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祖明皇帝上之上

太和元年(公元227年)

1　吴国解烦督(刘备从白帝东征吴国，孙权见兵力短缺，派胡综在诸县征兵，得六千人，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番号“解烦”，大概是解除烦恼的意思)胡综、鄱阳太守周鲂进击彭绮，将他生擒。

当初，彭绮自称举义兵，为魏讨吴，朝廷会议，都认为应该借此伐吴，必有所克。皇帝问中书令、太原人孙资意见。孙资说：“鄱阳地方势力前后数次起义，但是人数不多、谋略浅陋，很快就败散了。之前文皇帝(曹丕)曾经密论东吴形势，说起我们在洞浦杀敌万人，缴获船舰千艘，但是数日之间，他们的人和船又冒出来了；我们围困江陵数月，孙权只剩数百上千士兵守东门，但是他并没有土崩瓦解。这说明他们的法令制度已上正轨，上下能够维系。以此推想彭绮，恐怕他也成不了孙权的腹心大患。”到这时候，彭绮果然败亡。

2　二月，立文昭皇后(明帝生母甄夫人)陵寝于邺城。王朗前往视察园陵，见百姓多贫困，而皇帝却营修宫室，上疏进谏说：“当初大禹想拯救天下之大患，所以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勾践想开疆拓土，也节俭自己和家属，以供国用；汉朝的文帝、景帝，想扩大祖业，所以一百金的高台也舍不得花钱建，衣服只穿黑色丝绸；霍去病只是一个中等才干的将领，也知道匈奴未灭，就不置第宅。如果志存高远，就要放弃眼前的享受；如果有事于外，就要节俭于内。如今建始殿之前，足以用于朝会；崇华殿之后，足以容纳后宫姬妾；华林园、天渊池，足以展开游宴。我建议可以先修筑高台观阙，建起城垣，其他工程等丰年再开工，现在专心勤耕务农，讲武练兵，等人民富庶，兵力强大，敌人自然臣服。”

3　三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派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留在丞相府主事。临出发前，上疏说：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这正是危急存亡之际。但是，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都是追思先帝的恩遇，希望报恩于陛下啊!陛下正应当开张圣听，以光大先帝之遗德，恢弘志士之气，而不宜妄自菲薄，引用跟事实不符的比喻，来阻塞忠良的谏劝。

“宫廷和丞相府，俱为一体，赏罚、奖惩、升迁、罢黜，应该是一个标准，如果有作奸犯科，或者忠诚向善的，都应该交给有司，论定对他的刑罚或赏赐，以昭明陛下公平洞明之理，而不应该有所偏私，让宫内和外府标准不一。

“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都是善良忠实之人，考虑问题，忠贞纯一，所以先帝选拔他们出来，留给陛下任用。我认为，宫中之事，无论大小，陛下都可以咨询他们的意见，然后施行，一定能弥补缺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品行端正，通晓军事，当年试用，先帝也称赞他的才能，所以大家一致推举向宠为都督。我认为，军中之事，都咨询他的意见，一定能使将士团结和睦，优劣各得其所。

“亲贤臣，远小人，这是先汉之所以兴隆；亲小人，远贤臣，则是后汉之所以倾覆。先帝在世时，每每与臣论及此事，无不叹息痛恨桓帝、灵帝。侍中、尚书、长史、参军，都是端正忠良、能死节之臣，愿陛下能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则汉室之隆，可以计日而待。

“我本是布衣百姓，躬耕于南阳，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并没有想要结交诸侯，闻名天下。先帝不认为我出身卑贱，他委屈自己，三顾茅庐，向我咨询天下大势。我由此感激，于是许诺先帝，为他驱驰。后来遭逢兵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至今已经二十一年。先帝知道我行事谨慎，所以临终之前，又把大事托付给我。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就担心先帝托付的事没有办好，伤害了先帝识人之明。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甲兵也已充足，正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竭我所能，攘除奸凶，兴复汉室，回归旧都，这是我报效先帝、忠于陛下的职责本分。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希望陛下将讨贼兴复的责任交给我，如果不能成功，就治我的罪以告先帝之灵；如果郭攸之、费祎、董允等疏忽失职，就问责他们，显明他们的罪过。陛下自己也应该为自己考虑，咨访善道，察纳善言，多想想先帝的遗诏，能够如此，则我已受恩，不胜感激!如今我将远离，面对奏章，涕泣流泪，不知所言!”

