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肇明
人类创造了文明和文化，人在文明和文化中生存，文明和文化同时制约着人。人是文化动物，去掉了人身上的文化，或者说人丧失了创造文明和文化的能力，人就不成其为人了。这是人唯一区别于动物的要著所在。
从人类文化哲学及其跨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中的散文，也就是说从人的生存方式这个根本来界说散文，这样，就不管文体理论家们迄今为止提出了多少个有关散文的定义，和多少种文体理论的阐述，也不管东西方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历史面貌的差异有多么巨大和繁复，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可供界定的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语言艺术是一个互有交错渗透、类别之间边缘模糊的长长的序列。散文，则位于以诗为一极和实用文字为另一极的广阔中间地带，这两极如同拥有不等的磁力，以不同方式不断向广阔的中间地带进行渗透、干预和汲取，从而繁衍出一个个新的文体品种。如诗和散文媾合诞生了散文诗，新闻和散文交媾诞生了报告文学等等，但不管诗和实用文学如何渗入和汲取，诗和实用文字这两极之间的开阔地却不会因此丧失一寸领土，而是更加郁郁葱葱，是一片鲜花开不败的文学原野。如同有的文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诗是一切文学艺术的魂灵和精神，散文是整个文学大厦的基座，是诗以外别的文学门类的母体；它还每每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成就潮涨潮落的标尺，是作家们文字能力的试炼场，测试其思想、文化、审美涵养全部综合实力的一枚指针。这一描述，可以说是观察了共时性散文繁杂现象后的一个概括性描述，但它还不是对文体作历时性的纵剖面抽象。历时性的抽象观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和功能，终究是历史地形成的，是经过历史漫长的积淀而后形成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散文在所有文学门类中与文化贴得最紧。我们完全可以说，散文在文化中，文化积淀在散文中。散文的质的规定性源于历史对其文化功能的要求，它占据了辽阔的文体类别地域，文体的巨大包容性和类别边缘的模糊不清产生了文体界限依违两可的浮动性，而这又恰恰可以在历史的循环论证中得到证实。那么，什么是东西方共同相通的散文文体的质的规定性呢？
纵观东西方各民族文化史，一个民族的文化奠基期，或者说一个民族文化性格的发韧期和该民族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基本上是全然重叠和膠合的。无论东西方哪一个民族，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都是由哲理散文和史传散文构成的。在中国，为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在西方则是影响整个西方民族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著述。这是西方无论哪一民族的文学史家们在追本穷源时都要溯流而上的第一源头。也许有人会说，这一提法漏掉了史诗和宗教经典，说的不错，但史诗也是史，宗教经典本身就是史前史和民族先哲行状和思想的记录，从文学的角度把它作为史传散文和哲理散文也无可厚非，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亵渎之举。不过，源头仅仅是源头，而不是汩汩泱泱从远古至今，永不停歇的流。源头的重要性在于流是从源头开始的，它无时无刻不在哺育着流，流是对源的回应，源则规定着流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的哲理散文和史传散文在铸造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也是这样。
当然，作为文学艺术之一的散文，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与散文史作奠基的开篇有着割不断的血缘联系，但文随代变，又有所区别。作为现代定义上的散文，发端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笔下，在英文中被称为esye的自由、随意、散漫的文体，是由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蒙田首创并趋于成熟的，在这位现代散文的鼻祖手里，他高擎着人的解放的旗帜，esye主要是他抒发个人情怀的工具，是这位思想者的思想情怀的文学载体。当esye传到了英国，起而效之的仍然是一位哲人——弗兰西斯·培根。