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賦税
中國的賦税，合幾千年的歷史觀之，可以分爲兩大類：其（一）以最大多數的農民所負擔的田税、軍賦、力役爲基本，隨時代變化，而成爲種種形式。自亡清以前，始終看做最重要的賦税。其（二）自此以外的税，最初無有，後來逐漸發生，逐漸擴張，直至最近，才成爲重要部分。
租、税、賦等字樣，在後世看起來，意義無甚區别，古代則不然。漢代的田租，古人稱之爲税，亦即後世所謂田賦。其收取，據孟子説，有貢、助、徹三法。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五十七十當係夏殷頃畝，較周爲小，不然，孟子所説井田之制，就不可通了。又引龍子的話，説“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即是取幾年的平均額，以定一年的税額。樂歲不能多，凶年不能減。所以龍子詆爲惡税。助法，據孟子説：是將一方里之地，分爲九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一方里之地，住居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共耕公田。公田所入，全歸公家；私田所入，亦全歸私家，不再收税。徹則田不分公私，而按畝取其幾分之幾。案貢法當是施之被征服之族的。此時征服之族，與被征服之族，尚未合并爲一，截然是兩個團體。征服之族，只責令被征服之族，每年交納農作品若干。其餘一切，概非所問。此時納税的實係被征服之族之團體，而非其個人。所以有此奇異的制度。至於助、徹，該是平和部族中自有的制度，在田畝自氏族分配於家族時代發生的。參看第二、第五兩章自明。三者的税額，孟子説：“其實皆十一也。”這亦不過以大略言之。助法，照孟子所説，明明是九一，後儒説：公田之中，以二十畝爲廬舍，八家各耕公田十畝，則又是十一分之一。古人言語粗略，計數更不精確，這是不足以爲懷疑孟子的話而加以責難的根據。古代的田制有兩種：一種是平正之地，可用正方形式分畫，是爲井田。一種是崎嶇之地，面積大小，要用算法扯算的，是爲畦田。即圭田。古代征服之族，居於山險之地，其地是不能行井田的，所以孟子替滕文公規畫，還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既説周朝行徹法，又説雖周亦助，也是這個道理。參看第四章自明。
賦所出的，是人徒、車、輦、牛、馬等，以供軍用。今文家説：十井出兵車一乘。《公羊》宣公十年、昭公元年何《注》。古文家據《司馬法》，而《司馬法》又有兩説：一説以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遞加十倍。《周官·小司徒》鄭《注》引。又一説以四井爲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注《論語·學而篇》“道千乘之國”引之，見《小司徒疏》。今文家所説的制度，常較古文家早一時期，説已見前。古文家所説的軍賦，較今文家爲輕，理亦由此。《司馬法》實戰國時書。戰國時國大了，所以分擔的軍賦也輕。
役法，《禮記·王制》説：“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官·均人》説：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小司徒》説：“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之羡。惟田與追胥竭作。”案田與追胥，是地方上固有的事，起徒役則是國家所要求於人民的。地方上固有的事，總是與人民利害相關的，國家所要求於人民的，則利害未必能一致，或且相反。所以法律上不得不分出輕重。然到後來，用兵多而差徭繁，能否盡守此規則，就不可知了。古代當兵亦是役的一種。《王制》説：“五十不從力政，政同征，即兵役外的力役。六十不與服戎。”《周官·鄉大夫》説：“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疏》説七尺是二十歲，六尺是十五歲。六尺是未成年之稱，其説大約是對的。然則後期的徭役，也比前期加重了。
