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诸子之末到史书之余

“小说”一词在南朝梁武帝时期，在原有“小道之说”的内涵之外，又衍生出“野史传说”的义项，这是从殷芸编辑《小说》发轫的。^[83]刘知几《史通·杂说中》云：“刘敬昇《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致梁武帝令殷芸编诸《小说》。”^[84]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称：“案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时事，凡此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此《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也。”^[85]殷芸奉梁武帝之命，将《通史》所不取的“不经之说”汇编成书，取名“小说”。

“小说”本义是“小道之说”，是论说“小道”的说理性文字，而殷芸所编素材大部分应该是正史（《通史》）所不取的野史传说等叙述性文字，性质本来不同，那么殷芸为何要“张冠李戴”呢？可能两者有共同性，《汉志》云“小说”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小道之说”，这与“不经之说”的野史传说，虽有说理性文字与叙述性文字的区别，但在“非正统”“非主流”“不经”这一点上若合符契，故而殷芸大胆借用“小说”一词以名其书，从而赋予“小说”一词以新的内涵，使该词衍生出新的义项。

借用“小说”一词指称正史之外的野史、传说，殷芸开创的这个先例得到了唐人的积极响应。李延寿《北史》卷一○○《序传》云：“然北朝自魏以还，南朝从宋以降，运行迭变，时俗污隆，代有载笔，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86]其中的“小说短书”当指北魏、刘宋以降“互陈见闻”的杂史、杂传之书。刘知几《史通·杂述》云：“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87]将“偏记小说”列入史氏之流，且与“正史”相对，可见刘氏视“偏记小说”为正史之外的史书类著述。刘餗《隋唐嘉话自序》云：“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88]此处“小说”显然指“不足备之大典（正史）”的野史传说。从上述例证可知，到唐代以“小说”之名指称正史之外的野史传说已成风习。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人们逐渐将有别于正史的野史传说视为“小说”，应该与这段时期史书的迅猛发展、“正”“野”分流以及史学理论的孕育成熟息息相关。汉末以降，私家撰述蜂起，史籍大量涌现，正如《隋书·经籍志》“杂史”类“小序”所云：“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89]这些史籍良莠不齐，杂史杂传、野史传说错出其间。史学家和学者面对这些纷繁庞杂的史籍，开始进行甄别和清理。他们以“实录”“劝惩”“雅正”等正统的著史之道为准绳，对杂史杂传、野史传说中的穿凿、讹滥、怪诞进行了批评。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批评某些杂史杂传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90]又如《隋书·经籍志》“杂史”类“小序”批评杂史云：“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91]这些批评实际上是将杂史杂传、野史传说与传统正史进行了“正”“野”分流。唐代史学发达，刘知几《史通》的问世标志着史学理论的发展成熟。该书《杂述》篇对有别于正史的偏记小说（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条分缕析，既批评了其中的“琐碎”“丛残”“鄙朴”“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又部分肯定了这些史籍的参考价值。^[92]以刘知几为代表的史学家将杂史杂传、野史传说视为“偏记小说”，带有批评之意，这是在清理门户，但对“小说”而言，却因被借用来鄙称野史传说而得以厕身史书之末。

宋代学者继承了唐人将野史传说视为“小说”的作法，并通过史志目录安排将其定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坦言“遍阅旧史，旁采小说”^[93]，甚而认为“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94]，将小说视为对正史的补充。陆游《老学庵笔记》云：“《隋唐嘉话》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卿，于厅事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时号“崔公望省楼”。’又小说载：御史久次不得为郎者，道过南宫，辄回首望之，俗号‘拗项桥’。如此之类，犹是谤语。”^[95]其中的“小说”也是指有别于正史的野史笔记。宋人所编史志目录中，欧阳修等人所编《新唐书·艺文志》颇可注意。该志将前志归属于杂史杂传的荒诞不经的野史、传说、笔记等大量文章书籍改隶小说类，同时该志小说类也著录了《诫子拾遗》《家范》《猗犴子》等“小道之说”性质的杂书，可见宋人认为“小说”既应包括野史传说，也应包括“小道之说”。只是这两类的比重是前者愈多而蔚为大国、后者渐少而变为附庸。《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的目录安排被后世史家和学者继承，“至此，‘小说’指‘正史之外的野史、传说’成为中国传统文言小说观的主体和主流”^[96]，同时，“将‘小说’视为有别于正史的野史、传说直接促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史之余’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故‘补史’是中国古代小说一个重要的价值功能，也是促成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97]。如明代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直截了当地指出：“小说者，正史之余也。”^[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