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根据现有的资料，中国训诂工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存在于文献正文中由作者自己对文本使用的词语的解释，此所谓文献正文中的训诂，这是训诂学史上最早的训诂实践，可以看作训诂的萌芽。秦汉间出现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毛诗故训传》、郑玄《注》《笺》等，这中间既包括了《毛传》这类针对专书对具体语境中词语和文意等内容进行训释的随文释义的训诂，也包括《尔雅》这类脱离开具体文献语境通释语义的训诂，还包括了《说文》《方言》《释名》这类具有明确理论目标的训诂专书。这一时期的著作，不仅包括了系统的训诂实践，也包括训诂理论的探求，标志着训诂学的诞生与兴盛。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训诂学逐渐扩大了训诂对象的范围，由经学文献扩大至一切文献。有清一代，经学发达，小学昌明，推动了训诂学的繁荣，无论是训诂实践，还是训诂理论的研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传统训诂学发展到新高峰。20世纪初以来，随着传统学术现代化的进程，训诂学界也开始了从传统训诂学到现代训诂的转型，在总结传统训诂学成果的同时，积极吸收现代学术思想，大力加强训诂学的理论建设，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王建莉的《训诂释义研究》一书，是当代训诂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著作。该书以中国丰富的训诂实践和前人的训诂研究为基础，站在时代的高度，积极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有关理论，紧紧抓住了训诂学的核心范畴——释义进行了全方位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首先，研究目的明确。这部书专门从“释义”着眼，力图初步构建一个理论框架。作者先阐述训诂释义的内涵及特性，接着分析训诂释义的类型，再从词训、语训、综合训、类比释义这四章论述训诂释义的方法，最后探讨训诂释义语言。全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讨，呈现了清晰的理论架构。以往少有从这一角度的研究，作者独辟蹊径，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研究方法得当。全书运用训诂学、词汇学、辞书学等相关理论，对释义的各种类型进行了深入的分类研究。譬如，借鉴词汇学同义词研究的最新成果，把词训分成词义的等值训释、准等值训释、非等值训释，深化了训词与被训词意义关系的研究。第五章第二节运用词典的分层次释义法论述训诂释义，揭示“从固定意义与临时意义两个层次释义，体现了意义的动态变化过程，也体现了释义的动态过程，它很好地解决了训诂兼训固定与临时两类意义的难题”。第六章第二节运用核心词释义法，描写了古汉语的核心词训释系统。这些分析均从训诂实际出发，论证充分，值得重视。

在方法上还重视跨学科性。第二章第二节阐述训者从文化角度表达独特的心理状态、思想观念、审美理想、道德准则。举证大量实证，如《说文》“枭，不孝鸟也”等。总结出文化义的训释形成系统性、多样性、主观性、时代性特点。以往从词义学角度研究文化义的成果较多，而该书从训诂释义的角度，论述文化内容，既与语文义的训释相区别，也凸显了与现代辞书释义的不同，别开生面且有深度。

再次，研究思路清晰。“解释词义”是训诂的核心工作，但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训诂方法论，比如“因形求义”“因声求义”“据文证义”都着重在求证上，而并未放在解释上。已总结的训诂方法是重要的学术成果，为训诂学理论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继续推进，开掘思路。在学术界，有学者初步提出把训诂分为“求义之训诂”“释义之训诂”两大类。迄今后者的研究不足。

该书把训诂释义（即“释义之训诂”）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对训诂的主体把握得十分准确。从训诂学众多内容中清理出这一块儿，全文安排的明白紧凑。释义与词义相对应。词义与释义一直是语言学研究者和辞书编纂、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对它们的研究源于训诂学。该书选择训诂中这个新的角度切入，揭示准确释义的一般规律，并始终以此为贯穿全文的主线，体现出训诂释义对训诂学研究和辞书编纂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训诂释义研究》本是王建莉的博士后出站报告。2005年春，她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当年秋季申请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那时她已是教授，利用短短两年在站时间，驾驭这样多的材料，排比分析出这样一个较为全面的训诂释义系统。我作为博士后合作导师顺利完成了对该报告的指导工作，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王建莉出站后，我一直很关注这个出站报告。《训诂释义研究》后获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XYY012），2020年又入选第九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该书从初步成文到正式出版历经十三年的时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作者数易其稿，不断修改，精益求精。如今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作为一部著作出版，可喜可贺。衷心祝愿她今后有更好的成果问世。

李国英

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