以上是古代普徧的賦税。至於山林川澤之地，則古代是公有的。工業，簡易的人人會做，艱難的由公家設官經營。商業亦是代表部族做的。説已見第五章。既無私有的性質，自然無所謂税。然到後來，也漸漸的有税了。《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古田地字通用，田之外兼數山澤，可見漢世自天子至封君，將山川、園池、市井租税之入，皆作爲私奉養，由來已久。參看第五章。市井租税，即係商税。古代工商業的分别，不甚清楚，其中亦必包含工税。案《孟子》、《王制》，都説“市廛而不税，關譏而不征。”廛是民居區域之稱。古代土地公有，什麽地方可以造屋，什麽地方可以開店，都要得公家允許的，不能亂做。所以《孟子·滕文公上篇》記：“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然則市廛而不税，即係給與開店的地方，而不收其税，這是指後世所謂“住税”而言，在都邑之内。關譏而不征，自然是指後世所謂“過税”而言。然則今文住税、過税俱無。而《周官·司市》，必“凶荒札喪”才“市無征而作布”；造貨幣。《司關》，必凶荒才“無關、門之征”；門謂城門。則住税過税都有了。又《孟子·公孫丑下篇》説：古之爲市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龍即隴字，龍斷，謂隴之斷者。一個人占據了，第二個人，再不能走上去與之並處。罔即今網字。因爲所居者高，所見者遠，遥見主顧來了，可以設法招徠；而人家也容易望見他；自可把市利一網打盡了。這是在鄉趕集的，而亦有税，可見商税的無孔不入了。此等山川、園池、市肆租税，都是由封建時代各地方的有土之君，各自徵收的，所以很缺乏統一性。
賦税的漸增，固由有土者的淫侈，戰爭的不息，然社會進化，政務因之擴張，支出隨之巨大，亦是不可諱的。所以白圭説：“吾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即説：“子之道貉道也。”貉“無城郭、宫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然則賦税的漸增，確亦出於事不獲已。儻使當時的諸侯大夫，能審察情勢，開闢利源。或增設新税，或就舊税之無害於人民者而增加其税額，原亦不足爲病。無如當時的諸侯大夫，多數是不察情勢，不顧人民的能否負擔，而一味横徵暴斂。於是田租則超過十一之額，而且有如魯國的履畝而税，見《春秋》宣公十五年。此因人民不盡力於公田，所以税其私田。井田制度破壞盡了。力役亦加多日數，且不依時令，致妨害人民的生業。此等證據，更其舉不勝舉。無怪乎當時的仁人君子，都要痛心疾首了。然這還不算最惡的税。最惡的税，是一種無名的賦。古書中賦字有兩義：一是上文所述的軍賦，這是正當的。還有一種則是不論什麽東西，都隨時責之於民。所以《管子》説：“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國蓄篇》。輕就是價賤，重就是價貴。在上者需用某物，不管人民的有無，下令責其交納，人民只得求之於市，其物的價格就騰貴，商人就要因此剥削平民了。《管子》又説：以室廡籍，以六畜籍，以田畝籍，以正人籍，以正户籍，籍即是取之之意。以室廡籍，當謂按户攤派。以田畝籍，則按田攤派。正人、正户，當係别於窮困疲羸的人户而言。六畜，謂畜有六畜之家，當較不養者爲富。《山權數》云：“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宫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此以家無孳畜爲貧窮的證據。所以以之爲攤派的標準。其苛細可謂已甚了。古代的封君，就是後世鄉曲的地主。後世鄉曲的地主，還有需要什麽東西，都取之於佃户的，何況古代的封君，兼有政治上的權力呢？無定時、無定物、無定數，這是最惡的税。
