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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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祁连山脉的镜铁山下，有一条波涛汹涌的北大河。时值盛夏，河水明显多了起来，河里的波涛愈加汹涌，从祁连山上倾泻下来的雨水和山洪，在河床中翻滚激荡，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向前奔涌，一浪连着一浪，向着远方，向着既定的方向奔流而去。

岸边一块石崖上，坐着十一中队副指导员王永学。他看着眼前河里翻滚的波涛，心潮也像浪花一样翻滚着。

王永学是陕西武功人，1969年春天一当兵，就被分配在基建工程兵第二支队（师）第十一大队（团）新成立的十一中队（连）。被称为“钢铁雄师”的第二支队是1966年为建设“酒钢”组建的，隶属于该支队的第十一大队同时组建，在镜铁山担负铁矿（一期）井巷开拓与安装工程的建设任务。面对海拔高度最高、自然环境最恶劣、施工环境极其艰苦的作业条件，全大队指战员艰苦奋战八年，在1974年夏季完成了这项特大型工程，保证了“酒钢”源源不断的铁矿石需要，书写了壮丽的篇章。王永学所在的十一中队在这项任务的完成中，自然功不可没。

十一中队比第十一大队其他中队成立时间要晚些，是1969年以陕西兵为主在镜铁山矿组建的。新组建的十一中队除连、排及技术干部从全大队选调外，大部分是从九中队、十中队选调进来的骨干。有工改兵技术人员，有1966年四川兵，还有部分随军工人老师傅，共约30多人。另外分进陕西新兵70多人，全中队共计110人。

新组建的十一中队，主要承担矿山基本建设中最艰苦、最危险，也是工程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竖井、天井、斜井和平巷的开凿任务。自1969年5月组建到1974年夏的五个春秋中，一直在镜铁山桦树沟承担部分矿山基本建设任务。打过平巷，打过普通天井，打过吊罐天井，打过斜井，也打过一次成井的光面爆破井，打过矿仓和溜井等，在很短时间内由一个新组建的连队成为一支矿山建设的生力军。

十一中队虽然组建晚，但在全大队甚至全支队却很有名气。之所以出名不仅是因为他们是矿山建设的尖兵，是完成工程的骨干力量，更是因为一场意想不到的特大恶性事故。1972年3月30日，第十一大队发生运输罐笼坠落事故，下井作业的罐笼滑轮的钢丝绳突然崩断，罐笼中的11名干部战士不幸坠入井底，全部牺牲，状况非常惨烈。牺牲的11名干部战士全部是十一中队的，包括他们的中队长（连长）。这次“罐笼事故”震惊了第十一大队，震惊了第二支队，震惊了整个嘉峪关酒钢厂区。人们在沉痛哀悼烈士的同时，一种“魔咒”说也传播开来，说此次事故正好发生在第十一大队十一中队，正好死了十一人，人数又正好是全中队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些数字似乎预示“十一”是一个不祥数字，在“十一中队”工作生活，就会被死亡笼罩。这一下子给全中队干部战士带来了压力，甚至造成了恐慌。有的战士说，旧社会当兵死了没人埋，我们当兵埋了没有死。我们的工作环境是四块石头夹一块肉，今天没出事是幸运，能不能每天都幸运？不少战士产生了赶快退伍复员，离开这危险的工作环境的想法。好在党、团支部及时做工作进行引导，稳定了大家的情绪，进而使施工得以正常进行。但“十一中队”的名声已经远扬了。“十一中队”成了“恐怖”甚至是“死亡”的代名词，一些人不愿调入“十一中队”，“十一中队”的干部战士想离开。这种“恐怖”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恐怖”才开始减弱，但死亡的“阴影”还继续存在。这就是“十一中队”为什么在第二支队第十一大队那么出名的原因。