这位实证主义哲学家在承继蒙田的张扬个性自由，张扬人的理性的同时，也加重了这一文体作为文明批评和人的精神建设的思想比重。由于思辩和强健逻辑的左右，esye的随意散漫性在培根手里渐趋减弱，文体上显得更为缜密、凝炼，更为雍容、漂亮，简洁直捷。按照本森在《随笔的艺术》一文中的说法，“诗写传奇中的崇高，随笔写平凡中的崇高”，其中平凡中的崇高云云，乃是指把随笔推向了艺术峰巅的兰姆的作品而言的。兰姆写的是凡俗庸常生活中的人们的浪漫主义情怀，是日常起居乃至卑下生活里未曾泯灭的崇高和圣洁，兰姆亲切随意的絮语，有别于布道宣教和道德训诫，并最终填平了思想载体和随笔艺术之间的隔阂。从启蒙主义者手里开创的思想载体的随笔到浪漫主义最杰出的随笔作家兰姆止，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散文史上的第一个大篇章，或跨文化地域的第二个大段落，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散文是在这一个段落里蓬蓬勃勃地繁衍兴盛起来的。
如果说我们将一个拥有杰出艺术成就的代表性作家作为一个文学发展阶段的开始或结束的标志是可行的话，那么，西方现代散文的第二个篇章，应该从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法国诗人波特莱尔作为起点。如此划分一方面是基于文学变革归根到底是审美观念的变革，散文不可能游离于文学大潮之外。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对于散文文体的意义，不止于散文向诗靠近，或诗向散文渗透。诗的感性因素和散文的理性因素在文体内部的渗透融合中上升到了覆盖层或居支配地位的层面，艺术把握的侧重点也转移到了感性和感官的进一步开放上来，换言之，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将散文提高到了与诗并驾齐驱的审美变革的前卫地位上来。《巴黎的忧郁》和《恶之花》一样，由于对在审美趋向上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古典审美传统提出了怀疑，确切说是对艺术的美和道德的善的一致性提出了怀疑，并且卓有成效地挤出了一个缺口，切断了美和善的必然联系，从而使得真善美的审美组合方式不再是唯一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恶丑和真恶美的组合同样也是可行的。文学史家们每每以“波特莱尔以降……”的话头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审丑趋向的指代词，是同时包括波氏的诗、散文诗、散文及其理论工作的创新在内的。
须指出的是，散文文体创新所显现出来的历史阶段性划分，与其它文类相比，对自身传统的反叛或者说散文作家们的“审父意识”没有在其它的文类中那么强烈和激烈，新旧交替，不全然是新的打倒了旧的，它并不尽然是颠覆和置换，而多半是一种累积和叠加，创新和回溯，在累积和叠加，创新和回溯中呈阶梯性地前进。因此，散文文体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要高过于其它文类。唯其如此，它一般不容易挤身到审美变革前驱的地位去，而它的变革多半发生在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变之时。如果说启蒙主义运动时期是西方世界的一次“王纲解纽”，那么，十九世纪末期即是一次“礼崩乐坏”。散文文体的革新与人的生存方式的联结更为直接，与社会思潮依附得也更紧密。从波特莱尔至今，各国的优秀散文作家，在原先的思想者、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外，又增加了一大批诗人加入散文作家的行列，他们同时兼具三重身份，或两重身份，那种单打一的专业散文作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有这样的散文作家，与优秀二字也多半缘份不深。身为一位散文作家而一无诗才，二无学殖，那是不堪设想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散文属于文化，属于思想，从属于人的审美智慧。优秀的散文作家，是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文化精英层，这就从创造主体的角度昭示我们散文文体的文化本位性、思维性和它的审美先驱性。我以为，相对于散文内部各类体式上的界定，与其在细枝末节上进行繁琐的徒劳无功的论辩，不如从总体上把散文的文体本位性，它的思维品格和作为审美先驱的职责加以强调，并把这三者界定为散文三性，是包括随笔小品、记叙散文、抒情散文、游记、回忆录、扎记、日记等等被统摄在散文名下各体各式所应共同遵守，共同追求的文体的价值目标。
