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王维小传——盛世公子的清冷落寞

马伯庸的小说《长安十二时辰》构建了盛唐长安的一种世相，其中有一个叫“李必”的人物赢得了大家的喜爱。他出身名门，年少多才，地位清高，对大唐长安怀有深深的爱，却又清冷疏离，不时入山修行。作为一个典型人物，“李必”简直满足了今天的读者多方面的期待。

“李必”在历史上的原型是李泌。我对李泌这个人没什么兴趣，因为他实在算不得盛唐的第一流诗人。我喜欢“李必”这个人物，是把他当另一个人的代餐来看的。这个人就是王维。我有一个朋友，想画一个卡通的王维，我就建议他，直接把“李必”的那身衣服拿过来就好。在真实的诗歌史上，王维才是能满足我们以上期待的那一位。

王维是一个美好到难于阐释的诗人，就好像这个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他诗中有绚烂的暖色，记录了盛唐长安的繁华；又有清寂的冷色，背负了千秋士人的高贵。他暖得纯净，又冷得温润。他一个人就是盛唐的两面。李白、杜甫是以盛唐为跳板，在宇宙间大开大合；王维则是固守着盛唐，凝结成了时代的典型。

王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位温润如玉的贵公子。在一些人看来，他的人生十分顺利，高高在上，平流进取。那么，他为什么并没有像他的弟弟一样当上宰相，为什么选择了半官半隐的生活？他的诗为什么会有那么清冷的色调，让他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第一代表？他的人生，也会有不如意吗？今天，就让我试着找到王维心底的一滴热泪，融开他笔下清冷的青绿山水。

纯血五姓

王维出身于太原王氏，是典型的中古高门大姓。

太原王氏是唯一既是“东晋门阀”，又是“山东五姓”的家族。太原王氏在唐前文学史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在唐代却贡献了一批优秀的诗人。王绩、王勃、王翰、王之涣，都出身于这个家族，就连可能出于琅琊王氏的王昌龄，也亲热地与王维他们兄弟相称。

中古的高门大姓是一个品牌，并不意味着实权和收入，也不意味着与皇权的密切联系。王维的父亲也不过是太守级的官员。事实上，初盛唐的山东高门，跟皇权联系并不密切。

南北朝后期，中国再现了“三足鼎立”的情形，北方是北周和北齐，南方是陈朝。北周大致属于关陇文化，北齐大致属于山东文化。最后的胜利者是北周，隋唐的皇帝都是北周的贵族，隋唐都是北周的直接继承者。北齐和陈朝都是被征服者。所谓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其实都是被征服的士族。

因此，初唐的时候，山东士族对统治者是很不信任的。李世民并非不想和山东士族交好，但他没找到一个肯为他做宰相的山东高门，只得到一个出身于山东二流门第的魏征，当宝贝一样地供着。今天听评书的人，可能不知道魏征在北齐有个阔亲戚叫魏收，但都知道李世民怕魏征，魏征说什么他都会听。山东士族不是从李世民手里拿不到官，只是不去拿罢了。反正在坞壁里已经躲了几百年了，有的是击壤而歌的经验。

江南士族相对听话一点。初唐一直在强调：我们的南方和北方已经合为一体了。其实，这样的宣言，更多地来自关陇士族和江南士族的联盟，他们就不大提北周和北齐的问题。出身江南旧族的褚遂良、虞世南都老老实实地给朝廷效力。当然，他们也都是和魏征一样直言敢谏的角色。

不过，江南也不是人人都这么听话。李世民从江南纳了一位姓徐的才女为妃，我总怀疑他是要跟“只得徐妃半面妆”的萧梁末代君王萧绎比试一下。但是，他好像并没赢。这位徐才女给他写诗说：“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你说让我来我就来吗？一个小女子，竟然理直气壮地跟皇帝说这样的话。李唐王朝还对这位徐才女很好，让她跟在长孙皇后后面进了《后妃传》。

李世民给太子李治娶的正妻是太原王氏，是山东高门；娶的头号如夫人是兰陵萧氏，是很早归顺北朝的江南士族。这可以看出李世民的心意，希望李唐皇族跟山东士族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惜，李治跟这两位终于没过到头，还是娶了李世民给自己娶的武则天。

不过，到王维这时候，山东士族的心思也难免开始活动了。毕竟，大唐子民到这时候已经繁衍四五代了，活着的人谁也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征服的战役，还有必要抓着老辈子的那点恩怨不放吗？胜利者的后代，身上还有“虎狼之国”的蛮性吗？被征服者的后代，还不能放下那种仇恨和戒心吗？大唐的光景眼见得一天比一天好了，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是所有人的父祖一起辛勤努力的成果，这个国家怎么看都是值得爱的。既然我们都爱着这个国家，为什么不能接受同样优秀的彼此呢？双方都在试探着，谨慎地向对方接近。

