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那个正在写《武松的前世今生》的人，我叫崔流平。虽然我是中文系毕业，但我不是一个作家。我从来不认为中文系是培养作家的，你看看有几个大作家是学文学出身的？文学是可以学的吗？我常听到有很多人说“我是学文学的“，我就放心了，这些人离所谓文学还远得很呢，恐怕连文学的门在哪里都不清楚。我当年报考中文系，目的真不是想当作家。同学中有不少人在写诗，写得热火朝天，我也跟着写了几首。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有梦想的，以天下为己任，认为凭一己之力可以改变世界。写诗就是抒情言志。我把写的诗给了一个同学看，同学看了，问我有没有香烟。我赶紧递上一支”大前门“，准备洗耳恭听。同学狠狠地抽了几口，发出几声怪笑（现在想起来不应该是怪笑，而是邪恶的笑。那个时候我们不大用”邪恶“这样的词，现在当然用得就比较普遍了）。诗不是这样写的，同学故意压低了嗓音，你不适合写诗。他把烟头弹向远处。临走的时候，他说，我在《诗刊》上发表了几首诗，你有空看看，模仿一下。我这位同学叫马思远，是我们年级的三大诗人之一，心高气傲，伶牙俐齿，才思敏捷，对所有的事情都不满，除了对自己的诗以外。他同时又是一个情圣。我跟他关系一般，但是很多年以后我们却成了不错的朋友，只是往来并不密切，属于神交那种。以后我会不断地提到这个马思远。
本来我就不想当作家，也不想当诗人，所以我对马思远的话就不以为然，也没有觉得他是有意冒犯了我，当然我也不可能去找《诗刊》来看。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嘛，人人都牛逼哄哄的。我走进图书馆，找了一个偏僻的位置，一边看书，一边看漂亮的女同学。没有什么收获，今天晚上漂亮的女同学不知道跑哪去了。我翻开刚刚随便借来的书，是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这套书一共有六册，我借到的是第五册。我怎么会一来就借到第五册呢？前四册我都没有看过。翻开这本书，扉页上的几行引文就把我吸引住了：
给我们谈谈一八三0年吧，
那电光闪闪的时代，
谈谈它的战斗，它的热力——
我必须说，我对这样的诗很感兴趣。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对战斗、热力那样的词汇充满想象。那天晚上我就一直在看这本书，直到图书馆关门。我似乎找到了努力的方向，诗就不要写了，倒不是因为同学说我不适合写诗，而是我认为诗的力量终究是不够的，尽管诗的地位在文学史里一直很高。做一个文学史家其实很不错的，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心中满是喜悦。
所以，在构思《武松的前世今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是想写小说的，或者说是一直想写小说。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才想起写小说呢？我想了十几个理由，但是都不够充分。我坐在电脑前，看着我敲打出来的汉字，一个声音似乎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你应该写小说。
大学毕业二十五年之后，我成了一个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总。公司的规模不大，有二十个人左右。公司主要经营一些文化项目，包括商业演出等等。凭着我的各种关系，公司运转还算顺利，至少发得起工资。公司公关部有一个女孩叫王涵，大学毕业之后就到了公司。对了，我这个公司叫汉唐文化传播公司。名字取得很大，有某种欺骗性。但是一个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的经营轮胎的小屋都可以叫轮胎世界，我为什么不能叫汉唐文化传播公司呢？王涵到汉唐文化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她很聪明，颇有活力，做事很认真，也很靠谱，感觉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一些。我在想，两三年后，她就可以取代现任的公关部主管吴敏。我对吴敏不是不满意，而是觉得王涵可能更合适。
有一天上午，我坐在办公室给我的朋友李峰打电话。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喝酒，他好像喝多了一点，我想问问他怎么样了。李峰说现在酒也喝不得了，那方面也不行了，真是人生悲剧呀。我哈哈大笑，这个时候进来一个年轻人，我没有见过这个人。我跟李峰说一会儿再聊。
“你谁呀？怎么进来的？”我毫无表情地问。
年轻人：“我是王涵的男朋友。”
我淡淡一笑：“那你应该去找王涵。”
王涵居然有男朋友，面试的时候她可没有说过啊，这个问题我当面问过她的。我的意思是有没有男朋友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如实回答。只要是公司需要的人，有没有男朋友都可以进公司。
年轻人：“我想让王涵辞职。”
我有些惊讶，但是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那你找我干什么？我的公司来去自由。”
来去自由是假的，至少要提前半个月提出辞呈，这是规定。但是我不想跟他多说。我不喜欢眼前这个年轻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年轻人：“我跟她说了，她不愿意辞职。”
我说了，我不喜欢这个年轻人，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好像我干了他女朋友似的。
“她为什么不愿意辞职？”我点上一支烟。
年轻人：“我觉得王涵喜欢你，所以不愿意辞职。”
我反应非常迅速：“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小伙子？”