秦漢之世，去古未遠，所以古代租税的系統，還覺分明。漢代的田租，就是古代的税，其取之甚輕。高祖時，十五税一。文帝從鼂錯之説，令民入粟拜爵，十三年，遂全除田租。至景帝十年，乃令民半出租，爲三十而税一。後漢初年，嘗行十一之税。天下已定，仍三十而税一。除靈帝曾按畝斂修宫錢外，始終無他横斂。修宫錢只是横斂，實不能算增加田租。可謂輕極了。但古代的田，是没有私租的，漢世則正税之外，還有私租，所以國家之所取雖薄，農民的負擔，仍未見減輕，還只有加重。王莽行王田之制時，詔書説漢時的私租，“厥名三十，實十税五”，則合三十税一的官租，是三十分之十六了。漢代的口錢，亦稱算賦。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錢百二十，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錢，以補車騎馬。見《漢書·高帝紀》四年、《昭帝紀》元鳳四年《注》引如淳説引《漢儀注》。案《周官》太宰九賦，鄭《注》説賦是“口率出泉”。又説：“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泉錢一字。觀此，知漢代的算賦，所謂人出百二十錢以食天子者，乃古代横斂的賦所變。蓋因其取之無定時，無定物，無定數，實在太暴虐了，乃變爲總取錢若干，而其餘一切豁免。這正和五代時的雜征斂，宋世變爲沿納；明時的加派，變爲一條鞭一樣。見下。至於正當的賦，則本是供軍用的，所以武帝又加三錢以補車騎馬。漢代的錢價，遠較後世爲貴，人民對於口錢的負擔，很覺其重。武帝令民生子三歲出口錢，民至於生子不舉。元帝時，貢禹力言之。帝乃令民七歲乃出口錢。見《漢書·禹傳》。役法：《高帝紀》二年《注》引如淳説：《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疇之義爲類。古行世業之法，子弟的職業，恆與父兄相同；所謂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參看階級章。而每一類的人，都有其官長，《國語·周語》：説宣王要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説“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廪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皆可知也。”這即是各官各知其所管的民數的證據。此即所謂疇官。傅之疇官，就是官有名籍，要負這一類中人所應負的義務了。這該是古制，漢代的人民，分類未必如古代之繁，因爲世業之制破壞了。但法律條文，是陳舊的東西，事實雖變，條文未必隨之而變。如淳所引的律文，只看作民年二十三，就役籍有名，該當一切差徭就彀了。景帝二年，令民年二十始傅。又將其提早了三年。役法是徵收人民的勞力的，有役法，則公家舉辦事業，不必要出錢雇工，所以在財政上，也是一筆很大的收入。
財政的規模，既經擴張，自當創設新税。創設新税，自當用間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於農民。此義在先秦時，只有法家最明白。《管子·海王篇》説：要直接向人民加賦，是人人要反對的。然鹽是無人不喫的；鐵器亦不論男女，人人要用，如鍼、釜、耒、耜之類；在鹽鐵上加些微之價，國家所得，已不少了。這是鹽鐵官賣或收税最古的理論。此等税或官賣，古代亦必有行之者。漢代郡國，有的有鹽官、鐵官、工官、收工物税。都水官，收漁税。有的又没有，即由於此。當此之時，自應由中央統籌全局，定立税法；或由中央直接徵收，或則歸之於地方。但當時的人，不知出此。桑弘羊是治法家之學的，王莽實亦兼采法家之説，見第五章。所以弘羊柄用時，便筦鹽鐵、榷酒酤，并行均輸、算緡之法；千錢爲緡，估計資本所值之數，按之抽税。王莽亦行六筦之制。見第五章。然行之既未盡善；當時的人，又大多數不懂得此種理論。汲黯説：天子只該“食租衣税”。晉初定律，把關於酒税等的法令，都另編爲令，出之於律之外，爲的律文不可時改，而此等税法，在當時，是認爲不正當，天下太平之後，就要廢去的。見《晉書·刑法志》。看這兩端，便知當時的人，對於間接税法，如何的不瞭解。因有此等陳舊的見解，遂令中國的税法，久之不能改良。
