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FOREWORD

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了解另一种文化也是很困难的。正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你需要坚强的意志，面对各种纷扰不安，仍然能够辨别个中差异。这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充满手足情谊的世界，表象之下，世界多元。每个人有各自特有的兴趣、历史和经历，看世界便拥有了不同的视角。对个人来说如此，对国家而言同样适用，否则就太奇怪了。最重要的是，鲁思·本尼迪克特将对其他文化的研究称为“某种宽容”——此处的宽容指的是她审视的其他观点，即使有悖于我们的价值观念，也仍然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狂热的爱国者不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文化学者。

想要在残酷的冲突中了解敌人，需要一种非同寻常的宽容。这种宽容在任何时期都需要，因为只有客观评价敌人的优劣，我们的研究才有作用。1944年6月，鲁思·本尼迪克特任职于美国政府，撰写了一份日本文化分析报告。要证实美国人对这个依旧遥远而陌生的民族存在偏见，将会轻而易举，但却毫无价值。

这些偏见在战争时期，就已经充分迎合了宣传的需求——日本人天生就是狂热分子，奸诈又野蛮。他们就是猿人、野蛮人、老鼠、疯狗或者疯狂的武士，就好像准备杀人的同时随时准备自杀。想要驯服这个残暴的民族，正如《悉尼每日电讯报》在1945年所说的：“我们需要跨越2000年的一种落后的思维认知，拨开我们的文明所创造的技术知识的面纱，蕴藏其下的是和野蛮人一样凶狠的人群，他们用棍棒战斗，并深信打雷是神的声音。”

本尼迪克特不得不透过那些荒谬的理论来完成一份报告，使盟军领导人能够准确地预测出日本人将会怎样行动：是投降，还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如何结束战争；如何处置天皇；日本在盟军占领下会发生什么等。即便是对曾在日本居住多年的专家而言，在1944年写下这种论述也是非常困难的。而本尼迪克特，正如她自己所言，她既不是专家，也从未去过日本，她完成这份报告只能借力于书面材料——从有关学术书籍到日本小说译本的任何材料——还包括电影，以及同日裔美国人的访谈。

然而，成为一名专家未必是一种优势。专家有时会有相当固执的想法，不愿意让新的思路打破他们专业知识的舒适圈。例如，约瑟夫·格鲁[1]是一位资深日本专家，在太平洋战争前，他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他深信日本人本质上是非理性的，绝不会转向民主政府。鲁思·本尼迪克特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她坚决反对对民族文化的歧视，在研究中保持着头脑的开放。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对传统文化人类学的一种假说，即“民族性格”的存在。现在，它并不是一种流行的概念。有关种族和民族的伪科学理论已经腐蚀了集体特征的“同质化”。理论家更倾向于强调“混杂性”或民族多元文化，而不是从单一的文化认同去思考。与此同时，我们还受困于自身的文化认同。事实上，或许由于生活在多元文化社会的不确定性，我们被卷入全球经济之中，已经无法满足自我。关于民族英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历史的书籍在各处立即畅销起来。

国家的固执己见，恰恰与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研究背道而驰。这种自我陶醉，只会使研究寸步难行。她确实对异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问题在于异国文化的轮廓和特征，是否如她所想的那般清晰。

我曾对政治事件的文化阐释持怀疑态度。过去也对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名的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间的差异性表示怀疑。文化分析的危险性在于，它认为世界是静止不变、始终如一的。鲁思·本尼迪克特非常清楚这种危害。但是，虽然承认许多变化随着时间流逝会对民族和文化产生影响，她仍固执地深信某些形式的影响。就如同她讲述英语语言的发展，只是因为他们“太过自我，以至于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和语气表达”。

那么，日本人的“自我”又是什么样的？再次读到鲁思·本尼迪克特这本书的时候，我对她巧妙的研究方法印象深刻。当她讨论罪与耻之间的差异时，她并没有标明绝对的标准，只是着重强调，每个日本人既知道罪也知道耻，但是日本社会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对道德准则绝对重视，他们更注重“得体行为的外在认可”。