王维是被征服者的后代。他的父系是山东高门，母系也是。他的母亲出身于博陵崔氏，是“山东五姓”中排名第一的门第。像博陵崔氏这样的外家，在王维的成长过程中和做出人生选择时，也是说得上话的。可以说，王维是一个“纯血”的“山东五姓”。

现在一般说王维是蒲州人，其实，他们家是在王维的父亲休官后才搬过去的。中古士族不太重籍贯，因为他们要做官，总是搬来搬去的，不管搬到哪里，也不用亲自上街买菜，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有限。他们更看重郡望，这才是他们家学教养的来源，也是他们社会身份的标记。王维幼时落脚的蒲州，属于山东地区，但刚出潼关，仍被视为“天子膝下”，受到关陇文化的影响也很深。

没有记载证明王维的先祖到底是太原王氏的谁。往好处想，王维这一支，也许确实很多代没有值得一提的大人物了；弄不好，王维的祖先，是在北齐做过官的，可能抵抗过关陇集团的征服。王维的父亲巴了一个士大夫的边，加上王、崔两家的家底，王维足以得到一个高于当时平均值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像所有的公子哥一样无忧无虑地长大，但要论与朝廷高层的交情，他们家就实在谈不上了。

王维有一套十分“洋气”的名字。他名维，字摩诘，名和字是连起来的。维摩诘是个音译词，是佛经中一位居士的名字。这个名字取得很有创意，在当年应该也是很拉风的、会被指点“你看他们家孩子的名字就是不一样”的那种。这个名字也说明，王维的家庭是有佛教信仰的。用佛教人物的名字给孩子命名，也是北朝以来的传统。王维一生都与佛很有缘分，特别是在人生失意的时候，会一边寄情山水，一边参悟佛法，这与他童年所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王维也因此获得了“诗佛”的雅称。

其实，王维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以山东儒学为主的，佛学只占据王维精神世界的一个角落。在经历了北朝的文化融合之后，佛教文化本身也成为山东文化的一部分。作为诗佛的王维，并不是从佛经中的极乐世界里走下来的，而是从北齐的传统中走出来的。

王维十五岁的时候，就离开蒲州，去了长安。我们今天没法知道，在他启程的那一刻，王家、崔家对这个孩子的期待是什么。如果说是想“重振家族的辉煌”，未免太抬举他们了，因为他们跟李唐王朝从来没有什么交情。也许他们只是期望，王维能像父亲一样，临老做到太守。也许他们在暗暗担心，这个孩子万一出息了，将来会有好下场吗？毕竟“伴君如伴虎”啊。但是也许，毕竟时代不一样了吧。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总是翻老皇历也不太好吧。临行的那一夜，妈妈和舅舅给王维讲的，应该不是怎样奴颜婢膝投机钻营，而是万一遇到事的话，该怎样全身远祸。

初到长安的王维，就感到了寂寥。在来到长安以前，他已经听过了无数有关长安的故事，在王维的童年记忆里，跟“长安”联系在一起的，不只是神圣和繁华，还会有不少的悲哀与恐怖。此时，这个初到长安的少年，每一根神经都是紧绷的，他太容易把每一点不顺利看作来自长安的恶意。他想家了，尽管家就在不远的潼关之外。关外的广袤土地都可以让他安心，而关内的窄窄数步，就让他与精神家园隔了千峦万嶂。

十七岁时，他写下了著名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今天的人看到这首诗，只是热衷于讨论重阳节的风俗，没有人看到，他怀念的，不是蒲州，不是太原，而是一个如此宽广的“山东”。他是来自山东的孩子，与长安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对立。尽管两个不同的世界已经发生了交流，但这里仍然是“异乡”，他仍然是一个“异客”。插茱萸登高的活动，真的那么值得怀念吗？只因那里是他的家园，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是值得怀念的。

而他，已经踏入了另一个世界，被家乡人视为畏途的世界。

关陇与山东的蜜月期

其实，王维在长安的生活，一点都不孤独。

王维到长安，有点像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进贾府。他自己处处小心谨慎，敬畏又怀有戒心。东道主这边的老老小小，却都为他的到来兴高采烈，把他稀罕得不得了呢。

王维很快得到岐王的赏识，跟在他身边写诗。岐王是唐玄宗的亲弟弟，是一位地位很高的亲王。按唐代的制度，亲王不能与朝廷官员随便往来，所以王维依附岐王，只能是在他二十一岁得官之前。很难想象，一个可能只有十五岁，最多只有二十一岁的异乡少年，能在长安的大街上认识这样一位权势滔天的亲王。王维家的长辈，也不大可能够得着岐王这样的人物。我这里不负责任地猜测，也许是少年王维才华横溢，在山东士族中已有神童的名声，传到了岐王的耳朵里，岐王出于对山东士族的好奇与仰慕，才把这个孩子邀请到长安，陪伴自己。这件事根本不是王家、崔家推动的，他们也没有权利拒绝。

