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奇迹背后：改革的逻辑与学理
- 蔡昉主编
- 14978字
- 2021-08-13 15:05:52
四十不惑——从中国改革开放可以学到什么？
蔡昉[1]
子曰：四十不惑。（《论语》）
一、引言
当人们说起中国经济改革的起始时间，一般都是笼统地说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以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为准，应该说中国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第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几乎在同一时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家农户，决定摒弃生产队“大呼隆式”的劳动方式，实行包产到户。这一形式被称作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后在全国得到推行，并导致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这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突破。而小岗村的颠覆性制度创新，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实践。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是同时发生的。1979年4月，邓小平首次提出开办“出口特区”，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建立出口特区（后来称作经济特区），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开始。初期的对外开放还带有实验性和地域性，先后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区等入手；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做出努力，开始全方位地拥抱经济全球化。可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开放条件下的改革，对外开放也在改革过程中得以推进，国内经济发展与融入全球经济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2]（IMF，2006）。
由此算来，从1978年到2018年，改革开放恰好历经40个年头。如果把孔子的名言“四十不惑”用在这里，首先是说40年的成功实践确定无疑地证明了这条中国特色改革开放道路的正确性；进一步引申，这也是说40年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的时间点，以使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面，从而更好地指导未来的改革实践。与“二十弱冠”和“三十而立”相比，“四十不惑”意味着我们已经积累起丰富的史料、案例和文献，有条件更深刻地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反思与前瞻。
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历程相伴随的，是中外经济学家对这个成功事例的解读、思考和总结。总体来说，在掌握更完整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改革过程进行更准确的记录，或者以计量方式验证理论假说。与此同时，还需要具有比较的视角，把中国故事放在一般发展和制度变迁规律视野中，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中国贡献。
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进行了描述和总结，有些限定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如Brandt et al.，2008），也有的试图做出全过程的叙述（如Coase & Wang，2011；Lin et al.，2003），还有的是就某一类关键问题进行研究（如Young，2003）。总体来说，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界具有统治性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一般而言有着一些明显的不足。除了因远离事件发生地点以及信息不充分造成对事实的误读，从而做出对趋势的误判之外，主要的缺陷是把西方主流理论套用于中国，以某种既有的圭臬比照中国实践，用新古典教条解释中国经验。
这种分析，要么否认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反复做出悲观判断（如Young，2003；Krugman，2013），要么把中国经验视作特殊案例，否定其一般意义，或者将其一般意义引申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共识（如“华盛顿共识”）上面。例如，经济学家不愿意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行性，因此，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功，必然得出这是资本主义在中国成功的结论。
张五常坚信中国的改革是走向资本主义，扬扬自得于很早就预测到中国会走向这条道路并且取得“成功”。黄亚生（Huang，2008）则把中国改革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按照似乎不言自明的逻辑，与之相符的就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与之不相符的则被作为对改革情景做出悲观判断的依据。依据类似的框架，一部讲述中国改革的著作则干脆在推崇中国经验的同时，将其总结为“如何走向资本主义”（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striking example of what Hayek has calle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Coase & Wang，2011）。
哈耶克（Hayek，1967）在欧洲传统上的两分法即人类社会现象包括与人类行为无关的自然结果以及作为人类设计的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处于中间位置的现象，即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撇开这种三分法的一般性价值不论，以此来解说中国经济改革，把千千万万当事人（城乡居民、企业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具有相同目标和相同激励的制度创新活动视为无物，即使不叫历史虚无主义，也颇为接近教条主义的表征。因此，这种解释既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改革取向和过程，作为一般性经验也容易误导可能的学习者和模仿者。
的确，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初并没有一个蓝图，甚至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也并没有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然而，鉴于改革开放以提高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所以，改革每个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改革推进顺序和过程等方面，逻辑线索是相当清晰的。因此，我们按照“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思想方法[3]，来回顾总结改革开放历程，更容易得出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有内在逻辑自洽性的结论。
经济发展是一个有始有终、由表及里、内外结合的完整过程，而非许多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相互独立过程的简单拼接。首先，任何一个空间单位（国家或地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经济水平和结构状况，都是以往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起点。从何而来、经何而至决定了今天的面貌，对今人来说已经无可选择。但是，现状如何以及如何认识今天，却可以决定未来；懂得过去又是认识今天的必要条件。选择至关重要，而正确的选择取决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正确认识。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又是在特定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中发生的，不可避免与外部世界产生彼此依赖和互动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既是其对外部世界认知的结果，本身也可以成为增进人类知识的公共品。
