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著作等身的翻译家

前不久，我从国内邮购了戈革先生的自选集《史情室文帚》。阅读之后颇有些感想及感慨，便打算写一篇文章，一来介绍一下这位造诣深厚却鲜为人知的玻尔研究者、科学史学家及翻译家（也许很少有人称呼他为“翻译家”，但我认为他当之无愧）；二来也评述一下他在玻尔的历史地位、对应原理、互补原理及EPR争论等方面的若干观点。结果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却意外地得知老先生已于2007年12月29日离开了人世。

过去这些天里，我几乎每天都在上下班的路上阅读戈革先生那些有个性、有见地、有火气，甚至有生命的文字，叹息于他的坎坷人生，钦佩于他的勤奋笔耕，为他对玻尔的眷恋之情而感动，也为他坦荡、率真及刚正不阿的性格而喝彩。可惜从今往后再不能看到他的新作了。就谨以本文作为对他的纪念吧。

最早知道戈革是在1991年。那时我刚进复旦大学物理系，在图书馆里读到了他的著作《尼耳斯·玻尔：他的生平、学术和思想》。在当年的日记中，我写下了这样的感想：

这确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作为一位中国学者，研究近代物理学史的条件是很有限的。但戈革教授精心地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分析、取舍，力求按照第一手资料，精确真实地再现玻尔生活的时代，这是这部书引人入胜的地方。在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对各种资料的评述及对自己历史观的阐述，这些阐述体现了作者独特的风格。在中国，历史研究常常因过多陷入政治的范畴，而导致单调、刻板、说教的风格。能够读到这样的一些富有逻辑、措辞严谨、尊重史实的文字，真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后来我又陆续接触到了戈革的一些翻译作品，比如《原子理论和自然的描述》、《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等。那些是他最早翻译的玻尔著作，他在20世纪50年代因看到苏联在批判玻尔及哥本哈根学派，便向商务印书馆自荐，表示愿意翻译玻尔作品，让大家知道其反动之处究竟何在，以便更好地进行批判。结果翻译之下却喜欢上了玻尔，而且翻译得越多，就喜欢得越多，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地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翻译与研究玻尔之中。戈革那几本早期译作出版于20世纪60—70年代。那时正值极左风暴横扫神州大地，喜欢玻尔是要被“砸烂狗头”的，因此不仅不能有丝毫流露，还要装模作样地与革命大众一起来批判玻尔。我当年在复旦看到的译作就是60—70年代的旧版（当时戈革用了“郁韬”这一笔名），前面有批判玻尔的译者序。当初读到那些批判文字时我还觉得有点好笑，后来才渐渐体会到了译者所经历的那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与痛苦。1999年，那三本译作被合并再版为《尼耳斯·玻尔哲学文选》。戈革先生在再版序言中写道：

当年那三册小书的前两册出版于“十年动乱”以前，而其第三册则属于我所谓的“牛棚译”，那是在九死一生、众叛亲离、朝不保夕、饱受折磨的非人生活中偷偷译成的。

“九死一生、众叛亲离、朝不保夕、饱受折磨”——这短短十六字的背后埋藏了多少血泪？正所谓“多少辛酸事，尽付十六言”。戈革将当年这种偷偷译书的努力称为“镇痛剂”。我想，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也许正是玻尔伟大的人格力量，哥本哈根令人神往的学术氛围，为在污浊人世中苦苦挣扎的戈革保留了心中仅有的暖意。或许也就是在那时，玻尔研究成为了他一生的心灵归宿。

1988年秋天，戈革应尼耳斯·玻尔文献馆（Niels Bohr Archive）馆长伊瑞克·吕丁格（Erik Rüdinger）的邀请，到丹麦访问了半年。那是他首次访问丹麦。在那里，他两度前往阿塞斯腾教堂公墓（Assistens Kirkegaard）拜谒玻尔墓。回国后，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八篇短文，记叙自己在哥本哈根的见闻。其中对第二次拜谒玻尔墓，他留下了这样的记叙：

阿塞斯腾教堂公墓中葬有丹麦近代的三大文化名人，即诗人、童话作家安徒生，哲学家、神学家基尔凯郭尔和物理学家、哲学家玻尔。在我即将离开哥本哈根之际，已经成了我的好朋友的伊瑞克说，我们应该再去一次阿塞斯腾公墓，以便看看另外两位名人之墓。我欣然同意。这一次（1989年2月19日），我买了一盆鲜花，先到玻尔墓前献花告别，总算得偿了第一次谒墓时未能完成的献花心愿。但因在玻尔墓前流连得太久，墓园即将关门（下午5时），所以到底没能到另外两位名人墓前一拜，真所谓缘悭一面了！

