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年仅13岁的嬴政在秦国即秦王王位，但国家大权却先后落入文信侯相国吕不韦与长信侯嫪毐手中。公元前238年，22岁的嬴政加冠亲政，一举将秽乱宫闱的“假父”嫪毐除掉，接着又褫夺了“仲父”吕不韦的相国权力，巩固了自己的君主地位。莅政之初，嬴政便显示出了雄伟的非凡气魄。正是这位年轻的国王，日后成了统一天下、建立大秦帝国的“千古一帝”。
一 从穆公称霸到孝公变法
如同历史上的任何一位英雄人物那样，秦始皇是在时代为他所提供的诸多客观条件之下，成就其伟大事业的。
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是凭借着先祖留给他的基业，继承前辈的遗志，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份基业，便是“四世有胜”、国富兵强的强秦；而前辈的遗志，作为驱使秦王政的精神动力，则是兼并山东六国的战略目标。因此，不对虎视山东的强秦作必要的历史回顾，我们便无法深刻地理解秦始皇帝。
秦的祖先，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为“颛顼之苗裔，夏、商二代亦为诸侯”。秦祖非子，在周孝王时因养马有功而受封于秦（今甘肃清水东北），赐姓嬴，实际上是一个附庸小国。数传至秦襄公时，适值周末危机，秦襄公率兵力救周幽王，后来又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颇有战功，始得列为诸侯，“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所谓周平王赐给秦襄公岐西之地，实际上是让秦从戎族手中夺回岐丰一带的土地。秦襄公和他的儿子秦文公为此进行了历时二代的战争，终于打败了犬戎，占据了以岐丰为中心的渭水流域，为后来的秦穆公称霸西戎奠定了基础。
秦成为西方的强国，是于秦穆公任好在位（公元前659—621年）期间。秦自建国以来，一直处于戎狄势力的包围之中。自从秦德公迁雍（今陕西凤翔县）以后，秦宣公、秦成公在位的十五六年间，秦对四周戎狄势力的斗争并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秦穆公任好即位后，锐意改革图强，广招天下贤才，“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史记·李斯列传》）与此同时，秦国的社会经济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西方强国。春秋后期，晋国的赵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可见，自秦穆公“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直到春秋末期，秦一直与晋、楚、齐并列为当时的四大强国之一。
当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后，秦的西方强国地位一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战国初年，魏文侯在魏国实行社会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年最为强盛的国家。
战国初年，同魏国形势恰成相反对照的是，秦国自厉公（公元前476年即位）历经躁公、简公、出子（公元前385年被杀）的90年间，庶长专权，废立国君，内乱不已，国势渐衰，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兵败于魏，丢城失地，即所谓“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记》）
公元前413年，魏攻秦，败秦于郑（今陕西华县）；
公元前412年，魏攻占秦国的繁庞（今陕西韩城市南）；
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两年之中陆续攻取秦国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东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
魏在攻占秦国上述地区后，设立西河郡（辖境相当于现今陕西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地区），任命吴起为西河郡郡守。这种形势，对于秦国来说是十分严峻的。
公元前385年，秦献公（公子连）即位，他废止殉葬陋习，“止从死”；迁都栎阳并在栎阳设县；“为户籍相伍”；“初行为市”，在秦国实行社会改革。秦献公改革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显著成效，于公元前366年至362年对韩、魏联军的三次战争中大获全胜，初步扭转了对外战争中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次年，其子渠梁即位，是为秦孝公，时年21岁。秦孝公并不以秦献公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为满足，为从根本上富强秦国，使秦国在七雄并立的形势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他决心在秦国实行变法革新，向全国公布了他的变法求贤令，公孙鞅（后受封于商，史称“商鞅”）因此而由魏入秦。
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变法，在秦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战国时期令诸侯震惊、士民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秦国日后的国富兵强、兼并诸侯奠定了基础。正如时人蔡泽所言：商君“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秦策三》）在秦孝公、商鞅变法期间，秦兵多次击败魏军，收复失地，魏国被迫交出过去侵占的西河部分土地。
秦孝公以后的历代秦国国君，坚持商鞅以法治国的路线，把耕战（亦称“农战”）奉为基本国策，重农（本）抑商（末），实行以客卿为将相的制度，在法制建设中成效卓著，又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外交路线，从而使秦国的国势在惠王、武王、昭王以及孝文王、庄襄王期间蒸蒸日上，在兼并战斗中越发处于有利的地位。其中，秦昭王在位的56年，为秦国的富强和兼并天下，奠定了基础。
二 秦昭王为嬴政所留下的基业
秦孝公死后，秦国的国王相继是惠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这一时期，正是秦国国势蒸蒸日上、对外战争接连取得胜利、大片地兼并山东六国领土的时期。其中，尤以秦昭王在位期间的成就最大。
