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现状综述

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悠久，留下了大量关于文明互鉴的历史人物和个案。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研究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点问题，并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提出许多新的视角。对学术前史的回顾和梳理，有助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思考课题研究的意义和创新之处。

一 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总体概述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激荡早已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视野，还涉及政治、经济和民族情感等多重领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也正因为如此，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中西学术界都关注的核心问题。但无论是基于时空视角还是地理空间，中西概念均体现出动态性的一面。学术界也曾就“中西”概念界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尽管没有达成全面一致的看法，但在学术研究中，中西各方均基于“异文化”视角来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课题也以约定俗成的文化概念进行文献梳理和研究。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逾2000年，在漫长的文明交流史上，中华文明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间接和直接地传到欧洲，对欧洲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期文化交流多体现在器物层面。曾经风靡于欧亚大陆的《马可·波罗游记》可以看作欧洲人对中国最直观的描述，也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尽管也有学者质疑这本游记的真实性，但其巨大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宋明以来，海上造船技术的进步将中外文化交流推向了新阶段，大部分学术研究也均以此为发端。具体而论，学术界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多从中西文化异同和交流、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中西贸易和物质文化的互动等视角展开。

明朝开启了中西文化直接交流的时代。大量的史书资料记述了当时的文化交流，其中以张夑的《东西洋考》和王征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为代表，论述了欧洲诸国文化和器物，开启了中国了解西洋文化的窗口。清朝中后期，在世界竞争和发展中，相对落后的中国人产生了危机意识，开始全面介绍和引入欧洲文化。魏源的《海国图志》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均基于中国自身发展视角介绍了欧洲地理和科技发展。此后，学术界也日益重视对欧洲社会和文化的研究。1930 年，张星烺先生编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 整理了历代古籍中关于中外交流的史料，是系统研究的资料集，时至今日，依旧有巨大的参考意义和价值。此外，张星烺编著的《欧化东渐史》论述了从汉代到20 世纪30 年代欧洲文化传入中国的历程，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思想文化两个方面。[2] 冯承钧著的《西力东渐史》、朱杰勤的《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等均从不同视角记述了中西交流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一系列的学术专著深化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其中，张维华老师的《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是系统研究的代表之作。该著是张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总结，从交通、宗教和文化三个视角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入，侧重分析了欧洲传教士和文化艺术传入中国并影响中国发展的情况。[3] 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提前至新石器时代，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古代与各国文明交流融合的历程。书中既重点论述了明清时期来自欧洲的科学理念，诸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机械制造等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又分析了中国的陶瓷文化和建筑风格对欧洲艺术思想和设计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4] 何芳川、万明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以唐朝为起点，研究了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中西贸易往来的历史，呈现出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历史特征。[5] 陈炎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是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线的专题性研究，也是著者长期进行学术研究的论文集，诠释了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影响到现代性启示。[6] 沈定平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专题性的研究著作，选择明末七十余年中西文化激荡的关键节点进行论述，书中通过耶稣会内部的分歧、明代士大夫之间认知的差异、辽东战争对中西文化影响等角度论述了文化互补与文化差异与融合，探究了早期全球化阶段中西融合中的各种影响因素。[7] 与此论著有异曲同工之处的还有李亚宁的专著《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十七、十八世纪中西关系引论》，该著主要从科学史的视角论证了欧洲新式科技理念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8] 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是学术界第一部按照国别、地区进行专题式研究的著作，梳理了从古代到1949年的漫长交流史，重点着墨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书中有大量篇幅记述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从历史上来看，中外文化交流大多在和平的历史语境下进行。在此背景下，对文化交流融通进行全方位诠释。[9] 李喜所主编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五卷本）在前人学术研究成果基础上，论述了从古代至20世纪末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是近年来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具有影响力的著作。[10]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安宇、周棉主编的《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以留学生的视角，探究分析了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论述了严复、蔡元培、胡适等文化名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和个性特征，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11] 国外汉学家也从各自的视角研究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文化交流互鉴和相互影响，尤其是以美国薛爱华和法国汉学家安田朴为代表。《撒尔马罕的金桃》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代表作。该著以唐代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器物、食品、木柴、颜料、食物和书籍等多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唐代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外来因素，极具研究参考意义和价值。[12] 安田朴是欧洲著名汉学家，长期致力于中欧文化交流的研究，其代表作《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论证了从古罗马时期到18世纪后期，中国文化在欧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涉及哲学、戏剧、文艺等多个视角，揭示了欧洲发展过程中作为“他者”的中国所起到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力。[13] 此外，在诸多研究专著中，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谢和耐从宗教信仰差异的视角论述了中西文化交流中存在的冲突及其文化融合，其代表性论著有《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法] 谢和耐著，于硕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法] 安田朴、谢和耐等，耿昇译，巴蜀书社 1993 年版）、《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法] 谢和耐著，于硕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等，为学者进行跨文化交流和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在物质文化交流层面，亨利·柯蒂埃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系统论述了中国在整个法国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力，进而论证了中国文化在法国社会中形成了良性互动格局。[14]