诸葛亮于是率大军出发，进驻沔水北岸阳平关石马城。

诸葛亮延聘广汉太守姚伷为掾，姚伷推荐了一批文武官员。诸葛亮称赞他说：“最大的忠诚，就是能为国家举荐人才。通常举荐人才的人，都受自己的擅长和偏好所局限，而姚掾举荐的人，刚柔文武都有，可以说是博雅了。希望各位掾官，都能以姚掾为榜样，以符合我的期望。”

皇帝曹叡听说诸葛亮在汉中，想发兵攻击，咨询散骑常侍孙资意见，孙资说：“当年武皇帝(曹操)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陷入危境，后来侥幸成功，还亲自前往救出夏侯渊部队。武皇帝数次说：‘南郑简直是天狱!而中间的斜谷道简直就是五百里石穴!’这是说地形之险，对能救出夏侯渊喜出望外。又，武皇帝圣于用兵，但是，对蜀贼棲于山崖，吴虏窜于江湖，他都能容忍，避开他们，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这正是所谓见到胜机才出战、没有机会就知难而退的道理。今天我们如果进军南郑讨伐诸葛亮，道路险阻，计算一下所需兵力巨大，及粮食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制吴军水贼的十五六万人，也要调往南郑前线，除此之外，恐怕还需要征调新兵和物资，天下骚动，费力广大，这是陛下要深思的。战争这件事，进攻方需要投入的力量，至少是防守方的三倍，我们不如就以现有的部队，分别命大将据守险要地形，足以让敌人打不进来，疆场清净无事，将士们高卧帐中，百姓平安无事。数年之间，中原越来越强盛，吴、蜀二虏自己就垮台了。”

曹叡于是停止。

【华杉讲透】

孙资一番话，其远见卓识，绝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但却默默无闻于世，这正是《孙子兵法》所说：“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他是大智慧、真智慧，和他比起来，诸葛亮反而是小智慧、假智慧了。诸葛亮北伐，胜算为零，但是他一定要打，只是让百姓无端受苦，士兵白白送命。

《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善战者先让自己修炼成不可被战胜，然后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的时机。不可被战胜，这全在于自己；可以战胜，那得看敌人的情况。不管你是多么善于作战的人，你最多只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做不到一定可以打败敌人。所以，胜利可以预知，但是不可强求。

这世上只有不败兵法，没有必胜兵法。

这些道理，孙资一清二楚，诸葛亮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要魏国不犯错误，他是完全束手无策，最后的局面，就是按孙资的计划来发展的。

《孙子兵法》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善战者都是只打容易的仗，看见难打的仗，他就避开不打，所以他没有什么智勇的名声。他的仗也没有什么精彩可观之处，没什么特别。因为他所战胜的，都是自己已经败掉的敌人。善战者，只管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就是等待，等敌人自己败。但是，当敌人露出败象的时候，他不会错过机会。所以，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是胜中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是战中求胜。

诸葛亮就是典型的战中求胜，在兵法上就属于“败兵”。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把自己国家搞好，军队训练好，什么时候完成统一大业呢？等不费力气就可以完成的时候再做。

以上内容，都出自《孙子兵法》第四篇——《军形》篇。所以，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都是在重复《军形》篇告诫绝对不要做的事，为什么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还是人性的弱点——一厢情愿的侥幸心理——人们相信一些事情，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希望那是真的而已。

4　当初，文帝曹丕废除五铢钱，让大家以谷物和布帛来交易，民间造假的越来越多，在谷物里洒水，布帛越织越薄，虽然处以严刑，还是不能禁止。司马芝等举朝大议，认为：“用钱不仅可以让国家富足，而且可以减少刑罚，不如还是恢复五铢钱。”夏，四月，恢复使用五铢钱。

【华杉讲透】

这一段司马光写得简单，实际上背后是非常重大的社会事件。人们说中国历史是帝王将相史，就是因为其不重视制度变革和人民生活，只写战争和权斗。关心制度演化的读者，可以读杜佑的《通典》， 200卷详细的典章制度史，其中对五铢钱的取消和恢复的朝议，都有会议记录。说起来很搞笑，取消的时候，大臣们说，只有穿衣吃饭是重要的，金银珠宝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只是激发欲望，祸国殃民，钱币更是万恶之源，所以要取缔货币，用实物交换，则民心淳朴、天下太平。于是取缔货币，规定购物一律使用谷物和布帛，结果呢，谷物因为是按重量算价值，人们就往里面洒水，把它弄湿，那很快就发霉了；布帛因为是按长度算价值，人们就专门织一种拿去买东西的丝绸，非常疏薄，做不了衣服，估计只能做蚊帐。携带不便也就罢了，还造成大量破坏和浪费。搞了几年，搞不下去，这年又恢复五铢钱了。