田租口賦兩種項目，是從晉定《户調式》以後，才合并爲一的。户調之法，實起原於後漢之末。魏武帝平河北，曾下令：田租之外，只許每户取緜絹若干，不准多收。見《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九年《注》。大約這時候，（一）人民流離，田畝荒廢，有能從事開墾的，方招徠之不暇，不便從田租上誅求。（二）又人民的得錢，是比較艱難的，這個歷代情形都如此。所以租税徵收穀帛，在前代，是有益於農民的。必欲收錢，在徵收租税時，錢價就昂貴，穀帛的價，就相對下落了。漢世錢價貴，喪亂之際，賣買停滯，又不能誅求其口錢。所以不如按户責令交納布帛之類。這原是權宜之法。但到晉武帝平吳，制爲定式之後，就成爲定法了。户調之法，是與官授田並行的。當時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丁男之户，歲輸絹三匹，緜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户者半輸。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亦有授田之法。已見第五章。唐時，丁男給田一頃，以二十畝爲永業，餘爲口分。每年輸粟三石，謂之租。看地方的出産，輸緜及絲麻織品，謂之調。力役每年二十日，遇閏加二日，不役的納絹三尺，謂之庸。立法之意，本是很好的。但到後來，田不能授，而賦税卻是按户徵收了。你實際没有田，人家説官話不承認。兼并的人，都是有勢力的，也無人來整頓他。於是無田的人，反代有田的人出税。人皆託於宦、學、釋、老，或詐稱客户以自免。其弊遂至不可收拾，當這時代，要想整頓，（一）除非普加清釐，責令兼并的人，將多餘的田退還，由官分給無田者。（二）次則置兼并者於不問，而以在官的閒田，補給無田的人。其事都不能行。（三）於是德宗時，楊炎爲相，犧牲了社會政策的立法，專就財政上整頓，就有財産之人而收其税，令於夏秋兩季交納，夏輸毋過六月，秋輸毋過十一月。是爲兩税。兩税法的精意，全在“户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十八個字。社會立法之意，雖然犧牲了，以財政政策而論，是不能不稱爲良法的。
“兩税以資産爲宗”，儻使就此加以研究改良，使有産者依其財産的多少，分别等第，負擔賦税，而於無産者則加以豁免，則雖不能平均負賦，而在財政上，還不失公平之道，倒也是值得稱許的。然後此的苛税，仍是向大多數農民剥削。據《宋史·食貨志》所載，宋時的賦税：有田畝之賦和城郭之賦，這是把田和宅地分别徵收的，頗可稱爲合理。又有丁口之賦，則仍是身税。又有雜變之賦，亦稱爲沿納，是兩税以外，苛取於民，而後遂變爲常税的，在理論上就不可容恕了。但各地方的税率，本來輕重不一。苛捐雜税，到整理之時，還能定爲常賦，可見在理論上雖説不過去，在事實上爲害還是不很大的。其自晚唐以來，厲民最甚，直至明立一條鞭之法，爲害才稍除的，則是役法。
力役是徵收人民的氣力的。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錢，次之是物品。至於勞力，則農家本有餘閒，但使用之不失其時，亦不過於苛重，即於私人無害，而於公家有益。所以役法行之得當，亦不失爲一種良好的賦税。所以現行徵工之法，限定可以徵工的事項，在立法上是對的。但是晚唐以後的役法，其厲民卻是最甚的。其原因：由於此時之所以役民者，並非古代的力役之征，而是庶人在官之事。古代的力役之征，如築城郭、宫室，修溝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爲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應役幾日；自然不慮其苛重了。至於在官的庶人，則可分爲府、史、胥、徒四種。府是看守財物的。史是記事的。胥是才智之稱，所做的，當係較高的雜務。“徒，衆也”，是不須才智，而只要用衆力之時所使用的，大概用以供奔走。