探寻对于国家兴衰和后进经济体如何赶超先行经济体的答案，是经济学家孜孜以求、乐此不疲的永恒课题。歌德借《浮士德》中人物之口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最为成功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最终将以14亿人口完成由盛至衰再至盛的完整历史演变，而成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伟大奇迹。正因如此，中外各领域学者做出大量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予以解说和分析。以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于既往的认识予以更新和进一步抽象，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不惑之际理论工作者应有的责任。
本文的宗旨是避免盲人摸象式地把中国经验碎片化。宁可牺牲面面俱到的性质，也要立足于把握和提供一个尽可能逻辑完整的阐述和分析框架。在参考借鉴相关成果的前提下，从实际经验出发，本文以阐释改革之前错失赶超机遇作为背景铺垫，按照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逻辑简述改革过程，进而尝试回答：给定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一旦解除体制束缚，要素积累水平、配置效率从而潜在增长率会得到怎样的提升；中国经济到达的发展阶段，如何改变其增长驱动力，通过哪些方面的改革可以取得新的增长动能，如何推进这样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很多方面看无疑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性质，同时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中国作为一个经历过经济发展诸种类型和阶段，依次解决了一系列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样板，成为一个关于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的经验宝库。因此，从事中国研究的经济学家，也有责任成为这一成功故事的讲述者，将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同时对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话语转换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计划经济下错失的趋同机会
在一个很低收入水平因而具有巨大赶超潜力的发展阶段上，从某种程度上说，采取计划手段实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可行的（Brandt et al.，2014），有时甚至比采用自由市场模式却又不能以法制手段有效规范经济活动的体制具有更高的资源动员效果。并且，计划性、行政性的经济计划方式，也可以服务于特定目标，实现一定程度的有效（但未必有效率）资源配置。
例如，1980年，在世界上有统计数字的100多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NI或人均GDP排倒数第四位；但2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有数据的107个国家中排在第62位；出生时预期寿命在有数据的127个国家中排在第56位（Cai，2015；Rawski，2011）。虽然低下的人均收入水平代表着较低的资本禀赋，但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因此实现了很高的资本积累率。在1953～1978年间，中国的积累率平均达到29.5%，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Lin et al.，2003）。
然而，计划经济却不能完好地提供经济增长必要的体制条件，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和有效激励问题。关于国家兴衰的有关增长理论和经济史证据表明，在典型的人类经济活动中，资源稀缺并非注定发展失败，资源禀赋上的得天独厚也并不能保证发展成功（如著名的“资源诅咒”假说），而经济发展成败得失无一不与资源配置体制和激励机制的选择，从而资源配置效率和激励有效性结果密切关联。
跨国经济研究和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经历都证明，在传统经济体制模式下，排斥市场机制导致资源配置的宏观无效率，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经济活动的微观无效率，没有奖惩制度伤害了工人、农民和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在政府强力的资源动员下实现的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增长，很大部分被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所抵消，没能转化为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特别是，资源错配导致产业结构畸形，科技进步成果未能用于民生相关产业，人民生活水平也不能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得到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在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同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人口再生产模式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阶段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也就意味着完成了经济内卷化的过程[4]（蔡昉，2015）。按照逻辑，中国经济应该进入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刘易斯的定义以及中国当时的现状，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最典型特征，是农业中存在严重的过剩劳动力。随后，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生育率开始了下降趋势，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降低，意味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即潜在的人口红利逐渐形成。一方面，伴随着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进程，剩余劳动力被转化为一种廉价的生产要素，在开放条件下可以体现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性质，还构成一系列其他有利于增长的因素，可以支撑赶超型高速增长。
然而，由于存在着急于推进工业化并赶超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加之对工业化认识上的误区以及有限的选择空间，如小农经济条件下积累能力和消费能力皆不足，推行强制积累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而构建一个依靠集中计划配置资源的体制模式，成为当时的选择。同时，这也就注定了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背离其潜在的比较优势。可见，改革前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在于，一系列体制因素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并且与无效的激励机制互相锁定（lock in），导致低下的生产率和增长表现，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林毅夫等把传统经济体制概括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模式，即在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前提下，首先是形成违背比较优势的宏观政策环境，产品和要素价格被扭曲，以便尽可能快地实现工业化积累；继而构建起高度计划配置资源的体制，市场机制被弃之不用；进一步构建起与之相应的微观管理体制，具体表现为工业中国有企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农业则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劳动者报酬与努力程度和人力资本脱钩，经营者完全执行下达的计划，投资以拨款的形式，财务上统收统支，企业没有预算约束，没有竞争压力，导致激励不足和微观效率低下。