她强调，日本人对他人的看法异常敏感。耻源于未能履行社会义务。日本人会因为被注意到的罪行而产生负罪感。耻感与他们的观察密不可分。

关于日本人迫于压力的种种行为的描述也非常形象，就像她亲自看到过这些情形一样——出于对母亲的顺从，孝子无视爱妻的要求；留学美国的女学生因受恩于同学而万分苦恼，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偿还，来回报他们的恩。

由于研究任务的特殊性，她的工作困难重重。单单观察和分析日本的民族特性是不够的，本尼迪克特还需要帮助美国政府预测日本未来将有何行动。按照美国人的计划，他们将以更加自由民主的路线重建日本。因此，他们需要了解日本对于战败和天皇角色的转变，以及美国占领者的政治监控会作何反应。让盟军倍感困惑的是，一个发誓会死战到底、不共戴天的死敌，会变得温顺甚至友好，转变之迅速让人惊讶。

本尼迪克特认为，这源于日本人对天皇——日本人的根本来源——深深的责任感。人们愿意为他赴死；但是，当天皇用他那颤抖的、勉强能听见的声音命令他们“忍受无法忍受的”投降，建立一个崭新的和平的日本时，他们会立即服从。日本天皇的神圣常常被西方人误解。通常的猜想是，日本人信仰天皇就类似于西方人信仰上帝。本尼迪克特非常清楚地指出，日本人并未觉得人神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万事万物都被授予神圣的光环：岩石、山脉和河流，也包括死去的人。天皇作为国家等级制度的最顶层，代表着国家的一种宗教思想。你不是因为笃信天皇是一个神而尊奉这种想法，而只因为你是日本人，才对他绝对服从。

在1945年，多数日本人就是这样的，之后就不再如此了。本尼迪克特未能预知民众态度的快速转变。她将对天皇的忠诚视为日本人的重要特性之一，并且记录下来，似乎这一点不可能改变。然而，其他一些事例表明，她低估了日本人坚持既定路线的执着，例如和平主义。

本尼迪克特的一个主要论述，是关于日本人对生活价值观念的限制条件。由于没有一种一神论的宗教道德上的绝对准则，从道德观到生活目标，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随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一个好战民族可以轻易地转变成和平主义者。战争失败了，日本非但没有被尊为一个军事强国，反而在惨败中受尽屈辱。现在，只有遵循美国大法学家起草的宪法才能禁止发动战争，只有通过和平才能赢回国家的尊严。

本尼迪克特认为这一点也是完全情势化的。只要日本周围和平，日本就会致力于和平主义。但是如果军队强大了，并为战争再次做好了准备，日本会迅速恢复原来的军国主义。然而，她所担心的这一点并未发生。尽管日本从朝鲜战争中获得极大的利益，尽管发生了越南战争，尽管与苏联和中国关系紧张，尽管美国不断对日本施压，要求其重新武装并发挥军事作用，但大多数日本人仍然坚持他们的和平主义的理想。这一点也许会适时改变，但远非本尼迪克特所预测的那么快速。

这不是批判，因为人类学家不是预言家。她无法知道这本书完成多年以后会发生什么。1945年至今，日本发生了很多改变。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恐怕很难遵从本尼迪克特书中所描述的“民族性格”的某些方面。忠于天皇、孝敬父母以及唯恐不能偿还人情债，这一切在重视技术、专注自我的时代，早已落下帷幕。当然，人们依旧欣然阅读《菊与刀》，因为这是一部经典之作。

谓之经典，是因其知识性和风格的独特。本尼迪克特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她并没有呆板地解释复杂的思想。有人会说，风格是性格的体现。本尼迪克特是一位极具人文主义思想以及慷慨情怀的作家。一本在战争时期筹备的书，对敌人的描述，即便是今天阅读，也不会冒犯日本的读者，即使他或她对本尼迪克特的一些结论持有不同意见。最后，尽管有很多事件改变了日本，日本也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但本书中的很多内容，仍然是真实的。

伊恩·布鲁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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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瑟夫·格鲁（1880—1965年），美国资深外交官，日本问题专家，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译者注

[2]伊恩·布鲁玛（1951—　），荷兰著名文化学者、作家、媒体人及《纽约书评》主编，著有《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罪恶的代价：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创造日本：1853—1964》和《他们为什么恨日本》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