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者的艰辛：先天不足与后天压抑
1895年冬天，张謇开始筹办纱厂，但直到1899年5月，大生纱厂才正式开车。这中间相隔3年半的岁月，张謇遭遇的最大困境是筹资。由于筹资不易，大生纱厂的性质经历了多次轮替和摇摆，从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最终变成了绅领商办。
纱厂筹资困难，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机器大生产的理解和认知不足有关。社会资金难以顺畅实现资本化，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提供财力支持，也反映了在封闭落后的农业国迈开工业化第一步的艰辛。
而即使募资成功，南通和张謇的事业也面临内在的危机。一是机纱面向的市场是土布织户，它依然属于农村家庭手工业范畴，随着机器大生产对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的碾压，机织终将取代手织。张謇在南通办的厂始终仰赖本地织户市场，一旦织户们的土布销路不畅，大生纱厂就将面临困境，而整个大生资本集团的赢利又高度仰仗纱厂。在这条生产关系的传导链条里，实业发展在全国取得斐然成绩的大生资本集团的荣光，建立在并不稳固的根基之上。
另外，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是在半殖民地的大背景下起步的，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压抑的困境里艰难腾挪。作为工业发展的后发国家，国家的主权并不完整，华商起步比外洋资本更为困难，更谈不上享受本国政府对本国产业的相关保护政策。国内市场还因战争、割据等诸多阻隔，分散而破碎。随着全国范围内的战争爆发，这些近代早期区域工业化的先驱和努力注定以令人遗憾的结尾收场。
筹资不易，生存艰难
1895年年底，张謇初步设定，南通本地和上海各3人，共同组成“通沪六董”，是为大生纱厂的股东。张謇是筹办者，但他毕竟是读书人，财力有限，并不在这6人股东之中。第二年，纱厂的规模和需募资金也逐渐有了明细：纱厂为商办，厂址在通州城西唐家闸，规模为先办纱机2万锭，招股60万两。
一开始，南通本地的股东颇为积极，但上海的商人十分怠慢，迟迟未见资金。为此，张謇到上海周旋，3位上海股东中有2位买办商人就此退出了股东阵营。张謇于是又推荐南通本地的木材和典当行的2位商人加入。由此，南通本地商人成了主导。但由于本地商人集资不足，仅靠商人的力量，难以支撑大生纱厂的建设。
此时，状元的身份开始发挥作用。张謇在官场的社会资源积累派上了用场。他转而向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寻求帮助。商办计划此时已经搁浅，寻求来自官府的资金成了纱厂唯一的希望。
张之洞此前在湖广总督任上曾有兴办纱厂的念头，因此购买过一批纱锭放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由于资金缺乏，这批纱锭在码头生锈，两三年无人过问。上海商务局因此与张謇议定，官机作价50万两为纱厂股金，张謇另行募资50万两，纱厂改为官商合办。
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商人对官府有颇多顾虑，纱厂的股东中也不乏有人担心官方干预过多，因此极力反对官商合办。经过张謇的多方协调，1897年8月，纱厂又改为“绅领商办”。具体来说，作价50万两的官机对半平分，由盛宣怀和张謇分别募资，每人筹资25万两，纱厂即可开机。在绅领商办的安排下，官府对纱厂的支配权降低，官机的折股只能每年到期领取“官利”，不能干涉企业经营。这也打消了入股股东对官府的疑虑，提高了他们参与大生纱厂筹资的积极性。
1898年年初，大生纱厂的基础工程建设开始，由于缺乏资金，厂房建设进展缓慢。到秋天才算基本建成，机器安装过半。要投入生产，还需要原材料和日常成本开支。为此，张謇又去向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和东南各地地方大员求助，但支持者不多。为维系纱厂运转，用于生产的棉花也被卖掉以应付日常开销。
到1899年5月，大生纱厂终于正式投产。但此时资金缺乏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纱厂的主导者们决心最后一搏——一边买棉花，一边卖纱，用卖纱的钱购买原材料，到完全无力开机时，就关闭工厂，彻底放弃。“定计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纺纱，则停车而闭厂，以还股东。”大生纱厂运气不错，当地市场对机纱需求量极大，加上当年机纱涨价，很快大生纱厂就站稳了脚跟。
