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墨子与鲁班之争

众所周知，墨子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是一位工匠出身的平民哲学家。同样，所有人都知道鲁班是一位著名的工匠，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能工巧匠。然而，人们却不知道墨子和鲁班之间发生过一场争论。他们两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工匠。虽然墨子是工匠出身，但他毕竟是一个哲学家，平时的争论对象都是儒家、法家等诸子各家，怎么会和工匠鲁班发生争论？事实上，这场争论是一个哲学故事，也表达了一种哲学思想。因为两人都是工匠或工匠出身，所以争论就围绕着工艺技术方面的问题展开了。

中国古代哲学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这也是中国人一般思维方式的特征，即所有的事物都以其是否具有实用性来判定其价值。墨子与鲁班的争论也是围绕着一项工艺技术是否实用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归结为一个“巧”字和一个“拙”字。《墨子·鲁问》中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辖，须臾镂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班用竹木做了一只鸟，能在天上飞翔三日而不落地（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机器鸟”），鲁班自以为很“巧”。墨子则对鲁班说：“你做木头鸟不如我做车子（‘辖’是指车轮轴头上的小栓子，用以闩住车轮使之不掉出来，此处泛指车子本身），随便雕镂三寸的木头便可以装载五十石（‘石’，读音‘担’，古代容量单位，一石即一担）的重量，这才是真正的‘巧’。”对人有用才是“巧”，没有用就是“拙”。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记述过一个同样的故事，不过写的不是墨子与鲁班，而是墨子自己。《韩非子·外储》中记载，墨子自己用木做了一只鸢，能飞，他的弟子称赞他“巧”，他却说做木鸢不如做车（大车辕端头与横杠连接处的栓），能任重而致远，这才是真正的“巧”，“巧为，拙为鸢”。

鲁班是以“巧”而著名的，在中国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中国古代的工匠均以鲁班为祖师爷，全国各地泥木行业的会馆都叫作“鲁班殿”，今天全中国建筑项目施工质量奖仍然叫“鲁班奖”。中国古代关于鲁班之巧的故事多如牛毛，有很多都已经变成了神话。东汉王充所著《论衡·儒增》中记载了一个“鲁班巧，亡其母”的故事：“犹世传言曰：‘鲁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载母其上，一驱不还，遂失其母。”意思是说鲁班做了一架木头马车，由一个木头人驾驭，让其母亲坐在车上。结果车子一跑便没了踪影，从此鲁班失去了母亲。这里显然将鲁班之“巧”神化了。全国各地都有关于鲁班神助某座精巧建筑的故事，地方不同，建筑不同，但故事的情节却大体相同。无非都是说某座建筑极其精巧，非一般人力所能为，在其建造的时候人们发现每天都是干活的人多一个，而吃饭的人少一个，这个神出鬼没暗中帮忙的人就是鲁班爷。意思是说，只有在他的帮助下人们才有可能建起如此精巧的建筑。河北民歌《小放牛》中唱道：“赵州桥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赵州桥来鲁班修，玉石栏杆圣人留。……”赵州桥明明是隋朝的工匠李春修建的，却要说是春秋战国的鲁班修的，说明人们愿意相信所有好东西都是出自鲁班之手。民间对于巧工绝技的称颂是出于对劳动创造的赞美，并没有太多的哲学思考。然而哲学家们对于这些事情，哪怕是民间工艺技术问题，也往往要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来考虑。

墨家和法家的思想特征都是直接功利主义的。墨子作为一个工匠出身的平民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倾向理所当然，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在对待技术文化的看法上就表现为对“巧”和“拙”这对辩证范畴的纯实用性考虑。总之，在他们看来，无实用价值的东西即使做得再“巧”也是“拙”。这种纯粹实用主义的技术观虽然有它强调技术为实用服务的合理一面，但并不利于技术本身的发展和提高。在这里，表面看来很笨拙但是具有使用价值的车辖、车都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实用技术”，而类似于能飞三日而不落的木头鸟和能够跑得无影无踪的木头马车、木头人这些无实用价值的“巧”，实际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础理论”。墨家和法家倾向于强调实用技术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显然没有看到基础研究和实用技术之间的关系，没有看到这种表面看来无实用价值的基础理论研究本身的意义。这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普遍存在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不无关系。