古代事務簡單，無甚技術關係，即府史亦是多數人所能做，胥徒更不必論了。但此等事務，是不能朝更暮改的。從事其間的，必須視爲長久的職業，不能再從事於私人的事業，所以必須給之禄以代耕。後世社會進步了，凡事都有技術的關係，築城郭、宫室，修溝渠、道路等事，亦有時非人人所能爲，何況府史胥徒呢？如徒，似乎是最易爲的，然在後世，有追捕盜賊等事，亦非人人所能。然晚唐以後，卻漸根據“丁”、“資”，以定户等而役之。（一）所謂丁、資，計算已難平允；（二）而其所以役之之事，又本非其所能爲；（三）而官又不免加以虐使；於是有等職務，至於破産而不能給。人民遂有因此而不敢同居，不敢從事生産，甚至有自殺以免子孫之役的。真可謂之殘酷無倫了。欲救此弊，莫如分别役的性質。可以役使人民的，依舊簽差。不能役使人民的，則由公家出錢雇人充任。這本不過恢復古代力役之征，庶人在官，各不相涉的辦法，無甚稀奇，然宋朝主張改革役法的王安石，亦未計及此。王安石所行的法，謂之免役。案宋代役法，原有簽差雇募之分。雇役之法：（一）者成爲有給職，其人不至因荒廢私計而無以爲生。（二）者有等事情，是有人會做，有人不會做的，不會做的人要賠累，會做的人則未必然。官出資雇募，應募的自然都是會做這事情的人，決不至於受累，所以雇役之法，遠較差役爲良。但當時行之，甚不普徧。安石行免役之法：使向來應役的人，出免役錢；不役的人，出助役錢；官以其錢募人充役。此法從我們看來，所失者，即在於未曾分别役的性質，將可以簽差之事，仍留爲力役之征，而一概出錢雇募。使（一）農民本可以勞力代實物或貨幣的，亦概須以實物或貨幣納税。（二）而公家本可徵收人民勞力的事，亦因力役的習慣亡失，動須出錢雇募。於是有許多事情，尤其是建設事務，因此廢而不舉。這亦是公家的一筆損失。但就雇役和差役兩法而論，則雇役之法，勝於差役多了。而當時的舊黨，固執成見。元祐時，司馬光爲相，竟廢雇役而仍行差役。此後雖亦差雇並行，總是以差爲主，民受其害者又數百年。
田租、口賦、力役以外的賦税，昔人總稱爲雜税。看這名目，便有輕視他、不列爲財政上重要收入的意思。這是前人見解的陳舊，説已見前。然歷代當衰亂之際，此等賦税，還總是有的。如《隋書·食貨志》説：晉過江後，貨賣奴婢、馬牛、田宅、價值萬錢者，輸錢四百，買者一百，賣者三百，謂之“散估”，此即今日的契税。又説：都東方山津、都西石頭津，都有津主，以收荻、炭、魚、薪之税，十取其一；淮北大市百餘，小市十餘，都置官司收税；此即商税中之過税及住税。北朝則北齊後主之世，有關、市、邸、店之税。北周宣帝時，有入市税。又酒坊、鹽池、鹽井，北周亦皆有禁。到隋文帝時，卻把這些全數豁免，《文獻通考·國用考》盛稱之。然以現代財政學的眼光評論，則還是陳舊的見解。到唐中葉以後，藩鎮擅土，有許多地方，賦税不入於中央；而此時税法又大壞；中央收入減少，乃不得不從雜税上設法。宋有天下以後，因養兵特多，此等賦税，不能裁撤，南渡以後，國用更窘，更要加意整頓。於是此等雜税，遂漸漸的附庸蔚爲大國了。不論在政治上、社會上，制度的改變，總是由事實逼迫出來的多，在理論指導之下發明的少。這亦是政治家的一種恥辱。
雜税之中，最重要的是鹽税。其法，始於唐之第五琦，而備於劉晏。籍民制鹽，免其役。謂之竈户，亦謂之亭户。製成之鹽，賣之商人，聽其所之，不復過問。後人稱之爲就場徵税。宋朝則有（一）官鬻，（二）通商兩法。而通商之中，又分爲二：（甲）逕讎之於商人，（乙）則稱爲入邊、入中，入邊是“入邊芻粟”的略稱，入中則“入中錢帛”的略稱。其事，還和茶法及官賣香藥、寶貨有關係。茶税，起於唐德宗時，其初是和漆與竹木並税的。後曾裁撤，旋又恢復，且屢增其額。其法亦係籍民製造，謂之園户。園户製成的茶，由官收買，再行賣給商人。官買茶的錢，是豫給園户的，謂之“本錢”。在江陵、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爲軍、蘄州的蘄口，設立六個榷貨務。除淮南十三場所出的茶以外，都送到這六個榷貨務出賣。惟川峽、廣南，聽其自賣，而禁出境。京城亦有榷貨務，則是只收錢帛而不給貨的。宋初，以河東的鹽，供給河北的邊備。