散文三性是对迄今为止世界各民族散文史的总体概括。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散文发展史差不多就是一部民族的思维方式史，一部民族的文化性格史和审美性格史。如前所说，这是由散文的高潮期或繁荣期的优秀散文作品所昭示的，是由历史沉淀后的精华所昭示的。而且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有其不可切割的内在联系。思维方式对文化性格的形成和演变是起重要作用的，两者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内敛于民族文化性格之中；在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性格之中，终可以找到民族思维方式蛛丝马迹的显形；而审美性格包括在文化性格之中，或文化性格能涵盖审美性格。这一有关三者之间关系的推演，与散文的文体本位说是吻合的。现代西方散文的第一个篇章发端于法国，不久兴盛于英伦三岛，而且一开始就与实证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从培根、兰姆直至二十世纪的奥·赫胥黎、奥威尔、劳伦斯、肖伯纳、福斯特、切斯特顿、普里斯特里、及至以散文获诺贝尔奖的政治家丘吉尔和哲学家罗素的作品，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作家们的气度雍容持重，优雅含蓄，结构缜密简约，行笔幽默犀利，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精神风采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英国民族精英层的创造力是巩固民族文化性格得以薪火承传的主导方面。法兰西民族素以永不枯竭的审美创造活力著称于世，西方现代散文的前两个大篇章均滥觞于法国。若贸然倡言，第三个大的历史新篇章已蓬蓬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花了，也许失之武断，但新的端倪已经出现，且又是在法兰西这块富于审美首创精神的土地上破土而出，却是不会有疑义的。西方思想界公认，罗兰·巴特尔、富科和德利达是本世纪下半叶最后的三位思想大师，他们是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罗兰·巴特尔还同时是文学理论家和随笔高手。《恋人絮语》、《艾菲尔铁塔》、《脱衣舞的幻灭》，是一批执着于揭示文化深层结构奥秘的随笔杰作，对文化结构的拆解，也许不无若干游戏成份，对文化奥秘的探寻，弄清结构来龙去脉的热诚慧见，也许还包含着一份当代人因普遍的失重状态而来的几分无奈。但一种新型的随笔文体毕竟以经典的面貌被创造出来了。如果说西方现代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蒙田在文体上主要表现为“情趣盎然的感想追怀的漫录”，兰姆在“看似即兴涂鸦的背后却深藏着一片雕心刻骨的苦心”，“思索经验世界以暗示于注意深微的读者”，他们运笔，“既非记述，又非说明，不是高头讲章庄严的议论”；如果说西方现代散文史的第二个篇章，散文的全方位向诗靠近标志着散文审美先驱化地位的确立，把发端于第一篇章的个我主观调子，个我人格底色推向了极致，林林总总的宇宙大块的结构生成，仅仅是“象征的森林”，它们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有意和无意地被内在的小宇宙有所遮蔽，有所掩藏……。那么，视罗兰·巴特尔的随笔为西方现代散文史的最新发展的标志，即基于他对前两个大篇章的整合和革新，他一方面以弱化个我的主观色彩为代价，凸现了关注的对象——人类史和文化史的功能结构，发现结构，表现结构，拆解结构是他随笔散文的第一要务。他以潇洒的心态，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虽以拆解和表现结构为主旨，却在发现、表现和拆解中塑造了一个智者的形象。读罗兰·巴特尔的随笔作品，读者如同被置身于一座由无数智慧的多棱镜组成的森林之中，八面徐徐来风，四方春雨潇潇，涤尘去垢，明慧益智，所谓益智的含义还不单是指具体收获了什么，而在于探寻和质询存在的方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罗兰·巴特尔产生灵智觉醒举一反三的连锁效应的秘密也正在这里。
鉴于以蜻蜓点水般地回顾，我们把散文文体中的文化意蕴提到文体本体论的地位，是符合世界各民族散文发展的史实的，而且，与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出发，强调散文是最具个性的文体，是作家人格智慧的艺术表现，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作家横向地属于时代，纵向地属于民族，民族文化性格的基因赖一代代作家脉息不断地去复制，正如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割开自己的血管把父亲的血液放掉；文化性格的变异不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生存的时代里吐故纳新，不同的文化性格及其变异终是纵向垂直系统和横向连结系统双项交汇的结果。