专题式学术论文也从多个视角对中外文化交流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大体而论，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研究：第一，中西科技、艺术等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第二，来华传教士和基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力；第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外文化交流的意义和参考意义。在物质文化交流层面而言，大量器物贸易和文化影响的专题性论文揭示了器物在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大致而论，从明初中西文化大规模接触来看，器物文化影响分为三个明显的时段。在早期贸易中，来自中国的器物，诸如陶瓷、丝绸、茶叶、家具、建筑样式对欧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范琳燐的《清宫廷艺术对洛可可风格的影响》论述了清廷精美工艺品对欧洲洛可可风格的影响，促使欧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穆巍的《明清家具与洛可可风格家具造型纹样对比》，通过大量的实物论证了欧洲家具设计中的中国文化的影响。[15] 费文明从建筑式样入手，论述了中国建筑在清朝中期以前对欧洲的重要影响。[16] 与上述研究风格相近的是，梅青以德国“无忧宫”为个案，具体论证了腓特烈二世对中国文化的推崇，进而再次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和作用。[17] 但这种风尚随着欧洲工业文明的推进而消减，欧洲文化界等开始批评中国器物设计风格。而在这种局面下，中国也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值得玩味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了对欧洲器物制造模仿的过程。李长莉老师从符号学的视角入手，探究了洋货在传入中国以后从“时尚品”“奢侈品”到实用性品的转化，逐步普及化和大众化。[18]林青从日用化学品、化妆品、火柴、蜡烛等日用品层面论述了洋货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19] 在众多研究中，对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影响下的近代工业发展研究非常多，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论证了近代中国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如同近代改革者所认同的那样，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也是从器物层面开始的。这方面研究成果也非常多，笔者不再赘述。但如果从较长时段去思考中西器物文化在不同时空下地位的变化和迁移，更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动。

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利玛窦作为早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对他的深入研究体现在多个视角。林金水的《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在分析利玛窦对中国科学活动影响的基础上，揭示出其传播基督教的真实目的。[20] 利玛窦在各个地方的传教活动对当地的影响也是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吴孟雪的《利玛窦在南昌的文化活动及影响》（《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倪静雯的《利玛窦与南京》（《东南文化》2004年第5期）等论文均对利玛窦在区域科学、数学、天文、地理知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剖析了利玛窦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近代传教士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从1815年米伶创办的《察世俗》开始，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近百份期刊，在推动中国科技和文化变迁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众多学术研究中，熊月之贡献甚大。他通过大量系统的学术研究，揭示了西方传教士在诸多方面的贡献，梳理了中西文化激荡背景下西学逐步被中国接受的过程。[21] 在相关研究中，大量博士论文的专题式研究将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研究推向了深入。著名代表有岳志强的《“文化传播”理论视角中的传教士与美国华人社会（1848—1900）》（浙江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张宗鑫的《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山东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高黎平的《传教士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张向东的《明末清初传教士身份认同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山东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上述青年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的专题研究，推动了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互动研究的深入。

