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明代诗文风尚凡数变。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倡言复古，文宗秦、汉，诗法盛唐，在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史·文苑传序》云：“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明史》卷二八五）《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亦云：“考明自洪武以来，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制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缓冗沓，千篇一律。梦阳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这些载述，不仅清晰地勾画出明代前中期诗文流变的具体脉络，而且对“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在这场复古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充分肯定。至于李梦阳个人的独特贡献，《明史·李梦阳传》还评价说：“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卓然以复古自命”，不但在文学上要恢复汉唐以来“格高调古”的审美品质，而且在政治上要恢复汉唐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凛然正气，坚决与社会黑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李梦阳以其卓越的才华，济世救民的情怀，坚韧不拔的毅力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赞扬，成为明代知识分子中少有的道德和文章、事功与人品相统一的杰出人物之一。其生平经历大致如下：

（一）成化八年（1472）至弘治十年（1497）：少年才子，乡试第一。

李梦阳（1472—1529），字献吉，原名孟阳，出生时其母梦见日堕怀中，故名梦阳，原字天赐，号空同子，庆阳（今甘肃庆阳）人。李梦阳出生在一个世代贫寒的家庭，其曾祖父入赘于河南扶沟王家。洪武初年，王家作为军户到庆阳花马池戍守，曾祖也随家前往，后来在战斗中死去。祖父被仇家陷害，死于狱中（《空同集》卷三八《族谱·大传》）。父亲李正，早年十分贫穷，大雪天还穿着单衣，婚后还要靠妻子养鸡、养猪和卖酒、卖醋补贴一部分家用。其家曾居住于庆阳府城，先祖坟茔也在庆阳府城周围。当李梦阳出生时，母子俩睡的依然是没有席子的冷榻（李梦阳《弘治甲子，届我初度，追念往事，死生骨肉，怆然动怀，拟杜〈七歌〉，用抒愤抱云耳》）。李正后来任阜平（今河北阜平县）县学训导，升任封丘（今河南封丘县）温和王府教授。李梦阳十岁时随父徙居大梁（今开封市）。这样的出身和幼年生活，使他比较容易了解政治的黑暗和民间的疾苦。李梦阳后来在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悲天悯人的思想与忧国忧民的情怀，即与他这段凄苦的身世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李梦阳少年聪慧，才名早著。早年时即随父受毛诗，少长则游心六艺，工古文诗赋，梁人称为“李才子”。在父亲的督导下，他很早即习举子业，潜心研读时文，所作八股文迥出同辈之上，但第一次乡试却以失败告终。十九岁时娶大梁名宦左梦麟之女为妻，左氏母为广武郡君，属皇亲之流。左家以女妻之，主要是看中李梦阳的才华。

弘治四年（1491），李梦阳携家眷归庆阳老家，此时大学士杨一清为陕西督学宪副，见李梦阳而爱其才，延之门下，日从讲肄，学业大进。弘治五年（1492），李梦阳举陕西乡试第一，与洵阳张凤翔同榜。在此之前，李东阳曾与杨一清书云：“今年解首，将属之华州张潜乎？”杨一清回信说：“若无李、张二生，潜不后矣。”榜发之日，梦阳名居第一，李东阳既佩服又感慨，认为杨一清果然有知人之明。弘治六年（1493），梦阳中进士，观政通政司。后因连遭父母丧事，在家守制六年。居家期间，以教授生徒为业，门下从学者甚众。

（二）弘治十一年（1498）至弘治十八年（1505）：步入仕途，敢批逆鳞；诗文倡和，茶陵羽翼。

弘治一朝，是明代政治最开明的时期。孝宗皇帝即位以后，较能体察民情，勤于政事，亲贤臣，远小人。任用马文升、何乔新、刘大夏、刘健、谢迁等一代名臣辅政，朝政为之一清。孝宗对这些元老相当尊重，经常一起讨论政事，倾听他们的意见。对于朝臣的直言讽谏，孝宗也颇能容纳。由于弘治君臣的励精图治，使得当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兴盛景象。李梦阳在《熊士选诗序》说：

曩余在曹署，窃幸侍敬皇帝。是时，国家承平百三十馀年矣，治体宽裕，生养繁殖，斧斤穷于深谷，马牛遍满阡陌。即闾阎而贱视绮罗，粱肉靡烂之，可谓极治。然是时，海内无盗贼干戈之警，百官委蛇于公朝，入则振珮，出则鸣珂，进退理乱弗婴于心。盖暇则酒食会聚，讨订文史，朋讲群咏，深钩赜剖，乃咸得大肆力于弘学。于乎！亦极矣！（《空同集》卷五二）

社会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使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大为振奋，他们认为恢复三代之隆、汉唐之盛的机会来到了。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充满热情，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现实活动，希望能够建功立业。他们鄙视世俗之人蝇营狗苟的生活态度，为了实现理想，宁可置生死于度外。复古派的领袖人物李梦阳更是这批知识阶层的典型代表。

弘治十一年（1498），李梦阳出任户部主事，十四年（1501）奉命监三关招商，因执法严峻，请托不行，权豪势要颇为不满，遂捏造事实诬告之，李梦阳第一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据理力辩，始终不屈。真相大白后，又官复原职。十六年（1503）奉命饷宁夏军，曾协助边帅抵御外敌。