秦惠王在位27年，他坚持实行商鞅的新法，重用张仪、公孙衍、司马错、陈轸等一批“客卿”，以他们为将相，从魏国手中取得西河郡和上郡，兼并巴蜀，攻取义渠25城，大败韩、赵的军队，夺取楚国的汉中地区，对外战争屡获胜利，秦国领土不断地扩大。
秦武王在位仅4年。这位雄心勃勃的国君，为跃兵于中原，派大军攻陷韩国的重镇宜阳，说什么“窥周室，死不恨矣”，用以明志，因举鼎过力，伤身而死。
秦昭王于公元前306年即位，在位长达56年。在秦国历史上，秦昭王是为秦国富强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位君主。秦兼并山东六国的战争，事实上从秦昭王时期已经开始，请看秦昭王时期兼并山东六国领土的如下记录：
公元前318年，魏、赵、韩、楚、燕五国合纵攻秦，不胜而回。这一事实从反面说明，兼并山东六国已成为秦国的战略目标。
公元前300年，秦兵大败楚军，杀楚将景缺，攻取楚国的襄城；
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胜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公元前290年，魏、韩因兵败于秦，分别把河东地方四百里和武遂地方二百里献给秦国；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都鄢郢，建立南郡；
公元前273年，秦将白起大败赵军于长平，坑杀降卒40万；
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君。同年，周赧王卒，名义上的周天子已不复存在。
秦国在惠王、武王特别是昭王时期所兼并的大片领土上，先后建立了巴、蜀、汉中、上郡、河东、陇西、南邵、黔中、南阳、北地等10郡。至此，嬴秦兼并六国已是大势所趋。这就是秦昭王为嬴政所留下的基业。
公元前251年，在位56年的秦昭王病死，太子嬴柱即位，是为秦孝文王，时年53岁。孝文王即位三天便因病而死，太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在位三年而病死，其子嬴政即位，年仅13岁。
历史事实表明，当秦王嬴政君临天下的时候，嬴秦兼并六国已是大势所趋。然而，大势所趋只能说明秦已具备了兼并六国的客观条件，是一种可能性。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秦王嬴政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三 落难王孙被政治商人视为“奇货”
秦王嬴政的父亲名异人，本是秦昭王的孙子，父亲是秦昭王所立的太子柱（即后来的孝文王）。异人共有兄弟二十余人，他又并非长子，其生母夏姬并不受太子柱的宠幸。这种状况，使得异人不可能成为太子柱的嫡嗣。然而，当异人这个落难王孙以秦国人质的身份出现在赵国都城邯郸的街头时，大商人吕不韦却语出惊人，并在事后鬼使神差般地使异人走出困境，飞黄腾达起来。
公元前259年，秦昭王没有采纳武安君白起的意见，乘着长平之战的大获全胜，派五大夫王陵率大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次年，秦王派王龁代替王陵，继续围攻邯郸，秦相范雎起用王稽为河东守，郑安平为将军。公元前257年，魏公子无忌，楚春申君率大军于邯郸城大破秦师，王龁解除邯郸之围逃走；郑安平被赵军围困，率两万人降赵。
秦昭王派军围攻赵都邯郸既然以失败而告终，不得不同赵国达成暂时的妥协。按照当时诸侯国之间结盟时相互派送人质的惯例，秦昭王必须从王子、王孙中选派一人送往邯郸作为人质。而异人既然是诸多“王孙”中不被宠幸的人，使命便落在他的头上了。作为人质，在本国虽然贵为王子、王孙，可是到了异国之后，命运便不得而知：派出国一旦违约，人质便立刻“身为粪土”，惨遭厄运。当秦昭王做出派异人到赵国充当人质的决定后，异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在限期内备驾前往。展望未来，异人只得是听天由命了。
公元前265年，在由咸阳通往邯郸的漫长旅途之中，异人独自坐在车中，心情忧郁，沉默无语，无心欣赏一路上车帘外的春光和美景。异人心里清楚，秦军虽然失利于邯郸城下，但迟早会再次派大军进攻赵国。到那个时刻，自己只能客死他乡，难以回到秦国。思前想后，异人感到来日归国的希望十分渺茫。
无论异人是如何感到旅途的漫长，但车轮毕竟是驶向东方。一天下午，异人的车队进入邯郸城中。城中的市民百姓闻知秦王派来的人质来到赵国，无不欢呼雀跃，前来围观。市民百姓们深知：两年前如果是秦军攻入邯郸，有谁能保全住性命，活至今日？然而，秦兵败走了，今日遣派人质前来，又怎能不令市民欢呼庆幸。高兴之余，市民们又有谁不想看一看这位充当人质的“王孙”究竟长得一副什么模样、一饱眼福呢？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位颇有君子风度、衣冠不凡的人，他在凝视片刻之后，竟脱口说道：“此奇货可居！”此人便是远近闻名的大商人吕不韦。
吕不韦原是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后来到韩国经商，“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以下引文不注明出处者，均见《史记·吕不韦列传》），是韩国有名的大商人。此人经商有道，但不以经商致富为满足。他在致富之后，所羡慕崇拜的人物是春秋末年的子贡。子贡作为孔子的高足，不仅在经商上发了大财，而且在政治上交结王侯，当上了鲁、卫两国的宰相，在春秋末期的政治风云中大展奇才，即所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吕不韦此次是由阳翟（今河南禹县）前来邯郸，在街头见到了秦国的王孙异人。异人深知自己是一个“落难王孙”，他讨厌邯郸市民的欢呼雀跃，又对自己的境地无可奈何，其神态可想而知。见此情景，吕不韦颇有感慨，动了几分哀怜之心。转念间，深通“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经商之道的吕不韦，猛然想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难道面前这位落难王孙，就永远不会有困龙得水、飞黄腾达之日么？莫非说自己想成为当年的子贡，或许会系在这位王孙的命运之上……想到这里，“此奇货可居”的心声不禁脱口而出。作为一个商人，动情时总是难免用经商时的术语来表达自己心志的。
吕不韦在街头见到异人之后，径直来到客栈歇息。在邯郸，他连日来打听有关异人以及有关太子楚、华阳夫人的一些情况，把此次来邯郸的商务使命完全置于脑后了。以经商为跳板步入仕途，是吕不韦的最大夙愿。而今落难王孙既然触动了他的神经中枢，便无心思再去盘算发财，当机立断地从邯郸启程回国了。
在从邯郸到阳翟的路上，吕不韦兴奋异常：年老的秦昭王、疾病缠身的安国君太子柱、深深受太子柱宠幸的华阳夫人、太子柱的二十多个儿子以及异人生母夏姬的不受宠幸、华阳夫人的无子、太子柱对儿子子傒的某种偏爱……这一切，在吕不韦的脑海一幕幕地闪过，不停地盘旋。吕不韦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回到了家门。此刻，他对自己所思考的问题已理出头绪，胸有成竹，踌躇满志。
