p R或p R s”，而屈折语中单词的形态为“p Rxs（或Rxs）”。

根据施莱歇尔的观点，这三类语言不仅同时出现在我们当今的语言中，而且代表了语言发展的三阶段，即“某一类别的语言与该语言类别的历时发展阶段相一致”。因此，没有哪种语言能够超越屈折；屈折意味着语言的最高级发展阶段，在此阶段，语言有效地实现了它的目的，即给人一种忠实于思维的表象，但在成为屈折语之前，该语言必须首先经历孤立语和黏着语阶段。该理论能否被语言史实证实？我们能否将任何现存屈折语追溯到黏着与孤立阶段？施莱歇尔本人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拉丁语和现代罗曼语族最早都属于屈折语。这看起似乎有些矛盾，不过作为黑格尔的簇拥，施莱歇尔已经准备好了答案。他借用黑格尔的话指出，只有人类“意识到自己自由”的时候，历史才会真正开始，而这种意识只有在语言全面发展之后得以实现。因此，语言和历史的产生是人类活动的两个相继阶段。由于历史与历史学（或文献）共时存在，施莱歇尔能以一种“看似矛盾”的方式表达同样的观点，即文献一旦出现，语言的发展便宣告结束，从而具备固定的形态。现在，语言已经成为人类智力活动的一种表现方式，而非目的。因此，我们不会接触到任何一种正在发展或者日臻完美的语言。在历史上，所有的语言都在走下坡路，这是因为人类的思想逐渐获得更大的自由，导致了承载思想的语言衰落。

阅读上述语言分类的读者可以轻易看出，施莱歇尔鲜有独到见解，甚至某些表述与早期学者的说法极为类似甚至雷同。

不过，施莱歇尔将其他学者的语言分类与思想构成了一种连贯的理论体系。其中新增内容又以黑格尔哲学思想为语言起源的子结构。毫无疑问，施莱歇尔认为添加这一结构具有巨大贡献，有利于维持整个理论体系的稳定和持久。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一新增内容反而成为该结构中最不稳定、最不持久的部分。在专注语言分类的学者当中，再没有人使用黑格尔的理论。该理论不仅难以说通，而且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它过于死板、太过虚幻、毫无价值。

除了语言哲学上的争议之外，施莱歇尔的语言分类在某些特殊的语言中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马克斯·穆勒的《语言科学讲义》（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69）以及威廉·德怀特·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的《语言与语言研究：语言科学原理十二讲》（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Twelve Lectures on the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Science，1868）两部广为流传的著作曾经援引这一分类，这极大地推动了施莱歇尔理论的传播。在前者中，穆勒试图赋予语言三分法的社会学意义，声称“孤立”是“家庭阶段（family stage）”的语言特征，“黏着”是“游牧阶段（the nomadic stage）”的语言特征，从未受到重视的“屈折”是“政治阶段（political stage）”的语言特征，但几乎无人认真看待他的这一观点。

我们不难发现该分类流行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易于划分，且颇具规律性和合理性，可以自然地引起人们对这一简明规则的喜爱。此外，它迎合了当时流传甚广的片面认知，即对雅利安语和闪米特语族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们对世界文化与宗教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在波特看来，美洲诸多语言同样具备区别于黏着的屈折语特征，即“合并”或者“多词素综合（polysynthetic）”的语言特点。不过，波特的观点通常被学者心照不宣地抛弃，因为他将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置于梵语或希腊语之上，这在当时显然是不妥当的。当这些语言被视为语言发展过程中的绽放之花时，人们自然会把西欧现代语言视为古代高度屈折语言的堕落产物。这种看法与学者对古典遗珠的钦佩高度统一，也与当时对远古黄金时代的崇敬一致。也许，语言分类的制定者并未意识到自身在不知不觉中支持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即高度的文明与该种族或者该种族所讲语言存在必要关联。不过，我们无需多加思考便可揭示这种假设的谬误。在现代欧洲语言中，只有立陶宛语还保留着最为纯正的屈折形态。我们发现立陶宛语中的语法系统几乎与古梵语相同，但是无人敢说立陶宛农民的文化水平高于莎士比亚，虽然英语中大量的古代屈折早已丢失。因此，文化与语言必须分开评价。