斯彭斯认为，全球经济大约在1950年开启了一个大趋同的时代（Lin et al.，2003）。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错过了这个赶超发达经济体的机会。如果简单地从数字表面观察，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不尽如人意。根据麦迪森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平价美元构造的数据口径，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4%。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很多后起国家和地区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了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在同一时期，定义上的“富裕国家”的总体增长率也达到4.3%，而不属于该组别的“其他国家”总体增长率高达4.9%，世界平均增长率为4.6%（麦迪森，2008）。
同样根据麦迪森的数据，1952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538美元，为定义上的“富裕国家”平均水平的8.7%，为“富裕国家”之外所有“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46.5%，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3.8%。在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速度低于上述组别，因此，中国1978年人均GDP（978美元）相当于这三个组别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反而下降，分别为6.8%、42.1%和22.1%（麦迪森，2008）。
无论从人民生活改善的国内视角，还是从国家实力等角度进行的国际比较，中国这一时期的发展绩效都不尽如人意。由于人口增长较快，积累与消费比率严重失调，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十分缓慢。这个时期中国经济严重封闭，1978年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仅为9.7%，其中47.2%为出口，半数以上为初级产品。直到1983年才有关于实际利用外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字，分别仅为22.6亿美元和9.2亿美元。
从经济结构和生产率变化的角度，可以更有力地说明，这个时期实行计划经济模式，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绩效不佳。根据官方统计数据，1952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82.5%。按照二元经济发展的逻辑，丰富的劳动力可以延迟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保持较高的资本回报率，随着工业化推进，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可以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与此同时，在大约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少年儿童抚养比下降为主要贡献的人口抚养比即开始下降，理论上形成了有利于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改善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些有利于那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因资源误配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我们可以从朱晓东对中国人均GDP增长率的构成因素分解，看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增长的特点（Zhu，2012）。根据他的估计，在1952～1978年间年均2.97%的人均GDP增长率中，劳动参与率的贡献为3.63%，资本产出比的贡献为116.15%，平均人力资本的贡献为52.25%，而因为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负数，其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72.03%[5]。同时，这个时期产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1977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74.5%。
如果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没有选择计划经济模式，经济增长绩效会如何呢？历史固然无法假设，但是，反证事实思维和方法（counterfactual）却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体制对中国经济发展机遇的延误。众所周知，计划经济时期发生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对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损害最为严重的历史事件。它们远非计划经济损失的全部，但是可以成为一个缩影。通过计量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发生这两个事件的话，1993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会是实际情形的2.7倍[6]（Kwan & Chow，1996）。
三、改革开放的逻辑与过程
根据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在体制上需要解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配置问题，因此就要涉及机制问题、信号问题、效率问题和激励问题。从一个不能解决上述问题的计划经济体制出发，启动最初的改革需要突破的障碍颇多，要在政治上可行和实践中可操作，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改革给劳动者、微观单位和社会带来收益，才能形成发动改革的基本动机。第二，这一改革不与任何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直接抵触，即它要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第三，这一改革潜在地发动起一个关键的变革齿轮，由此推动逻辑链条上其他领域的改革。不过，从事前的角度看，最后这个条件往往是不可知的。
农业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的改革，最符合上述改革前提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家庭承包制改革就在一些地区开始悄悄试行。这种自发性改革试验并非仅限于前述小岗村或者凤阳县，而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大量出现在安徽、四川和内蒙古等省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里，中央政策对之经过了默许现状、允许边远贫困地区试验，及至在全国范围推行等几个阶段的演变，这一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迅速完成。到1984年底，全国农村的全部生产队和98%的农户都采取了家庭承包制的经营形式，随后人民公社体制也被正式废除。
这一改革一举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劳动和经营激励问题，并且在农户获得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相应赋予和逐渐扩大了他们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和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在家庭承包制推行的短短几年里（1978～1984年），粮食单产提高了42.8%，总产量增加了33.6%，农业增加值实际增长52.6%。根据计量分析，这一期间农业产出增长的46.9%来自家庭承包制这一制度变革的贡献（Lin，1992）。同期，农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长166%，在贫困标准从每人每年100元提高到200元的情况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为1.28亿（蔡昉，2014）。这一变化也大幅度增加了城市农产品供给，为几年后取消粮票制度创造了条件。
