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余年，历史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相比后40余年光辉耀眼的成绩，1949年到1979年的岁月里充满了坎坷与动荡。

但是，这并不是一段可以被忽略的历史。这30年的发展奠定了中国今天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根基，而它所遭受的所有诟病却又根源于中国工业化条件的先天不足。

从工业化路径看，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中国饱尝100多年来因落后而备受列强侵略压迫的苦痛，同时面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间的尖锐对立。1949年时全国人口约为5.4亿，其中农村人口占九成。中国要在极低的起点开展工业化之路。

而从这30年里的经济发展指标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并非毫无建树。

学者徐毅就中国工业的长期表现值与世界同期对比有过估算[5]：1850-1910年，世界工业总产值增长近6倍时，中国仅以1倍的速度微弱增长。此后持续负增长至1910年。民国时期中国工业增长的成果被不断增长的人口抵消，导致民国前30年的人均工业产值始终没有恢复到19世纪80年代的水平。到1960年，中国的人均工业产值才超过1880年水平，到1980年又比1960年增长了近3倍。

这一时期的城市化水平也有提高。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19.7%，城市从新中国成立前的58个增加到191个，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城市。有人将这一时期的成果总结为“工业化型城市化”，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城市化水平明显落后于工业化。

具体说来，中国选择了一条颇受争议的工业化路线——采用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方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它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林毅夫认为，这一时期的体制“是为了在资源稀缺的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其主要内容是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独立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6]。

这条道路是中国的主动选择，却又是权衡客观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后的产物。

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中国因为身处社会主义阵营而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封锁禁运和管制贸易清单，朝鲜战争后对中国的封锁更是急剧升级。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前期，争取苏联的帮助，学习苏联的发展路径——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化发展面临的现实条件，中国的发展路线明显深受苏联影响。但随着中国不满于苏联在中国内政和主权问题上的一些干预，双方关系日益紧张，中国也逐渐远离了苏联的资源支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重视国防和国家安全，这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和经济模式安排。

中国走上了一条在内部寻找经济发展动力和空间的道路。从生产力布局上，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布局从“一五”计划期间开始调整，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重心向内地推移。“三线建设”时期这些特征进一步加剧。它既是为了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均衡经济发展，同时也考虑国防需要，从而事实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七成工业企业集中在沿海的生产力分布格局。

而为了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要求，我国在经济运行中人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形成了以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了保证被压低价格的要素和产品流向重工业，我国又建立了对经济资源进行计划配置的计划经济体制。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在封闭的内部循环里用较短时间建立起重工业的基础，中国迅速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它的代价是沉重的——稀缺资本高度集中是“以人为方式无偿地剥夺农业剩余，抑制轻工业的发展，忽视社会生活消费需求”的方式实现的。

计划经济30年，工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当属石油和钢铁产业。“工业学大庆”，那个年代因重工业而崛起的城市发展路线或多或少都有大庆的影子。比如攀枝花的钢铁产业从城市建设到发展模式都高度模仿大庆，许多人才也来自大庆的输出。

大庆代表了一种工业城市崛起方式。在它的开发中，企业大于城市，油田生产高于职工生活。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它创造了惊人的工业奇迹，也留下了无数以苦难和个人牺牲为关键词的个体记忆。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30年发展历程里无法回避的复杂性，从中也依稀能看到今日中国发展的底层基因。正视复杂性本身，可能就是重新回顾那段历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