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被展演的三年八个月
——婆罗洲的大历史与小叙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距离张贵兴的故乡砂拉越罗东（Lutong）小镇不远的美里（Miri）在文莱与砂拉越的英国驻军无力支援下，正式沦陷入日军手里，从此进入惨无人道的三年八个月。一九四六年，日军战败投降的隔年，美里设立了一座“一九四五被难侨民公墓”纪念碑，刻有十九名殉难华人的中文名字，另有九名拼音名字，大抵是洋人、原住民、印度裔的殉难者。这可能是张贵兴当年最早接触的三年八个月的历史见证物。只有碑铭，没有事迹记叙。作为战争的见证者，这群美里的受难牺牲者已不能发言，仅有无声的碑文，刻上背景来历不甚明朗的名字。这是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普遍的历史经验，记录华人史迹的重要物证，往往是各类公冢、家冢、宗祠、寺庙、会馆、书院的碑铭、匾额等纪念物。甚至包括记载三年八个月的种种惨剧的常见方式，就是马来西亚各地相继发掘的战时乱葬岗、无名的遗骸。这些被集体屠杀的证据，在战后的数十年，仍时有所闻。而婆罗洲面对这场战争，凄惨的被侵略被殖民岁月，仅有的纪念碑，仿佛是见证悲剧的唯一手段。我们对张贵兴过往描写砂共、原住民与华人的纠葛情仇并不陌生，当《野猪渡河》试图处理三年八个月的历史经验，已有《群象》《猴杯》等代表作的珠玉在前，这则砂拉越的战争经验该如何叙说，张的写作动机和抱负值得我们仔细探究。
《野猪渡河》表面处理二战日本南侵期间，砂拉越沦陷的历史惨剧。但小说搬演的故事却有其历史纵深。早在十九世纪末就聚集洋人、汉人、马来人、日本人，以及当地各原住民社群的北婆罗洲，其实拥有各方人种族裔进行贸易，交换政治与社会利益的复杂语境。日本的南洋姐，尤其蛊惑着这片土地交集的性与欲望。尔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概念下的“南进”，承继了之前日人南迁寻求机会的脉络。但战争与暴力，替砂拉越烙下无以磨灭的伤痕。在此前提下，暴力的扎根与蔓延，张扬了砂拉越历史的新序幕。因此《野猪渡河》描写砂拉越猪芭村华人筹组“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的二十七名关键人物，缘于支持中国抗战的爱国情操，在日寇入侵后遭到报复式的追剿、迫害与屠杀故事。这几乎是马来亚华人在三年八个月里的“原罪”，招致死亡的宿命。众多登场的小人物，其实已接近“一九四五被难侨民公墓”的人数和形式，他们皆是逃不过历史灾难的受害者。这份战争暴力经验的刻画与重写，恰似碑铭意义的展演，替大时代下渺小单薄的个人受难悲剧，以小说虚拟经历，写入婆罗洲的大历史。这构成《野猪渡河》的基本视域，以及小说叙事的伦理意义。
回顾二○一三年张贵兴重新整理和集结短篇旧作成书的《沙龙祖母》，那是他重返文坛的暖身之作。尔后二○一五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千爱》，尽管公开发表仅有一部分，但小说已有处理婆罗洲二战经验的端倪。小说的男主角是北婆罗洲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山打根（Sandakan）的拉瑙（Ranau）的死亡行军里的幸存者。这是二战记忆里，惊心动魄的一页。但《野猪渡河》的逼视伤痕，直探暴力反而更上层楼。小说除了演绎战云密布，风雨欲来之际，猪芭村女子急着匆匆嫁人，免得战时落入日寇魔掌，贞节不保。这是父辈传递的记忆，张贵兴父母在战时仓促成婚的过程，属于他的家族经历战争的小历史。但更多时候，小说对待暴力却是采取吊诡的展演。如果将三年八个月视为小说设定的时空体（chronotope），频繁搬演的人事，目不暇给，交织出战争经验下的各种回声。但历史伤痕往往盘根错节，所有小人物都是大历史下的蜉蝣。需要拼凑的人事、史料、事件，是这部小说的叙事断片，以及故事风格。但小说处处可见的断腿、断臂、断头，残肢散落，乳胎早夭，预示着三年八个月是一场前所未见的摧残，形式之互通。
无论切腹夺胎，抛婴穿刺，孩童削肢，野猪刨尸，几个血腥但不动声色的情境，张贵兴写来从容自在，冷静异常，仿佛那是说故事者置身事外的余裕和权力。杀戮场景之残暴，落实于文字，尽管华丽血腥，似乎要告诉读者这仍不及真实历史伤痕一分。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张贵兴生动的笔触底下，藏有人与自然交融的诗意。张贵兴文字的魔幻风格，素来擅长以特有的热带自然物产、气味与生态，大凡水果、野兽、草木、风土，皆可发挥嗅觉、视觉、听觉的热带感官借喻和转喻，修饰种种潜在的张狂欲望，甚至因此形塑独特的雨林水土和时序。试读以下一段：
父亲带着九岁的亚凤走向茅草丛时，指着一片散乱着水洼、小溪、灌木丛和果树的野地，嚅了嚅嘴唇，好像说，听见鸟的啁啾，就知道哪里有鸟的飞旋，知道了还不够呢，还要揣摩动态，是在捕食、筑巢或求偶。闻到熟果的暴香或强腐，就知道哪一棵果树的果子熟了，树上有几只撒野的猴子。感觉到大地战栗，就要细数出有几只野猪豨突，还要估计野猪的数量、大小和体重。舔到了空气中的尿骚味或血腥味，就要知道哪一巢鳄蛋、哪一窝大番鹊孵化了。父亲笑得很神秘，说，磨炼久了，经验多了，这种本事只能算是雕虫小技。
或许我们应该如此理解，被感官化的大自然，赋予他笔下历史的自然化。杀戮与暴虐，是天地万物为刍狗的内在展演。人类历史从未逃离这样的轮回。暴力当前，斫丧之祸，恰恰在小说世界繁衍了一则悖论。如同阿多诺所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换言之，诗与绝对的暴力之间，拉出的鸿沟，不再是及物的写实，而是不及物的文字诗意，迂回试探着暴力阴暗的背后，华美又鄙琐的欲望。三年八个月，是一场魔幻与杀戮的演义，逼近历史的自然法则。
诗意与不安并存交织，成为阅读《野猪渡河》，见证暴力展演的另类历史与情感参与，试图验证本雅明对历史记忆的思辨：“民众不想被教育，他们需要的是被冲击。”张贵兴对伤痕与暴力展示策略，出神入化，实属马华小说之极致，也是近年华文小说的巅峰之作。小说里的“面具”带有隐喻的意义。在童稚游戏里当“鬼”，要猜出身后同伴的面具。日本鬼子降临，被蹂躏的土地上人鬼杂处，人鬼不分，人鬼莫测。小说里回荡着清醒的声音：“不要以为戴了面具我就认不得你”，人世的暴力总以不同面目反复降临，那是警世之言，还是末世之感？《野猪渡河》铸造了砂拉越的新“伤痕文学”，但又像幽暗大地的现代启示录。
*高嘉谦，现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