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的方式

最痛快最直接的复仇方式，莫过于暴力，这是鲁迅在《复仇》篇首所快意叙述的情景。但鲁迅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暴力虽然痛快，但并不是自己可以使用的最佳复仇方式。这是由自己复仇的对象所决定的：首先，鲁迅复仇的对象不是具体的个体，而是千千万万麻木愚昧的中国同胞——他们并没有直接对鲁迅施暴，无论从手足情深的角度，还是以牙还牙的角度，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让鲁迅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其次，鲁迅清醒地发现，在这个嗜杀和习惯吃人的民族里，暴力不仅让自己感到“生命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同样会给吃人者带来畸形的快感，这反而对鲁迅形成了一种新的煎熬：

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蚂蚁要扛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拚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鲁迅预想的暴力是带来“生命的痛感”——当人的精神完全腐朽，生理的痛感可能会给他们恢复生命的直感，就像一个睡死的人，掐他一下可以让他从睡梦中骤然醒来一样。然而，暴力的结果却诱发了嗜杀者吃人的兽性，他们不仅没有在暴力中感到恐怖，反而给予他们吃人的希望和期待。这样的复仇显然丧失了复仇的意义。

最坚决的复仇应该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既然暴力无法给予庸众精神的刺激，反而激发了他们吃人的欲望，那么最坚决的复仇便是让他们失望——既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欲望，又让他们的欲望无法得逞。于是便有了鲁迅设置的情景：两个全裸的莽汉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地对峙着，没有拥抱也没有杀戮，直到永久。路人便在围观中觉得无聊，了无生趣地被迫散去。在这个极度无聊的场景中，鲁迅完成了自己的复仇，同时感到了一种“生命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

为什么在这种复仇方式中获得了复仇的满足呢？因为他把自己的痛苦和无奈转嫁给了复仇的对象。两个全裸的没有生命迹象的莽汉，是鲁迅看到的中国庸众的缩影，这也是让鲁迅感到困惑的地方：既然是一个健全的生命，便应当有生命的迹象——拥抱或杀戮——这已是最基本的生命反应，为什么中国人就没有这样的生命反应呢？为何自己对于他们的种种刺激，竟不能收到任何正面或负面的回应呢？现在，鲁迅将自己看到的情景让无聊的看客们看到了，庸众终于看到了庸众自身的样子。

既然是庸众，他们即使看到了自己，也无法认识自己，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一个人必须到一定的生命阶段才能认识自己。但是，虽然不能认识自己，当他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无聊和失落却是可以感受到的——这正是鲁迅遭遇中国庸众后的现实感受，因此鲁迅对无聊的描写非常具体而传神：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在所有的生命感受中，无聊不是最痛苦的，但却可以长期折磨人的灵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痛斥了传统礼教“吃人”的本质，其实对鲁迅而言，直接吞噬他灵魂和肉体的便是无聊。对鲁迅而言，无聊是“无法承受生命之轻”的一种状态，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作为一个已经觉醒的中国人，现实必然会带来种种激愤——激愤没有恰当的排解方式便会产生无聊。鲁迅在日本的时候便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从改善中国人的灵魂入手，而改善中国人灵魂的方式只能依靠文艺，于是他联络周作人、许寿裳、苏曼殊等人，创办了《新生》杂志——这是在日留学生中的第一份纯文艺杂志，“新生”的刊名也反映出鲁迅创办杂志的初衷，然而这份杂志最终因得不到各方面的有力支持而流产；之后，鲁迅与周作人志向不改，希望通过对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翻译来启发民智，他们的翻译作品最终以《域外小说集》（上、下）的形式面诸大众，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前10年，鲁迅已经开始尝试用新文化来改善中国人的灵魂，但最终只能以无人响应而告终。回国后的鲁迅寄身于浙江一带的学堂和北洋政府教育部，在极端保守的文化环境中以抄古碑驱逐寂寞，一腔热血慢慢地冷却掉了。所以鲁迅对于无聊的痛苦感触至深，现在他终于将自己的痛苦感受转移到复仇对象的身上。这对于复仇者来说，是最有效的复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