其賣鹽之法：是令商人入芻粟於國家指定之處，由該地方的官吏點收，給與收據，估計其價若干，由商人持此據至國家賣鹽之處，照價給之以鹽，是爲入邊芻粟；其六榷貨務出賣的茶，茶是在各榷貨務取，錢帛是在京師榷貨務付出的，是爲入中錢帛，這是所以省運輸之費，把漕運和官賣，合爲一事辦理的，實在是個良法。至於香藥、寶貨，則是當時對外貿易的進口貨，有半官賣性質的。有時亦以補充入邊入中的不足，謂之三説。此即今兑换之兑字。兑换之兑無義，乃脱换之省寫，脱説古通用。有時并益以緡錢，謂之四説。以鹽供入邊入中之用，其弊在於虚估。點收的官吏和商人串通了，將其所入之物，高擡價格，官物便變成賤價出賣，公家大受損失了。有一個時期，曾廢除估價，官以實物賣出，再將所得的錢，輦至出芻粟之處買入。這不啻入邊之法已廢，僅以官賣某物之價，指定供給某處的邊費而已。但虚估之事，是商人和官吏，都有利益的，利之所在，自然政策易於摇動，不久其法復廢。到蔡京出來，其辦法卻聰明了。他對於商人要販賣官鹽的，給之以引。引分爲長短。有若干引，則准做若干鹽的賣買，而這引是要賣錢的。這不是賣鹽，只是出賣販鹽的許可證了。茶，先已計算官給本錢所得的息，均攤之於園户，作爲租税，而許其與商人直接賣買。至此亦行引法，謂之茶引。蔡京是個貪污奸佞的人，然其所立鹽茶之法，是頗爲簡易的，所以其後遂遵行不變。但行之既久，弊竇又生。因爲國家既把鹽賣給大商人，不能不保證其銷路。於是藉國家的權力，指定某處地方，爲某處所産之鹽行銷之地，是爲“引地”。其事起於元朝，至清代而其禁極嚴。鹽的引額，是看消費量而定的，其引地則看水陸運道而定，兩者都不能無變更，而鹽法未必隨之而變，商人恃有法律保護，高擡鹽價，於是私鹽盛行。因私鹽盛行之故，不得不舉辦緝私，其費用亦極大，鹽遂成爲徵收費極鉅的賦税。宋朝入邊入中之法，明朝還仿其意而行之。明初，取一部分的鹽，專與商人輸糧於邊的相交易，謂之中鹽。運糧至邊方，國家固然困難，商人也是困難的。計算收買糧食，運至邊方，還不如在邊方開墾之有利，商人遂有自出資本，雇人到邊上開墾的，謂之商屯。當時的開平衞，就是現在的多倫縣一帶，土地墾闢了許多。後來因户部改令商人交納銀兩，作爲庫儲，商屯纔漸次撤廢。案移民實邊，是一件最難的事。有移殖能力的人，未必有移殖的財力。國家出資移民，又往往不能得有移殖能力的人，空耗財力，豪無成績。商人重利，其經營，一定比官吏切實些。國家專賣之物，如能畫出一部分，專和商人出資移民的相交易，一定能奬厲私人出資移民的。國家祇須設官管理，規定若干條法律，使資本家不至剥削農民就彀了。這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師其意而行之的。又明初用茶易西番之馬，含有振興中國馬政，及制馭西番兩種用意。因爲内地無廣大的牧場，亦且天時地利等，養馬都不如西番的適宜，而西番馬少，則不能爲患。其用意，亦是很深遠的。當時成績極佳。後因官吏不良，多與西番私行交易，把好馬自私，駑馬入官，而其法纔壞。現在各民族都是一家，雖不必再存什麽制馭之意，然藉此以振興邊方的畜牧，亦未嘗不是善策。這又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師其意而變通之的。
酒，歷代有禁時多，征榷時少。因爲昔人認酒爲糜穀，而其物人人能製，要收税或官賣，是極難的。歷代收酒税認真的，莫如宋朝。其事亦起於唐中葉以後。宋時，諸州多置“務”自釀。縣和鎮鄉，則有許民釀而收其税的。其收税，多用投標之法，認税最多的人，許其釀造，謂之“撲買”。承釀有一定年限。不及年限，而虧本停止，謂之“敗闕”。官吏爲維持税收起見，往往不許其停業。於是有勒令婚喪之家，買酒若干的；甚有均攤之於民户的；這變成强迫買酒了，如何可行？但酒税在北宋，只用爲地方經費，如“酬奬役人”之類。當重難差徭的，以此調劑他。到南宋，就列爲中央經費了。官吏要維持收入，也是不得不然的。收酒税之法，最精明的，是趙開的“隔釀”，亦稱爲“隔槽”，行之於四川，由官闢釀酒的場所，備釀酒的器具，使凡要釀酒的，都自備原料，到這裏來釀。出此範圍之外，便一概是私酒。這是爲便於緝私起見，其立法是較簡易的，不過取民未免太苛罷了。
阬冶，在唐朝，或屬州郡，或隸鹽鐵使。宋朝，或官置監、冶、場、務，或由民承買，而以分數中賣於官，皆屬轉運使。元朝礦税稱爲税課，年有定額。此外還有許多無定額的，總稱爲額外課。額外課中，通行全國的，爲契税及曆本兩項。