以往的一些分析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中，唯有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可圈可点（Huang，2008）。其实，方式和效果上类似的改革同样发生在国有企业。1978年企业恢复奖金制，实际上是关于工资制度的放权和改革，解决的是职工劳动激励问题，涉及的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重点解决企业及其经营者的激励问题，触及的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作为城市经济改革核心的企业改革，主要沿着三条主线进行。
第一，从赋予并不断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逐步构造有活力的经营主体，最终落脚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制改造。从1979年开始，政府就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并不断扩大试点范围直至全覆盖，给予企业增加工资、发放奖金、决定职工雇用和解聘、物资采购、产品销售和定价、自有资金使用等一系列自主权。作为放权让利改革的深化和制度化探索，先后试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等形式。及至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抓大放小的推进，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公司制改造，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
第二，重新界定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最初的改革以国家向企业让利为特征，分别采取了利润留成、利改税、拨改贷等改革措施，增强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责任，调整了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国务院于1988年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2003年3月16日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范围是中央所属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地方政府也成立相应机构，管理地方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目前正在推进的改革，方向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第三，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抓大放小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国有企业提供了竞争压力和经营动力。在进行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改革的同时，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是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更加注重提高效率的关键。从统计角度看，多种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并存、竞争发展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截至2015年，在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中，以国有工业企业性质注册的企业，仅仅创造了全部主营业务收入的4.1%，其他部分（即95.9%）分别为包括私营工业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业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工业企业等在内的29种注册类型企业所创造。
在农户和企业的激励机制逐渐形成的情况下，还需要有正确的市场信号，才能真正确立它们的市场主体地位，以及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重新配置。也就是说，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改革任务，必然是通过发育产品和要素市场，矫正扭曲的价格信号。从产品的计划定价到市场决定价格，从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到市场自由交易，从生产要素的统一配置到通过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所有这些关键性的变化都是通过双轨制形式，即计划轨道与市场机制的渐进式过渡，以及前者与后者的消长实现的。
通过上述符合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逻辑的改革历程，逐步建立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和市场配置机制，并形成了相应的宏观政策环境。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诸多其他方面的重要改革，都可以看作是围绕上述基本逻辑，随着改革的进程，把新产生的问题提出来并在相关的领域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推动和完成。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政府职能，或政府与企业和市场关系方面的改革。总体来说，政府逐渐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转而承担通过再分配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不过，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在很长时间里体现在地方政府之间推动地方GDP增长从而财政能力增长的竞争。这种政府作用方式对于把改革形成的激励转化为增长速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政府过度介入直接资源配置，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负面效果。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职能越来越多地转向履行促进教育发展、加强社会保护、维护市场秩序、宏观经济调控等公共品供给等责任。
对外开放与上述经济改革过程，具有以下特点：（1）推进逻辑上的一致性；（2）在时间上是并行不悖的；（3）从效果上看是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的；以及（4）推进方式是相同的，即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通过扩大国际贸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外投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近年来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对外开放使中国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同时对企业成为竞争主体、吸纳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经济增长兑现人口红利、产业发展获得比较优势等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目标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在改革开放中兑现人口红利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一系列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做出的预期。正如“华盛顿共识”的信奉者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改革设计出一些先验性的体制目标模式，坚信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学者也以西方经济发展经验武断地设定圭臬，并以此来比照中国改革和发展。这种先验论点使得许多尝试解释中国改革成就的文献，在主要和关键问题上面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例如，扬和克鲁格曼等遵循其一贯的理论出发点和经验方法，认为中国改革期间的增长类似于多年前他们所批评的东亚经济，仅仅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而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因而具有粗放性和不可持续性[7]（Young，2003；Krugman，2013）。这种判断完全无视中国所处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特点，与他们对东亚经济的判断一样，其正确性已经被事实所否定。