吕不韦很孝敬自己的父亲。当他兴致冲冲地入堂拜见家父时，未等父亲首先开口，他便向前请教说：
“耕田种地，可获利几倍？”
“十倍。”父亲答道。
“贩卖珠宝玉器呢？”
“可获利百倍。”父亲又答。
“那么，扶立君主而安定国家，可获利几倍？”
“无数。”父亲在回答后，心中暗自对儿子所提出的问题感到有些奇怪。
吕不韦没有注意到父亲脸上显现出的疑惑神情。他太兴奋了，便接下去说道：
“今日天下的农夫，尽力耕田，仍然得不到暖衣饱食；而扶立国君，安定国家，却可以恩泽被及后世……”
说到这里，吕不韦抬头望见父亲疑惑的神色，便赶忙向父亲解释说：
“孩儿这次去邯郸，在街头看到了秦国派去的人质……”
“什么人质？”父亲打断了儿子的话头。
“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人质，就是秦昭王的王孙异人啊。街上围观的人可多了，孩儿见王孙怪可怜的，可是谁知他日后能不能贵不可言？……”
接着，吕不韦便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有关太子柱、华阳夫人、王孙异人的情况和自己的打算向父亲作了简要的禀告。说完后，吕不韦仰望父亲，只见父亲不动声色地缓慢说道：
“我年老了，还能陪伴你们几天？你已经年过三十，家中的事，今后就不必问我了，你好自为之吧。”
有道是“知子者莫如父”。老人对儿子是满意的，这主要不在于儿子的经商致富，而是对儿子的胸怀大志。老人对儿子即将从事的活动是赞成的，但是像“立君定国”这样的大事，比不得经商，这次赔钱，下次可以赚回来，而政治圈里的惊涛骇浪，翻船后如何死里逃生？见儿子兴致冲冲的样子，老人既不愿表示赞成，也不想泼冷水，所担心的是儿子毕竟年壮气盛，万一在什么地方有所不慎。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也只好如此这般地表态了。
吕不韦见父亲没有就此事明确表态，知道家父实际上已表示赞同，便告辞退堂。可是，回到自己房中，吕不韦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往日向家父汇报经商的事，家父总是兴致勃勃地细听，归终总是说上三言五语的嘱托和告诫；今日汇报如此重大的事情，家父何以一反常态地如此冷淡？在说那几句不表态的话语时，为何又如此动情？莫非是……想来想去，吕不韦终于弄明白了：家父不表态的表态和动情的话语，是要借此扫去我身上的骄气，教我谨慎从事啊！对于家父的良苦用心和深虑远谋，吕不韦从内心感到无比的幸福。对家父的一片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此时此刻，家父在吕不韦心中的形象，是从未有过的高大。
四 异人同吕不韦所达成的政治交易
第二天清晨，吕不韦告辞了父亲，前往王孙异人的住处聊城。异人以人质的身份来到赵国后，颇受冷落，这是自然的。这天异人听门人传语说：“阳翟商人吕不韦求见。”
闻听前来求见的是一位商人，异人心中颇感不是滋味：来到聊城后，第一个前来拜见我的竟是一个商人！难道赵国的公子、贵族们都死绝了么？何以至今无一人前来露面？不过，这位商人既然远道而来，便不得不以礼接见。
吕不韦拜见异人，互致问候后，宾主落座。异人不冷不热地向客人说道：“先生远道而来，有何见教？”
“想光大您的门庭。”吕不韦回答，微笑地注视着异人。
异人见客人突如其来地口吐狂言，心中几分恼怒，几分好笑，便以鄙夷的态度冷笑道：“还是暂且光大自己的门庭吧！而您说什么光大我的门庭？”
“是啊。您有所不如，我是说我的门庭有待于您的门庭光大而随之光大。”
异人是个聪明之人，吕不韦的“吾门待子门而大”，正中异人的下怀：落难之中，何日不盼望着光大门庭？只要自己能够光大门庭，效力者当然应沾享富贵。异人见吕不韦气度不凡，出语惊人，便立即改变态度，热情地请客人入内室安坐，优礼有加。二人越谈越投机，以至推心置腹。吕不韦见此气氛，便立即切入正题，正襟危坐，向异人严肃地说道：“秦王年老，来日不多了，安国君早已被立为太子，华阳夫人最受宠幸。华阳夫人无子，能够在诸子之中选立嫡嗣的，唯有华阳夫人。现今您兄弟二十余人，您的地位居中，不见宠幸，长期在国外为人质，即使是秦王驾崩，安国君（太子柱）即位秦王，您也没有希望同诸兄弟在秦王面前争做太子。”
“是的。那可怎么办才好？”异人向吕不韦讨教。吕不韦回答说：“您客居在外，手头没有金钱，没有能力向双亲奉献珍宝和结交宾客。不韦虽贫，请允许我以千金作资本，为您西向游说，事奉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您为嫡嗣。”
异人闻听此言，立即起身向吕不韦叩头说道：“果能如此，来日当与您共同享有秦国的江山和荣华富贵！”
吕不韦见异人向自己如此信誓旦旦，当即命随同自己前来的人抬出五百斤黄金，交与子楚，作为异人结交宾客的费用。与此同时，又动用五百斤黄金购买珍宝，以备西游秦国时使用。
吕不韦来到咸阳城后，决定通过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门路，求见华阳夫人。不韦在交上礼品之后，受到阳泉君的接见，便趁机向阳泉君说道：“你们（指阳泉君与华阳夫人）已犯下了死罪，难道还不知晓吗？”
“何以至此？”阳泉君惊讶地问道。
“你们一家人身居高官尊位，而子傒的门下却无有贵者。你们的家中藏有珍宝、骏马，美女充斥后庭，安国君年事已高，一旦驾崩，华阳夫人无子，继嗣人必定是子傒。待到子傒登上王位之时，你们的处境难免于危若累卵，朝不保夕了。”
阳泉君经吕不韦的一番分析，感到他说得合乎情理，并非危言耸听，诚惶诚恐地向吕不韦讨教说：“那可如何是好？请先生不吝赐教！”
“不是说没有办法。现在异人于赵国为人质，他颇有贤才，很想回归秦国，愿为华阳夫人之子。华阳夫人如果认异人为己子，设法将他立为嫡嗣，日后由他来继承王位。这样一来，异人无国而有国，华阳夫人无子而有子，‘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岂不是可以永保荣华？”
阳泉君闻言后连连点头称诺，并立即向姐姐华阳夫人转达了吕不韦的一番谋划，华阳夫人答应亲自接见吕不韦。
吕不韦向华阳夫人奉献珍宝，在受到接见之前，不韦在心里盘算：昨日我向阳泉君讲的那番话，想必已向华阳夫人转达。今日被召见，要换一种说法打动华阳夫人的心。主意已定，吕不韦在被召见后便向华阳夫人说道：“仆人听说，以美色事奉他人，色衰而爱弛。今日夫人事奉太子，甚受宠幸而无子。既然如此，夫人为何不趁早在太子的诸子之中挑选一位贤孝之人，认为己子并设法立为嫡嗣？这件事必须及早成全。有道是夫（指太子柱）在则尊贵；夫百年之后，所收养的嫡嗣即位为主，仍可确保尊贵。如果物色到可以收养的王子，及早向太子请求，立为嫡嗣，这可是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啊！如不在草木繁华之时培植树本，于色衰爱弛之后，虽然想要开口进言，所求尚可得乎？今异人贤孝，自知身为‘中男’，依次不得立为嫡嗣，其母又得不到太子的宠幸，自然甘愿依附于夫人。夫人果能趁此选他为嫡嗣，便可以终生有宠于秦国了。”
华阳夫人见吕不韦讲得在理，深以为然，于是寻找有利的时机向太子进言。一日，夕阳西照，太子柱与华阳夫人凭栏远眺，兴致勃勃，谈话中太子提到身在赵国的异人。华阳夫人见太子谈到异人，认为机不可失，便自然而然地从容说道：“贱妾闻听从赵国回来的人都说异人十分贤孝，同他有过来往的人无不交口称赞……”
