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河西宝卷的源头是唐代变文

宝卷是民间口头说唱文学，说唱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变文[5]。敦煌藏经洞1900年被王道士发现[6]，震惊世界。敦煌遗书的文学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俗文学作品，这些说唱文学作品王国维最早称之为“通俗诗”或“通俗小说”，罗振玉称为“佛曲”，还有的学者称为唱文、俗文等等，直到20世纪20年代郑振铎称之为“变文”，这一名称很快被中外学者接受。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这样的文体，在中国是崭新的，未之前有的。故能够号召一时的听众……”[7]他在《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一章《宝卷》中说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8]。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敦煌遗书中的说唱文学作品，也有纯韵文的，如《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董永词文》等，也有纯散文（或以散文为主）的，如《庐山远公话》等，并且思想内容方面也有差异，因此学者们又将郑振铎所谓的“变文”细分为讲经文、变文、因缘、词文、话本、故事赋、俗赋、曲子词、通俗诗等不同的类型[9]。于是，变文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两个含义，广义的变文对应于敦煌遗书中的通俗说唱文学作品，狭义的变文只指其中标名“变文”或“变”的作品以及具有“变文”特征的作品。此后，学者们将宝卷的渊源具体上溯到讲经文、因缘、变文。

车锡伦先生认为“宝卷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佛教的俗讲”[10]。他进一步指出，佛教的俗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讲经，其底本是“讲经文”，一类是说唱因缘，其底本是“因缘”“缘起”，或简称“缘”。陆永峰在《吴方言区宝卷研究》一书中探讨宝卷与变文的关系时，强调他所说的变文是狭义的变文，是指标名为“变文”或“变”以及与之特征相一致的作品[11]。方步和先生将河西宝卷分为佛教宝卷、非佛教宝卷，非佛教宝卷又分为神话传说、历史民间故事宝卷和寓言宝卷，指出俗讲（含佛变文）[12]是河西佛教宝卷的源头，俗变文是河西神话传说、历史民间故事宝卷的源头，敦煌《燕子赋》等是河西寓言宝卷的源头。

学者们的这些观点基于宝卷和变文（广义）有较多相似之处的事实。宝卷和变文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从形式上看，二者的文本都是散韵相间，演唱形态都是说说唱唱。从内容上看，广义的变文包括僧徒依照经文为俗众宣讲佛教教义的讲经文，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等；也包括讲解佛经故事以及讲唱中国传统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等的变文，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伍子胥变文》《董永变文》《秋胡变文》《孟姜女变文》《李陵变文》《张义潮变文》等；还包括讲唱因缘、弘扬佛法、宣扬因果报应故事的“因缘”，或称“缘起”“缘”，如《悉达太子修道因缘》《丑女缘起》《目连缘起》《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升天因缘变》等。宝卷的内容、题材分类跟广义的变文类似，有宗教性宝卷，如《大乘金刚宝卷》《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13]《香山宝卷》等；也有历史故事宝卷，如《昭君和蕃宝卷》《薛仁贵征东宝卷》《精忠宝卷》等；更多的是民间故事宝卷，如《赵五娘卖发宝卷》《双玉杯》《天仙配宝卷》《劈山救母宝卷》《黄马宝卷》等。方步和先生在《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中将河西宝卷和敦煌俗讲从内容、形式、仪式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认为宝卷和俗讲（包括佛变文）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同时将《孟姜女变文》和《孟姜女哭长城宝卷》、《王昭君变文》和《昭君和北番宝卷》、《董永变文》和《天仙配宝卷》等在内容情节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之间情节结构基本相同；最后将敦煌《燕子赋》与《老鼠宝卷》《鹦哥宝卷》进行比较，证明二者有继承关系。

从民间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来看，宝卷和变文之间的相似性可以从理论上阐明二者之间具有渊源关系，所以林聪明说：“郑氏之说，衡以文学演进的常道，似言之成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