儒家思想中对于工程技术的态度是明确的，它一方面高度地称颂和赞扬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技术发明创造。《考工记》开宗明义：“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办民器，谓之百工。”把百工和王公、士大夫并列，看作是立国所不能缺少的“六职”之一。“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很明显，这里不仅肯定了百工之事的重要性，而且对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之为“圣人之作”。儒家思想中对技术发明创造的肯定与它强调“立志”的积极入世观点分不开。所谓“立志”就是要有所作为，对社会有所贡献。或者是社会政治的——治国安邦；或者是伦理道德的——修身齐家；或者是物质财富的——利国利民，这些都属于“立志”的范围。中国古代神话中有许多有关发明创造的传说：燧人氏钻木取火给人带来温暖和光明；神农氏尝百草，教会人们种植；有巢氏构木为巢；黄帝做宫室，造舟车；嫘祖发明丝织养蚕，如此等等，不可胜数。这些被推为神话人物或祖先的人，都是一些立志解救人类，对物质文明的发展有功的文化英雄。《易经》中说的“备物至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便是对这种思想的总结。它也说明中国古代对技术发明推崇备至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儒家强烈地反对奢侈浪费的所谓“淫巧奇器”。《礼记·月令》中说：“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百工在为朝廷制作器物时，监工时刻提醒，不要做淫巧之器以动摇皇上的心志，使他生奢侈之念，玩物丧志。这种对于“淫巧奇器”的批评和限制，在儒家经典中多处提到，表明了儒家思想中提倡廉政反对奢侈的态度。然而从纯粹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却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基础技术的研究，实际上那些所谓的“淫巧奇器”之中，往往预示着某种科学原理或者新技术的发明。

清朝乾隆年间，外国人给乾隆皇帝送礼，其中很多是包含有较高科技因素的器物，例如有西洋式的钟表，可以自动报时，时间到了一扇小门自动打开，出来一只鸟“咕咯咕咯”叫几声，或是出来一个小人打一通鼓。这种玩意确实很好玩，以至于乾隆皇帝和他母亲争抢着玩。这恰恰是古代儒家所谓的“淫巧奇器”，但是我们绝不可以否认其中所包含的科学技术。这些“淫巧奇器”中的技术照样可以用于枪炮和船舰，用于其他的工矿产业。当年鲁班制作的木头鸟、木头马车等也都是同样的道理。在这一点上，墨家、法家反对无实用价值的“巧”，和儒家反对供人玩耍的“淫巧奇器”，实际上是异曲同工，都是用完全实用功利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的事物。

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中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色彩较浓厚。最集中地体现在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上。它也是中国哲学史不同于西方哲学史、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同于西方科学技术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哲学上，西方哲学各家各派都在讨论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这个宇宙观的基本问题，而中国哲学对世界本体、宇宙的起源不感兴趣；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人注重的是对实实在在的有实际用途的事物进行研究，西方人则较多地注重于对某种看来虚无缥缈的宇宙规律的探讨。因而纵观世界科学技术史，西方较多的是科学定理、定律的发现；中国较多的是实用技术的创造发明。实用技术的发明能立竿见影，产生作用；科学规律的发现也许一时看不到实际用途，但其不可估量的作用将在后头。中国古代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中体现的实用主义倾向是制约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也许就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国古代技术文明比西方发达，但后劲不足，而西方在古代虽不如中国，但后来居上，超过了中国。近代以来，大量的自然科学以及各种完整的学科门类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一点也就足以说明中国人在理论的纯科学的研究上有所欠缺，我们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能够直接看到用处的实用技术研究上，而对那些不能马上看到用处的，哪怕稍微远一点才有用的东西不屑一顾。

过度的功利主义倾向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同样也不利于建筑的发展。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一门作为专门学科的建筑学，就与这种只把建筑当作一个纯粹实用物品的思想倾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里，墨子的思想又有着典型的代表性，他对于建筑的看法就是：“高足以辟润湿，旁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费材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墨子·辞过》）建筑只要各方面都满足了实用功能的需要就可以了，其他如为了审美的、艺术的、文化风格的等方面的追求都是不必要的。当然，帝王权贵们要用建筑来表现权力地位，宗教要用建筑来营造神秘氛围，这些也都是精神的需要，并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实用功能。但是，这些精神功能的表现实际上也还是一种实用的需要，所以我们对于建筑学的纯科学的研究就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