王永学一入伍就被分配到十一中队，从战士干到班长、副排长、排长、副指导员，对“十一中队”的历史了如指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无比熟悉。在第十一大队完成镜铁山铁矿一期工程建设、即将撤离此地投入新的战场之际，他对这个战斗了五年多的地方有说不出的复杂情感。连队已接到撤离镜铁山的指令，并确定了撤离日期，已有其他连队陆续离开，十一中队因为要做一些工程收尾工作，被安排在最后一批撤离镜铁山。即使最后撤离，终是要离开曾经战斗的地方。坐在北大河岸边，看着波涛汹涌的浪花，心中怎能不波澜起伏？北大河的浪，一浪接一浪向前涌起，而他心中的浪则是倒流着的，过去的时光、逝去的人和事，一下子都涌到眼前来，他放开了自己的思绪，任它信马由缰地飞奔起来。

他的思绪飞到了武功县王家堡村。这个渭水河畔的小村庄是自己出生的地方。这个古老的村子，直到1949年解放那年，还都完整地保留着古老的村貌。他在这个村庄长大、成人，由于学习刻苦，成了“文革”前全村唯一在县中学上学的中学生。“文革”中断了大学招生，他只好在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就在下决心在农村傍一辈子牛腿的时候，参军入伍改变了他的命运。入伍通知书是大队革委会主任和民兵连长组织全大队民兵打着彩旗，敲锣打鼓送到家里的。送通知书那天，他家前后院挤满了祝贺和看热闹的人群，有不少长辈还举大拇指夸他有出息，他激动得不知道说啥好，下定了非要在部队干出个名堂的决心。纵使千难万险、刀山火海也不退却，非闯出一片新天地不可。

他的思绪飞到了当兵之初那些日子。在举国上下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欢呼声中，他们那批新兵在武功县委党校集合，第二天便告别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步行到普吉镇火车站上了军列。一路过宝鸡、兰州，经天水、武威、张掖，经过几天几夜的行驶，于1969年4月7日晚上，到达了目的地。下火车时，四面八方灯火通明，大家都在想，我们当兵的城市可真不小，人人都在陶醉中。第二天一早，大家不顾几天坐车的劳累，天刚亮就爬了起来，出门一看，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光秃秃的一片，别说一棵树，就连一株野草也没有。不知是谁还即兴编了个顺口溜，记得是这么说的：“来到嘉峪关，眼泪擦不干；南面祁连山，脚下戈壁滩；风吹山头跑，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人丢没处找。”原来昨夜的灯火辉煌是嘉峪关市的路灯，他们已被军用卡车拉到了远离市区的戈壁滩。更没想到的是，在戈壁滩新训营地完成了新兵训练之后，他们这批新兵全部补充到镜铁山第十一大队各中队，其中70人分配到了刚刚开始组建的十一中队，他是其中的一员。镜铁山，海拔5205米，位于北纬39.4度，东经97.8度，地处甘肃省祁连山西段，归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管辖。镜铁山域名历史不长，因20世纪五十年代镜铁山矿的发现，共和国的版图才增添了“镜铁山”这个名字。镜铁山离嘉峪关市78公里，属于高原高寒地区，高原缺氧与极度严寒，生活环境极其恶劣。来到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是他们这批兵没有想到的。面对这一切，他没有丝毫退却，心里想的是越是艰难困苦越能锻炼人，一定要好好干，为父母争光，为自己争气。

他的思绪回到了十一中队新建的时光。他和70名新战友分到初创中的十一中队。当时的十一中队就是一张白纸，连营房也没有。没有营房自己动手建，连队在矿山附近，傍着北大河，在岸边选择地势稍微平坦一点的有利地段，开山劈石，平整地面，修房造屋，供己所用。没有建筑材料，战士们自制土坯工具，先将黄泥制成土坯，再用土坯代砖垒墙，房顶用芦苇秆代替木板，用油毡代瓦，用芦苇秆做龙骨，用旧报纸、糨糊吊顶，建起了西北人称“干打垒”的房子。住在这种房子中，防寒保暖的条件可想而知。最难忘的是第一年冬季，房子四面透风，火炉烧得又不好，睡在屋子里如同睡在冰窖里一样，睡觉还要戴上皮帽子，脱下的鞋冻在地上拽不起来。一些南方籍战士适应能力更差，不少人手冻肿了，耳朵冻烂了。从施工现场到营房，身上的棉衣都冻成了盔甲，脱下来的棉衣能立在地上。但是严寒吓不倒英雄汉，战士们乐观地称自己是“盔甲兵”。