这段话寥寥数语，细品起来却是真情流露，带着一种拜谒亲人般的依恋。而这种依恋，又浸透着无比的孤单。他在《史情室文帚》扉页上所印的就是一张摄于玻尔墓前的相片——在冬日的萧瑟树林中，老先生一人孤零零地站立在墓碑旁。

戈革先生是中国最杰出的科学文献翻译者之一，一生所译著作超过1000万字，其中以《尼耳斯·玻尔集》（Niels Bohr Collected Works）最为著名。这套总计十二卷的文献他以一人之力译出了十卷，而这十卷译作的出版更是历经磨难，几度遭遇出版社的出尔反尔，也几经更换出版社。1990年4月，戈革曾写过一篇短文《十年辛苦自家知》，叙述自己为翻译和出版《尼耳斯·玻尔集》十年劳碌奔走的甘苦。那篇短文的发表过程本身似也在为其所承载的辛苦主题做着诠释。戈革在将该文收入《史情室文帚》时写道：

此文脱稿于1990年4月4日，刊于《博览群书》的某期，是该刊一位编辑向我约的稿。刊出时被编辑部粗暴删改，将后面的很长一部分完全砍掉。结果前面说《玻尔集》有“三方面的”意义，而后面却只论述了“两方面”（第三方面被删掉了），呈现了“前言不搭后语”之势。这样的“删节”实在开了我一个“大玩笑”！

“十年辛苦”还只是辛苦的开头，随着戈革翻译生涯的继续，出版的艰辛也在继续。首先遇到的当然就是钱的问题。早在1980年，戈革就颇有先见之明地在一篇发言稿中写道：

“经费”从哪里来？有没有“利润”？这样的问题是我这种书呆子所最害怕和最外行的东西。我只希望，如果咱们确实真心实意地搞“现代化”，钱（!）的问题应该有办法解决。不然呢？——那就一切全都等于废话！

现在看来，“咱们”搞现代化倒是真心实意的，但“咱们”也真心实意地不想把钱扔在这些无法生出更多钱来的地方。最终，还是靠他这位“书呆子”从国外筹来了经费，将《尼耳斯·玻尔集》的出版惨淡延续了下去。但即便如此，命运依然要残酷地让他在有生之年见到这套自己为之付出无数心血的文集被排挤出中国大陆。等他完成第十卷的译稿时，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已找不到一家合适的出版社。该卷最终由他自费，并采用香港书号出版，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无法在内地销售（因为没有中国大陆的书号）。该卷的很多存书也因此而一直堆积在戈革家中。

戈革翻译《尼耳斯·玻尔集》的努力在中国遭遇了重重困难，在玻尔的故乡丹麦却引起了很大反响，并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戈革生前曾三度应邀访问丹麦，每次历时约半年。除学术交流外，他还利用国内外赞助的经费收集整理了大量与玻尔有关的文字、图片、影像及实物资料，这些资料起初大都收藏于戈革生前所在的中国石油大学的玻尔文献室里，戈革去世后，该文献室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最终于2010年4月迁往了清华大学。

2001年夏天，戈革获得了丹麦国旗骑士勋章（Danish Order of the Dannebrog），成为继《安徒生童话》的译者之后又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那年秋天，美国物理联合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在一篇通讯中报道了戈革，并称其为（研究）科学史的英雄（A Hero of History of Science）。在戈革去世前不久，他收到了《尼耳斯·玻尔集》的最后两卷，那时他因眼疾加剧，已无法独立从事翻译工作，但依然凭借放大镜及自费聘请的助手的帮助，顽强地完成了译文的初稿，使这套第一流的译作不至于成为断臂的维纳斯。

除《尼耳斯·玻尔集》外，戈革还翻译了玻尔、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等人的几种传记及其他相关文献。他也翻译过《爱因斯坦全集》（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的第三卷、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的《电磁通论》（Treatise on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等名著。他不仅英文功底深厚，而且翻译态度严谨，常常会为搞清一个典故而去信向国外友人询问。更重要的是，他的翻译大都是在读懂原著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可以从他在译者序或译者注中对原著所作的精辟评论中看出。他对玻尔著作的研读更是细致入微，在去世前口述的自传体文章《正直者的困境》中，他对自己的翻译曾有过这样的叙述：

说到《玻尔集》，也有人劝我把剩下的工作交给别人翻译，但我不放心，因为那不仅是英语，而且是丹麦的英语，是玻尔的英语。我翻译了十卷，我比较了解他运用英语的方式，英语在他身上，用法不太一样。

毫无疑问，译作是戈革先生留给中国史学界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