这是一种私人的邀请，因此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没有什么法律效力。但对于一个山东士族的普通孩子来说，这绝对是一种惊人的礼遇。这或许可以解释，年仅十五岁的王维，为什么全然不顾文化传统上的隔阂和生活上可能的困难，这样毅然地来到长安，来到长安后却又不急着参加科举考试。

赏识王维的亲王并不止岐王一人，唐玄宗的兄弟们，都对王维很友善。王维频繁出入各家王府，号称“平交王侯”。凭王维自己的父母，显然没有这么大面子。在这些老亲王眼中，王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写那么好的诗，又温文有礼，是个值得交往和保护的孩子。至于他的家世如何，其实并不重要。反正论权势，哪个山东士族也比不了这些亲王。但是，山东士族又始终是笼罩在王维头上的一道神秘光环，令这些王侯将相无法忽视。

中古的谱牒学很发达，但是在真正的士族看来，考据家世是一件有失风雅的事，当面刨根问底更是不够礼貌，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观感。王维肯定是非常杰出的孩子。关陇贵族见到他，难免会把他的优秀归因于，“到底是太原王氏的孩子、博陵崔氏的外孙”。至于大家没有听说过他的父祖，会被认为是关陇与山东之间的隔绝造成的。这时候谁会去多问一句，轻则暴露自己的无知，重则引发这位山东子弟的不快呢？毕竟，这么好的孩子，家世肯定错不了的。亲王们甚至会想，这么可爱的孩子，哪怕是个平民，又怎么样呢？

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孩子，天天与最高级的贵族交往，受到他们的称赞和优待，加上他自己天资不错，原来的家教不错，难免很快被浸润得满身贵气。人们也倾向于把他的一切言行举止，理解为山东士族的教养，带着温润高贵的滤镜去看。就这样，王维被塑造为山东世家贵公子的形象，事实上，他反而更多是借了皇家权贵的力。

还有一个著名的传说：在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主办的一次宴席上，王维经岐王安排，扮作琵琶师的样子，弹了一曲《郁轮袍》。公主看着这位俊美的少年，精通音律，举止有礼，真是说不出地怜爱。这时候，岐王突然告诉她：“这孩子可不是什么乐工，他是来自太原王氏的贵公子，诗写得可好了！”并拿出王维的诗给公主看。公主一看，更高兴了，说：“这就是我平时喜欢读的诗，我还以为是古人写的呢！”在这个故事里，王维的形象大放光彩。论青春美貌和音乐技能，他不输给最好的乐工，论学问修养和文学才华，他写的诗竟又不输给古人。

可惜，这只是一个故事。玉真公主汲引的文士很多，却未必有王维；王维打动的贵族很多，却未必有玉真公主。只不过，风雅而有力量的长公主与青春年少的士族诗人相遇，这幅画面过于美好，在我们的文化中又过于稀缺，使得人们舍不得放弃这种可能性，一直在传诵这个故事。

年轻的关中士族子弟也乐于跟王维交往。皇族子弟李遵，就在这时候开始与王维交好。后来王维因为在安史之乱中陷贼变节而入狱，出狱的时候，李遵还准备了隆重的车马，接他去压惊。即使到了中年，他们的友谊都没有因为世事的翻覆而受到影响。

三朝丞相韦安石，出身于“去天尺五”的京兆韦氏，他的两位公子——韦陟和韦斌，也与王维交游密切。和他们同游的，还有同属“山东五姓”的崔颢和卢象。韦安石对此感到十分高兴，觉得这是儿子们上进的表现。朝中如宋璟这样的元老，也十分赞赏韦氏兄弟与王维等人的友谊。由此也可以看出王维在长安受到的欢迎。我想，这些高官子弟看王维，也是带着一点好奇的。他们或许会想：我们家做了几辈子的官了，我也是从小喜欢念书，但是，这些山东子弟，他们的家教，是不是跟我们不一样呢？王摩诘那么好，一定是他父母教出来的吧，是不是比我的家庭教育高出一筹呢？我是不是还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还能成为一生的朋友，将来一起做点什么呢？

王维二十一岁就高中进士，朝廷没让他守选，就直接给他授了官，让他做太乐丞。王维是典型的清流苗子，而太乐丞是管理音乐的，要跟地位卑下的乐工打交道，有很多实际的工作要干，本来不算是典型的清流官。让王维做太乐丞，无疑是因为他很有音乐才能，另外，也应考虑到当时的历史阶段：此时的唐王朝已经稳定下来，开始了统一而富足的盛世，需要对八代以来因战乱分裂而支离破碎的传统文化做一次全面的梳理与整合。像王维这样的山东旧族，被认为富于旧的礼乐知识，正是该干活的时候。王维在礼乐方面的知识和才能，已获得了长安上层的认可，唐玄宗可能特意想让王维帮大唐整饬一下音乐。这个看起来并非最体面的官职，因为王维做过，也变成了清流官。这就是中古的社会意识，一个官职是清是浊，关键还是看谁做过。