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皇帝下诏求谏，李梦阳感激思奋，作《上孝宗皇帝书》，其中谈到当时有“二病”、“三害”、“六渐”之弊：二病者，一曰元气之病，二曰腹心之病；三害者，一曰兵害，二曰民害，三曰庄场畿民之害；六渐者，一曰匮之渐，二曰盗之渐，三曰坏名器之渐，四曰弛法令之渐，五曰方术眩惑之渐，六曰贵戚骄恣之渐（《空同集》卷三九）。疏中详细分析了各种社会矛盾，无疑为当时社会开出了一帖对症良方。顾泾野曾说：“使弘治之疏行，则病害除而下可为民。”（《李开先全集·文集》卷十《李崆峒传》）足见此疏之价值。可是，贤明如孝宗者也将此疏留中不发。《上孝宗皇帝书》文末又对当时皇亲寿宁侯张延龄与弟鹤龄骄纵不法之事作了公开批评。张氏兄弟得知大怒，摘奏中批评张氏字以为谤讪母后，孝宗不得已下李梦阳锦衣卫狱，后来还是将其释放，并警告张延龄别再生事。事后，李梦阳于大市街骑马遇到张延龄，大骂延龄生事害民，以铁鞭梢击落张延龄两颗牙齿，张因孝宗皇帝警告过，不得不忍气吞声（《艺苑卮言》卷五）。因此李梦阳对孝宗皇帝感恩戴德，诗文中常流露出感激之情。孝宗驾崩后，李梦阳作《大行皇帝挽章》，末句云：“向来激切疏，优渥小臣知。”晚年还对孝宗念念不忘：“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限韵赠黄子》）

这一时期，李梦阳的文学思想主要受茶陵派李东阳等人的影响，他的主要诗友也多是茶陵派中人。李梦阳在正德元年（1506）所作《徐子将适湖湘，余实恋恋难别，走笔长句，述一代文人之盛，兼寓祝望焉耳》中说：“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空同集》卷二十）肯定了李东阳是复古派的开路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认为：“长沙（李东阳）之于何、李，犹陈涉之启汉高乎。”比喻虽不甚贴切，意思却很明了。胡应麟也强调：“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李、何，厥功甚伟。”（《诗薮·续编》卷一）李梦阳在《朝正倡和诗跋》中云：

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言、秦国声，太原乔希大，宜兴杭氏兄弟，郴李贻教、何子元，慈溪杨名父，余姚王伯安，济南边庭实。其后又有丹阳殷文济，苏州都玄敬、徐昌谷，信阳何仲默。其在南都则顾华玉、朱升之其尤也。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空同集》卷五九）

储瓘、乔希大、何孟春及“诸在翰林者”大多是当时茶陵派中人物。由于当时李梦阳居京时间不长，名声也还不大，所以交游范围有限。顾璘在《重刻刘芦泉集序》中也说：“余自弘治丙辰举进士，观政户部，获与二泉邵公国贤、空同李君献吉、芦泉刘君用熙友。……时献吉名尚未盛。”（《顾璘诗文全集·凭几集续编》卷二）

（三）正德元年（1506）至正德八年（1513）：疏劾权宦，任官江西；忧时伤世，诗风丕变。

正当孝宗皇帝越来越熟悉政事，准备革除宿弊，肃清政治，致天下于太平时，却于弘治十八年五月去世。继承皇位的是明武宗朱厚照，这是明代历史上一位著名的荒淫无度的皇帝。他即位以后，耽于逸乐，不理朝政。宦官刘瑾、谷大用、张永等人以鹰兔狗马及鱼龙角抵之戏取媚于武宗，乘机擅权，时号“八虎”。朝臣与宦官矛盾尖锐。朝中的正直官员深为忧虑，为国家社稷的安危担心，思量斥退刘瑾等人。于是展开了与宦官的激烈斗争，复古派作家大多站在反对宦官的正义力量一边，而李梦阳的表现尤为突出。

正德元年（1505），给事中刘、陶谐相继上书纠劾宦官，武宗置之不理。户部尚书韩文每退朝，与属吏论国事辄痛哭流涕。李梦阳知其意，密告之曰：“大臣与国同休戚，可言则言，徒痛何益？”于是韩文命李梦阳草疏，伺机呈之内阁大臣，众阁臣强烈要求武宗斥退众阉。可是事机不密，众阉得知消息后，连夜跪哭于武宗御榻前，促武宗皇帝改变了旨意，罢免了比较正直的秉笔太监王岳、范荣，以刘瑾掌司礼监。于是阉党得势，刘大夏、谢迁等老臣相继离开朝廷，李梦阳为作《去妇词》以致哀。紧接着朝中四十八人同日被逐，且被谤为党人，李梦阳列名其中。李开先云：“夫二张八党，势焰熏天，立能祸福人，朝士无不趋附奉承者，崆峒独能明击之，助攻之，可谓威武不屈、卓立不群者矣。昔人谓：‘论人先观其立朝大节。’如苏子瞻风采凝持，非碌碌苟同世俗。若崆峒者，亦岂出苏公下哉？”（《李开先全集·文集》卷十《李崆峒传》）

