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

在浩繁的语言学著作中，卡尔·威廉·冯·施莱格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的《论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Ue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1808）对19世纪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施莱格尔曾经在巴黎钻研梵语数载，出于浪漫主义热情，他希望印度古籍研究能够在欧洲思想界掀起一场革命，一如希腊语的研究为西方文艺复兴拉开序幕。这里，我们暂不涉及他的语言学理论，仅仅是他的这种思想便与印度宗教、印度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印度宗教、印度哲学的诗歌密不可分。他时常惊叹于梵语与欧洲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并列举梵语与德语、希腊语、拉丁语几乎别无二致的单词。对于这种相似性不过是偶然或者印度人套用欧洲语言等观点，他予以否定，并专门给出明确的证明：与其他语言相异，欧洲语言与梵语在语法结构上非常一致，且梵语历史更加久远。在该作中，施莱格尔是第一位提出“比较语法”的学者。[1]但是，如摩西一般，他仅看到这片“迦南”，却没有踏足其内。他的比较语法概念阻碍了他成为语言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奠基人，因为他指出，自己要避免规定任何改变或者替换字母（发音）的规则，并要求把单词的一致性视为语言起源的证据。[2]在其他分析中，他还补充道：“假如语言转换时期在历史上是可以证明存在的话，我们大可从‘dies’派生出‘giorno’；用西班牙语‘h’代替拉丁语‘f’；或在同一个单词内，将拉丁语‘p’转换为德语‘f’，‘c’变为‘h’（顺便一提，这正是发现德语音变现象的有趣预兆），对于其他不太明显的例子，以上的实例或许是类推的基础。”假如他规定了梵语以及其他相似语言如我们现在所说的“语音规则（sound-laws）”的话，并且继续深挖，那么他的学术成就会远远领先那个时代。缺憾如斯，他的比较法只能说是浅薄的，且经常陷于偶然、肤浅的相似，忽略了真正的一致性。他还错误地认为波斯语和德语之间有着紧密关联。而这一观点在当时广为流传，[3]我们可以在牧师耶尼施的专著甚至博普（Franz Bopp）的第一本书作中找到相似的说法。

施莱格尔并不惧怕调查全人类的语言。他把所有的语言分为两类，一类是梵语与梵语同族语言，另一类是其他语言。至于前者，他发现梵语词根的有机发展表现为“内在的变化能力”，或者用他的术语“屈折（flexion）”表示。对于后者，语言受到词缀（前缀和后缀）的影响。他认为希腊语中的助词与助动词能够组合成词，而语法性词尾（bildungssylben）很可能通过这种组合的方式产生。但在梵语中，后者并不存在。梵语的词汇必须通过完全有机的屈折方式产生，即通过词汇内部变化以及基础发音改变，而非机械地增加单词与助词。不过，他也承认，在某些语言中，词缀会带来近似屈折的效果。总之，他发现了这两类语言，其语法艺术性与语言完美性互相背离。[4]有机语言代表了最完美的语言形态，其结构的美感与艺术性很容易因“懒惰（indolence）”丧失殆尽，比较现代德语、罗马语、印度语与它们相应的早期形态，就能发现这种退化。另外，在词缀构成的语言中，我们发现这些语言起初毫无艺术性可言，可当词缀不断与中心词互相粘连，语言的“艺术性”日臻完善。

针对语言的终极起源问题，施莱格尔认为语言结构的多样性表明了语言起源的多样性。而某些语言，如满语（Manchu）充斥着模仿自然界声音的拟声词，它们在满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其他语言绝非如此。作为最古老的有机屈折语言，比如梵语，其完美性表明了它们并非仅从模仿动物的声音衍化而来。语言的不同形态也产生了一个额外证据：并非所有的人类始于原始野蛮，有些种族自存在之初，便拥有强烈的理性。可以说，施莱格尔的思想为后来的语言学观埋下了伏笔。在语言领域之外，他还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但这为他的语言学思想蒙上了恶名。另外，缺乏严谨的肤浅推理亦无法令人信服。

施莱格尔将全世界的语言分为两类的方法，为日后语言三分论奠下基础。其中，他把汉语归于第二类语言的底层，据他所说，作为次要意义的汉语助词由单音节组成，与实词无关。显然，这是主观评判。我们在此使用“黏着语（affixes）”进行定义也非妥当，尽管施莱格尔本人没有明确，但汉语实际上不属于他所说的黏着语，而是自成一类。另外，他认为闪米特语族属于黏着语的观点同样经不起推敲，他似乎还认为它们中的许多结构与真正的屈折语极为近似。如果把上述两类语言引入到他的理论当中，便可得出与当时大多数通用语言学著作稍有不同的语言三分论。至于第一个提出语言三分论的正是施莱格尔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他提出世界语言应分为三类：一、无任何语法结构的语言（les langues sans aucune structure grammaticale）——由于该定义本身的错误，他把汉语理解为一种由不变单音节词构成的语言；（2）黏着语（les langues qui emploient des affixes）；（3）屈折语（les langues à inflexions）。

与弟弟相仿，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把屈折语置于首位，认为只有它们是“有机的（organic）”。另外，他还将屈折语继续细分为综合型屈折语和分析型屈折语，后者在动词变位中使用人称代词和助动词，并以介词补充格的缺失，用副词表示比较程度。尽管综合型屈折语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就已消失，但在现代又出现了分析型屈折语。由于对分析型语言的深入研究，我们了解到屈折语的衍变。以上关于语言划分的论述出现在《普罗旺斯语言与文学观察》（Observations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Provençale，1818）的引言部分，该书主要对作为综合型屈折语的拉丁语与分析型屈折语的罗曼语族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