年轻的王维接到这个任命，一定无比得意。他感到，自己的平生所学，被大唐需要着、信任着。任何一个文人，面临这种机会，都会不顾一切地迎上去抓紧的。这时候，王维感到，好日子真的来了。祖辈传说的那些时代，大概是真的过去了。

在长安的这些年，王维写了很多暖色调的诗。其中一部分，是对齐梁乐府的模仿，对历史典故的吟咏，也有篇幅短小的情歌、杂曲，一般用歌行、绝句写成。这一部分，很可能是要配乐演唱的，是王维献给长安的流行歌曲。另有一部分，是对长安生活，特别是岐王府生活的热情歌颂，一般用五七言律诗写成。此时的王维，还没有资格写真正的应制诗，但他为岐王写的公宴诗，倾注了很深的情感，用上了这个少年最精巧的构思，大概是他一生中写得最用力的公宴诗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齐梁的遗风，更可以看到盛唐的华美。

原产于南朝的齐梁体其实一直没有很好地进入北齐。当梁朝灭亡，文人北窜时，一本正经的山东士族看了一眼齐梁体，表示嫌弃，只把格律留下了。只有本来几乎是诗歌荒漠的北周，才如获至宝地把庾信他们请进来，认真学习。到了唐代，齐梁体本来是关陇士族和江南士族的特长，山东士族写的近体诗总是比较淡，后来就热烈地投入了复古运动。太原王氏学习齐梁诗风的热情是比较高的，王维也是其中的典型之一。王维如此大力地学习齐梁诗风，或许也是他努力融入关陇文化的体现。

艳丽的齐梁诗风，既是唐人从前代直接继承来的，也是符合少年人心性的。透过那些诗句，我们仿佛看到了少年的王维：他风流好奇，生活精致，又重视学问，凡事都要讲出个规矩来。他不怕成为人群中最惹眼的那一个，只怕别人看不见他。这其实就是盛唐的少年精神，是专属于盛唐少年的千载难逢的骄傲。

王维初入长安的这些年，是关陇少年和山东少年关系很好的一段日子，他们试着放下一切芥蒂，互相学着对方的样子，在一起愉快地玩耍。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开始，却不知道这已经是巅峰了，至少，在他们的人生中是如此。

唐玄宗掉了一个粉

文学史上的大诗人，总没有一帆风顺的。当他们春风得意，正以为自己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时候，总有一盆冷水会兜头浇下来。就好像民间传说中的狐狸修仙，到了要上台阶的时候，总会有天雷下来劈它。

王维命里的“天雷”，被称作“黄狮子案”。王维上任不久，就利用职务之便，给岐王舞了黄狮子。黄色是天子的专用颜色，这黄狮子只能给天子一个人舞，即使是皇帝最喜欢的弟弟也不能用。王维得官以后，理论上已经有了独立的身份，甚至应该与亲王疏远避嫌的，但是，他与岐王的恩义，岐王对他的控制力，又岂是一下子能斩断的？这次的违规操作，是岐王给他压力，还是他主动孝敬，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可以想象，王维给岐王舞黄狮子的时候，一定是一场盛世的狂欢。他们在宣示着很多的东西，这是盛世的繁华与自由，也是老亲王与山东少年的结盟。

舞黄狮子这事，其实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大，亲王用皇帝的东西，肯定是忌讳；说小，这怎么说也只是舞了个狮子。只不过，这件事传达出的种种信息，会令某些权贵不快。在关陇与山东的蜜月期，王维已经在长安度过了六年的快意人生，这样一位少年才子，就算怎样温润，骨子里总是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疏狂。舞黄狮子这个举动，似乎是一下子把这种疏狂具象化了。

虽然已经是盛唐了，但固守军事贵族传统的老顽固总是会存在的，而且，正因为他们的特权在慢慢丧失，他们更会疯狂地垂死挣扎。向王维这种来自山东的小孩子下手，真是最合适不过了。关陇旧贵族和他们的拥趸会觉得，王维这个小孩子凭什么呢？他不过是手下败将的后代，会一些旧礼乐的奇技淫巧罢了，有必要让他升得这么快吗？他们进而找借口说，岐王他们抬爱这样一个小孩子，一定是别有用心的。现在，他们抓住了王维的错误，一定会拼命要求唐玄宗处分王维的。

唐玄宗最后做出的决定是，把王维赶出京城，贬到济州去做司仓参军。平心而论，这个处罚不算重了。济州司仓参军跟太乐丞一样，都是从八品下，官阶没有降，只是把京官变成了地方官。而且，唐代的基层文官，即使没有犯过错的，也基本都有做地方官的经历，这应该是迁转默认的惯例。低阶的清流文官得罪了权贵，皇帝就让他做同阶的地方官，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处罚，几乎只是让他到外地去避避风头，安抚一下朝中的老头子。