说着说着，华阳夫人便故作言语哽咽，泣不成声。
太子柱见状莫名其妙，连忙扶住夫人，低声问道：
“怎么了？刚才不还是好好的吗？怎么……”
华阳夫人见太子信以为真，便立即表现出镇静的样子，哭泣着说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是贱妾有罪，让太子受惊了。”
“不对！不对！从未见过您像今日这样悲伤，一定是有什么心事，快快讲给我听！”
太子柱哪里会知道华阳夫人是在自己面前做戏，一时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而华阳夫人呢，心中却暗自庆幸。她见太子如此痴情，便接着哭泣说：“真的没有什么，都怪您提到异人，使贱妾不由得想到自己。贱妾有幸被挑选入宫，承蒙太子错爱，今生来世也难以报答万一。只有一件事，贱妾深感对不住太子，没有为您生下一个像异人那样的儿子。如果贱妾有幸先于太子离开人世，那倒是千好万好的。万一……那贱妾将何以托身，不如……”
太子终于明白了华阳夫人何以如此悲伤，便连忙安慰说：
“不必忧伤，您如果喜爱异人，那就把他收养过来，养为己子，并立他为嫡嗣，不就可以日后无忧了么？”
华阳夫人见从太子口中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便连忙追问一句：“此话可当真么？”
“当真。”
太子柱说着便携夫人入宫，与夫人当面“刻玉符”，立异人为嫡嗣。
第二天，立异人为嫡嗣的消息便传遍了太子的宫中。
异人既然被立为嫡嗣，华阳夫人便立即派人送给异人很厚重的馈赠，正式聘任吕不韦做异人的师傅。夫人收养异人为子，又立为嫡嗣，怎能不在异人面前表现出做“母亲”的样子、向客居异国的“儿子”有所馈赠呢？
吕不韦提供的黄金还没有用完，异人又收到了养母华阳夫人的厚重馈赠，况且还被立为嫡嗣，真是喜上加喜。且不说异人如何从内心里感激吕不韦，自从他手中有了充足的资财后，更是慷慨大方，广交宾客，有了来自八方的宾客为异人四处宣扬，异人名声在各诸侯国越来越高，称誉日盛。
吕不韦选定落难王孙异人为“奇货”，又把取得华阳夫人的赞助作为这场交易成败的关键所在，他是做对了。异人被立为嫡嗣，宣告了吕不韦这笔政治交易的大功告成。
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而终结。一位绝代佳人的出现，又引出了无限的波澜。
五 吕不韦献赵姬移花接木
异人自从得到吕不韦、华阳夫人的资助，又被立为嫡嗣，其处境同他刚刚来到赵国时相比照，大有天壤之别，昔日冷落的门前，如今已是车水马龙。宾客们出出进进，异人整日里接待不暇。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异人常常是毫无倦意。他太兴奋了，似乎还有所不解，有所感慨：人世间的沉浮冷暖，竟会是如此令人神秘莫测！其实，此刻的异人并没有功夫去遐想什么天人之际，他仿佛自己的肌体被注入了神丹妙药，整日兴奋不已，精神倍增，有时竟颐指气使，脸色也格外红润。天长日久，异人不觉得增添了几分闲情逸致。当然，他同宾客们的饮酒作乐，多是出于应付场面；而最令他痛快的，则是与恩人吕不韦的开怀畅饮。
吕不韦与异人之间的宴请，多是在晚间进行。一日，异人应邀至不韦家中饮酒，宾主酒酣之际，主人呼唤赵姬向前给贵宾敬酒，赵姬应声而至。赵姬是“邯郸诸姬”中最为美貌的妙龄芳女，又善于歌舞，且出身于豪门之家。由于吕不韦是阳翟的首富，新近又成了秦国太子嫡嗣的师傅，因而赵姬才肯到吕氏府上。吕不韦的家中，妻妾成群。赵姬由于新到吕府，名位未定，吕不韦十分宠爱她。
此次宴请异人，不韦十分高兴，渐至有些微醉，便顺口呼唤赵姬给贵宾敬酒。当赵姬步履轻盈地捧杯献酒祝寿之时，异人闻声举目而望，顿时惊呆了。早在来邯郸之前，异人便听人说过，郑姬赵女，能歌善舞，窈窕美貌，天下无比。可是自从到了赵国之后，也许是心绪不佳的缘故，并没发现赵女与秦女有什么不同。然而，异人今晚瞧着眼前这位宛若天仙的赵姬，有些愣神儿。这一切，吕不韦当然瞧在眼里，但没有在意。此时，异人已是微醉，乘着醉意向主人请求与赵姬同车回府。
吕不韦料不到异人会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夺己所爱，不禁怒起心头。异人见不韦没有回答他，面带怒色，醉意醒了几分，发现自己是酒后失态失言，颇有几分悔意。异人表情上的微妙变化，不韦也有所察觉。宾主间片刻无语，彼此都觉得有些尴尬。转念间，吕不韦想到为着“奇货可居”，已将家财破费大半，怎能为着一个女子，前功尽弃，坏了自己的大计。只要日后富贵，何愁美女不得？想到这，吕不韦便重起话端，说道：“王孙如果有意，不韦愿献上赵姬，以侍巾栉。”
异人见不韦向自己说这句话时，语气平和，态度诚恳，便立即起身，喜出望外地拜谢道：“承蒙师傅厚爱，容异人日后感恩图报。”
赵姬献酒之后，便依礼退入帐中待命。不韦与异人的对话，她字字听得清楚。
原来自从入吕府以后，赵姬倍受不韦的宠爱。不韦虽然不能说是风月场上的人物，但对赵姬的温存体贴，已使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心满意足。月余来，二人形影不离，情深意笃。一天，赵姬把怀有身孕的消息告诉了吕不韦，不韦自然高兴万分，许诺生男则立她为夫人。因此，当她听主人要把自己交付给一个陌生人时，所受到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然而，赵姬尽管是出身豪门，倍受主人宠幸，由于入府不久，名位未定，实际上与婢女的身份相同。赵姬懂得自己的现实身份，怎敢违命不遵？再说，新主人毕竟是太子的嫡嗣、秦国未来的国王，这对赵姬不能不说有几份诱惑的力量。总之，主人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赵姬是个见过场面的人物，这种场合之下，尽管内心里波涛翻腾，但表面上却能镇静自若，宛若无事，更不会为此而哭哭啼啼。
且说异人闻听主人将赵姬献给自己，拜谢后当即离席向吕不韦告辞，与赵姬同车而归。
当赵姬应声从后帐中走出时，离别前曾回眸对吕不韦深情地一望，不韦怅然伫立在席前。
这一夜，对于异人、赵姬、不韦三人来说，都可谓是终生难忘。至于三人各自的感受和心情如何，自不必一一细说。
赵姬自进入异人府中，被主人视为掌上明珠，任其所好，无不满足。再说，异人的府中已是今非昔比。赵姬渐渐地习惯了这里的环境和生活，与异人情意缠绵，无话不讲。只是，在吕府已怀有身孕一事，她从未透露半字。
时光流逝，赵姬易主已九月有余。令她奇怪的是，竟无有临产的征兆。直到怀孕后的第十二个月上，赵姬为异人生下一男，取名为“政”，即日后的秦始皇帝。
嬴政逾期降生，哭啼声比一般婴儿偏高偏尖，肤色有些偏红。异人喜得贵子，兴奋异常，当即立赵姬为夫人。他哪里知道，这条小生命原来是吕不韦的血脉。
以上关于秦始皇帝是吕不韦私生子的说法，事见于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明代以来，一些学者如汤聘尹、王世贞以及今人郭沫若，均对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说法提出质疑，指出《战国策》书中没有这种记载；所谓过了十二个月生子的说法，按科学的观点分析，也难以成立，认为这不过是对吕不韦为了篡夺嬴秦氏的天下而编造出来的谎言。总之，关于秦始皇帝的生身父亲问题，只能是个千古之谜。