在南通筹建纱厂的过程如此一波三折，这生动地体现了在这片国土上创新求变者的困境。张謇在日记里写过自己为纱厂募资的艰难，“凡以纱厂集股告人者，非微笑不答，则掩耳而走”。集资办厂对于19世纪南通的普通商贾而言是彻底的新鲜事，许多人并不了解集资与借贷的区别，当地一些农户听到办工厂，甚至谣传“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这就是19世纪中国的现实，兴土木、建铁路、办工厂，都可能以破坏风水的名义被阻挠叫停。
因而，南通工业发展最初的资本积累全赖主事者个人社会资源变现。张謇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网，成了南通工业化得以实施的前提和背景。从这里我们也能理解，为何中国最初的实业家们都与封建旧制度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时，只有这些人才具备兴办实业的客观条件。
学者伍贻业对这种时代特征有过很精炼的总结，新的正在萌蘖，旧的并没有立即消逝，张謇在“新与旧的激烈冲突下，负荷着传统，勇敢地正视着变化中的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先有张謇，后有南通工业”，毫不为过。
从“一荣俱荣”到“一损俱损”
大生纱厂开机半年后，纱厂账面上居然有26850两盈余，2年后盈利一路飙升，纱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1899年纱厂开机时只有2万纱锭，到1905年增加到6.06万锭。盈利能力也颇为可观，从纱厂开机到1916年，股东得余利273万两。这样的成绩在当时的中国颇为可观。
一组对比数据能反映大生纱厂取得的成绩有多惊人。经济学者严中平曾考察1896-1910年创办的19家华商纱厂，在中外棉纺织工业的竞争中，大生纱厂是唯一的幸存者。“我们找遍上述十九家纱厂，发现未经改组、出租、出卖而能继续增机增资者，只有南通大生纱厂一家，其余18家莫不曾经失败易主。”
近代民族工业在西方列强冲击、本土营商环境和资本主义发展土壤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事实上处于九死一生的处境。历史学者章开沅称：“这是一场对抗双方实力悬殊的‘悍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之际，民族工业有了短暂喘息之机，大生纱厂也是在这段时间快速扩大规模的。到1921年时，大生纱厂的2家分厂历年累计纯利总额为1662万两，其中有2/3是在一战期间取得的。
纱厂生产进展顺利后，作为棉纺配套产业的相关工业也纳入了规划。例如，面粉厂利用大生多余的动力来研磨面粉，既为纱厂提供浆纱的原料，同时也能便利百姓生活；纱厂的下脚料则作为油厂的原料，油厂的废料油渣作为皂厂的原料，纸厂则利用纱厂下脚飞花造包纱纸。
通过工业化的推进，大生纺织企业形成了一个以机纱为中心的工业集团。它带动了当地工业企业类型的多样化，当地的经济也围绕着棉纺的前后经济领域得到发展，植棉、纺纱、手织互相促进。1915年时，南通县（今南通市通州区）农民已经将70%的稻田改种了棉花，南通本地的土布销量从大生纱厂开车前的每年约10万件发展到1904年突破15万件。
在高度依赖土布销量的供需关系里，土布销售情况直接关系到大生纱厂的纱价，因此大生的企业经营也颇为关注南通土布的销售情况，甚至包括千里之外的东北布市价格。在大生系统档案中记载了不少布价与纱价关联的条目，如“纱市关系于布，布畅销则纱销旺”等。一旦外销的土布市场萎缩，清末民初的南通普通民众的收入无力消费本地生产的土布，自然也撑不起旺盛的机纱市场。经济史学者林刚因此将这种市场关系称为从“一荣俱荣”到1922年后变成“一损俱损”。
东北的土布市场萎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时局变动、政局不稳、日本侵略者的经济入侵和军阀混战等。日本从20世纪初就觊觎东北市场，一战后它加深了对东北的控制，20世纪20年代它在东北的势力进一步扩张。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东北华北大片地区被卷入战火，大大影响了从东南运去的土布销量。大生纱厂经营状况也急转直下，很快就负债累累。1925年，为维系营生，大生被债权人上海银行团接管。张謇和南通商贾丧失了对它的掌控权。
大生易主并不代表南通工业化进程的停滞，但土布市场的萎缩意味着大生纱厂得以发家的邻近棉产地和纱销地优势逐渐丧失。在机器大生产的步步紧逼下，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的顽强性终有限度。尤其是在国家主权沦丧、列强凭陵的境况下，民族工业终将从“悍战”陷入“鏖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近代的民族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更是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