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央九月来信”与古田会议的召开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周恩来报告红四军4月5日从瑞金发出的对中共中央2月来信的复信。周恩来提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已决定召开一次军事会议，朱德、毛泽东处应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于是，中共中央再一次致信红四军，要求派人参加会议并汇报工作。
7月29日，朱德与陈毅从新泉赶赴蛟洋，与毛泽东等人召开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商讨应对闽、赣、粤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的作战计划，并决定由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一职暂由朱德代理。
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汇报了红四军有关情况。李立三表示，他将尽快向政治局作报告，并要陈毅赶紧写出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8月17日，李立三向中央政治局扼要介绍了陈毅报告的红四军的有关情况，会议决定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并作详细报告。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当时的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和关向应，陈毅在会上就红四军的全面情况和朱毛之间的争论作了详细报告。会议认为，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都很重要，于是，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周恩来任召集人，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审议，并起草一个决议，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发给红四军。
随后，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多次讨论研究红四军问题。周恩来一再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恢复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宣布，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同时，周恩来让陈毅根据其间召开的中共中央军事会议和谈话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一份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很快，陈毅写出了这份题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的文件，在经周恩来审定后，于9月18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其实，“中央九月来信”是陈毅起草的。在红四军内部这场争论的化解过程当中，陈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要知道，陈毅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前委书记了，但是他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需要毛泽东回来工作，而且他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经过这一段经历也更加深刻了。“中央九月来信”的主要内容已经收录在《周恩来选集》。
关于毛泽东和朱德的关系，“中央九月来信”专门以一节做出指示，强调“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它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而此前红四军前委在处理朱毛问题时，存在四个方面的缺点：一是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由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二是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三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四是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
指示明确要求红四军前委应立即负责纠正上面的一些错误，并提出了四条具体办法。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20]
“中央九月来信”强调，党代表名称也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以由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可不兼政治部主任。指示还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决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字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为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红四军七大后，红四军中的主要领导人只剩下朱德一人，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难免有所放松。1930年1月6日，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四军八九十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21]面对这种情况，朱德是相当着急的。他一面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议问题。一面要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希望他能回来主持前委，但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毛泽东是不是真的身体不好呢？这段时间他确实身体比较差，他得了疟疾，也就是打摆子，身体非常虚弱。这个时候，国民党方面因一时得不到他的消息，竟然造谣说他已经死于肺结核病。甚至共产国际也误以为毛泽东已经病故了，还在1930年年初的《国际新闻通信》上发了个1000多字的讣告。讣告说：“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应该说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
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城的太忠庙召开，会议由朱德主持。这次会议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会议也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事先没有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
中共红四军八大上，陈毅再一次当选为前委书记，在他未回来之前由朱德代理。在会议过程中，第三纵队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提出要将毛泽东请回来，得到了不少代表的支持。其实朱德也有这个意思，但他担心毛泽东不愿意回来，于是就让刚来到红四军的军政治部主任张恨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敦请信。张恨秋在信中说，接此信后如不回来，就要给予党内处分。毛泽东也怕组织处分，所以当时他尽管病得很厉害，接到信后，只得坐担架从永定的金丰大山前来。可是，等到他来到上杭城的时候，红四军八大已经开完了。
红四军八大以后，毛泽东在上杭县城的临江楼养病。这时，地方党组织给他请了一位当地的著名中医，为他开了一个方子。服了这位老中医的方子之后，毛泽东的身体逐渐地好转。在农历重阳节也就是10月11日这一天，他看到临江楼院前汀江边的黄菊盛开，于是填了一首词叫《采桑子·重阳》。这首词我们都非常熟悉。从这首词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的情绪也是在好转的。
10月22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在广东蕉岭县的松源与朱德会面。当天晚上，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听取陈毅传达中央的指示。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致信毛泽东，请其回到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同时，考虑毛泽东因病一时不能返回部队，决定前委书记暂由陈毅代理。
就在陈毅回到红四军的前两天，曾经在红四军那场争论当中起了不是很好作用的刘安恭，在率部进攻广东大埔的虎头沙时，中弹牺牲，时年30岁。所以今天我们对刘安恭也没有必要过多地加以指责和埋怨，他毕竟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1月2日，陈毅再一次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回前委工作。11月18日，朱德和陈毅率部抵达上杭的官庄，两人又一次致信毛泽东，请他回军中主持前委工作。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朱德和陈毅请毛泽东回来的态度是相当诚恳的。
11月13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占了长汀，红四军前委在这里做出决定：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去迎接。这时的毛泽东，一方面，身体情况正在恢复；另一方面，看了陈毅传达的“中央九月来信”，已经知道了中央的态度。11月26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的陪同下，毛泽东来到长汀，与朱德、陈毅会合，并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可以说，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到这个时候就已经完全化解了。
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同一天，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自己回到红四军的情况和目前的工作计划。信中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22]
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红四军新一届前委成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23]，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方针政策。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今天我们讲古田会议确定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其中这句话就非常关键。红军是一个实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红军与别的军队相同的地方，那就是要打仗，军队是为打仗做准备的。但是，红军与其他军队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除了要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还要筹款，还要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政权，等等。总之，红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这就意味着只能是党指挥枪，而不能枪指挥党。所以，军队必须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实际上是立下了一系列的规矩。比方关于红四军内部曾经一度存在的极端民主化问题，决议案提出的纠正的办法，除了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外，还强调在组织上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那么，实行什么样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呢？古田会议提出的办法是：一、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二、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三、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对于当时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主要表现为少数不服从多数，少数人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古田会议提出的纠正的办法是：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今天我们党的政治纪律最根本的是“四个服从”，“四个服从”当中有一个服从叫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在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当中就已经提出来了，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对于红四军内部一度存在的非组织的批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怎么去纠正？决议案强调就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之一，怎么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怎么去开展批评？决议案讲得很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是要增加党的团结，而不应当把批评作为攻击别人的工具。
对于当时红四军内部所存在的组织不纯的问题，决议案为此提出的纠正办法是：一、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二、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介绍他进党。有些同志看了这五条以后，觉得这个要求也不是很高，怎么把不吃鸦片、不赌博也作为入党条件之一呢？其实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红军相当多的来源是旧军队，而在旧军队抽鸦片、赌博是个普遍现象，所以古田会议特别强调新党员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吃鸦片，不能赌博。至于其中所提出的发洋财的观念不能有，实际上更有现实意义。为什么今天我们党员干部当中有些人出问题，不就是脑子里面有发洋财的观念吗？共产党员不应该有发洋财的思想。
讲到这儿，今天我们想一想，如果当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中，仅仅为他们个人的名誉地位考虑，为他们的个人权力着想，他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是否能够得到化解？如果这场争论不能化解，那朱毛红军的结局又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团结出战斗力，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第二年的9月、10月，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24]这正是红四军虽然经历了一场争论，但最后形成一个良好结局的重要原因。
以上就是今天我和大家的交流内容。谢谢大家。
[1]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378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页。
[3]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2页。
[4] 《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5]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6]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7]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4页。
[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84页。
[9]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3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1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75页。
[16] 蒋伯英：《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166页。
[17]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18]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19] 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1—522页。
[21]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1985年编印，第236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24]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