商税是起於唐朝的藩鎮的，宋朝相沿未廢。分爲住税和過税。住税千分之三十，過税千分之二十。州縣多置“監”、“務”收取，關鎮亦有設置的。其所税之物，隨地不同。照法律都應揭示明白，但實際能否如此，就不可知了。唐宋時的商税，實際上是無甚關係的。關係重要的，倒要推對外的市舶司。
市舶司起於唐朝。《文獻通考》説：唐有市舶使，以右威衞中郎將周慶立爲之。代宗廣德元年，有廣州市舶使吕太一。案慶立事見《新唐書·柳澤傳》，吕太一事見《舊唐書·代宗本紀》。又《新書·盧懷慎傳》説懷慎之子奂，“天寶初爲南海大守，污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合此數事觀之，似乎唐時的市舶使，多用中人。關係還不甚重要。到宋朝就不然了。宋朝在杭州、明州、秀州、温州、泉州及密州的板橋鎮，就是現在的青島。均曾設立市舶司。海舶至，先十榷其一。其香藥、寶貨，又須先儘官買，官買足了，纔得和人民交易。香藥、寶貨，爲三説之一，已見前。南宋時又用以稱提關會，關子、會子，係南宋時紙幣之名。提高其價格，謂之稱提。可見其和財政大有關係了。元明亦有市舶司。明朝的市舶司，意不在於收税，而在於管理外商。因爲明初沿海已有倭寇之故。中葉以後，廢司不設。中外互市，無人管理。奸商及各地方的勢家，因而欺侮夷人，欠其貨款不還，爲激成倭寇肆擾原因之一。
賦役之法，至近代又有變遷。《元史·食貨志》説：元代的租税，取於内郡的，丁税、地税分爲兩，是法唐之租庸調的；取於江南的合爲一，是法唐朝的兩税的。這不過是名目上的異同，實際都是分兩次徵收，和兩税之法無異。總而言之，從楊炎創兩税以後，徵收的時期，就都没有改變了。元朝又有所謂絲料、包銀。絲料之中，又分二户絲和五户絲。二户絲入官，五户絲輸於本位。后妃、公主、宗王、功臣的分地。包銀每户四兩，二兩收銀，二兩折收絲絹顔色。這該是所以代户役的，然他役仍不能免。案户役變成賦税，而仍責令人民應役；雜税變成正税，而後來需用雜物，又隨時斂取於民；這是歷代的通病，正不獨元朝爲然。明初的賦役，就立法言之，頗爲整飭。其制度的根本，是黄册和魚鱗册兩種册籍。黄册以户爲主，記各户所有的丁、糧，糧指所有的田。根據之以定賦役。魚鱗册以田爲主，記其地形、地味及所在，而注明其屬於何人。黄册由里長管理，照例應有兩本。一本存縣官處，一本存里長處，半年一换。各户丁糧增減，里長應隨時記入册内，半年交官，將存在官處的一本，收回改正。其立法是很精明的。但此等責任，是否里長所能盡？先是一個問題。況且賦役是弊竇很多的。一切惡勢力，是否里長所能抗拒？里長是否即係此等黑幕中的一個人？亦是很難説的。所以後來，兩册都失實了。明代的役法，分爲力差和銀差。力差還是徵收其勞力的，銀差則取其實物及貨幣。田税是有定額的，役法則向係量出爲入。後來凡有需要，即取之於民，謂之加派。無定時，無定額，人民大困。役法向來是按人户的等第，以定其輕重、免否的。人户的等第，則根據丁口資産的多寡推定，是謂“人户物力”。其推定，是很難公平的。因爲有些財産，不能隱匿，而所值轉微；如牛及農具、桑樹等。有些財産，易於隱匿，而所值轉鉅。如金帛等。況且人户的規避，吏胥的任意出入，以及索詐、受賄等，都在所不免。歷代訖無善策，以除其弊。於是發生專論丁糧，和兼論一切資産的問題。論道理，自以兼論一切資産爲公平。論手續，卻以專論丁糧爲簡便。到底因爲調查的手續太繁了，弊竇太多了，斟酌於二者之間，還是以犧牲理論的公平，而求手續的簡便爲有利，於是漸趨於專論丁糧之途。加派之弊，不但在其所取之多，尤在於其無定額，無定時，使百姓無從豫計。於是有一條鞭之法。總算一州縣每一年所需用之數，按闔境的丁糧均攤。自此以外，不得再有徵收。而其所謂丁者，並非實際的丁口，乃係通計一州縣所有的丁額，攤派之於有田之家，謂之“丁隨糧行”。明朝五年一均役，清朝三年一編審，後亦改爲五年，所做的都係此項工作。質而言之，乃因每隔幾年，貧富的情形變换了，於是將丁額改派一次，和調查丁口，全不相干。役法變遷至此，可謂已行免役之法，亦可謂實已加重田賦而免其役了。加賦偏於田畝，是不合理的。因爲没有專令農民負擔的理由。然加農民之田賦而免其役，較之唐宋後之役法，猶爲此善於彼。