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注第十七

此篇所論，兼自注及注釋兩種，所謂“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及“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者，皆自注也。前者以求文字之簡潔，後者以求網羅之究備也。其裴松之、陸澄、劉昭等作，則注釋他人之書者也。大抵史注有三：一釋文，二補遺，三考異。考異又分兩種：一考事實之異，一考文字之異。考事實之異，如劉氏所謂“孝標善於攻繆”是。考文字之異，如所云陸澄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説”是。然考文字之異，意正在於考事實之異，則二者事雖異而意實同也。考文字之異者，亦稱校勘。釋文者，釋其名物、訓詁，多施之古書，時代相近者罕用。自爲者可謂絶無，以其可解，不煩此也。正史中，惟《史記》、《漢書》之注，屬於此者最多，以其時代遠，所採者又多古書也。後世惟宋子京之《唐書》，文字僻澀，亦宜用之，然此實宋氏之病。又譯語有宜用之者，如《遼》、《金》、《元史》之《國語解》是也。補遺有出於自爲者，蕭大圜等之定榛蕪爲子注是也。有他人爲之者，裴松之之注《三國志》，劉昭之注《續漢書》是也。考異出於自爲者，昔人多即存正文中。如《史記·大宛列傳》贊：“《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其高可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是其一例。後世乃有特著一書者，司馬光之《通鑒考異》，其最著者也。他人爲之者極多，史部考證之書，悉屬此類。考文字同異亦只有他人爲之，而多用之古書。近世之書，則惟施之版本同異、傳寫訛奪之間耳。以其文義易明，材料存者尚多，不待區區求之於此也。

自注之求文字簡潔者，乃文體使然，與叙事之詳略無關係。古人文字，皆有自注。此謂自注之例，始於《漢書》，其實《漢書》乃其格式尚未淆亂者耳。詳見予所撰《章句論》。

“注史與修史異，注古史與注近史尤異。史例貴嚴，史注貴博，注古史者，搜採尤貴完備”，已見《斷限篇》評。裴松之、劉昭雖爲劉氏所譏，然後人得其益實不少也。又劉氏譏裴松之“好採異同”，而“不加刊定”，在當時自爲篤論，然後人讀古史，則正宜多考異同，少下論斷；以古史所存已少，年代又相去久遠，情勢迥殊，難於臆度，貿然武斷，勢必繆誤也。惟在裴氏當時，情形與今大異，所搜採之異同，斷無不能明辨其得失者。乃考辨之語，十無一二；徒勤採獲，而甘苦不分，自不免爲劉氏所譏矣。校勘文字，在時代相近之世，亦爲徒勞，然後人之讀古書，則往往因此而得妙語，亦不能作一概之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