刘瑾得知韩疏出于李梦阳之手，甚为恼怒，一心要杀之以泄其愤。正德三年（1508），刘瑾罗织罪名，将李梦阳从大梁抓捕，解往京城，矫诏下锦衣卫狱。当时人们都知道刘瑾必杀之无疑，因此多不敢救，形势万分危急。梦阳兄孟和与内弟左国玉间行匍匐求救于康海，海往求于刘瑾，乃得幸免于难，还归大梁。李开先《李崆峒传》云：“是时，瑾独礼敬康修撰海，但嗔不出其门，内弟左国玉遂上书求救于康，而张潜、何景明共促之往，乃投刺上谒，……对山欲脱友难，假为谀辞云：‘乡尊相业，张太宰政事，李梦阳文章，谓之关中三绝，而区区不与焉！’瑾云：‘此人安在？’应以‘见在狱中’。瑾不之信，取狱簿观之，笑云：‘乃原任户部李郎中，不记其名为梦阳。在孝庙轻薄上言，连及宦寺，正德初又代写本草，从臾韩尚书弹害吾辈，方欲杀之，以快吾心。’康又云：‘乡尊能法太祖为治，梦阳能法太祖为文，杀之或失士林之望。’其家仆老姜，亦从旁申救。”（《李开先全集·文集》卷十）李梦阳始得生还。刘瑾事败，康海因受牵连而免职，后作杂剧《中山狼传》，人多以为讽刺李梦阳，其实不然。李梦阳与康海友谊深笃，康海罢官后李有赠康诗多首，二人交往一直至老。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已辨之甚明，此处不再赘述。

正德六年（1511）刘瑾伏诛，朝廷以李梦阳忠直，诏起为江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到任之后，兴复古学，整顿颓风，奖节义而正文体，并重修白鹿洞、盱江书院，聚士其中，阐明经义。又于各乡立社学以教民间俊秀，江西士子多受其惠，其功不可小觑。

李梦阳以节义自负，对不法权贵不稍宽假，致使交恶甚众。先是与布政使郑岳不睦，继又开罪于巡按御史江万实。后来朝廷有诏，允许举奏重要事件。他人只视为例行公事，无当真者，可是李梦阳却一一照实奏上，惹恼了上司，他们因此弹劾李梦阳侵官，李梦阳也弹劾他们失职。朝廷派大理寺卿燕忠往勘，又以副使郑阳、参议段敏为同勘官查明此事。上万名江西士人齐聚于衙门为李梦阳鸣冤。何景明也上书杨一清为李梦阳洗刷罪名，但李梦阳最终还是被罢官闲住。

在此期间，李梦阳等复古派作家终于和茶陵派李东阳等人分道扬镳，这并不仅因为文学主张的不同，更由于政治立场的对立。在与刘瑾集团的斗争中，复古派绝大多数成员都坚定地反对宦官专权，并因此遭受严重的迫害，他们的文学活动也受到影响。可李东阳在整个斗争中因贪恋官位与富贵而表现得软弱不堪，首鼠两端。阁议驱除阉党失败后，刘健、谢迁等相继去职，而李东阳却为首辅。刘、谢离京，李执手流泪。刘健正色道：“何用今日哭为！使当日出一语，则与我辈同去耳。”李默然无语（《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刘瑾用事》）。李开先甚至认为就是李东阳泄密才使朝政大乱（《李开先全集·文集》卷十《李崆峒传》）。其所作所为早已招致复古派作家和许多正直官员的不满。刘瑾被诛之后，李东阳等又借清除阉党之机排除异己，与复古派之康海、王九思等结怨，致使复古派与之彻底决裂。李梦阳在《凌溪先生墓志铭》中说：“（朱应登）年二十，举进士。时顾华玉璘、刘元瑞麟、徐昌谷祯卿号‘江东三才’。凌溪乃与并奋竞骋吴楚之间，……而柄文者承弊袭常，方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时眼，见凌溪等古文词，愈恶抑之，曰：‘是卖平天冠者。’于是凡号称文学士，率不获列于清衔。”（《空同集》卷四七）此处所谓“柄文者”当指李东阳等无疑。以前李梦阳对他的批评还有所保留，至此已经放言无忌，这无疑是对茶陵派和复古派关系的最后清算。

弘治年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文人学士普遍抱有崇高的理想和满腔的热情。李梦阳也是这样。他的诗文除歌颂盛世之外，间有对朝政的批评和不满，那也是希望国家能够朝着他们理想中的状态发展，并没有失去信心和热情。可是正德年间，武宗荒于政事，刘瑾独揽大权，奸臣当道，贤良离职。百姓不堪贪官污吏的盘剥，加之各地灾荒不断，因此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封建统治者内部矛盾也日趋尖锐，先是安化王朱寘以讨刘瑾为名，据宁夏起兵造反；接着是宁王朱宸濠在江西起兵，一度攻到南京城下。这两次谋反虽被镇压下去，可是普通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李梦阳目睹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的惨状，在诗文中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对朝政的失望和内心的悲愤。诗风一变为悲壮慷慨，沉郁顿挫。