我们大体上可从把世界各民族的散文按文化意蕴的不同类型，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部分，东方部分可择其要者，列举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等；西方部分，则可群集和细分并举，列举英国、北美、法国和中南欧、德国和北欧、俄罗斯和东欧、西班牙和拉美等。由于文化和文学交流影响的多渠道性，以及超越历史和地域边缘影响的存在等诸多原因，致使要描绘出一幅齐整的几何图形似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类型图谱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宏观的历史图景看，文明模式有兴有衰，作为民族文化性格载体的散文，文学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始终在起着作用的，更因主体选择参照系和价值标准的不一致，文化和文学有别于地理疆域、经济的大小强弱，而顺理成章地会有散文大国和小国之分。无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性格拥有各自不可取代的优长及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价值，是一无视世界多元格局的失误，而无视人类历史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所呈现出来的彰明昭著的一体化趋向，或者说无视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间在文明发展程途中所呈现的“时差现象”，也是一个不可原宥的错误。
本选集将我国现代散文定于“五四”现代文学的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上与西方的启蒙主义运动相当。回顾近一个世纪来我国散文的发展，大体上也与西方文学三、四百年间各种流派兴衰更迭的历史相当，确切些说，西方现代文学三、四百年间的历史发展被我们浓缩在一个世纪里有选择地加以介绍、传播和完成了。西方现代散文的前两大篇章，相当于“五四”至三十年代我国现代散文发展繁荣的第一个高潮期；台湾地区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散文创作可视为我国现代散文的第二个繁盛期，而八十年代后半叶开始，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散文接受本世纪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方面，海峡彼岸和此岸都已经或正在与世界同步。我国现代散文近一个世纪高高低低、坎坷不平的历程表明，把外来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作为发展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撞击，触媒或发酵的机制，几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鲁迅讲，“五四”时期的散文成就在新兴的诗歌和小说之上；周作人讲，“五四”现代散文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明清小品的传统，一是英国小品的传播，是两者融合的产物。
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观察，还是从我国现代散文历史规律性的经验总结出发，我国现代散文接受外国文学包括散文在内的影响是一重现发现传统，发展传统的必要条件。我们阅读外国优秀散文，不啻是集优秀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精神于眉睫之前，从而增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文化参照的自觉性。我们知道，不仅蒙田和蒙田之后的英国散文小品使“五四”现代散文获益良多，就是我们近邻的日本民族，他们的古典随笔小品传统，也直接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散文的影响。《枕草子》、《徒然草》等日本古代散文随笔经典，写达官贵妇，骚人墨客的生活轶事，宫殿苑囿，四季时序，捕捉瞬息间的感官印象，表达出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等等，既有类似《世说新语》简约机智的一面，而人生倏忽，转息即灭的无常感，以及在感官层面上的细腻入微，则是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一个创造。