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领域，在相关研究中，从中西文化异同的对比分析的角度揭示了冲突与融合背后复杂的驱动因素。龚书铎先生通过分析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吸收过程的逐步深入，提出中西文化的汇通与融合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并且认为只有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与融合，才能建构新型的中国文化。[22] 王克婴通过近代和当代不同语境下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冲突与融合，思考社会历史背景、文化交流与冲突的方式、范围和结果等，揭示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差异性，深入思考只有将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体系之中，才能实现文化的现代化，也才能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贡献。[23] 郑永廷等从民族文化主导的视角，分析论证了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和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借鉴，只有坚持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我为主，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化。[24] 丁伟志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论述了文化交流的意义和价值。具体而论，近代欧美强势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艰难的激荡和融合过程中，形成了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新型文化，也促使中国在更大范围内融入世界文化之中。[25] 赖廷谦等基于中国梦的视角，分析了中西文化激荡的几个不同时期，包括改良维新文化、救亡图存文化、观念对峙文化、经济建设文化与和谐发展文化等，进而思考新时期中西文化激荡的应对策略。[26]

二 外销瓷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概述

作为中国传统器物文化的代表，瓷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相关学者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销瓷在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第二，16—18世纪中欧瓷器贸易及其对克拉克瓷的影响。第三，全球化语境下瓷器与世界贸易的互动关系。

关于陶瓷贸易和大量考古资料为外销瓷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保证。在相关研究中，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陶瓷贸易圈是学术界最初关注的问题，华人学者韩槐准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对南洋地区的中国外销瓷进行系统研究，并发表了系列论文。在此基础上，完成《南洋遗留的中国古代外销陶瓷》一书，介绍了从东汉到清朝中国陶瓷外销的历史，并对不同窑口产品进行分析和论述。[27]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也是较早关注中国和世界陶瓷文化交流的学者，在系统研究中国陶瓷对外贸易和文化影响力基础上，他提出了“陶瓷之路”的概念，并就不同时期中国陶瓷海外影响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陶瓷海外贸易研究的深入。[28]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较早关注中国外销瓷在非洲的影响，他通过埃及和东非的陶瓷遗存，探讨了中非之间的器物文化交流。[29] 同年，陶瓷考古专家陈万里先生论证了从宋至清的外销瓷贸易，开启了对外销瓷研究的新阶段。[30] 在此基础上，陈先生挑取中国陶瓷外销鼎盛时期的明清，以荷兰T.佛尔克编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关于中国出口瓷器数量的记载，分析了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重要影响。在论文中，陈万里专门指出在早期外销瓷中有大量欧洲定烧的情况，较早揭示和论及了克拉克瓷制作局面。[31] 20世纪80年代，外销瓷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且系统研究的时期，出现了大量关于外销瓷的研究期刊，其中《古陶瓷研究》和《海交史研究》等期刊最具代表性。此外，关于外销瓷的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使得外销瓷研究越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相关研究中，古陶瓷研究专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以傅振伦先生、叶文程先生、冯先铭先生等为代表。冯先铭的《中国古代外销瓷问题》（《海交史研究》1980 年第2期）论述了宋元时期中国陶瓷在日本等地的销售情况；《元以前我国瓷器行销亚非的考察》考证了从唐朝开始的瓷器贸易和文化交流，分析了瓷器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影响力。叶文程的《关于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的几个问题》（《古陶瓷研究》第1辑）概述了中国陶瓷对外输出、各国需求以及国外研究现状，对外销瓷的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与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前期基础上，文化交流的视角成为外销瓷研究的重要方向。王莉英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中国瓷器》，论述了瓷器贸易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中国瓷器装饰推动了欧洲艺术风格的演变，而欧洲艺术风格也在中国瓷器上出现，从而推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32] 鲁宁等的《郑和下西洋与明永宣青花瓷外流》指出，正是因为郑和下西洋才促使了青花瓷制作工艺的提升和改变，明代青花瓷也是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水下考古和国外博物馆藏的瓷器也为外销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开拓了新研究领域，新安沉船、南澳一号、南海一号等大量沉船为外销瓷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史料。在相关论著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周世荣等人合著（编）的《海底瓷都与海底珍瓷》（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16世纪开启的中西直接贸易，形成了全球性的陶瓷贸易圈，也彰显了中国陶瓷文化巨大的海外影响力，对中国出口欧洲瓷器的研究自然成为了外销瓷研究的核心内容。国外学者较早开启了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Hwrbert，Peter and Nancy Schiffer，Chinese Export Porcelain（Schiffer Publishing Limited，Exton，Pennsylvnia，1975）；T.Volker，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1602-1682）（E． J.Brill，Leiden，the Netherlands，1954）；John Goldsmith Phillips，China Trade Porcelain（Phaidon Press，Ltd，London，1954）等。在掌握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具体分析了瓷器对欧洲出口的数量以及对具体国家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力。各国东印度公司在瓷器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国内学者对外销瓷系统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朱培初，在其编著的《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分国别和时间对中国陶瓷在亚洲的重要影响进行论述。在论述中，他也提及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国家对中国瓷器生产模仿的历程，系统性总结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海外影响力。[33] 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外销瓷进行研究，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李金明老师的《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运用经济史研究方法，通过对大批外销瓷的深入分析，解读了中国瓷器在欧洲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林梅村教授关于景德镇外销瓷的系列论文其代表性的成果有《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交流——15、16世纪景德镇外销瓷调查之一》（《文物》2010年第3期）、《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交流——15、16 世纪景德镇外销瓷调查之二》（《文物》2011年第12期）等。具体论述了景德镇瓷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