如果是宰相世家的孩子，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对皇帝的这种安排心领神会，但王维这种山东来的孩子不同，他对皇家的信任是很脆弱的。他就像因为好奇走出山林的小鹿，刚刚犹豫着学会从人类手掌心里吃一点东西，只要有一个惊吓，就会唤起他心中的一切疑虑，让他逃回山林中去。

王维为大唐整饬乐制的宏伟计划，还没有展开就中断了。他仿佛从一场黄粱大梦中突然惊醒。经过了几百年的乱世，他的家族最不缺的就是闪避的经验。一个微小的动作，足以唤醒他刻在基因里的全部记忆。他想，皇家果然是不能信任的，老辈子说的话果然还是对的，所以，以后还是要小心，不要再为他们做事了。以贬谪济州为界，王维的诗一下子从齐梁传统转向了山水传统，从暖色调转向了冷色调。其间失落的，是他对大唐王朝的信任。年少轻狂的他，那样恣肆地享乐，那样恣肆地作诗，无非是出于对大唐的信任。他就此决定了沉默，就此回归了自然。

皇皇大唐，最好的状态绝不是让每一个读书人都“老老实实”。大唐最宝贵的财富，其实是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士人与朝廷之间的信任。就像《长安十二时辰》里表现出的那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困苦，不管之前有什么样的芥蒂，大家都敢把自己的后背交出去，都敢积极地想办法，这才是盛唐精神。如果每个人都寒心了、沉默了，对大唐失去了信心，那么离灾难也就不远了。

盛唐不是被杨贵妃几颗荔枝吃没的，早在安史之乱前，盛唐就暴露出了种种的问题。像杜甫写的那样，穷兵黩武，“千村万落生荆杞”，是一种危机。像王维的诗表现出的这样，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变冷了，也是一种危机。

自古以来，当一个人开始大力创作山水诗，就说明这个骄傲的人变冷了。在官场上觉得压抑，就会把眼光投向窗外的自然。而贬谪又是一个人的创作力大幅度提升的契机。王维又一次走上了在贬谪中转型为山水诗人的老路。

王维并没有为自己及第和得官写过诗。这是一位有鉴赏力的诗人做出的选择。人在最心满意足的时候不适合写诗。只有在求而不得的时候，在被自己的理想放逐的时候，才是写诗的时候。一位诗人大量地写诗，就说明他的人生走到了这个时候。也许在外人看来，诗人并没有受到什么了不得的打击，但诗人的感受，无法用客观世界的统一标准来衡量。济州之贬，也许从世俗角度来看不算是什么事，却成了王维诗学生命中最大的转折，奠定了他后面大半生的基调。

王维这一次冷下去，再也没有暖回来。他在山水诗人的路上一去不复返了。唐玄宗丢掉了一个粉丝，一个本来很愿意为他做事的粉丝。不过，在唐玄宗自己看来，他可能也不缺这一个粉丝。王维把自己余生的精力，更多地献给了自然山水，献给了诗。

王维去的济州，在今天的山东省聊城市。从长安过去，要横穿整个唐代概念中的“山东”。王维贬谪诗里的风光，自然就是“山东”的风光，比起谢灵运贬谪诗中的南方山水，少了几分绿意，多了几分萧瑟。这里有秋天落日下的灰黄，也有冬日封门的皑皑白雪。这些，是谢灵运不曾见过的。这也成为北方山水进入诗人视野的一个重要契机。

转瞬即逝的光明

王维从济州出来，又去了一个他称为“淇上”的地方。此后，又到吴越、巴蜀游玩了一番，恰好符合古人三十岁“壮游”的要求。这是生长于北方的王维一次实地接触南方文化的机会。王维对禅宗的南宗颇有研究，这次南方游历，或许就是他了解南宗的一个契机。

在这段时间里，王维的妻子也去世了。这难免让王维更加心灰意冷。王维在妻子去世后的三十多年里，一直没有再娶，由此可见他对妻子感情的真挚，也可以看出他一生心思的散淡。

壮游期间，他还结识了后来与他齐名的孟浩然。不过，在王维心目中，孟浩然可能并不是他最好的朋友。他最好的朋友，是同属“山东五姓”的崔兴宗、卢象，是北齐高门的后代祖咏。像孟浩然这样一个郡望不详、屡试不第、寄居襄阳的山野村夫，似乎还是跟李白玩得更好一些。后来的人把王孟放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都写山水田园诗。其实，王维和孟浩然写山水田园诗，是他们各自从《文选》里学来的，不是他们俩商量出来的。王维是上层文士，更温润一点；孟浩然是下层文士，更瘦硬一点。后来的人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只有“写什么”是重要的，才会把他俩拉到一起。

王维寄情山水四处游历，其实也是对唐王朝失望，不愿再为唐王朝做事的表现。但是，到了三十四岁的时候，王维悄悄地来到了洛阳，向实际的宰相张九龄献上了诗篇。

张九龄虽然是生长于岭南的寒素，但他在思想意识上认为自己属于山东士族。他在用人上倾向于进士出身的山东士族，也就是像王维这样的人，特别反对关陇贵族的后代凭着军功或一般的基层业绩获取清流高位。张九龄奖掖了一批年轻的进士，在朝廷中形成了一股清流势力。