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寻找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契合点的民族，这个契合点既是外来的，又是传统的，从而使得传统不仅没有丢失，而是在不断的对话和交流中前所未有地被宏扬了。我们不仅可以在德富芦花、芥川龙之介等现代名家身上看到这一发展轨迹，而在当代日本散文文坛的双子星座——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身上，具有更为显豁的自觉，“日本的美”被他们提升到了声振环宇的新的语境之中。“日本的美”被全世界认识，极而言之，与川端氏、东山氏散文作品中的“死亡哲学”是分不开的。他们以“濒死者的眼睛”观察世界，一方面，“危机感”和“彻底的失落感”被推到了极限，这与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现代人的心理感受是普遍相通的；另一方面是无限的依恋和留恋，世界行将溶入“永恒的黑暗”之前刹那间那一份清醒的寂静，落日余辉，暝色四合，构成主客观双重意义上的“特别的美”；至于以颓废情调写人性的病态腐败之美，或以悲壮笔触写烈火喷油的熊熊燃烧之美，那仅仅只是川端和东山之间个性的差异。泰戈尔是对我国“五四”现代散文起了不可低估作用的另一位东方诗人。泰戈尔以儿童的眼睛和心灵感受世界，物物平等，冤亲平等的佛家哲学的爱，以及他作为诗人的人格自我定位，定位于神与人之间，作为凡尘俗世的代表去向上苍祈祷，是每一个喜欢他作品的人看得见的，却又未必是人人都能洞烛幽微的。泰戈尔在中国恒久不衰的吸引力，只有少数几个外国作家方可与之比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来描绘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阅读泰戈尔的作品，该是贴切的。不过，我以为打开泰戈尔文学世界的钥匙，是他自己这样两句话，一曰：“历史在耐心地等待着善对恶的最终胜利”；二曰：“上帝等待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泰戈尔作为获得世界性广泛声誉的第一个东方诗人，不仅他立足民族传统、面向世界的经验值得中国作家们记取，就是为什么泰戈尔的影响力会在中国作家笔下呈现出高低深浅的不同层次，同样应予以深究。
在长达三分之二个世纪的时间里，影响中国文学最深的当推俄罗斯文学。即以散文而言，从屠格涅夫到普里什文到巴乌斯托夫斯基，从赫尔岑、柯罗连科到邦达辽夫，从蒲宁到加扎科夫、索洛乌欣，中国作家从俄罗斯文学获得启迪、影响和喜爱有很大的普遍性。若从深浅不一的痕迹中去辨别民族文化性格的差异，那么俄罗斯作家主体人格中积淀的民族文化性格有三个共同的特色，颇堪深究和回味。一是俄罗斯作家从十二月革命党人的传统开始，均有一份高贵的气质、博大的胸襟和坚韧的意志，从那时候起就以高昂的“公民意识”取代了卑猥低下的“臣民意识”，谁之罪？怎么办？成了他们凝思竭虑的一个聚焦点；二是东正教的哲学传统表现为对人性善恶的两极进行深究的浓厚兴趣，表现为对“被悔辱的和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同情，并将这种同情与对人的终极关怀联系起来。三是俄罗斯作家较普遍地拥有“美能拯救世界”的信念，美作为救赎的手段，常常不自知地流露于字里行间，或直抒胸臆地进行表白。习惯于在散文中发表艺术哲学的宣言，几乎成了一个代不乏人的独特传统了。从乌斯宾斯基笔下的维纳斯，到别洛夫笔下的俄罗斯乡风民俗，两位作家“萧条异代不同时”，都有一种对美作不疲倦的探索的热诚，冥冥中似有一线相连。也许，与欧美散文相比，俄国散文失之笨重，灵巧不足，但犹如俄罗斯黑土地般的广袤和浑厚，在世纪的暴风雪中无暇顾及机巧和精致，就是一个文体以外的原因了。
外国散文成序列性地介绍到中国，是近十年来的事。散文终究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灵魂，即与民族哲学的成长渊源同步。我们读美国散文，从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时代直至今天，那新大陆开拓者的蓬勃朝气、实干精神、各种文化得以融合和融合后暴发出来的创造性活力，对于我们理解审美世界融合的必要性，该是同样地富于启发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民族的哲学，美国的世俗文化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极大，也可以说爱默生和梭罗的传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乃至倒退，但这个传统仍然是不绝如缕的。《再到湖上》、《神奇的世界》、《故乡的雷声》即是明证。德意志民族素以长于哲思著称世界，从歌德到尼采，从黑塞到格拉斯，或为先知，或与撒旦签订契约，散文兼及檄文、碑铭、箴言、诗篇，这一震古烁今的作风，从一些以写哲学为己任的作家们身上和哲学家所写的散文中，表现得更为酣畅淋漓。如基尔凯郭尔，如卡夫卡，在德意志和东欧土地上的犹太民族是如此，与德意志文化有血缘关系的北欧国家也是如此。在我国的三、四十年代，西班牙“八九年代”一代作家阿索林和巴罗哈等人，他们那着眼乡村风俗画，着眼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散文，对当时被破败的中国农村包围，寻求民族解放的青年散文作家来说，是很具吸引力的，与此相对应，到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拉美爆炸文学兼及博尔赫斯、帕斯等一代文学宗师的诗文，吸引中国文学青年们的波及面更为扩大了，在一定程度上可谓迎合了给散文重新定位，打开散文多重思维空间的心理需求。