我应该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吧。我确实感觉到王涵喜欢我，这种感觉只有中年男人才能感觉得到。我虽然是公司的老总，但一般说来我没什么架子，对公司的女职员我都很客气，包括对保洁员阿姨。我有时候还会跟女下属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以显示我的亲和力。这个时候王涵通常会站在一边，无声地微笑着。等同事们都走了，王涵才慢慢的朝门口走去。快要到门口的时候，她会有些犹豫地停下来，然后转头看着我，笑笑，不说话。
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在公开场合下，我好像从来没有跟她开过玩笑，在她面前我一直是故作镇定。
王涵笑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你有点喜欢刘珊珊。”
刘珊珊是公司的财务总监，年龄比她大很多。
我的反应同样迅速：“瞎说。”
王涵略略低了低头：“我都看出来啦。”
我是学中文的，对于语言文字多多少少有些敏感。大家注意一下，王涵并没有说“崔总有点喜欢刘珊珊”，而是说“你有点喜欢刘珊珊”，这是几个意思呢？一个刚刚入职不到两个月的职员，可以跟老总你呀你呀的说话吗？而且是说关于感情之类的话，而且两个人的年龄差距达二十五岁之多！在这种语境里用“你”，分明就是拉拢她跟我的距离，表示某种难以言说的亲近。而那句“我都看出来啦”更是意味深长，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感觉得到。重点不是看出来啦，而是那个“我”字。这里就不仔细分析了，小说还得往下写。
我终于笑了笑：“小姑娘懂什么？”
王涵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用餐巾纸擦拭桌上的灰尘，倒掉烟灰缸里的烟头，又把烟灰缸擦拭干净，顺便整理了一下零乱的桌子。在快要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她迅速地看了我一眼：“你脸都红啦，我又不会出去乱说的。”她撩了撩头发，对着我笑了笑，然后就走出去了。
我坐下来，点上一支烟，看着干干净净的烟灰缸，把烟灰抖在字纸篓里。那天下午，烟灰缸一尘不染。
年轻人：“我没有开玩笑，她就是喜欢你。“
我笑笑：“我老婆还喜欢汤姆-克鲁斯呢！”
其实我已经离婚了，我当然不可能跟这个戴着耳机的人讲。实际上公司的人都不知道我离婚了，除了刘珊珊。
年轻人似乎在做思想斗争。
我淡淡地：“小伙子，自信一点。”
年轻人涨红了脸：“我哪里比你差？你就是比我有钱嘛！”
我觉得再说下去已经没有意思了，而且难以掌控局面。
我非常义正词严地说：“你错了，我不是有钱人。既然这样，你把王涵带走，不用递交辞职报告了。就这样吧，我还有事。”
第二天中午，我在公司走廊里碰到了王涵。
我毫无表情地问：“你怎么还没走？”
王涵也毫无表情：“我为什么要走？”
我沉下脸：“我不希望那个人再来无理取闹。”
王涵：“那个人已经不是我男朋友了。我现在是自由的。”
我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径直朝男厕所走去。
我的老同学马思远对此曾经有过一个评价：你选择去厕所，大有深意！我去！我只是想上厕所。马思远看问题的角度与众不同。
我在构思《武松的前世今生》，没有功夫去想王涵和她的男朋友。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我的生活过得很不真实，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有当我构思并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开始贴近生活了。我也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了，我可以海阔天空地瞎想，随心所欲地编造或者虚构。总之，我又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新闻记者。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写，生活就有意义。
“你应该写小说”这句话不是王涵说的。你们以为应该是她说的，但真不是。王涵不会说那句话。说那句话的人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公司，那时候那个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根本不知道。也就是说，我那时候压根儿不知道她这个人的存在，就像她不知道我的存在一样。
所谓构思《武松的前世今生》，其实也就是有一些零星的想法而已。小时候看《水浒传》特别喜欢武松，这一点我跟金圣叹一样。我觉得武松是个大英雄，想喝酒就喝酒，想打人就打人，想干掉谁就干掉谁，决不拖泥带水婆婆妈妈。男人就应该这样。长大以后再看《水浒传》，想法就不一样了。人们在经历了很多事之后，从前的想法往往会发生改变，甚至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读了《金瓶梅》之后，我对武松竟然有了惋惜之感。我认为武松绝对不该杀潘金莲，而且也没有理由滥杀无辜。武松的前半生荡气回肠，那么平息下来之后，他真的能够过岁月静好的日子吗？阿伽门农统率希腊联军经过十年征战攻下了特洛伊，英雄凯旋归来，却没想到被妻子和妻子的情夫谋杀了。荷马史诗给了我触电般的灵感。所以我想重新塑造武松这个艺术形象，这个想法钻进了我的脑袋，一直出不来。
于是，我把《水浒传》和《金瓶梅》放在了床头，只要晚上没喝酒，我都会在临睡前翻一翻，还用红笔勾出我认为的重点。没想到这种勾重点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王涵就走进了我的生活，让我的生活变成了一团乱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