因爲役事無法分割，負擔難得公平，改爲徵其錢而免其役，就不然了。況且有丁負擔賦税的能力小，有産負擔賦税的能力大，將向來有丁的負擔，轉移於有糧之家，也是比較合理的。這是税法上自然的進化。一條鞭之法，起源於江西，後漸徧行於全國，其事在明神宗之世。從晚唐役法大壞至此，約歷八百年左右，亦可謂之長久了。這是人類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實，而聽其自然遷流之弊。職是故，從前每州縣的丁額，略有定數，不會增加。因爲增丁就是增賦，當時推行，已覺困難；後來徵收，更覺麻煩；做州縣官的人，何苦無事討事做？清聖祖明知其然，所以落得慷慨，下詔説；康熙五十年以後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賦。到雍正時，就將丁銀攤入地糧了。這是事勢的自然，不論什麽人，生在這時候，都會做的，並算不得什麽仁政。從前的人，卻一味歌功頌德。不但在清朝時候如此，民國時代，有些以遺老自居的人，也還是這樣，這不是没有歷史知識，就是别有用心了。
清朝因有聖祖之詔，所以始終避免加賦之名。但後來田賦的附加很多，實在亦與加賦無異。又古代的賦税，所税者何物，所取者即係何物。及貨幣通行以後，漸有（一）逕收貨幣，（二）或本收貨物之税，亦改收貨幣的。（三）又因歷代（甲）幣制紊亂，（乙）或數量不足，（丙）又或官吏利於上下其手，有本收此物，而改收他物的。總之收税並非全收貨幣。明初，收本物的謂之“本色”，收貨幣的謂之“折色”。宣宗以後，紙幣廢而不行，銅錢又缺乏，賦税漸改徵銀。田賦在收本色時，本來有所謂耗。係因（子）改裝、搬運時，不免有所損失；（丑）又收藏之後，或有腐敗及蟲蛀、鼠竊等；乃於收税之時，酌加若干。積少成多，於官吏頗有裨益。改收銀兩以後，因將碎銀鎔成整鋌，經火亦有耗損，乃亦於收銀時增加若干，謂之“火耗”。後來制錢充足，收賦時改而收錢，則因銀錢的比價，並無一定，官吏亦可將銀價擡高，其名目則仍謂之火耗，此亦爲農民法外的負擔。但從前州縣官的行政經費，是不彀的，非藉此等彌補不可，所以在幣制改革以後，亦仍許徵税的人，於税收中提取若干成，作爲徵收之費。
近代田賦而外，税收發達的，當推關、鹽兩税。鹽税自南宋以後，收入即逐漸增加。元明清三朝，均爲次於田賦的重要賦税。關税起於明宣宗時。當時因紙幣跌價，增設若干新税，並增加舊税税額，以收回鈔票。後來此等新增的税目和税額，有仍復其舊的，有相沿未廢的。關税亦爲相沿未廢者之一，故稱爲鈔關。清朝稱爲常關。常關爲數有限，然各關都有分關，合計之數亦不少。太平軍興之後，又有所謂釐金，屬於布政司而不屬於中央。於水陸要路設卡，以多爲貴，全不顧交通上自然的形勢。以致一種貨物的運輸，有重複收税，至於數次的。所税的貨物，及其税額，亦無一定。實爲最惡的税法。新海關設於五口通商以後，當時未知關税的重要，貿然許外人以協定税率。庚子戰後，因賠款的負擔重了，《辛丑和約》，我國要求增税，外人乃以裁釐爲交换條件。釐不能裁，增税至百分之一二·五之議，亦不能行。民國時代，我國參加歐戰，事後在美國所開太平洋會議中，提出關税自主案。外人仍只許我開關税會議，實行《辛丑條約》。十四年開會時，我國又提出關税自主案。許於十八年與裁釐同時並行，同時擬定七級税則，實際上得各國的承認。國民政府宣布關税自主，與各友邦或訂關税條約，或於通商條約中訂有關涉關税的條款。十八年，先將七級税實施。至二十年，將釐金裁撤後，乃將七級税廢去，另訂税則頒布。主權一經受損，其恢復之難如此，亦可爲前車之鑒了。關、鹽兩税之外，清代較爲重要的，是契税、當税、牙税。此等税意亦在於加以管理，不盡在增加收入。其到晚近才發達的，則有菸酒税、印花税、鑛税、所得税。其重要的貨物，如捲菸、麥粉、棉紗、火柴、水泥、薰煙、啤酒、洋酒等，則征收統税。國民政府將此等税和關税、鹽税、牙税、當税，均列爲中央收入。田賦畫歸地方，和契税、營業税，同爲地方收入大宗。軍興以來，各地方有許多苛捐雜税，則下令努力加以廢除。在理論上，賦税已漸上軌道，但在事實上，則還待逐漸加以整頓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