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关乎国运

大庆的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里挂着一幅油画。1959年，王进喜作为玉门油田代表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观礼。他路过北京五四大街沙滩路口时看到路边公交车的大包袱，颇为好奇。身旁有人告诉他，灰黑色的大包袱是煤气包，因为国家缺油，公交车只能烧煤做燃料。

王进喜听闻后，一种使命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当场洒下热泪，发下宏愿，要为国找油，改变中国缺油的现状。有人将这幅画里的故事称为“铁人”前传，在讲述大庆油田创业史时，它会再三被提及。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中国人对建设属于人民自己的国家的蓬勃热望。

但若将视线拉回到60年前，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也许我们就能理解“为国找油”意味着什么——它与石油在工业和国防里的重要性息息相关，也因为中国自身羸弱的石油工业基础和“贫油国”的身份，还在于西方石油巨头因“冷战”对华禁运，中国又与当时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苏联关系日渐恶化。

工业需要热效率更高的能量

意大利经济学者莱昂纳尔多在《石油的世纪》中认为，1910年，美国的汽油销售量超过其他照明用油的销售量，宣告了石油“能源时代”的到来。石油作为最重要能源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依赖内燃机的改良和大范围应用。

在内燃机大规模应用之前，石油只是作为一种廉价好用的照明原料和建筑黏合剂，以及因医药等方面的用途而被零星应用。19世纪后期，主要工业国纷纷出现改进内燃发动机，并设计出现代汽车。轮船和大舰艇也开始安装新内燃机。随着汽车和现代交通业的发展，工业界都在寻找热效率更高的石化产品。

石油在当时之所以能快速作为工业燃料崛起，在于它具有以下优点：第一，热效率高。它能让内燃机运行更久，自我补给能力更好。在轮船上应用石脑油（一种石油产品）可使航行距离比相同数量的煤远50%，这意味着同等热量所耗费的石油相比煤炭占用更少的空间，耗费更少的人力。以煤为动力的轮船，3/4的船员都在搬煤或操纵与之相关的机器设备。第二，方便补给。使用石油作为燃料，轮船可以在航行中加油；若装煤的话，则需要在有一定装卸设施的港口才能靠岸补给。第三，方便运输。

这种热效率差距在当代有更为精确的衡量：1千克煤可以产生2500万焦的能量，而1千克的石油可以产生4000万～5000万焦的能量。更高的能量密度使石油成为交通工具的首选燃料。

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已经意识到这种战略能源的重要性。“如果得不到石油，我们就得不到粮食，得不到棉花，也得不到维持英国经济繁荣所必需的很多物品。”1913年，英国时任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游说国会同意政府投入资金控股濒临破产的BP石油（英国石油公司）时说。

这在当时当然有夸大的嫌疑，但两次世界大战加深了人们对石油的认识。石油及其生产提炼的各类产品如石脑油、柴油等，在战争期间保障了军队、物资和武器的输送。对石油这一战略资源的争夺，甚至左右了时局和大国的选择。

20世纪30年代，日本93%的石油依靠进口，其中八成来自美国。为了保证能源供应，日本陆军看中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海军则看中了生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群岛，这些地方也因此成了二战中日本的主要攻占目标。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偷袭珍珠港事件，就是日本为保护海上石油运输航线的一场豪赌。

最终，人们发现，在工业文明时代，只有取得足够充足的石油资源才能维持工业的繁荣和高度机械化的战争。

中国石油工业起点极低

中国的石油工业起步不算晚。1907年陕西延长成功钻探的第一口工业油井，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开端。之后，中国在新疆独山子、甘肃玉门等地开采石油并炼制少量成品油。但当时中国的石油工业规模极小。1907-1949年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累计石油产量仅278万吨。

中国是个“贫油国”的观点在国内外普遍流行。新中国成立之前，石油消费几乎完全依靠进口，主要来源地是美、英等西方国家；解放区也从苏联进口过少量的成品油，1946年为400吨，1947年增到10900吨，1948年为58700吨。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立即大力发展石油工业。1955年“一五”计划编订时，主持编订工作的陈云高度重视石油工业，把石油与农业、交通运输并列为“一五”计划发展的三大重点。国家投入大量人员在油田勘探上，但“一五”计划结束时，石油部是国家各个工业部门中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部门。

20世纪50年代，中国自己的石油生产主要依赖玉门油田和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玉门油田是中国最早投入规模开发的油田，1949年，这里的天然原油产量为6.9万吨，却占了当年全国天然原油产量的98%。经过10年的恢复建设，到1959年，玉门油田的产量提高了十几倍，为93.64万吨。克拉玛依油田在1955年被发现，1956年投产时年产量仅1.6万吨，到1960年，年产量为163.9万吨。这时，中国自己的天然石油自给率仅四成，需要进口大量石油满足经济恢复和国家安全需求。

严峻的国际环境与急剧上升的需求

中国对国内石油工业的重视，还与当时面临的严峻国际生存环境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冷战”思维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部分，“遏制中国”及隔离共产主义在远东扩张等主张在美国甚嚣尘上，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中国上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同年9月15日，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登陆仁川。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家认为，要遏制中国，削弱中国的战争能力，控制对华石油供应是重要的手段和工具。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石油禁运，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遭受的第一次石油禁运。此前在华经营多年的美孚、亚细亚和德士古三大石油公司彻底切断了对华石油供应。

抗美援朝战争和工业发展计划让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大增。20世纪50年代形成过两次石油进口高峰，第一次是1950-1953年，当时正值国民经济恢复和抗美援朝期间，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军事行动导致国家对石油需求急剧上升。第二次是1955-1957年，此时正值“一五”计划建设期间，重工业投入运转，迫切需要石油。现实的需求和中国自身具备的生产能力之间存在不小的缺口。

整个20世纪50年代，由于西方禁运，中国的石油缺口主要依赖苏联的供应来维系运转。1962年之前的大多数时间里，苏联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70%。而在1960年，由于多方面原因，苏联单方面撤走了所有的对华援助。

与最大石油进口对象之间的关系破裂，让中国的石油供应面临巨大的危险。石油越来越成为制约一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危的核心战略资源。

正如北京公交车顶的那个黑色大包袱一样，缺乏石油资源，如同一朵巨大的乌云，笼罩在工业基础羸弱、成立不过10年的新中国的上空。

“为国找油”在当时是口号，也是地质和石油工作者们的实际行动。1957年石油部勘探工作会议就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在塔里木、吐鲁番、黔桂、松辽、六盘山5个地区安排工作力量，进行区域勘探，寻找油田。

数以万计的地质专业师生和勘察队如同蚂蚁雄兵，散入苍茫的西北戈壁和白山黑水间。他们心之所向，全是石油。

王进喜还不知道，在他1959年国庆观礼时洒下热泪后不到1个月，距离北京1024公里的中国东北松辽盆地，一个叫大同的小镇被黑龙江省委改了一个名字——大庆，庆祝这年国庆节的前几天，一口叫“松基3”的油井成功喷出了工业油流。

这是大庆油田发现之前的故事，中国石油工业历史中轰轰烈烈的大庆时代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