此外，许多研究者没有看到中国改革方式与改革出发点，即以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为导向的特点，以及以就业扩大和劳动力重新配置为核心的发展路径，因而具有分享型经济发展特征（Cai，2010）。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所有计划经济资源动员潜力用尽的背景和条件下启动的。作为一般性增长条件，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潜力和人口红利，以及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甚至更早时期积累起的超出同等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都只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开始得到释放，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图1中，我们把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劳动年龄人口快于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人口转变相重合的时期，作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收获期。根据这个时间框架和经济理论预期，下面将依此揭示，正是中国经济具备了这种潜力，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兑现人口红利，可以形成较高的潜在增长率，进而实现较高的实际增长率。如果不是囿于某种经济理论教条，就不应该无视中国40年所经历的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及分享过程，也没有道理否认这一实践是完全符合经济学逻辑的。
图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机会窗口期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2015。
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世界银行早期研究发现，在1978～1995年期间的GDP增长中，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37%（World Bank，1998），而许多稍晚进行的其他研究估计这一贡献率更高（Cai & Zhao，2012）。在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被证明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例如，白重恩等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资本回报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情况下，资本回报率则迅速下降（Bai et al.，2006；白重恩、张琼，2014）。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大多数研究观察到劳动力数量的贡献。而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是，有利的人口结构条件保障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进入，而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主要是靠这个增量途径实现的（Cai et al.，2016）。世界银行估计（包括了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劳动力投入，对增长的贡献率为17%，蔡昉和赵文估计的劳动力数量贡献率为8%，人力资本贡献率则为4%。沃利等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11.7%。而且，在考虑到教育水平提高具有改善生产率效果的情况下，他们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则可达38%（Whalley & Zhao，2010）。
再次，遵循生产率提高原则，新成长劳动力的进入选择，以及长期积淀的富余劳动力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世界银行把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残差，前者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劳动力剩余的农业和冗员的国有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非农产业和新创企业）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蔡昉和王德文估计的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1%（蔡昉、王德文，1999）。更新的研究表明，在1978～2015年期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5.1%来自产业贡献，44.9%来自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蔡昉，2017）。
可见，中国40年的高速增长绩效，是改革开放激发出特定发展阶段上要素禀赋优势的结果，也就是说，通过改善微观激励机制、矫正价格信号、发育产品市场、拆除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以及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和竞争，开拓国际市场，把人口红利转化为这一发展阶段的较高潜在增长率，并实际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从要素供给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潜力着眼，蔡昉和陆旸的估计显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1979～1995年期间为年平均9.7%，在1997～2010年期间为10.4%（Cai & Lu，2013）。
最后，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就业趋势不同[8]（Spence，2011），中国在改革开放促进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城乡就业面的整体扩大、劳动力配置结构的高度优化，以及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就业的平衡增长。在持续大规模就业扩大和劳动力重新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变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劳动者收入，实现了城乡居民对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参与和分享。根据估算，在城乡就业总规模从1978年的4.02亿人增加到2015年的7.75亿人的同时期，农业劳动力比重从69.6%下降到18.3%（蔡昉，2017）。
虽然经历过收入差距的扩大，总体而言，中国城乡居民在不同时期，分别通过三种途径或效应，分享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赢得了中国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支持，也创造出庞大的消费内需。第一是就业数量扩大效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更多岗位，虽然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各收入组的收入都显著提高。第二是工资率和就业质量提高效应。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9]（Cai，2015），普通劳动者工资从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2009年以来，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都呈现持续缩小的趋势。第三是再分配政策力度增强效应。表现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努力。这种改革开放逻辑和过程，形成了发展的良性循环。
五、结语：发展新阶段与未竟的改革任务
回顾改革开放和发展历程，把成功的经验甚至不尽成功的教训抽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和转型理论，不仅是理论创新的需要，对于判断当前发展阶段，认识改革面临新任务的性质也十分必要。多数经济学家承认，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的历程中，主要进行着两个重要的转变——在体制模式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增长类型或发展阶段上，从二元经济发展向新古典增长转变。在现实中，与这两个过程贯穿在一起的，同时还发生着一个快速的人口转变，即从高生育率阶段到低生育率阶段的转变，并持续稳定在后一阶段，带来诸多新的变化。