克拉克瓷的研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对其造型、纹饰及其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研究。在造型方面，胡璇的硕士学位论文《景德镇克拉克瓷盘类造型研究》（景德镇陶瓷学院，2013年）是专题性研究，论文通过不同类型和尺寸的瓷盘研究，对克拉克瓷的等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探讨。在纹饰方面，学者关注的比较多，其代表性的论著有：罗易菲、曹建文的《景德镇克拉克瓷开光装饰艺术的起源》（《中国陶瓷》2006年第9期），罗易菲、汪冲云的《克拉克瓷盘边饰类型与分类》（《中国陶瓷》2006年第2期），刘慧茹的《克拉克瓷盘的开光装饰研究》 （景德镇陶瓷大学硕士论文，2014 年），辛亚勤的《景德镇克拉克瓷盘纹饰研究》（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 年）等。对克拉克瓷的综合性研究及其在全球性贸易中扮演的角色的研究拓展了相关的研究领域，实现了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突破的尝试。其代表性的论文有：熊寰的《克拉克瓷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5期）、张静容的《文化软实力视野下的克拉克瓷的文化叙事》（《贵阳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等。相关研究通过克拉克瓷的个案分析全方位展示了中欧器物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的不断调适的过程。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视角为外销瓷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在众多学者中，中国社科院万明老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从文明交融走向社会时尚》论文中，万明以青花瓷在明朝烧造技术成熟为个案，探究中国国内陶瓷审美由传统青瓷、白瓷向青花瓷过渡，进而分析其变化背后的原因与大航海时代和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从中外文化交流和明代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全方位思考新式陶瓷器物的重要影响力。[34] 在前期思考的基础上，万明老师更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将青花瓷贸易置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全球化背景之中，思考经济与社会变迁历程，进而探究文明融合的新路径，昭示了青花瓷开启了全球化的新时代。[35] 在研究路径和研究视角与万明老师相类似的是罗伯特·芬雷的《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的时代》，该著将中国瓷器置于中西贸易大的历史背景下，探究中国瓷与跨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分析了欧洲对中国瓷业生产的想象，进而论述欧洲制瓷技术成功以后中国瓷的衰亡。运用新文化史的写作理念，全方位解读了瓷器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36]