即或不是在地球越来越小的今天，散文的跨文化影响也是有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的。东西方人的自然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西方人强调自然是人探索和征服的对象，是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东方人强调“天人合人”，自然是面镜子，是人内在修身的根本的参照系，不仅人际之间的关系能在这面镜子中得到反映，而且它还把是否和谐一致当成检测的价值尺度。如果说，在早期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笔下，如布封的动物素描，观察的精确细致，表现为自然界是科学实验的对象，法布尔的《昆虫记》之所以是一部昆虫世界的“圣经”，是因法布尔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注入了人类世界的文化因素和人性善恶的因素了，昆虫世界的理趣和情趣显然是人生世界的一种变异，和一种折射。卢梭“回归自然”的口号，基于文明对人性压抑的批判，已与我国老庄哲学的“绝圣弃智”有些相近了。此后美国人梭罗逃避到瓦尔登湖畔，与山川林木为友，在梭罗笔下，诗人借自然说话，自然借诗人说话，是对西方文明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传统的一次决绝的抗争。在俄罗斯人普里什文笔下，在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笔下，都是将自然与人的和谐一致当成人的最高幸福，大自然是疗救心灵创伤，重新获得生命力的永可信赖的场所。当代美国生态学家，《沙乡的沉思》一书的作者利奥波德，深情的描绘了发生在大地母亲身上那悲壮苍凉的一幕，自然的沙化背后显然因为人的贪婪无厌，是人性沙化的直接结果。从以上人与自然主题的演化轨迹中，东西方不同时代的作家已渐渐地趋向一致。
如果我们选择若干感兴趣的母题或子题，将同一主题及相邻的子题，同一题材乃至相似风格的优秀作品，不论国别和时代，从创作动机，材料结构，叙事策略，语境对象直至辞语的使用进行纵向绵延考察和横向平面比较，领略不同民族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五彩斑斓、绚丽多姿的文化、人格和审美智慧，会有助于我们将文化视野的地平线推得更远些，因为一种旨在“审美视界融合”的研读，完全符合散文欣赏“非一次性”的文体本质属性。散文是文化精髓的教课书，是滋养人的心灵和人性的审美教课书，它不只是文化消费的对象，也不止于社会百科全书。在今天，社会转型，“视听文化”的不可阻挡的强健势头席卷一切，文字作为一种思想符号的优势却是“视听文化”先天地所不可比拟的。被“后工业社会”的人们讥讽为“短小轻薄”的所谓“状态散文”或“平涂散文”（意指没有思想和心灵的深度，只有某种思想道德平均数的散文），它一方面是对视听文化的效颦，一方面是迎合现代社会被称之为“单维度人”和“空心人”的消极需求。编选这本洋洋达二百余万字的东西方散文名作，我们虽不奢望于世道人心、民族散文的振兴大有裨益，但却有一份坚守精粹文化营垒的心愿，并愿给予喜爱中外散文的读者们以翻检之便利。
本选集西方卷的译文，绝大部分是近十年间的中青年翻译家们的作品，同时也选了鲁迅、周作人、茅盾等学贯中西的一代作家的译笔。翻译散文与译诗同样地困难，而且在同一作品的几家不同译本中，还未必是一定后来居上的，在这里，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如巴金、傅雷、王佐良先生的译笔堪称是可与原作媲美，令人击节赞叹的典范之作。我国近几年来外国散文的翻译出版以丛书形式开始走向序列化和系统化了。尽管遗漏和空缺的外国散文经典还不少，地区间也不尽然平衡，与原国家的散文繁荣还不相称，但是，世界散文大国的图景之轮廓已宛然清晰可见了。没有几代翻译家的辛劳，要编选这样一种集粹性的选本，是根本无从谈起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翻译工作，尤其是翻译启人心智的经典名作，就如普罗米修斯窃火到人间。翻译散文是项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崇高伟业，作为编选者，我们对翻译家们的劳绩谨致衷心的谢意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