六 阳翟大贾成了少年皇帝的“仲父”
嬴政降生不久，秦国又违约派大军围攻邯郸，形势危急，赵国想杀害人质异人，进行报复。异人与吕不韦闻讯后十分恐慌。在吕不韦的谋划下，用六百斤黄金向守门官吏行贿，异人得以只身逃脱，奔赴秦军军营，随秦军回到咸阳。
异人回到咸阳后，按照吕不韦的嘱托，为讨得出生于楚国的华阳夫人的欢心，特意地改穿楚国人的服装，前往拜见。华阳夫人见异人穿楚服前来，十分高兴，便将异人改名为“子楚”。
异人逃出邯郸后，赵人大怒，急于搜寻并杀死异人的妻子。赵姬由于是豪门之女，在邯郸颇有势力，因而得以隐匿存活。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死，太子柱即位，是为孝文王。孝文王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此时，赵国奉送子楚夫人赵姬以及其子嬴政归秦。
孝文王53岁即位，即位三天便因病死去，太子楚即秦国王位，是为庄襄王。
庄襄王即位后，尊养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尊生母夏姬为夏太后，立夫人赵姬为王后，立政为太子。
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履行在赵国时的誓言，以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以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12个县为食邑，后来又改封食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附近）10万户，秦国的军政、外交大权，尽握在相国吕不韦手中。
吕不韦任相国期间，秦军于公元前249年灭东周，攻取韩国的成皋、荥阳，建立三川郡。公元前247年，秦军攻取魏国的高都、波，又攻取榆次、新城、狼孟等37座城池。同时，魏国信陵君无忌率五国军队攻秦，于河外击败秦将蒙骜。
庄襄王即位3年而薨，太子政即秦王王位，时年13岁。
吕不韦在庄襄王即位后既已专断秦国大权，嬴政年少继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国大权仍操纵在吕不韦一人手中，直到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嬴政加冕亲政之前。在吕不韦连续专断秦国大权的9年之中，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又接连不断地取得一些进展：
公元前246年，秦军攻占韩国上党郡，派蒙骜平定晋阳，重建太原郡；
公元前245年，秦再度攻取魏国的卷（今河南原武城北）；
公元前244年，秦派蒙骜取韩国十三城，又攻取魏国的畼、有诡；
公元前242年，秦派蒙骜攻取魏国的酸枣、长平、雍丘、山阳等20城，并建立东郡；
公元前241年，秦攻取魏的朝歌，将魏国的附庸小国卫作为秦的附庸；
公元前240年，秦攻取赵国的龙、孤、庆都以及魏国的汲；
公元前238年，秦派杨端和攻取魏国的首垣、蒲、衍氏。
吕不韦在秦国专权前后共12年。到公元前238年嬴政亲政之时，秦国已领有15郡以上，统一山东六国的时机已日趋成熟。
据史书记载，“仲父”吕不韦专权期间，“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吕不韦与太后的这种特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使他在秦国的专权地位更加巩固。
七 集群儒著《春秋》何以一字千金
吕不韦在秦国任相国期间，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主持编纂了《吕氏春秋》一书。
《吕氏春秋》一书的编纂工作，是由他门下的宾客们完成的。当时，各诸侯国中宗室权贵们大兴“养士”之风，如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无不养士“三千人”或“数千人”。“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齐、魏、赵、楚四公子的养士，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植个人势力，从政治上攫取更多的权力。因而他们所养的士，成分复杂，从鸡鸣狗盗之徒到政客术士，无所不包，应有尽有。
吕不韦的养士，与上述四公子有所不同。吕不韦自庄襄王时已专断秦国大权，秦王政又是年少即位，他无须通过养士的方式在政治上攫取权力。因此，吕不韦门下所招致的食客，多是学者、文士之流。他养士的目的，是请他们著书立说，即所谓“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吕氏春秋》一书的编纂和问世，是轰动当时的一件大事。作为一部由众多学者集体编纂的论集，《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组成部分。从《吕氏春秋》一书的内容来看，它体现了战国后期学术思想在百家争鸣中所呈现出的某种融合趋势，强调的是实现国家统一，主张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吕不韦招揽各派学者，不囿于一家之说，对各家学说均有所采取，并按照他的授意编纂成《吕氏春秋》一书，为统一后的中国提供了治世方案的理论根据。元人陈澔所说的“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礼记集说》），对吕不韦组织文人编写《吕氏春秋》的意图作了精辟的说明。
《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列于杂家。其实，该书自有它的思想体系，正如汉人高诱《吕氏春秋序》所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荀）卿、淮南、杨雄相表里也。”高诱认为：《吕氏春秋》一书是以黄老学派的学说作为编纂时的指导思想的。而黄老学派则如司马谈《六家要旨》所言，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即吸取各家学派之所长。《汉书·艺文志》称杂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则是对杂家包括《吕氏春秋》一书恰如其分的概括。
《十二纪》自孟春到季冬，从一年十二月的季节气候谈起，详述天子对农事活动的重视，分别论述每个月农事活动的具体内容以及有关自然资源保护和自然灾害等有关事项，体现了编者的农本思想和黄老学派“因阴阳之大顺”的特征，把阴阳家学派“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天道之大经”作为“天下纲纪”。
《吕氏春秋》主张“有道之主，因而无为”（《知度》篇），要求君主做到清静无为，便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显然是吸取了道家学派创始人老聃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