（四）正德九年（1514）至嘉靖八年（1529）：北游荆襄，吹台闲居。

正德九年，李梦阳离开江西，溯江而上，到达襄阳，游览了岘山、习池等名胜古迹，并准备学庞德公作鹿门之隐，可是由于江水泛涨，形势危急，只好转回大梁。先是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创建阳春书院，梦阳曾应邀撰《阳春书院记》。正德十四年（1519），朱宸濠发动叛乱，王守仁带兵镇压。事后，梦阳因撰《阳春书院记》，被诬交结宁王，事白，作削籍处理。此前，他曾于开封之康王城筑河上草堂，此时又筑翛然台于其东，建需于堂于其南。经常和一群游侠少年纵马驰逐，游猎于繁台、晋丘之间，饮酒赋诗，悲歌慷慨，颇富豪侠之气。在此期间，他曾与何景明发生过激烈的文学论争，成为复古派的一桩公案。此事研究者论之已多，此不赘述。后来又有大臣想举荐他出仕，可是由于当权者的阻挠未果。嘉靖八年卒于大梁。去世前曾托其好友黄省曾刻其集，并在京口治病时与黄面晤，相见甚欢。

李梦阳晚年曾经用心探讨过一些自然科学和哲学问题。朱安《李空同先生年表》云：“（嘉靖）六年丁亥，公年五十五岁。公闵圣远言湮，异端横起，理学亡传，于是著《空同子》八篇，其旨远，其义正，该物究理，可以发明性命之源，学者宗焉。”他在《化理篇》中曾经据日食和月食的自然现象推出“月体小于日”，这在当时来说真是难能可贵的探讨（《空同集》卷六五）。他在论“化权”——事物变化的关键时指出，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决定的（《空同集》卷六五《化理篇》），这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他还认为，任何事物都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发展，最后必然走向消亡，天地日月都有消亡的一天（《空同集》卷六六《异道篇》）。这些见解直到今天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二

李梦阳文学创作成就很高，在当时和后世均引起了人们的普遍赞誉。如王廷相曾说：“李子献吉以恢闳统辩之才，成沉博伟丽之文。厥思超玄，厥调寡和。游精于秦汉，割正于六朝，执符于雅谟，参变于诸子，……用成一家之言，……遂能掩蔽前贤，命令当世。”（《王氏家藏集·李空同集序》）而黄省曾也认为：“（李梦阳）古赋，《骚》《选》；乐府、古诗，汉魏，而览眺诸篇，逼类康乐。近体歌行，少陵、太白；……往匠可凌，后哲难继。明兴以来，一人而已。”（《五岳山人集·寄北郡宪副李公梦阳书》）胡应麟在《诗薮》中也说：“李献吉诗文山斗一代，其手辟秦汉盛唐之派，可谓达磨西来，独阐禅教。又如曹溪卓锡，万众皈依。”这些评价虽有过誉之嫌，但也反映了李梦阳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成就。当然对李梦阳的文学创作也有批评和不满的意见，如何景明就曾批评过其江西以后之作。钱谦益因对复古派深为不满，甚至歪曲事实而诋毁之，《列朝诗集小传·李副使梦阳》云：“献吉之诗文，引据唐以前书，纰缪挂漏，不一而足。……国家当日中月满，盛极孽衰，粗材笨伯，乘运而起，雄霸词盟，流传讹种，二百年来，正始沦亡，榛芜塞路，先辈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岂细故哉！”攻击可谓不遗余力，甚至颠倒黑白。对于这些评价，沈德潜即表示反对，其《明诗别裁集》卷四云：“空同五言古宗法陈思、康乐，然过于雕刻，未极自然。七言古雄浑悲壮，纵横变化。七言近体开合动荡，不拘故方，准之杜陵，几于具体，故当雄视一代，邈焉寡俦。而钱受之诋其模拟剽贼，等于婴儿之学语。至谓‘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吾不知其为何心也！”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也认为：“空同志壮才雄，目短一世，好掊击人，而受人掊击亦甚。然究一时才杰，亦不能出其右也。成、弘之间，茶陵首执文柄，海内才俊，尽归陶铸。空同出而异军特起，台阁坛坫，移于郎署。”这里将李梦阳之性格和为人归之“好掊击人”，指出其性格急躁，心胸褊狭，虽显苛刻，但也道出了梦阳的性格缺陷。他认为李梦阳才华迥出众人之上，继李东阳而为文坛领袖，还是符合事实的。

李梦阳才力富赡，创作勤奋，作品众多，各体皆工。《空同集》有诗赋三十七卷，其中赋三卷三十五篇，风雅什一卷十五篇，乐府诗四卷一百五十首，五言古诗八卷三百五十八首，效杂体诗一卷四十二首，七言古诗五卷一百五十五首，五言律诗六卷五百五十七首，附排律三十一首，七言律诗五卷三百四十八首，五言绝句一卷一百四十八首，七言绝句三卷二百七十六首，附七言排律六首，杂言诗十四首，共计二千馀首。诗作数量之多，在当时作家中极为突出。在他的各体诗歌中，正如沈德潜所言，又以七言古体与七言近体最为出色。

李梦阳一生志向远大，以匡济天下为己任，所以他时刻关心朝政，同情百姓的苦难。在他的诗中，关怀现实的作品尤为重要，艺术成就也很高。如《秋怀》其六云：

大同宣府羽书同，莫道居庸设险功。

安得昔时白马将，横行早破黑山戎。

书生误国空谈里，禄食惊心旅病中。

女直外连忧不细，急将兵马备辽东。

诗人身在江湖而心系朝廷，及时提醒朝廷一定要对边患认真对待，用人得当，策略正确，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最后他还特别表示对新近兴起的女真族（女直）的担心，而在此后的历史变迁中，也证明了作者的远见卓识。清代诗人屈复对李梦阳的政治远见深表佩服，其《论诗绝句三十四首》二七云：“先知兵马备辽东，撼树蚍蜉恐未公。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羡李空同。”（《弱水集》卷十四）