很多政策就是这样，朝廷心血来潮，民间群魔乱舞。

5　四月十九日，开始在洛阳营建宗庙。

6　六月，任命司马懿都督荆州、豫州军事，率所部驻扎在宛县。

7　冬，十二月，立贵嫔、河内人毛氏为皇后。当初，皇帝为平原王的时候，娶河内人虞氏为妃，等到即位之后，虞氏却未能顺理成章为皇后，太皇太后卞氏安慰她，虞氏说：“曹氏历来就喜欢立地位低贱的，不能按规矩来。但是，皇后主理内事，皇帝听取外政，内外之道，是相辅相成，不能善始，就不能善终，恐怕就会因此亡国丧祀!”虞氏由此被逐回邺城王宫。

【华杉讲透】

这一段，大有深意，涉及寒门与门阀的斗争。曹操不拘一格用人才，代表寒门，本身就触动了门阀的尊严和利益。天下大乱之时，斯文扫地，门阀和曹氏还能合作。国家初定之后，他们就希望恢复社会的尊卑秩序。虞氏说：“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立“贱人”，用“贱人”，不仅在后宫，也在朝廷，在政府，在军队，曹氏都不能“以义举”，不守以前的规矩。那么，司马氏就要恢复他们的“义举”了。

还有一个内情，卞氏好心安慰虞氏，虞氏一席话，却一竿子把卞氏也打了，因为卞氏是倡家出身，歌舞伎，被曹操纳为小妾，后来扶正；曹丕的皇后郭氏，也不是正室。虞氏实际上暴露了内心对卞氏、郭氏的鄙视，这种鄙视，不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鄙视，而是一个社会集团对另一个社会集团的鄙视。她仅仅被逐回邺城，这是曹叡没有从政治根本的高度来看这件事，性格也没有曹丕那么凶狠。不够狠，就压不住这些门阀势力了。

8　当初，太祖曹操、世祖曹丕都曾经商议恢复肉刑，但是因为正在战争时期，没有实行。曹叡即位之后，太傅钟繇上言：“应该恢复孝景皇帝当年的法令，斩首的，如果要求以砍右脚代替，可以批准；其他黥刑、劓刑、砍左脚和宫刑等，可以像孝文皇帝时期一样改为鞭笞和苦役，这样一年可以让三千人得以活命。”

皇帝下诏，让公卿们商议，司徒王朗认为：“废除肉刑，已经一百年了，如今又恢复，恐怕人民对减刑的好处还没有看见，恢复肉刑的消息已经传到敌人耳朵，这不是怀柔吸引远方百姓的办法。如今可以将钟繇所说可以减刑的死罪，直接减为苦役，如果嫌苦役处罚太轻，处五年的可以加倍为十年。这样，内有减刑活命之恩，外无以砍脚代替脚镣的骇人听闻之议。”

参加讨论的有上百人，大多同意王朗的意见。皇帝认为吴、蜀未平，再将此事搁置。

9　这一年，吴国昭武将军韩当去世，其子韩综淫乱不轨，惧怕被治罪，闰月，带领其家属、部曲来投奔魏国。

10　当初，孟达为文帝曹丕宠信，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等到曹丕去世，桓阶、夏侯尚也死了，孟达心中不能自安。诸葛亮听说，就联系引诱他。孟达和诸葛亮几次通信，秘密答应回归蜀汉。孟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矛盾，申仪秘密上表告发。孟达收到消息，感到惶惧，准备举兵反叛，司马懿写信安慰他，孟达犹豫未决，而司马懿已经秘密出兵进讨。诸将都说：“孟达与吴、蜀交通，应观望而后动。”司马懿说：“孟达没有信义，他现在正是犹疑不定的时候，我们应该赶在他决断之前把他解决。”于是倍道兼行，八天就到孟达城下。吴、蜀各遣偏将，分别向西城安桥、木阑塞去援救孟达，司马懿也分派诸将挡住他们。当初，孟达给诸葛亮写信说：“宛城距洛阳八百里，距我一千二百里，司马懿听到我举事的消息，当上报天子，再奉旨出征，如此反复，一个月时间过去了，我城池已固，各军备战妥当。而且我所在之处，深远险要，司马懿一定不会亲自来。若其他将领来，我毫不担心。”等到司马懿兵到，孟达又写信给诸葛亮说：“我举事八天，就兵临城下，何其神速!”

【华杉讲透】

《孙子兵法》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这句话其实是在说，不要指望敌人肯定不会来，而是他们来了我也有准备。孟达一句“司马公必不自来”，有什么依据呢？依据只是他不希望司马懿来而已。这是人性的弱点，对自己无法应对的最坏的情况，他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不至于”，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偷懒，不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