《吕氏春秋》主张用“八观六验”“六戚四隐”来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这同法家学派的君主用君临之术来考核、驾驭臣下的理论是相一致的。
《吕氏春秋》对儒家学说的吸取，更是比比皆是。书中所说的“宗庙之本在于民”“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无疑是对孟轲的“民为贵”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书中所说的“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正是对孔丘“为政以德”理论的继续和发展。
《吕氏春秋》的《安死》《节哀》篇所提出的“先王以俭节葬死”，正是对墨家学派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节丧理论的继续和发展。
《吕氏春秋》的《正名》中所谈到的“管仲之辨名实，审也”，表明对名家学派“正名实”的学说亦是有所吸取的。
《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对战国农家学派的学说亦多所吸取。早已失传的战国农家著作如《神农》《野老》的某些内容，从《上农》等四篇中可略知一二。
《吕氏春秋》强调实现国家的统一，说“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又强调实行中央集权，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执一》），主张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同法家学派韩非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超五帝、侔三王”（《五蠹》）的大帝国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吕氏春秋》一书的编纂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而“时人无能增损者”（高诱《吕氏春秋序》）。《吕氏春秋》一书从内容到文字，绝非不可增减一字。当时无人增损的真正原因，如高诱所言：“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高诱《吕氏春秋序》）在某种意义上说，吕不韦是在进行“民情测验”，以测示自己的权势，大有借此向秦王政示威的味道。
吕不韦编纂、公布《吕氏春秋》的目的之一，从他为该书所写的《序意》中，还透露出如下消息：
“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这里，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同黄帝诲颛顼联系在一起，自比于黄帝，视秦王政为颛顼，暗示嬴政要像颛顼那样接受黄帝的教诲，把《吕氏春秋》当成为秦王政编写的教科书。这一年嬴政21岁，吕不韦想借此要嬴政亲政后，依旧接受自己的控制，继续专断秦国大权。然而，嬴政于次年亲政并扑灭长信侯嫪毐的事实，使吕不韦的上述目的亦随之付诸东流。
八 温旧情吕不韦金蝉脱壳
嬴政即秦王王位之初，他的生母不过是年纪30岁上下的年轻太后，当年作为“邯郸诸姬”中的姣好者，太后本是风月场上见过世面的女子，同吕不韦又有过一段难忘的旧情，自成为嫡嗣夫人、秦王王后以来，她虽然对过去有所留恋，但尊贵的地位和优裕的生活，使她的失意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补偿。当然，宫墙内的尊贵，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种羁缚。
庄襄王即位后的早逝，对于这位年轻的王后不能说没有震动。然而，由王后至太后的地位上的加尊，使她所感受到的失衡，瞬息间便成为过去。此刻，太后昔日的情人，这时正以相国的身份掌握着秦国的军政大权，且又年富力强，时时出入宫禁；而年少的皇帝，对于成年人们之间的事情，还处于似懂非懂的阶段。这一切，为太后与吕不韦重修旧好提供了十分方便的有利条件。
吕不韦在政治上的投机大获成功，使他由商人摇身一变成了西方强秦的相国。庄襄王早逝后，他以“仲父”的身份辅佐一个年少的皇帝，专权地位已十分牢固。此时此刻，吕不韦该是何等的踌躇满志啊！诚然，吕不韦为达此目的也曾付出过代价，所破费的成千上万斤的黄金，他当时和事后都毫不在意；惟有异人从他身边夺走爱姬，不能不是他当时一件小小的遗恨。
时光流逝，物换星移。在吕不韦当上相国、庄襄王驾崩之后，当太后于宫中向昔日的情人吕不韦“投以木瓜”的时候，吕不韦也就欣然地“报之以琼琚”了。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
从史书记载来看，太后并不奢想像后来的西汉吕后、大唐武则天那样成为天下的女主，或充当临朝太后的角色，似乎对操纵国家政权不感什么兴趣。她青春年少，当然不甘于后宫的清冷与寂寞。而如今当她挣脱了一切羁绊，重新拥有吕不韦的时候，她那埋藏于心底、压抑多年的激情，顷刻间迸发如注，犹如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勒止。吕不韦呢？他同太后重温旧情，有弥补往日遗恨的情结，但也包含有如下的考虑：当年的赵姬，如今已尊为一国的太后，国王又年少，她作为秦王之母，不能说手中不握有一定的权势。吕不韦为巩固自己在秦国政坛上的地位，即或是无须借助于太后，但也犯不上因拒绝叙旧而得罪太后，以至惹出不大不小的麻烦来。总之，太后与吕不韦的重修旧好，就其动因而言，二人在起始时便各自有所不同。对吕不韦来说，他的“报之以琼琚”，带有顺水推舟、何乐而不为的随意成分。
吕不韦的“奇货可居”，是一笔政治上的投机交易。他做了秦国的相国之后，极终目标和最大兴趣，在于窃取秦国的国家政权。他利用秦王年少、专权地位不受威胁的有利时机，正集中精力招致天下宾客编纂《吕氏春秋》，把它作为嬴政亲政后的教科书，以图日后继续控制秦国的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吕不韦对于同太后的私情能有多大的兴致？他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哪里比得上太后的精力。因此，吕不韦在同太后的情感交流中，他自知满足不了太后，彼此间所出现的反差与日俱增。太后与吕不韦对此都有明显的察觉，只是谁都不肯说破，双方往往都是用掩饰来从形式上维系不久前重新建立的关系。这一点，却是吕不韦始料未及的。确切地说，他当初对此事并没有进行过深虑。
