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梦：自传三部曲之一

多年以后，当我读到T.S.艾略特的“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的这句诗时，我的思绪飘回到了一九五四年四月的某一天。那天我在寒冷的利穆鲁 [1]——白人高地的主要住宅区。这块白人高地是被当时肯尼亚的殖民总督，另一位艾略特——查尔斯·艾略特爵士，特别划分出来供欧洲人居住的地区。如今，那个四月的日子仍历历在目。

那天我没有吃午饭，虽然我在早上囫囵吞下了一碗燕麦粥，但是经过从家到肯约格里中学的长达六英里的狂奔和一整天的学习，我的肚子早已忘记了那碗燕麦粥的存在感。现在我要面对的是同样漫长的六英里的回家之路。我尽力不去想象晚上的那一小份口粮。我的母亲很擅长东拼西凑地整出一顿像样的晚餐，但是当一个人饥饿的时候，最理智的应对方法是找些东西，任何东西，来驱散对食物的幻象。在午餐时间，当别的孩子拿出他们从家里带来的食物时，当那些住在学校附近的孩子回家吃饭时，我就会常常这么做。我会假装要去某个地方，但其实不过是树荫下或灌木丛下，尽量远离其他的孩子，然后我会看书，看任何我能找到的书。但是那时的书也和食物一样紧缺，所以即使课堂笔记也能帮我分散注意力。那天，我看的是一本《雾都孤儿》的缩减版。书中有一幅奥利弗的素描画，他拿着一个碗，仰头望着一个高塔似的人影，旁边有一句话：“求您了，先生，能再给我一些吗？”我从这句话中看到了我自己，只不过我央求的人是我的母亲，她是唯一一个向我供给食物的人，而且她总是尽可能地答应我的恳求。

另一个抑制对食物的渴望的方法是听别的孩子讲各式各样的故事和奇闻逸事，尤其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相比于上学的路，回家的路并没有那么折磨人，因为我们不用赤脚狂奔到学校，不必感受汗渍沿着脸颊淌下，不用担心迟到以及迟到带来的惩罚：被老师鞭打手掌心。那些从尼德亚或尼格卡来的孩子们必须走十英里或者更远才能到家，但除了他们，总的来说回家的路并不怎么糟糕。事实上，它甚至还能给我们带来欢愉。回家后等待我的是时多时少的晚餐和繁杂无聊的家务活，在此之前，能漫无目的地消磨时光也算是一种幸福。

那时候，我的同学肯尼斯和我对“消磨时光”很有一套，特别是当我们在爬到回家前的最后一座山坡的时候。我们会在斜坡上各自踢着一个“球”，通常是索多姆果 [2]。不过我们会面向下坡朝脑后踢，一直将果子踢上山头。每一次踢球都必须从上一次果子停下的地方开始，就这么不停地重复。我们会互相比赛，比谁能先把果子踢到山顶。这并不是最省力或最快捷的爬坡方式，但是这项活动让我们暂时忘记我们身处的那个艰辛繁杂的世界。可惜如今我们年龄渐长，不再能从这般幼稚的游戏中获得安慰了。再说，没有哪个游戏能比故事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常常会聚集到说故事的那个人的身边，而那些说得最精彩的人会像英雄一般受到人们的欢呼。有时候，为了能占到离说故事的人更近的位置，这一边的人们会将他慢慢地从路中央推到路边，而另一边的人也不甘示弱，又将他从路的这边慢慢地挤到路的那边，所以人群会像绵羊群一样呈之字形在路上运动。

那天晚上我们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回家，除此之外那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夜晚。从肯约格里到我住的村子、卡旺古吉、尼干巴，以及村庄的周边地区，我们通常要走过许多山脊和山谷。但是当我们听故事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山脊上的一片片玉米地、土豆地、豌豆地和大豆地。每一片作物都被金合欢树或醋栗篱笆和灰色荆棘丛围绕着。我们走的这条小道最终接通到基因格地区，一路上会经过我的小学——曼果小学，然后走进山谷，接着攀上一座长满青草和黑合欢树的小山丘。但是今天，我们像绵羊一样跟着说故事的人，被带上了一条不同的路径。这条路更长些，我们沿着利穆鲁巴塔鞋厂的栅栏走，路过鞋厂臭气熏天的废料堆，那里全是橡胶碎渣和腐烂的动物皮毛，然后我们走到铁路和公路的会合点，其中的一条岔路通向市场。在十字路口，一群男人女人站在那儿聊得热火朝天，他们大概刚从市场上过来。随着下班的鞋厂工人驻足加入讨论，人群逐渐变得庞大起来。我们之中的一两个男孩看到自己的亲戚也在人群中，我便跟着他们挤入了人群，想一探究竟。