他的思绪飞到了1970年大会战那段激情飞扬的岁月。1970年4月，粟裕大将赴新疆考察时，周恩来总理特意指示这位开国将军：从新疆路过嘉峪关时，一定要下车，了解一下酒钢的建设情况。4月22日上午，粟裕大将带着周总理的嘱托来到酒钢。这位戎马一生的大将军顾不上休息，当天下午就在军代表郭时胜和酒钢领导鲍鸿光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1号高炉工地。晚上听取了酒钢建设的情况后，确定酒钢1号高炉于当年10月1日建成投产，正式出铁，并向兰州军区首长和北京冶金部做了沟通。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粟裕大将的亲临指导下，“久久无钢”的酒钢出现了起死回生的曙光。

6月下旬，“全国抬酒钢，保证‘十一’出铁”的万人会战誓师动员大会分别在兰州和嘉峪关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冶金系统等53个城市400多个单位参加动员会，并派出精兵强将参加酒钢建设。经过4个多月的声势浩大的万人大会战，使停停建建长达十二年未出一吨钢的酒钢，终于在1970年“十一”的前一天，炼出了第一炉铁水。

酒钢1970年“十一”出铁和成昆铁路“十一”前通车，在我国三线建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主席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像人造卫星上天一样，这些新中国的建设成果，可谓人间奇迹。干部战士都知道，酒钢一直是毛主席关注的国家工程，上马是在1958年。正干得热火朝天，突遇困难，于1962年5月被迫停建。酒钢第二次上马恢复建设，始于1964年7月。此时国民经济已经好转，但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三线建设吃紧，西北战略地位凸显，酒钢位居其中。毛主席曾两次在听取三线建设汇报时提起酒钢。一次是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三五计划”时说：“酒泉、攀枝花的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再一次是在一份中央转发的报告上批示，大意是：“攀枝花、酒钢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成昆铁路修不通，我将来只好骑毛驴去……”就是在上述背景和高层精心部署下，酒钢才作为“三线建设”重点项目重新上马。也正是在这种国家需要的前提下，基建工程兵第二支队应运而生，于1966年10月1日诞生并投入到酒钢建设中去。作为酒钢建设的主力军，在确保酒钢1970年“十一”出铁的大会战中，第二支队2万多名官兵，在会战总指挥部领导下，全力以赴，日夜苦战，所承担的两个工程项目全部如期建成。1970年6月1日，镜铁山桦树沟矿区在2940水平投产出矿；6月5日西沟石灰石矿土法开采临时出矿；8月26日热电厂3号机组发电；9月2日1号焦炉出焦；9月30日炼铁厂1号高炉炼出第一炉铁水。至此，酒钢从1958年开始建厂，几上几下，历经波折，终于建成西北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这次大会战的丰硕成果也凝聚着十一中队干部战士的贡献。这支刚组建一年多的连队，一下子成了打井建矿的骨干，干部战士用双手捧上铁矿石，在会战成功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这次大会战中，他王永学崭露头角，被提拔为代理排长。这里还有一个他终生难忘的花絮。1970年7月1日，他作为副排长带领四排两个班完成一个班次的工作量准备下班时，从电话中得知晚上没有接班的班排。时值党的生日，他决心带领战士们以实际行动庆祝党的生日，提出“我们今天加一个班，再放一茬炮，给党的生日献厚礼！”这一建议得到大家的响应。在经历了七八个小时的艰辛劳作后，又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场地狭窄，装岩机用不上，只能人工装渣，仅推矿车就跑了总计70多公里的路。当大家完成又一班工作任务时，已是次日的早晨，彩霞已在洞外的山头升起。