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改革不断为生产要素积累和有效配置创造恰当体制环境，从而兑现人口红利的过程（见表1）。迄今为止，激励机制、企业治理结构、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外开放体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都是顺应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特殊制度需求而提出和推动的。审视当前和展望未来，改革的重点、难点、推进方式甚至取向，也应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一方面，随着中国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向生产率驱动；另一方面，越是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臻于成熟、定型的阶段，改革的难度将会越大。
表1 经济增长源泉及其未来趋势
正如表1所示，随着中国经济跨过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加速消失，以往的经济增长因素式微，潜在增长率下降，超常规增长速度无法维系。迄今我们观察到一系列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1）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涨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支撑能力；（2）资本劳动比过快提高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大幅度下降；（3）新成长劳动力的减少使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减慢；（4）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致使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弱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滑。可见，中国经济的确进入以增长速度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速为特征的新常态。
蔡昉和陆旸估计显示（Cai & Lu，2013），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之前大约10%下降到“十二五”期间（2011～2015）的7.6%、“十三五”期间（2016～2020）的6.2%[10]。此后，潜在增长率将继续下降，直至中国完全实现现代化后，回归到均值[11]（Pritchett & Summers，2014；Cai & Lu，2016）。迄今为止，实际增长减速的轨迹、节奏和趋势已经印证了这个预测。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愈发紧迫，而这些任务只有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按照增长理论预期和各国发展经验，从赶超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向处在技术前沿上的新古典增长转变的过程中，增长速度放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Barro，2016；Eichengreen et al.，2013）。然而，潜在增长率以何种幅度降低从而实际经济增长以何种速度放慢，在国家之间却可以大相径庭，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长期后果（Eichengreen et al.，2011）。就中国而言，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增长模式转变，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保持合理的潜在增长率，实现中高速实际增长，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
一般来说，面对一个长期处于激励不足从而低效率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中微观激励不足的环节入手，容易在帕累托改进的路径中推进改革，进而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资源误配格局。过去40年的改革基本上是沿着这一路径进行的，由此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不使任何群体受损的帕累托改进机会越来越少。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进一步改革面临着若干难点。首先，在改革不可避免对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的情况下，会遭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和干扰。其次，在形成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竞争环境过程中，部分劳动者和经营者会陷入实际困境。最后，改革的成本承担主体与改革收益的获得主体并非完全对应，从而产生激励不相容的问题。面对这些难点，应该利用改革红利，使改革尽可能具有卡尔多改进性质（Kaldor，1939），包括建立新体制需要的财政支出责任重新划分，以及对受损当事人的必要补偿。这既需要坚定推进改革的政治决心，也需要妥善处理矛盾的政治智慧。
很多研究表明，改革与不改革会有截然不同的增长前景。例如，切列穆吉姆等人的研究，把1978～2012年期间和1966～1975年期间的经济增长表现，分别作为改革和不改革的参照情形，对2050年中国经济增长做出模拟，表明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Cheremukhim et al.，2015）。而且，总体来说，改革与增长不是一种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trade-off），即改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明显效果。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逻辑表明，改革红利终究会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例如，蔡昉和陆旸探讨了户籍制度、国有企业、生育政策、教育和培训体制等领域改革可能带来的诸如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力资本等效果，发现这些效果预期显著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Cai & Lu，2016）。改革的顶层设计，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红利。
参考文献：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2014年第10期。
蔡昉：《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
蔡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
杨坚白：《速度·结构·效率》，《经济研究》1991年第9期。
Bai，C.E.，Hsieh，C.T. & Qian，Y.（2006），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NBER Working Paper，No. 12755.
Barro，R.J.（2016），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Applied Especially To China，NBER Working Paper，No. 21872.
Brandt，L.，Ma，D. & Rawski，T.G.（2014），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 52，No. 1，pp.45-123.
Cai，F.（2015），Demystifying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Beijing，Berlin，Heidelber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nd Springer-Verlag.
Cai，F.（ed.）（2010），Transforming the Chinese Economy，1978-2008，Introduction，Leiden·Boston：Brill.