三 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概述

作为世界上著名的陶瓷产区和中国区域手工瓷业生产的代表，无论是对景德镇瓷业发展历史、陶瓷贸易还是陶瓷艺术的研究，相关学者的研究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瓷业对外贸易和景德镇瓷业发展模式层面，大量明清史料均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有详尽的记述。著名的代表有马欢的《瀛涯胜览》、张夑的《东西洋考》、费信的《星槎胜览》等。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明清时期也出现了专门记述瓷业发展的文献，著名的代表有《天工开物》《南窑笔记》《陶说》《陶雅》《景德镇陶录》《陶人新语》《饮流斋说瓷》等。此外，陶瓷古籍中也有关于景德镇瓷业生产状况的介绍。近年来，随着对陶瓷文献的整理，这些史料也被大量熟知和运用。冯先铭的《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台湾艺术家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的《中国古代陶瓷文献辑录》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梁宪华、翁连溪的《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铁源、李国荣主编的《清宫瓷器档案全集》（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等，这些陶瓷史料集整理了大量关于陶瓷生产的资料。在陶瓷史研究专著中，也有详细的关于景德镇瓷业生产和发展的记述。中国硅酸盐学会编的《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叶喆民先生的《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方李莉老师的《中国陶瓷史》（齐鲁书社2013年版）、陈帆主编的《中国陶瓷百年史》（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等，均将景德镇瓷业发展历史作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景德镇陶瓷专题研究方面，从民国初期至今也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成果。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向焯的《景德镇陶业纪事》 （开智印刷局1920年版）在记述景德镇陶瓷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论述了晚清民国景德镇瓷业生产状况、瓷器的种类、陶瓷营业和贸易情况、陶瓷税收和江西瓷业公司的发展状况等，提出了对景德镇瓷业生产状况的担忧。江思清的《景德镇瓷业史》（中华书局1936 年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述了五代到民国时期景德镇瓷业发展史，属于景德镇专门瓷业史论著的开山之作。黎浩亭的《景德镇陶瓷概况》（正中书局1937 年版）和江西省建设厅主编的《江西改进瓷业之设施》（国民经济建设丛刊第二种，1937年）均记述了20世纪30 年代景德镇瓷业生产的概况，反思了景德镇瓷业发展中交通、金融、原料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为瓷业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59年，江西省轻工业厅组织景德镇陶瓷研究专家编著的《景德镇陶瓷史稿》一书，详细记述了景德镇瓷业发展历程，展现了新石器时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瓷业发展历史。在该著编写中，运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和口述史资料，时至今日依旧是研究景德镇陶瓷史必备的参考书目。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梁淼泰的《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可谓代表作。[37] 作者基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详细分析了明清时期景德镇瓷业发展历程，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众多研究学者中，陈海澄也是著名的代表之一，在参考文献资料和大量口述史访谈基础上，完成的《景德镇瓷录》（《中国陶瓷》增刊，2004年），不仅让我们了解景德镇完整的瓷业生产工序和过程，也有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知民国景德镇瓷业生产中的逸闻趣事。此外，一些学者长期关注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研究，也完成系列专著和其他研究成果。方李莉的《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的田野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景德镇民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年版）等论著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详细地描述了转型时期的景德镇瓷业发展中的诸多现象。陈雨前也长期从事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研究。他主编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丛书，该系列丛书共六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年版），分别从景德镇陶瓷文化、陶瓷习俗、传统陶瓷雕塑、传统陶瓷工艺、古彩装饰、粉彩艺术等视角重点对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和陶瓷艺术进行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此外，陈雨前还主编了相关的陶瓷文献的书籍，推动了陶瓷文化研究深入进行。日本学者佐九间也长期从事景德镇研究，完成《景德镇窑业史研究》（第一书房1999年），以专题形式论述了明代以来景德镇官窑、民窑发展历程、瓷器价格等问题。