这一事迹被广泛宣传后，王永学成了典型，有了更大进步，但也有人认为他借此出风头，使他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王永学的思绪又飞到了那次特大事故的现场。那时他已是一排副排长，刚领着一排战士撤离工地，才回到连队，正在脱衣服洗澡，听到这一消息，便急忙穿上衣服向工地跑。此时，罐笼坠落致11名干部战士牺牲的消息已传开，不少干部战士来到了现场，看到罐笼坠落后血肉模糊面目难以辨认的昔日战友，大家都哭了，王永学也痛哭起来。这里面有欣赏他、力主提拔他的老连长段新虎，经常和他开玩笑的四川兵、二排长韩作洲，还有和他同村的王有奎、刘可明，三人从一个村子出来当兵，现在就剩下他孤身一人了。老连长段新虎的家属刚刚来队，还没有热乎几天，妻子就失去了丈夫，儿子失去了父亲。在环境恶劣、地质条件复杂的镜铁山施工，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一次吊罐天井施工时，班长李润章被顶板上掉下来的巨石砸中头部当场牺牲；同年11月，甘肃兵狄祯海在竖井施工中遇到塌方被埋在渣石中牺牲。不光十一中队如此，其他中队干部战士的牺牲也不罕见。在“十一”出铁大会战中，第十三大队七中队指战员冒着焦炉烘炉达600度左右的高温熏烤强行施工，许多战士的头发都被烤焦了，脚上烫起了泡，依然不下火线。有一个战士在施工中被熏烤得晕了过去，眼前一黑失足掉到了炉下，当场牺牲了。这些不时传来的凶讯动摇不了指战员们夺铁建矿的决心。十一中队干部战士没有一个耍熊装孬的，没有一个畏缩不前的。但这一次特大事故却兜头把大家打蒙了。一个中队，一下子牺牲了11人，去掉了全中队人数的十分之一，连他们的中队长也以身殉职了，中队一时群龙无首，一片哀泣声。把烈士们抬到镜铁山矿医院，一个个整理遗容，然后盖上白布单子，用卡车运到烈士墓安葬。在追悼会现场，十一中队的干部战士哭得最痛，传出的哭声最高，牺牲的全是他们朝夕相处的战友，一个饭锅里吃饭，一个营房中睡觉，一个操场上跑操，一个井巷里施工，11条鲜活的生命，说没就没了，这太残酷了，太让人心痛了。事故发生后一段时间，十一中队干部战士麻木了，这里没有了笑声，没有了交谈，领导派卫生队医生来做心理疏导，认定大家是为战友们牺牲而悲痛，也担心事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不寒而栗。虽然革命战士不怕牺牲，但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鲜花还没有盛开就枯萎了，大树还没有茂盛就倒下了，一个人还没有品尝人生的甘甜，还没有怎么建功立业就撒手人寰了，这是多么让人遗憾、让人死不瞑目！看看烈士想想自己，他们被悲痛笼罩着，也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好在卫生队的军医们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获得成功，同时时间也发挥了疗伤疏导的作用。营连各级领导组织党团骨干一起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提出虽说事故发生有其不可预测性，但大量的安全事故有其人为的因素存在。只要指战员把安全生产作为重中之重重视起来，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安全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在中队领导和党团骨干的带动下，全中队官兵终于从事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又以矫健的步伐迈向镜铁山施工现场。

这些往事如北大河的浪，一浪接一浪地流淌，像电影中的镜头，一个接一个闪现。北大河的浪，流淌在自然形成历经冲刷的河床里；电影里的镜头，闪现在洁白的银幕上，当电影演完灯光闪亮，银幕最终归结为一块白布，那些镜头和图像都一切归零，无影无踪。而坐在河岸边的王永学，面对北大河汹涌的波涛，思绪却没有清零的时候，他放任思绪，让1969年4月入伍、5月就分到新创建的十一中队之后，自己亲历的桩桩往事在头脑中翻滚，像北大河的波浪相互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