由于李梦阳力主吏清政明，所以对于腐败的朝政极为不满，他在诗中对当时的朝政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如《玄明宫行》直接揭露了刘瑾等人的奢糜无度，骄横不法，间接批评了武宗的昏庸无道。尤其是《去妇词》就写在武宗信任宦官，刘健等大臣相继去职的当时，虽然用比兴之法，含蓄沉著，但也显示出李梦阳的勇气和胆识。

正德年间，朝政腐败，世风日下，士大夫也大多不守节操，李梦阳对这种风气极为不满。他在《自从行》中说：

自从天倾西北头，天下之水皆东流。若言世事无颠倒，窃钩者诛窃国侯。君不见奸雄恶少椎肥牛，董生著书翻见收。鸿鹄不如黄雀啅，盗跖之徒笑孔丘。我今何言君且休！

对贤愚颠倒、黑白混淆，“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黑暗社会现实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笔锋犀利，痛快淋漓。他还揭露当时权贵滥冒军功，战士有功不赏的不公平现实：“战士黄须立道傍，自言曾射左贤王。可怜孤绩无人论，赠与青裘白马郎。”（《云中曲送人十首》其九）

李梦阳自幼生长于边陲，熟悉边塞生活，他生平又以豪侠自许，因此描写边塞风光，反映边关战事，表达自己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便成为他诗歌中常见的主题。这些诗歌大多意象飞动，气势雄浑，慷慨激昂，是古典诗歌中的佳作。如《从军》其二写道：

从军日已远，备兹途路艰。

驱车太行道，北度雁门关。

天寒雨雪冻，指堕曾冰间。

登高望虏境，白沙浩漫漫。

单于数百骑，飘飒猎西山。

彀我乌玉弓，赫然热肺肝。

安得奋长剑，一系名王还。

整首诗洋溢着爱国主义的豪情。战士们一来到苦寒的边地，就忘记了战争的艰难和辛苦，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热切希望建功立业。本诗风格豪迈，气魄非凡，具有催人奋进的力量。《出塞曲》也写了战士们保家卫国，奋勇杀敌，功成弗居的高尚情操：“奇兵左右出，长驱向云中。彭彭阵结虎，飒飒剑浮虹。一战皋兰灭，再战沙漠空。归来献天子，长揖不言功。”五古《少年行》则描写少年英雄慷慨赴国难的英雄豪气。即使在他免官闲居的时候，也不忘国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为国立功，“匣剑冲星愁易泄，倚筇还向斗牛看”（七律《南康元夕》）；“几欲临风抚长剑，白头还自笑书生”（《新年作，次喻监察韵》），无不流露出这种豪情和志向。

李梦阳熟悉兵法，对朝廷因用人不当导致军事失利极其不满，并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如《诸将八首》其一云：“穆张亦是枭雄将，胶柱谈兵实可怜。力屈杀身同一地，丧师辱国在今年。”这样直书其人其事，褒贬好恶，态度鲜明，难怪会招致许多人的不满和怨恨。

梦阳诗宗法杜甫，不但有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雄心壮志，而且还有少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之悯念苍生的情怀。他写了许多反映下层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诗篇。例如《苦雨篇》记载当时洪水成灾的惨状：“波涛日陷蛙鸣起，梁园一夜满城水。屋庐半塌塌人死，可怜哭声水声里。”《寄兵备高佥事江》则写气候反常，农业生产惨遭破坏致使农民铤而走险：“三月无雨干杀麦，六月雨多禾耳黑。长江浪高蛟龙斗，淘河啼清昼。”而当战争爆发时，他首先想到了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如《己巳守岁》云：

穷年岂办椒花颂，守岁真贪竹叶杯。

天下风尘难即料，夜中星斗直须回。

伤心蜀汉新戎马，触目中原半草莱。

饮罢空庭聊独立，五更春角动城哀。

还有“西国壮丁输挽尽，近边烟火至今稀”（《秋怀》其七）；“壮丁战尽死，次选中男行。白日隐碛戍，尘沙惨不惊。交加白骨堆，年年青草生”（《从军》其一）等诗句，无不体现了作者对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即使没有战争，普通百姓在贪官和奸商的双重压迫下，也是度日艰难。《盐井行》写道：

山头井干生棘蒿，山下井塌不可熬。官司白牌促上庾，富家鬻田典耕牛。贫家无牛典儿女，谁其使之华阳贾。华阳贾子多少年，拥金调妓高楼边。夜驰白马迎场吏，晓贯青丝还酒钱。君不见场吏乘酣气如虎，盐丁一语遭棰楚。

此诗以质朴的语言描写了盐丁在官商勾结的残酷压榨下的艰难生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也客观地反映了明代中期商业的发展状况。