出身于商人的吕不韦，尽管有时也难免遇事有所疏忽，但毕竟是一位以善于进行预测而见长的人。否则，他怎能在经商时发了大财，成为远近闻名的阳翟大贾？他深深懂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至理名言，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当他确信自己无论如何也难以满足太后的情欲，而秦王嬴政又年岁日壮时，便决定当机立断，从困境、险境中立即拔出双腿，像以往经商捕捉时机时那样。他深知，秦王已不再是一位少年，太后又如此纠缠不休，一旦私情被秦王发觉，岂不大祸临头。当然，吕不韦并没有因为思念至此而浑身战栗，他是在寻求走出困境、险境的办法。在吕不韦看来，途径与办法总是会有的。这是他自经商和从政以来所形成的一种常常引以为傲的信念。
吕不韦似乎是不费思索便在脑海中形成方案：为着免祸，必须立即从太后那里拔出腿来；而步出险境，摆脱太后的纠缠，这就需要寻找一个壮年男子作为自己的“替身”，诈称施以腐刑，然后便可以“宦者”的身份在后宫中侍奉太后，自己不就可以从太后那里解脱了么。只是，太后的身份比不得寻常百姓人家。因而方案的实施自然要周全而谨慎，出不得半点差错。
九 嫪毐得宠于太后
吕不韦为施金蝉脱壳之计，已谋划一月有余。一日，吕不韦到宾客们的书房察看编书的情况，在堂前闻听一阵笑声传了出来。
原来是一位门客正在叙说近日京郊发生的一段趣闻。可是，他此时绘声绘色地讲给同事们，似乎一切都是他亲眼所见，并提到了“大阴人”某某。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事后，吕不韦派心腹门客出城访求，将“大阴人”嫪毐召至府中，作为自己的侍从宾客。而吕不韦的其他宾客，并不知晓这位新来的宾客便是故事中的“大阴人”。
一日，在吕不韦府中举行“倡乐”。不韦授意嫪毐表演他的“绝活儿”，观者无不捧腹大笑。吕不韦的目的，是想使太后闻知此事。数日后，吕不韦有意留宿在太后宫中。私谈时，吕不韦得知太后对嫪毐很感兴趣，便笑着对太后说道：如此如此，便可以使嫪毐长久在宫中侍奉太后。
吕不韦为避祸，寻求“大阴人”嫪毐入宫中代替自己来侍奉太后一事，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嫪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
太后自得到嫪毐后，宠幸无比。不久，太后便怀有身孕，咸阳的宫中人来人往，太后担心事情被张扬出去，便诈称请人占卜，年内将有灾祸降临，不宜居于咸阳的宫中，要到外地去避灾。于是太后的车驾便西行前往秦国的故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居于雍城中的大郑宫内。太后到雍都，实际是为避人耳目，生下腹中的胎儿。
太后到雍都“避难”，嫪毐作为太后的侍从少不得经常往来于咸阳与雍都之间，陪伴太后，太后给予嫪毐很厚重的赏赐。太后暂居雍城的一段时间内（太后生下一男后，不久又怀有身孕，再度到雍城“避难”），咸阳城内太后宫中的大事小情以及有关国家政务的一些大事（秦王政当时尚未亲政），都取决于嫪毐。嫪毐手中的权势日益膨胀，以至“家僮数千人”。宾客中不少人见嫪毐权势日盛，争着做嫪毐“舍人”的，不下千余人。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并赐给山阴地，让他居住，又把河西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嫪毐由于受到太后的宠幸，在秦国的权势很快便发展成与吕不韦的势力不相上下，并最终引发了与秦王政的兵戎相见。
十 蕲年宫秦王加冠平乱除“假父”
秦王政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天性刚戾自用”（《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少年即位，国家大权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中，尊称吕不韦为“仲父”。年少的秦王知道身旁的相国是自己的恩人，父亲的立为太子、贵为秦王，完全是得力于这位长者。自己年少，不能亲政，因此嬴政把相国执掌国家大权视为理所当然。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关系上，前者视后者犹如父之爱子，关怀备至；在秦王政的心目中，父亲早逝，相国不失长者风度，犹如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般。秦王政由衷地称吕不韦为“仲父”。在即位的初年，仲父是他心目中备受崇敬的人物。
随着秦王政年龄的增长和亲政日期的临近，吕不韦、嫪毐专断国家大权的这一事实，使秦王政愈发觉得犹如芒刺在身，难以继续忍受下去。在吕、嫪二氏之间，最使秦王政无法忍容的是嫪毐。
嫪毐入宫前的身世，史无记载。从入宫后他的所作所为来推断，原不过是市井中的无赖之徒，既不拥有产业，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看不出有什么真实本事。吕不韦将他选入宫中，侍奉太后，不过是因他是一个壮年男子，是什么“大阴人”，令他扮演一个下贱的角色，满足太后的特殊需求，为自己脱身免祸。谁知嫪毐入宫后在太后的宠幸之下，权势竟膨胀那样之快，这倒是吕不韦所始料不及的。
一个无赖之徒在政治上骤然得势，乃至于窃取了国家大权，这是件很可怕的事。它不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而且对于嫪毐本人来说，他那空虚、狂妄的头脑，使得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并规划未来。他的所作所为，纯属小人得志。对于嫪毐来说，他只能一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无休止地继续攫取权势，二是用荒淫无耻的生活来麻醉自己，填补精神上的空虚。而后者，往往成为这类人物自取灭亡的导火线。
据《说苑·正谏》的记载，一次，嫪毐与秦王的侍中左右贵臣饮酒博戏，酒醉后彼此发生口角。嫪毐无理，自恃有权有势，破口大骂道：“我是秦王的‘假父’，你这小子凭什么竟敢与我对抗？”
秦王侍臣见嫪毐怒睁圆眼，高声斥骂，便忍气吞声地走开了。回到王宫，侍臣把嫪毐所辱骂的恶言秽语一一向秦王禀报，秦王政非常恼怒，决心待机收拾嫪毐。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2岁，按照秦国的礼制应加冠亲政。在秦王举行加冠礼前夕，有人正式向秦王告发：长信侯嫪毐并非宦者，经常与太后秽乱宫中，并生有两个男儿，都藏匿在民间；长信侯与太后曾有密谋：一旦大王驾崩，便立长信侯与太后所生的儿子为秦王。
秦王政密令有关官员立案追查，结果是所告皆属事实。由于加冠礼举行在即，秦王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嫪毐，而是采取“欲擒故纵”的计策，按预期前往雍都举行冠礼，待嫪毐有所动作时，再一举扑灭。
嫪毐门下耳目甚多，秦王立案调查“宫闱秽事”的消息，很快便传入嫪毐耳中，嫪毐这时才感到有些恐慌，急忙与太后在一起商议对策，密谋在秦王去雍都举行冠礼的时机发兵作乱。
秦国自商鞅变法时迁都于咸阳，但先王的祖庙仍在故都雍城。秦王政从咸阳来到雍城祖庙举行加冠典礼，礼毕宿于蕲年宫。蕲年宫是雍都的一处郊祀祈年的斋宫，秦汉时帝王多在此祭祀后稷、五畤和先王。