“他当场被逮了个正着儿。”一些人在说。

“想想看，子弹就在他的手中。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每个人，甚至我们这些孩子，也知道要是一个非洲人被发现携带就算一颗子弹，甚至一个空弹壳，也会被判谋反罪。他会被扣上恐怖分子的帽子，绞刑是他唯一的结局。

“我们听到了枪声。”一些人在说。

“我亲眼看见他们朝他开枪了。”

“但是他没死！”

“死？哼！子弹朝那些开枪的人飞了过去。”

“不对，他飞上了天然后消失在云里了。”

这些说故事的人之间产生的分歧将这一大群人分成了由三五个人组成的小团体。每一个小团体中的那个叙事者都对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有独到的见解。我意识到自己从这个团体走到那个团体，从不同的地方收集到关于这个事件的信息。渐渐地，我将这些碎片拼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琢磨出了将这么多人聚集起来的前因后果，这是一个关于一位无名大侠在印度商铺旁边被逮捕的引人遐想的神话。

这里的商铺都被建在山脊上，一排排的楼房面对面地站成一个巨大矩形方阵，中间的矩形空地留给了马车和顾客，市场的出入口则设在方阵的四角。山脊下有一块平原，那里是非洲人的地盘，那些楼房也同样被建成一个矩形方阵，中间的空地通常被用作周三和周六的集市。商人们把用于在集市日上交易的山羊和绵羊拴在两个市场之间的大斜坡上。这块区域显然已经变成了新闻交汇处，不断地振奋着这群说书人和听书人的神经。他们一致认为在警方铐住那个无名男人后，他们将他推进了卡车的车斗。

突然，那个男人从车斗里跳了出来然后撒腿就跑。这一出让警察们始料不及，他们赶紧将卡车掉头，开始追赶那个男人，警察们都拔出了枪对准那个逃犯。其中一些警察跳下了卡车，跑着追赶那个男人。但是那个男人在买东西的人群中东窜西窜，然后穿过两个店铺间的狭小缝隙逃入了印度市场和非洲市场之间的开阔场地。就在这里，警察向他开了枪。那个男人倒了下去，不过一会儿又站了起来，继续沿之字形向前跑。警察一次次地开枪，但是他一次次地站了起来，最后他如鱼入大海般地穿过羊群，跑下斜坡，穿过非洲市场，跨过铁轨到路的另一边，跑过利穆鲁巴塔鞋厂的拥挤的工人驻扎区，爬上山脊，直到毫发无损地消失在欧洲人繁茂的绿茶种植园里。这次追捕行动很快将这个无名通缉犯捧成了一位传奇人物。无数英雄主义的神话和关于魔法的传说在目击这个大事件的人们和从别处听说这件事的人们口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我之前听说过很多关于茅茅党游击队 [3]战士的相似传说，尤其是关于德丹·基马蒂 [4]的。不过直到那时，所有的魔幻故事都发生在遥远的尼亚达瓦和肯尼亚山中，从未有目击者亲口向我们讲述过这些事。就连我的朋友尼干迪，最见多识广的说书人，也没有说过他亲眼见证过那些他描述得栩栩如生的场景。我通常喜欢听故事而不是讲故事，但是这次，我却满心渴望向他人讲述这个无名大侠的奇事，不管是在饭前还是饭后。等下一次见到尼干迪的时候，我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个说书人。

铁路道口上的X形栏杆缓缓地抬了起来。警铃呜呜作响，一辆列车呼啸而过。这提醒了兴奋的人群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赶。肯尼斯和我随着人群离开了，当我们独处的时候，他便即刻打破了一直萦绕着我们的神秘刺激的氛围。他置疑那个故事的准确性，他不喜欢人们传播和讨论那个故事的方式。肯尼斯认为事实和虚幻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他不认同将两者混合。当我们走到他家的时候，我们仍没有对这个故事的夸张程度达成一致意见。

最后我终于回到了家里。回到我的母亲万吉库、小弟弟恩津居、姐姐尼卓琪和嫂子查丽提的身旁。他们全都挤在火堆边。虽然肯尼斯对我泼了冷水，但我仍旧因为那个无名大侠而兴奋得有些晕头转向，他就像某个书中的人物一样。不过突如其来的饥饿感将我拉回到了现实世界。此时已过黄昏，晚餐应该很快就会被准备好。

食物很快就来了，母亲将晚餐盛在一个瓢碗中递给我，其间没有人说一句话。就连我那喜欢打小报告的弟弟也不吱声，闭口不提我日落后才回到家中的事。我想要解释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但是我得先平息肚子咕咕的抱怨。

最后，并没有人要求我为我的行为作出解释。我的母亲打破了沉默：哥哥华莱士·姆万吉，人们通常叫他好人华莱士，那天下午早些的时候经历九死一生。我们祈祷他在山中平平安安。全是因为这场战争，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