在张九龄的帮助下，王维回到了朝廷中，出任了他这个级别的第一美差——右拾遗，有机会直接在皇帝面前发表意见了。想当初，王维认识那么多关陇权贵，但这些人在他贬出京城的十四年里，没有一个拉他一把，最后还要等张九龄把他弄回来。相比之下，还是山东士族这边的人靠谱啊。

但是，这时候，王维已经从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八品官，变成了一个三十五岁的老八品官，早就没有一个拾遗应有的锐气了。他没有什么心思为朝廷效忠，只是对张九龄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把他当作知己，写诗向他倾诉衷肠。一方面对朝廷已经有了心理阴影，一方面又觉得不能不报答张九龄，这时候的王维，心里应该也是有小小的纠结的。

这种纠结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接下来的一年，张九龄就罢相了，随即被贬到荆州。接替他的，是臭名昭著的李林甫。这一回，唐玄宗掉的粉丝就不是一个，而是一片了。

王维没有受到此事的牵连，仍然留在朝中，但他对张九龄的离去，感到无比不安和不舍。在他心目中，丞相永远是张丞相。他继续给远在荆州的张九龄写诗，诉说自己的感激与思念。

朝廷还是知道王维的可贵的，还是继续重用他，给他升官。

王维从右拾遗升到了监察御史。按照唐朝的惯例，新升上来的官，都得先做点辛苦的事。于是，王维到河西去慰劳军队了。在那里，他写了几首很好的边塞诗，包括著名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齐梁以来，边塞诗一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创作，写边塞诗的人大多没有亲自到过边塞，只是凭着想象写诗。但这样的诗有市场，因为乐府娱乐需要。到了王维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诗人有机会在履行职务的时候到达边塞了。边塞从停留在歌曲中的浪漫想象，变成了眼前的现实。边塞诗也从浪漫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盛唐诗有山水田园诗，也有边塞诗，诗是两种诗，写诗的却未必是两种人。盛唐的诗人，一般都能身兼二职，很少有一辈子只写一样的。其实，这两种诗是两个传统。山水田园诗是《文选》的传统，是士族诗人在皇帝的盛宴上走神。边塞诗是乐府诗的传统，也是宫体诗的传统，跟王维早年写的那些脂浓粉艳的诗，本质上是一样的。

从河西回来不久，王维又被派到岭南去选拔官员了。这同样是一件辛苦而光荣的工作，说明了朝廷对王维的信任。

知南选，是王维人生中第二次见识南方山水的机会，这一路上，自然又产生了好诗。王维还去了孟浩然的老家襄阳，只可惜，这时候孟浩然已经不在人世了。

半官半隐

王维起复后，经济状况似乎不错，在终南山下的辋川买了一个大庄园。当时，士大夫把私人庄园称作“别业”“别野”或“别墅”。我们今天把“别墅”读作“别野”会被嘲笑，在唐人看来，其实也没错。王维的这个庄子，就叫“辋川别业”。

“辋川别业”本来是武则天的文学侍臣宋之问的产业。唐代长安的房子也是很有限的，经常看见一个名人买了上一个名人的房子，一共就那几座好宅子，大家买来买去的。

别墅当然都不会在城里，如果是大的庄园，需要依山傍水，就更得离长安有一段距离。辋川别业就在终南山脚下。不过，终南山已经是离长安最近的大山了，所以非常适合达官显贵隐居。

“达官显贵”和“隐居”，本来是一对矛盾，但往往是达官显贵，才有隐居的需求。达官贵人再隐居，也是与贵族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当然不能离大城市太远。终南山虽然是座像样的山，但离长安并不远。隐士跟皇上怄气住到那里，如果回心转意了，随时可以回到长安。如果皇帝回心转意了，到山里找到他们也不难。当时甚至有“终南捷径”这个说法，说本来升不上去官的人，到终南山隐居一下，大家一看你是个名士，就可以升官了。当然，只能在终南山隐居，去更远的地方，别人就找不着你了。所以，在终南山隐居，倒成了升官的捷径。不过，也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到终南山隐居一下，就能升官的。你还是需要先做官，有一定的人脉，熟悉士族的行为规则。隐居终南的意义在于，让别人看到你，但前提是你确实值得看。千万不要认为走“终南捷径”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然，“终南捷径”这回事，只是说明终南山离长安近，住在这里，表明的是一个避世而不彻底避世的态度，不是说明住在这里的人都想走终南捷径。王维应该就没什么走终南捷径的动机。对于这个放逐了张九龄也放逐过他的朝廷，他已经不寄什么希望了。何况，他的官升得并不慢，对他这样一个已经寒了心的人来说，已经升得太快了。