Cai，F. & Zhao，W.（2012），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in Masahiko，A. & Wu，J.L.（eds.）The Chinese Economy：A New Transitio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Cai，F.，Guo，Z.W. & Wang，M.Y.（2016），New Urbanisation as a Driver of China’s Growth，in Song，L.G.，Garnaut，R.，Cai，F. & Johnston，L.（eds.）China’s New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Vol. 1：Reform，Resources，and Climate Changes，Canberra and Beijing：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Cai，F. & Lu，Y.（2013），The End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the Perspective of Potential GDP Growth，in Garnaut，R.，Cai，F. & Song，L.G.（eds）China：A New Mode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ANU E Press，Canberra，pp.55-74.
Cai，F. & Lu，Y.（2016），Take-off，Persistence，and Sustainability：Demographic Factor of the Chinese Growth，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3（2），pp.203-225.
Cheremukhim，A.，Golosov，M.，Guriev，S. & Tsyvinski，A.（2015）The Econom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3，NBER Working Paper，No.21397.
Coase，R.H. & Wang，N.（2011），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Eichengreen，B.，Park，D. & Shin，K.（2011），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NBER Working Paper，No. 16919.
Eichengreen，B.，Park，D. & Shin，K.（2013），Growth Slowdowns Redux：New Evidence on the Middle-income Trap，NBER Working Paper，No. 18673.
Hayek，F.A.（1967），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uang，Y.S.（2008），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MF，Asia Rising：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Chapter 3 of World Economic Outlook，September，2006，p. 4.
Lin，Y.F.（1992），Rural Reforms &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82，No. 1，pp. 34-51.
Lin，Y.F.，Cai，F. & Li，Z.（2003），The China Miracle：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Revised Edition），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Lant，P. & Summers，L.H.（2014），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NBER Working Paper，No. 20573.
Kaldor，N.（1939），Welfare Propositions of Econom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Economic Journal，Vol. 49（September），pp. 549-551.
Krugman，P.（2013），Hitting China’s Wall，New York Times，July 18.
Kwan，Y. & Chow，G.（1996），Estimating Economic Effect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in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 23，No. 2，pp.192-208.
Perkins，D.（2005），China’s Economic Growth from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China Economics（quarterly），the first volume of the 4th edition.
Rawski，T.（2011），Human Resources and China’s Long Economic Boom，Asia Policy，No. 12，pp. 33-78.
Spence，M. & Hlatshwayo，S.（2012），The Evolving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the Employment Challenge，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54（4），pp.703-738.
World Bank（1998），China 2020：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halley.J. & Zhao，X.L.（2010），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No.16592.
Young，A.（2003），Gold into the Base Metals：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111，No. 6，pp.1220-1261.
Zhu，X.D.（2012），Understanding China’s Growth：Past，Present，and Futur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 26，No. 4，pp. 103-124.
[1]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把1979年作为中国经济增长起飞的起始年份（IMF，2006）。
[3]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概括了这种思想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4] 在作为经济发展一个阶段的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结束之际，很多国家随即经历了一个经济内卷化（involution）的阶段，即积累起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以便进入下一个阶段，即著名的刘易斯式二元经济发展。
[5] 除了少数研究例外，大多数研究都支持关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负的结论。可分别参见Cheremukhim等（2015）、杨坚白（1991）以及Perkins（2005）。
[6] 此外，切列穆吉姆等人也做了模拟，揭示出大跃进对全要素生产率、GDP增长、人均GDP增长从而中国经济赶超效果的负面影响。参见Cheremukhim等（2015）。
[7] Young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只需运用一点小小的技巧，即可把中国发展经验化神奇为腐朽。出于这种先入之见，他否认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的实质性提高和贡献。
[8] 斯彭斯等（Spence & Hlatshwayo，2012）发现，在1990～2008年期间，美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外，与此对应的就业岗位也随之丧失，在此期间的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从而得出“产业外移毁灭了美国经济”的结论。
[9] 由于刘易斯式二元经济发展以无限供给从而工资不变的劳动力，源源不断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为特征，因此，当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稳定出现，我们将这个时间点称作刘易斯转折点。
[10] 虽然不同学者和机构的预测数字不尽相同，但中国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的判断还是占主流的认识。
[11]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Pritchett & Summers，2014）认为，任何超乎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都是异常的，按照规律终究要“回归到均值”。按照他们的逻辑，这里所谓的“均值”就是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而蔡昉和陆旸的估计表明，直到205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仍将高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