当秦王政下榻于蕲年宫之际，嫪毐一伙便按照事先的密谋，乘机矫借秦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兵作乱，征发县卒、卫卒、宫骑以及门下舍人，向蕲年宫进发，企图一举推翻秦王政的政权，另立新君。
秦王政在前来雍都之前，对嫪毐一伙的密谋早有察觉和防范。当嫪毐一伙发兵举行叛乱时，秦王政便胸有成竹地当机立断，立即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兵镇压叛乱，嫪毐兵败逃走，秦王发兵追击，斩于好畤（今陕西乾县东），叛乱很快便被平息。
参与嫪毐叛乱的大臣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余人，被捕后一律枭首并车裂示众，灭其宗族。嫪毐门下的舍人，轻者则罚为鬼薪，一律没收其家财，夺爵迁蜀者多达四千余家。
平定嫪毐叛乱是秦国当时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从卫尉、内史等中央政府重要官员参与叛乱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并非什么“宫闱秽事”，而是以秦王政为首的政治势力同以嫪毐为首的政治势力为争夺国家统治权力的一场斗争。
自秦王政加冠并向相国昌平君、昌文君下达平叛命令那一日起，秦王政事实上已在秦国亲临政事，成为集国家军政大权于一人手中的又一位秦国国王。
十一 秦王政闻秽事逼死“仲父”
秦王政赴雍都加冠之前，在立案秘密追查嫪毐“宫闱秽事”时，案情已牵连到相国吕不韦。嫪毐是在吕不韦的密谋之下入宫侍奉太后的，他的权势日增，事实上得到了相国吕不韦的庇护，有无法推卸的罪责。当秦王政得知事情的全部真相之后，他对吕不韦十分恼怒，脑海中的“仲父”形象即刻全部崩毁。
与嫪毐不同，吕不韦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大商人，在秦国执政12年的无数事实表明，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在秦王政面前，吕不韦知道如何检点自己的言行。因此，吕不韦在秦王政的心目中，一直是令他尊敬的“仲父”。秦王政年龄的增长与吕不韦专政的客观事实，确实使二人之间不时产生矛盾，但嫪毐集团的存在以及嫪毐本人的专横跋扈，使得秦王政同吕不韦的矛盾，同与嫪毐相比，毕竟是居于次要的地位。
吕不韦与嫪毐一案有牵连的大量事实，对秦王政的刺激太大了。昔日的“仲父”竟是他生母的情夫，这就是秦王政必须接受的事实。对于个性很强的嬴政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特别是嫪毐集团的叛乱，使秦王政对吕不韦势力的存在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加以解决。
秦王政在平息嫪毐叛乱后，何尝不想连吕不韦也一起除掉，将他杀死。史书记载：秦王政考虑到吕不韦是“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实质上是因为吕不韦集团在秦国执政12年，在当时还具有相当的势力，宾客辩士为他游说便可以证明这一点。秦王政不是不想除掉吕不韦，而是鉴于吕不韦还有一定的势力，时机不成熟，绝不是秦王政因为吕不韦事奉先王功大、不忍心将吕不韦法办。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当秦王政的统治地位稍加巩固的时候，便正式下令免除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勒令他立即离开咸阳，回到河南洛阳的封地，正式剥夺了他在秦国所把持的长达12年之久的军政大权。
在吕不韦被逐至河南封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门下的宾客仍然接连不断地从河南前往咸阳，为吕不韦说情，企图使吕不韦回到咸阳重新执掌国政。为吕不韦说情的宾客穿梭般地往来于洛阳与咸阳，人数与次数之多，令人吃惊，即所谓“文信侯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
秦王政对上述这种反常现象颇为警觉，“恐其为变”，便正式赐书给吕不韦，作为对吕不韦宾客们说情的公开答复。吕不韦宾客们的说情，事实上是得到吕不韦的默许和指使的，因而秦王政在赐书中直接质问吕不韦：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
与此同时，秦王下令将吕不韦及其家属迁徙蜀地。
面对秦王政赐书中的质问和举家迁蜀的命令，吕不韦终于从抱有一丝幻想中省悟：自嫪毐败亡以来，秦王政采取的是步步紧逼的策略，等待自己的只有一死。于是吕不韦拿定了主意，不愿意再经受秦王对自己的精神折磨与羞辱，与其被他人诛杀，不如自尽而死，便饮鸩酒与人世告别。
在战国末期的历史风云中，吕不韦本是韩国的一位大商人。在经商致富活动中，他预测屡中，是幸运者。在邯郸见到秦国人质异人，他决定从事政治上的投机。从他所策划的华阳立嗣、邯郸献女以及身为相国、号称仲父、受封河南乃至于献嫪毐于太后，步步都如愿以偿。然而他没有预料到是嫪毐的叛乱和败亡，导致了自己的被罢官；更没有预料到在相权与王权的斗争中，如不能取而代之，等待着他的便只有饮鸩而死的命运。至于吕不韦在秦国执政期间秦国在对外战争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那是人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他所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即他为未来秦帝国所设计的政治蓝图，虽然至今仍不失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但当时却随同他的自尽而未能被秦王采用。
吕不韦自杀而死后，他门下的宾客数千人私自将吕不韦葬于洛阳北芒山，参加送葬的人很多，场面很大。当秦王政闻知此事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借给死人送葬向自己示威，便下令对参加送葬的人分别进行如下的惩罚：
原是从三晋地区迁至秦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国；
原为秦国人、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免爵流放；五百石以下者，可不免爵，但临丧者也要迁走。
同时申明：“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
吕不韦死后送葬者之多以及秦王政的严惩，表明秦王政与吕不韦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为争夺国家权力的严重的政治斗争。
秦王政除掉了吕不韦，同时也摈弃了吕不韦治国的政治蓝图；他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法家理论的指导下缔造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