中国的山水诗，从来都是避世者的文学。当一个士大夫对皇帝失望，他就会把目光投向山水。山水从来都不仅仅是山水而已，山水是寒了心的目光。对皇帝失望了的诗人，又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到人迹罕至的深山里游玩，写一般人看不到的景色，证明自己不是一般人，这是真正的山水诗；另一种是躲到自己的庄园里，写庄园里的日常，以此来抗拒外面的世界，这种算是田园诗。事实上，这两条道路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没法彻底分开。

到了王维这里，山水和田园合流了。在别业里，是既有山水也有田园的，王维经常上一联写奇山异水，下一联就去写田园日常了。王维不是一辈子只写山水田园，但是他的山水田园写得很好。山水田园不是一个流派，而是诗人的一个人格，诗人在抗拒外部世界时的一个人格。

王维在终南山安顿下来，躲开了尘世，但躲得不太远。他的祖辈未必有什么服侍皇帝的经验，但很有躲的经验。辋川别业就是他的坞壁，他躲在里面，一面怡然自得地过着桃花源式的日子，一面充满戒备地观察着外面的世界。如果天气转暖，他随时有可能再冲出去，但他也做好了一辈子不出去的准备。

有人把王维的“半官半隐”理解为他一段时间辞官、一段时间出仕。我觉得不太现实，唐代的官制恐怕不至于由着他这么折腾。有人看到他在经营辋川别业，就想象他像陶渊明一样辞官了，之后马上看到他又在写应制诗，就说他又出仕了，但是这个“辞官”的阶段总是短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想，更合理的解释是，王维从来不曾辞官，他在经营辋川别业的时候一直有官职，只是没有把全副精力放在仕进上而已。在不太忙的时候，他就找机会回到辋川别业，但并不真的辞官。这段时间里，他一边写应制诗，一边写田园诗，“官”和“隐”是他在同一时间点的两副面孔。

随着地位的提高，王维与皇帝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写应制诗的规格越来越高，诗艺也越来越纯熟精湛了。只是，很难相信，这样的作品里还有对皇帝真诚的爱。不过，应制诗这种文体，本来就不需要真诚的爱，只要你能拿出富丽堂皇的词藻就可以了。或许，没有真诚的爱，反而更能面不改色地说出最能润色鸿业的话。

王维也写诗跟周围的士大夫酬答，在这些酬答诗中，已经透露出他对朝廷深深的失望。这个时候，王维已经“佛系”了，已经修炼成了“诗佛”，并不指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了。从他的诗可以看出来，他这时候的心已经是空的了。王维并不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才消沉的。

这个阶段，王维非常高产，写作了大量高水平的山水田园诗。一个诗人一生中最高产、创作水平最高的阶段，就是他的心最痛的时候。王维的心最痛的时候，就在这段表面上一路加官晋爵的日子。只有山水，懂得他此刻内心的悲凉。

王维在这个时候写了一组五绝，写辋川别业中的山水风景，这组诗被集合在一起，称为《辋川集》，他的好友裴迪也对每首诗都做了唱和。在此之前，五绝主要是继承吴声西曲的传统，是短的情歌，写山水的很罕见。王维用五绝来写山水，是他的创新。我们今天说王维的山水诗有禅意，其实主要是指他的山水五绝。五绝因为篇幅短小，不能像五律那样精细描绘、完整叙述，所以往往只撷取一个特别动人的意境，其他部分留白，反而造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王维的山水五绝写成这样，可能与佛教影响有关，但首先是与诗体的创新有关。

王维写山水五绝，是为了写他的辋川别业，为每一处风景写一首诗，指明这里的妙处，有点类似贾宝玉为大观园留题对联。此时的王维，无心仕进，一心经营辋川别业，也由此创作了中国山水诗史上的不朽名篇。

王维对朝廷没有热情，却又不干脆辞职，看起来有点不痛快。其实，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那么多痛快，王维的时代已经不是陶渊明的时代了。王维与朝廷之间，所有的只是一点芥蒂，似乎也不值当辞职。在某种意义上，士大夫辞官归隐，也是对朝廷的一种抬举。在王维看来，盛唐甚至是不值得那么抬举的。又或许，王维对这个朝廷仍然存有一丝朦胧的希望，舍不得就这么走远。毕竟，他还是那个十五岁就告别了山东老家，满怀憧憬来到长安的少年。

告别盛唐

生在盛唐，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宋人王安石就曾写道：“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能生在盛唐的长安，哪怕只是做一个街头的小混混，也是几百年未必有一次的好运气了。王维不仅生在盛唐，还是盛唐的少年才子，年轻时出入王府，中年时在辋川别业看山写诗，按说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了。

可惜，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太短了，短得容不下一个人的一生，王安石想象的一生无忧无虑的人，是不存在的。即使是王维这样开元早期的人，也难免临老赶上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时候，王维五十五岁，任给事中。给事中是门下省的清要之职，负责审核皇帝的诏书，对不合理的诏书有驳回的权力。唐代这一约束帝王权力的制度，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甚至给了后世的民主制度一些启发。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个制度表达了皇权对士大夫的尊重。

