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关联

贵族文化、士人文化与乡民文化、市民文化在文化地位上有主文化与亚文化之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61]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某个民族某个时代中的思想文化区分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和“受统治阶级支配的”的思想文化两种层次。后来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提出了“两种民族文化说”：

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62]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思想文化两种层次的论断、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说”，实际上就是根据地位、影响对民族思想文化的二分，这对后来社会学家将文化二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有“导夫先路”之功。

亚文化（subculture，也译作“次文化”、“副文化”）最早由美国芝加哥学派使用于1940年代，指称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等对主导文化和权力的反抗所形成的文化。陶东风、胡疆锋先生主编《亚文化读本》认为：

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的和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亚文化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亚文化具有“抵抗性”。“某些社会群体”遭遇到了某种特殊处境，与更广泛的文化（主导文化和父辈文化）发生了“具体矛盾”，呈现出异端、越轨的倾向；其二，亚文化具有“风格化”特征。亚文化的“抵抗”釆取的不是激烈和极端的方式，而是较为温和的“协商”，主要体现在审美领域、休闲、消费等领域，是“富有意味和不拘一格的”；其三，亚文化具有“边缘性”。与“更广泛的文化”相比，亚文化的主体多处在边缘、弱势以及“地下”等“特殊地位”。^[63]

可见“亚文化”是社会学领域和当代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后来学者借此话语用于更为广泛的、贯通古今的文化研究领域，并形成“主文化”（又称“核心文化”、“主体文化”）与“亚文化”（“次文化”、“副文化”）的文化二分框架。所谓“主文化”，“即一种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成分，它是核心文化价值或文化核心在社会文化中的层面体现……核心文化形成一种文化的主导生活方式，并体现出该文化的本质特征，它对环境的动态适应程度，通常是解释该文化系统兴衰变迁的主要依据；同时，它控制调度各亚文化成分的强弱程度，也是观察该文化系统运行状态的重要参照”。所谓“亚文化”，指“群体文化（尤指民族文化）中与主文化具有价值歧异并居于从属地位的各种文化成分……一般说来，群体文化的各种亚文化都是其主体文化的必要补充，在主文化功能不及、甚或起副作用的场合中扮演着丰富生活、转换心理、协调冲突、反抗传统、弥补欠缺等功能角色。既有与主文化相对立的一面，又有与主文化相统一的一面。亚文化可能是群内萌生的新文化成分，或比较陈旧的传统文化成分，也可能是来自群外的异文化成分。亚文化体现出群体文化的多元性，一种文化所具有的亚文化成分越多、与主文化的关系越融洽，则该文化就越有活力，发展前途越大”。^[64]“亚文化”体系中，与主文化极端矛盾的亚文化，学界又称为“反文化”（counterculture或contraculture）。^[65]主文化、亚文化或者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的分析框架，现已广泛运用于文化研究领域。^[66]按照这个分析框架，士人文化应属主文化，乡民文化、市民文化则属亚文化，主文化、亚文化的分析框架可以适用于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关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