在江西任上，李梦阳遇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他用史家笔法，真实地描绘了当时官军烧杀抢掠和“土兵”横行无忌的野蛮行径，反映了当时日趋激烈的阶级矛盾。《解俘行》写押解俘虏的边军沿途滞留游乐，并敲诈勒索的情形：“朝廷日夜望俘至，雪冻俘船犹住兹。县官逃走驿官啼，要钱勒酒仍要鸡。”《土兵行》叙写被明王朝利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少数民族士兵在豫章城里的胡作非为：“北风北来江怒涌，土兵攫人人叫呼。城外之民徙城内，尘埃不见章江途。花裙蛮奴逐妇女，白夺钗环换酒沽。”《豆莝行》写江西人民在战争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当衢寡妇携儿哭，秋禾枯槁春难播。纵健征科何自出，大儿牵陆挽驮。”这些作品打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对统治阶级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客观上承认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可与杜甫的“三吏”“三别”相提并论，称之为“诗史”亦不为过。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批评李梦阳云：“丙寅间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后之作，辞艰者意反近，意苦者辞反常，色淡黯而中理披慢，读之若摇鞞铎耳。”（《大复集》卷三二）他说李诗“读之若摇鞞铎”，显然是不顾事实，有失公允。何氏之所以有如此说法，一方面由于论争时的意气用事，另一方面也因为梦阳这种诗风与其推崇的清俊响亮的格调不符。但他看到李梦阳诗风的变化确是事实，诗文随世运，“国家不幸诗家幸”，李梦阳诗风的这种变化具有客观必然性。

李梦阳一生仕途坎坷，五次下狱，备受折磨。他用诗文形象地记载了自己艰难的一生，抒写种种人生感慨，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弘治十八年，他因弹劾张鹤龄下狱，作有《述愤》十七首；正德三年，他因弹劾刘瑾而再度被捕，北上途中作有《离愤》五首，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抗争，还有对世道人情的深刻感悟。如他在《下吏》中写道：

十年三下吏，此度更沾衣。

梁狱书难上，秦庭哭未归。

围墙花自发，锁馆燕还飞。

况属炎蒸积，忧来不可挥。

诗前有小序云：“弘治辛酉年坐榆河驿仓粮，乙丑年坐劾寿宁侯，正德戊辰年坐劾刘瑾等封事。”对自己忠心为国却惨遭打击深表愤慨。

李梦阳也有涉及兄弟之情的诗作，如写兄长孟和与内弟左国玉在自己落难时，为救他而奋不顾身，备受磨难，读来真切感人。其《北行，家兄与内弟玉实间行侦缓急，即如雷霆之下，魂魄并褫，矧又如饥渴》云：

吾兄泪眼若悬河，内弟羸苦更多。

昏黑同行草莽里，明星独傍邑城过。

荒山葛藟萦初蔓，空屋荆花满故柯。

临路断肠俱哽咽，望归携手向烟萝。

他在狱中还作了《咏狱杂物》八首，分别咏碳篓盆架、砂锅盆、船板床、砖枕、坏墩等，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狱中环境之险恶和自己所受的非人待遇，非亲身经历者不能道。可与清初方苞《狱中杂记》互证。其中《船板床》写道：“船板胡在兹？而我寝其上。情知非江湖，梦寐亦风浪。”咏物抒情，浑然一体，笔触细腻，韵味悠长，是其诗中的一篇优美小品。

李梦阳一生轻财重义，古道热肠，交往广泛，朋友众多。他的交游诗情真意切，也值得我们重视。《寄康修撰海》其一云：

晨步城西冈，遥望终南岑。

荆棘高蔽天，白曜翳以阴。

鸡食鸾凤饥，蛾眉谗妒深。

葑菲遗下体，一别成飞沉。

出门眺四郊，莽莽悲风吟。

海水有可测，伤哉谁谅心？

康海因救李梦阳而被权贵诬陷为刘瑾同党免官，诗中表现了对这位挚友的无限感激和同情，而对“鸡食鸾凤饥，蛾眉谗妒深”的朝臣倾轧、小人得志也深表愤恨。这也让那些康、李交恶的传言不攻自破。还有《忆何子》表达了对何景明出使滇南的牵挂与担忧。《甲申中秋寄阳明子》抒写对王阳明高卧山林、不慕荣利的无限赞赏。李梦阳对生活艰难窘迫的朋友尤为关心，其《霖雨汹涌，城市簿筏而行，我庐高垲，尚苦崩塌，何况黄子住居湫隘，诗以问之》等诗中即表现了对朋友的无限关爱之情。

李梦阳崇拜古代的豪士侠客，喜欢他们那种意气相投、一见倾心式的交往方式：“相遇片言心便倒，腰间含笑解吴钩。”（《送人之南郡三首》其一）也向往豪侠少年骑马射猎，纵酒狎妓，挥金如土的放浪生活。《忆昔行别阎侃》云：“忆昔少年时，遨游咸阳都。邂逅尘埃里，相邀入酒垆。半酣击剑起，挟弹青门隅。”少年意气，挥斥方遒，酒酣耳热，五岳为轻，确是汉唐游侠的生活面貌。《春游曲》其一云：“骝马银鞍金市头，都门掣电落花流。扬鞭笑指胡姬肆，转拂垂杨向玉楼。”描述少年游侠遨游街市，纵饮玉楼的豪放生活。作者只用寥寥数笔，一个英武豪迈、不拘礼法的少年游侠形象便跃然纸上。风格飘逸，富有李太白诗的浪漫气息。

总的来看，李梦阳在创作实践中基本上遵循了他自己提出的理论主张，即“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词”（《空同集》卷六二《驳何氏论文书》）。因此，他的诗作大都内容充实，感情真挚。即使那些乐府古题诗和五言杂诗，绝大部分也可以考见其本事，蕴含着诗人的真情实感，透露出作家的个性，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氛围。