单纯从语言学角度讲，这一分类遭到了学界诸多反对，在此，我们将这些反对意见整合陈述，但这也意味着这些章节的主要目的：语言学史的梳理即将告一段落。

首先，如果不考虑语言史的发展（施莱歇尔的“nebeneinander”），将语言三分法视为对现存语言全面分类的话，那么该分类并非理想，因为第一类只包括了汉语以及汉语有关的远东语言；第三类只包含了两个语族；而第二类却涵盖数以百计极具差异的语言。似乎只有第一类语言代表了一种明确的语言类型结构。另外，由于雅利安语和闪米特语族的语言结构颇为相似，它们也应纳入一类，尽管这一归纳存在疑问，遭到博普与维克多·波热津斯基（Viktor Porzezinski）等学者的否定，但不容置疑的是，即便根据博普的理论，将所有的合并语排除在外，黏着语依然涵盖最为多样的语言。学者通常认为芬兰语是一种典型的黏着语，但依然可以找到一些屈折词汇，比如主格“vesi（水）”“toinen（第二）”，部分格“vettä（水）”“toista（第二）”，属格“veden（水）”“toisen（第二）”，或者口语中的“sido-n（我绑着）”“sido-t（你绑着）”“sito-o（他绑着）”，以及上述三者的复数形式“sido-mme（我们绑着）”“sido-tte（你们绑着）”“sito-vat（他们绑着）”。由于词根在词尾之前已经发生变化，我们无从找到并未改变的词根。在刚果的基奥姆比语（Kiyombe）中，动词完成时在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元音变化实现的，这与英语中的元音交替完全相同。比如英语中的“drink，drank”在基奥姆比语中为“vanga，venge”，“twala（带着）”的完成时为“twele”或者“twede”，等等。[18]上述的例子表明，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屈折语，它并非雅利安语和闪米特语族独有现象，在其他语言中，我们也能找到屈折变化。另外，“黏着语”这一术语要么含糊不清，不能用于语言分类，要么严格地按照定义来理解，又过于狭窄，无法包含许多通常被认为属于该类别的语言。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试图概括大多数语言或者全部语言的学者，他们对语言的宏观三分类并不满意，而是进一步细化。在此方面，斯坦塔尔一马当先。他在诸多著作当中试图从地理学结合部分语言结构对语言再次划分，但最终未能建立起一个明确或者一致的理论系统。弗里德里希·穆勒在其著作《语言学概论》（Grundriss der Sprachwissenschaft，1876）中放弃了将语言按其心理学分类的建构方式，而将12个人种所说的百余种语言按照外部标准统一划分，但这些外部标准与语言并无直接关联。弗朗茨·米斯特利（Franz Misteli）则将语言分割为6种主要类型：I.合并语（Incorporating）；II.词根孤立语（Root-isolating）；III.词干孤立语（Stem-isolating）；IV.附着语（Affixing，Anerihende）；V.黏着语（Agglutinating）；VI.屈折语（Flexional）。同时，他又将上述6种语言归为4类：（1）独词句（sentence-word）语言，I；（2）无单词语言：II，III，IV；（3）有明显单词语言：V；（4）有真正单词语言：VI。其中，我们最好搁置第4类，因为第4类会引发复杂问题：“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真正的单词？”也许，这一问题最终是对“劣等种族”的贬低，以及对学者自身种族地位的抬高，认为只有自己的种族才具有创造“真正单词”的能力。令笔者困惑的是，我们为何不肯承认格陵兰语、马来语、卡菲尔语（Kafir）、芬兰语与希伯来语、拉丁语一样，均为拥有真正单词的语言？

因此，语言三分法远不能将语言全面有效地分类。该理论最早出现在弗里德思希·冯·施莱歇尔专著《论语言对人类自然历史的重要意义》的附言（obiter dictum）当中，当时只对少数几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进行粗浅研究。如果考虑到黏着和屈折这类概念缺乏内在的明晰性与确定性（这些概念却构成了语言分类的基石）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感到奇怪，亦可回想起本书前文洪堡特的至理名言：“人类的语言结构是如此的多样，以至于对它全面的分类是一项绝望工程。”

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将继续探讨语言三分法，因为它代表了上述诸多语言以及我们母语发展的三个连续阶段（施莱歇尔的“nacheinander”），并试图论证施莱歇尔的观点并未得到史实的证明。因为，语言史展示了一幅与众不同的图景。

基于以上两个因素，笔者认为此处探讨的语言分类只是草率的概括。但不幸的是，在每一门学科当中，这种草率的行为都有着异常漫长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