平心而论，朝廷还是很重用王维的，这个监督性的岗位，非常适合他这样有一定威望的山东士族。有一些权力是朝廷不能让渡的，但朝廷还是尽可能地给了王维应有的礼遇。

这个职位，在朝廷中是个显眼的存在。安禄山打进来之后，当然不会放过他。在叛军看来，杜甫要跑可以跑，王维是必须留下来给他们效力的。即使是破坏文明的野蛮人，这时候也知道找王维这样的人来装点门面，觉得自己的政权也需要一个给事中。

王维对此是强烈抗拒的，为了不在伪政权任职，他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在关键时刻就可以看出来，王维对李唐还是有感情的。正像《长安十二时辰》里说的，这个长安，我们平时骂它一万遍，但是说要离开它，却怎么也舍不得。盛唐并没能照顾好它的每一个臣民，但在危难时刻，盛唐的臣民仍然尽自己的所能，爱着他们的大唐。

王维越是抗拒，安禄山越是不放过他，强行给他授予了伪职，并把他关押在菩提寺。此时的王维，正如他笔下的息夫人一样，屈辱，无奈，悲伤地怀念着原来的君王。

裴迪来探望他，告诉他，逆贼正在凝碧池作乐。一生热爱音乐，想要为大唐修整乐制的王维，再也无法控制情绪，落下了眼泪。他那已经遥远的少年的梦，终于被彻底地粉碎、践踏。这件事在安史之乱中远不是最悲惨的，却触动了诗人心中最柔软的点。他背着敌人，偷偷地写下了“万户伤心生野烟”一诗。

写这首诗的时候，王维并不知道李唐还有恢复的希望，并没打算留着这首诗做什么凭证，相反，写这首诗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诗中那种极度压抑的情感，装是装不出来的。诗是不会骗人的，因为它总是在诗人不注意的地方留下痕迹。“安史之乱”平息后，朝廷开始清算陷贼变节的大臣，王维因为也在伪政权的任职名单上，也受到了追究。但是，朝廷看到了他在乱中写下的这首诗，就相信了他对李唐的忠心，相信了他接受伪职实非自愿，因而原谅了他。毕竟是盛唐的朝廷，还是懂诗的，他们懂得诗的意义，相信诗具有反映人心的力量，也懂得诗人的心。他们会看诗，知道写成什么样的诗，是出于忠心的人。盛唐之所以能攀上诗的最高峰，不是因为士人要靠诗博取功名，而是因为就连执政者也能看懂诗。

朝廷不再追究王维，仍然重用他，授予他“集贤殿学士”的荣誉头衔，提拔他做中书舍人，做皇帝的私人秘书。这充分说明朝廷仍然把他视为清流之士，给予极大的信任。王维对此一面感激涕零，一面惶恐不安。他的晚年似乎一直在为陷贼“变节”而忏悔。

其实，王维在“安史之乱”中的表现，没有什么对不起朝廷的地方。他之所以这么做，说到底，还是对这个朝廷有些生分。至于他对这个朝廷的爱，他曾经为这个朝廷吃的苦、冒的风险，他宁愿永远地埋在心底。

唐肃宗回到长安之后，想要重振盛唐的辉煌。在一次大明宫早朝后，同任中书舍人的贾至写了一首诗，歌颂朝堂的威仪，借以歌颂中兴后的大唐。王维、杜甫、岑参都写了和诗。这些在盛唐的滋润下成长的诗人，用自己的彩笔，为盛唐留下了最后的美丽面影。后人把这组诗当作典型的盛唐来瞻仰，其实，这成为人们对那个辉煌时代的告别。

王维最后做到尚书右丞，在尚书省管理兵、刑、工三部，官正四品下。后世称王维为“王右丞”，就是从这里来的。王维活到六十一岁，在临终前，他立下遗嘱，把他的辋川别业捐作了僧寺，以圆满他作为一个佛教居士的心愿。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给弟弟和好友们写了信，劝他们奉佛修心。据说，他写完信，刚放下笔，就去世了。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即使是盛唐，也不是人人豪迈，人人热情地歌颂这个盛世。这个时代也有柔情，也有忧伤，也有清冷。那些难免千篇一律的热情歌颂，往往是不容易被后人喜爱和记住的。反而是那些不那么高调的东西，会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记录着这个时代曾经到达过的精神高度。

王维曾经与盛唐相爱，但他终究成为这个时代冷静的旁观者。在纵情山水的皮相之下，包裹的永远是士族的风骨与落寞。

从六朝诗人的手中，王维接过了他们的演出服，在自己的时代舞台上完成了自己的精彩演出；他默默地将士族的气质传给了中唐以后的诗人，自己却被遗忘在了那一片风景中。与李白、杜甫一样，王维也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六朝与中唐之间的转换，履行了一个盛唐顶级诗人的使命。王维仿佛一个藏在背后的神灵，无声地庇佑着此后的诗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