从诗歌艺术成就来看，李梦阳也不愧为大家。他转益多师，不但工于各种诗体，而且善于推陈出新。写景抒情，长于比兴。叙事恺切，法度谨严且富于变化。其诗风格多样，主要以雄奇豪放为主要特征。扬何抑李的同时代人薛蕙就说：“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戏成五绝》其四）所谓“粗豪”，也正是雄奇豪放的反面说法。如《石将军战场歌》、《林良画两角鹰歌》、《东园翁歌》等长篇歌行，不仅感情热烈奔放，滚滚滔滔，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而且在谋篇布局上，既工整又富于变化，体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胡应麟在《诗薮》中说：“献吉歌行，如龙跳天门。”这一形象化的说法，是深得李诗艺术性特征三昧的。《石将军战场歌》歌颂明代英勇抗击瓦剌族入侵的将军石亨，写得鲜活生动，有声有色，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精彩部分如：“石家官军若雷电，天清野旷来酣战。朝廷既失紫荆关，吾民岂保清风店？牵爷负子无处逃，哭声震天风怒号。儿女床头伏鼓角，野人屋上看旌旄。将军此时挺戈出，杀敌不异草与蒿。追北归来血洗刀，白日不动苍天高。万里风尘一剑扫，父子英雄古来少。天生李晟为社稷，周之方叔今元老。单于痛哭倒马关，羯奴半死飞狐道……”雄浑奔放，纵横变化，确为李梦阳的代表之作。值得注意的是，李梦阳的诗风不是单纯的雄奇豪放，而是在雄豪之中还时而透露出飘逸的色调。如《正月大雨雪遣怀》写道：“梁园春初云不开，雪花压城滚滚来。似有驱龙朝玉阙，岂无骑鹤下瑶台。光牵五岳黄烟动，势拥三河白浪回。欲向琼楼问寒暖，袁安今已卧蒿莱。”写得光怪陆离，奇幻莫测，引人入胜。颈联“光牵五岳黄烟动，势拥三河白浪回”，又以力挽千钧之势，表现了一种廓大的境界，气势恢宏，神气飞扬，深得李白诗歌的精髓。

清人沈德潜曾说李梦阳诗“追逐少陵”，明确指出了梦阳的诗风渊源。李梦阳除了与杜甫一样关心现实，热爱祖国及人民之外，还深得杜诗沉郁顿挫之致。因此他的诗歌大多雄豪中伴随着沉郁的风致。深受沈德潜夸赞的《送李中丞赴镇》，固然给人以沉郁的印象，而被王世贞赞誉为雄浑流利的七律《秋望》，也不无抑郁苍凉之气。沉郁苍凉不亚于杜甫的，要算正德十五年（1520）元宵节写的七律《元夕》诗了：

千年烂漫鳌山地，少小看灯忽二毛。

兵后忍闻新乐曲，月前真愧旧宫袍。

南州楼阁烟花起，北极风云嶂塞高。

怅望碧天聊独立，夜阑车马尚滔滔。

李梦阳还有不少作品从字句到神气都酷肖杜诗。如：“独虞四海干戈满，生别悲伤见面稀。”（《得家书寄兄歌》）“芙蓉断绝秋江冷，环珮凄凉夜月孤。”（《秋怀》其三）“并吞割据千年事，愁见岷峨有战旗。”（《送张训导弃官为母》）“万方多难意，谁达圣明知？”（《己丑五日》）这些作品，尽管模拟、化用老杜诗句的痕迹非常明显，但归根结底还是李梦阳所处时代以及诗人自己思想感情的真实反映。

除体现出雄豪沉郁的特点之外，李梦阳也写过一些清新明丽或富于幽默感的诗篇。例如《圣泽泉》云：“嘈嘈鸣山泉，日日喷悲壑。日照一匹练，空中万珠落。”与李白《望庐山瀑布》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莺晓》：“睆梦中迷，流莺碧树西。起来红日照，已度别枝啼。”与唐金昌绪《春怨》相比，别有一番情趣。陈子龙《皇明诗选》引李雯评曰：“此老亦解作闺中语。”对梦阳诗中的别一种风味极为欣赏。

另外，梦阳诗中为人们所传诵一时的，还有《汴中元夕五首》，写当时汴梁城元宵节的欢乐景象，历历在目，真实如画。尤其是第三首：“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齐唱宪王春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不但保存了汴京的民俗资料，也为宪王（朱有燉）乐府的流行汴京，提供了历史的见证。

李梦阳重视格调，强调“矩法”，所以他也特别注重诗歌的形式，在作品的谋篇布局、章法句法上也狠下功夫。我们一般认为内容决定形式，但往往忽视了形式对内容的巨大反作用。王国维曾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人间词话》）境界即意境，指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总体审美形态。但王国维也很注重诗词的章法句法，他还说：“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人间词话》）又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人间词话》）所以，李梦阳强调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和形式技巧一点也不为过，就看实践中应用得如何了。

前面谈到李梦阳的古体诗开合动荡，纵横变化，可以看出作者确实在谋篇布局方面颇费苦心。在创作近体诗时，他也注意意境的营造，章法的安排，语言的锤炼，体现出高超的诗歌艺术技巧。如《夏口夜泊别友人》写道：