相关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对景德镇陶瓷文化和近代景德镇瓷业转型也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分析了中外文化激荡视角下的景德镇瓷业发展和变迁，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民国时期景德镇陶瓷工业调研和改革路径。在景德镇瓷业衰退的历史背景下，学术界在对瓷业调查基础上，以期寻求景德镇瓷业的现代化路径。著名代表作有：杜重远的《景德镇瓷业调查记》（《农村复兴委员会学报》1934 年第2 卷第5期）、李德宣的《景德镇陶瓷工业今昔》（《中国建设》1937年第16卷第2期）、高崧的《景德镇瓷业概况》（《经建季刊》1947年第4期）、李培寿的《景德镇瓷业近况》（《浙赣铁路月刊》1936年第2卷第9期）等。基于近代景德镇瓷业衰落的历史语境，多数学者主张采取新式现代机器大工业发展模式来改良景德镇瓷业生产，进而实现复兴。第二，近代景德镇改革和瓷业转型的专题研究。项坤鹏以江西瓷业公司为个案，通过公司成立的时间、企业资金和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了近代景德镇瓷业的发展。[38] 范瑛的《近代中国传统手工业城市衰落略论——以景德镇为例》，认为类似景德镇这样单一手工业城市在大工业背景下最容易受到冲击，景德镇衰落就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39] 方李莉基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从景德镇瓷业生产转型的视角探究了在工业化语境下如何实现景德镇瓷业生产的繁荣与复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探究在后现代的局面下手工业的出路。[40] 第三，海外贸易影响下的景德镇瓷业生产的转型演变。刘昌兵基于历时性的研究视角，探究了景德镇瓷业从宋代至清的海外贸易，深入思考了对外贸易对景德镇陶瓷生产模式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瓷业盛衰背后的各种文化因素。[41] 罗苏文从材料、能源、工具、信息等推动文明进程的视角，反思了近代景德镇瓷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正是影响景德镇瓷业生产和城市建设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因素。[42] 在另外一篇论文中，罗苏文研究员依旧探讨近代景德镇瓷业困境，从名扬天下的世界瓷都到变成瓷业生产的“局外人”，生产方式的落后和跨文化对话的缺失是关键性要素。[43] 此外，在所有关于景德镇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多篇专题性博士和硕士研究论文均对景德镇进行研究。刘朝晖的《明清以来景德镇瓷业与社会控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肖丰的《器型、纹饰与晚明社会生活》（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吴秀梅的《民国景德镇制瓷业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牟晓林的《海外需求对明清景德镇瓷器的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14年）、李松杰的《近代景德镇瓷业与社会变迁研究（1903—1949）》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6 年）、郭金良的《传统手工业的复兴与文化再造——景德镇老鸦滩陶瓷艺术区田野考察报告》（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16年），上述博士论文从多个视角和主题对景德镇瓷业文化和社会结构进行研究，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进行。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外文化交流还是景德镇区域陶瓷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可谓蔚然大观。在文献综述中，肯定会有未关注到或疏漏的重要研究成果，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还有深入的空间。首先，基于历时性的研究视角，深入探究从16世纪初期至今的景德镇陶瓷文化变迁，有一个明显的主题，也就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理念下寻求瓷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道路。其次，将景德镇瓷业生产结构、陶瓷器物演变、产业发展模式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还有一定的空间。此外，在关于景德镇瓷业现代化过程中，大多数学者依旧采取“传统——现代”二分法研究视角，过分强调现代性生产模式的优越性，忽视了传统景德镇产业的优势。基于长时段研究视角，也能透析出中西文化激荡下景德镇瓷业发展的变迁与融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大量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和民国史料的运用，也能推进课题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