黄鹤楼前日欲低，汉阳城树乱乌啼。

孤舟夜泊东游客，恨杀长江不向西。

此为送别友人之作，先抒写了一种夕阳西下，残照当楼，众鸟归巢的凄迷景象，烘托了朋友离别的悲凉心境。本为惜别友人，可是没有语言的挽留，却埋怨长江为什么不向西流呢！想象奇特，别有情趣。真如《红楼梦》中香菱评王维的《使至塞上》云：“似乎无理，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

近体诗讲究韵律和对仗，李梦阳的许多诗句不但意蕴丰富，而且韵律和谐，对仗工稳。例如：

隘地黄河吞渭水，炎天白雪压秦山。

——《潼关》

月来天似水，云起树为山。

——《河上秋兴》其七

穿林竹翠沾衣满，布席葵香扑酒空。

——《徐将军园亭》

淡淡两笔勾勒出来的形象，似画而又胜画，使人心醉神迷，几乎忘了语言文字的存在，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不落言筌”“超以象外，得其寰中”的妙境吧。再如：

骅骝举足狭万里，便欲登天揽日月。

——《东园翁歌》

杜甫诗句“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的骏马是时间上的独一无二，而这里的骅骝却是那骏马在空间上的展开，一个“狭”字，笔力千钧，何等气派！再如：

山禽水禽交止语，桃花梨花相逐飞。

——《晚晴郊望》

这两句类似罗隐的“桃花李花斗红白，山鸟水鸟自献酬”，对自然美的展示也很成功。鸟鸣声声，花落片片，声音、线条、色彩都很优美，用语工整而又自然。胡应麟《诗薮》认为，“好句中叠用字”是李梦阳从杜甫那里承袭的毛病。但是我们从杜诗以及以上例句中感到的却是：在当句和对句中巧妙地重复用词，这种句式是有生命力的。所以，胡应麟的意见难以让人认同。

三

李梦阳一生著作甚富，有诗文六十六卷，其中《空同子》二卷，一并收入《空同集》，还有《古文选增定》二十二卷（《明史·艺文志》著录）。李梦阳诗文的版本流传较多，主要有《空同集》二十一卷本（时间不详）；刻于嘉靖初年的《弘德集》三十三卷本，卷首有李梦阳所撰《诗集自序》；还有《嘉靖集》一卷本、《空同子》八篇、《结肠集》（已亡逸）等单刻本。李梦阳去世前曾将其一生诗文整理修订后，取名《空同集》，托付好友黄省曾梓刻。嘉靖九年（1530），黄省曾在苏州始将《空同集》（《空同先生全集》）六十三卷本刻成竣工。有赋三卷，诗三十三卷、文二十七卷。后人不断在此基础上重刻。嘉靖十一年（1532），李梦阳外甥曹嘉在凤阳重刻黄省曾《空同集》六十三卷。万历三十年（1602），邓云霄、潘之恒主持重刻了《空同子集》，分上、中、下卷，辑入诗文六十六卷，附录二卷，搜集了所有空同作品和他人序跋，为明代以来最佳刻本。《四库全书》集部《空同集》即据此本为底本。

这部诗选以《四库全书》本《空同集》为底本，参校万历三十年由邓云霄、潘之恒搜集整理的《空同子集》，还参考了《空同先生全集》。《空同先生全集》收李梦阳诗文六十三卷，其中有一些缺页，无附录，其馀内容与上书同，故仅作参考。

这部作品选从李梦阳二千多首诗中选出三百馀首，进行注解评析。所选诗歌尽量兼顾李梦阳各种风格和各个时期的创作，以求让读者对其诗歌成就有较全面的认识。故有些作品别人选过了，我们照收；有些作品前人认为不好，可是在我们看来仍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水平，也收录了；另外，对其乐府诗和模仿民间歌谣的作品，也适当收录，以展现其创作的整体面目。选录作品以《空同集》之收录顺序排列，以便读者检索核对。按诗体来分有乐府诗八题九首，五言古诗二十七题三十二首，七言古诗三十六题三十六首，五言律诗七十题七十六首，七言律诗九十三题一百零八首，五言绝句四十题四十一首，七言绝句三十四题四十六首，七言排律二首。从数量上来看，李梦阳的近体诗要比古体诗多，因此选入的比例也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近体诗的思想艺术水平一定比古体诗高，如此选择，主要是为了全面展现他的创作成就。

李梦阳的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曾经被后人出于各种目的而改动。最明显的是，清朝统治者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四库馆臣对《空同集》中的一些作品作了改动，有些我们依据万历三十年之《空同集》刻本改正了，比如《荡子从军行》首句“胡兵十万起妖氛，汉骑三千扫阵云”的“胡兵”被改为“天骄”，我们据万历本改了过来。诸如此类的情况较多，有些我们在注释中作了说明。也有些作品我们认为后改过的比先前的可能更好，比如《解酋行》被改为《解俘行》，就不必再恢复了，但仍在注释中作了说明。还有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出于自己的艺术趣味也对李梦阳的一些作品作了擅自改动，我们据万历本一一改正过来。比如《石将军战场歌》中：“枭雄不数云台士，杨石齐名天下无。呜呼杨石今已无，安得再生此辈西备胡。”被改为：“姓名应勒云台上，如此战功天下无。呜呼战功今已无，安得再生此辈西备胡。”从语意上来说也不通。

由于《空同集》向无校注，无从参考，再加选注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朋友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在以后的修订中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