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价值再思考⁽¹⁾

一、引言

我十分高兴能到香港来参与关于第五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研讨会的开幕式。这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社会学和人类学同仁学术定期交流的第五次会议，上一次是1993年在我的故乡苏州举行的。当时我提出的论文，已经用“年近谢幕”这句话开头，转瞬间又是四年，我们大家都增添了四岁。我自己已经到了87岁，应当是从社会活动中退休的年龄了。但是还是舍不得这个和各位老朋友再一次交谈切磋的机会，违背了家人的劝阻，做此旅行。我这种心情，深盼朋友们能体会，如果我在发言中有什么不能达意或不妥之处，请多体谅。

在座的不少朋友都知道，我曾在一些场合中提到，这几年我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反思反思”自己60多年来的学术道路，对自己耗费过的笔墨“结结账”。几次聚会虽没有特地安排与老朋友们讲述我的过去，却在客观上为我的自述和反思提供了机会。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这个主题隐含一种程序，即把我们这些从事人与社会研究的人所得出的结论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取得具体效果的一个过程。然而，对我这样一个已经在60多年的时间距离之间行走过来的老人来说，它却使我想到更加复杂的问题。稍有知情的人都了解，我曾经在国际上获得过“应用人类学马林诺斯基奖”。我获得这个奖，自然是因为我在一生中写出不少文章，其中有许多早已被称为“应用研究”了，而我也曾指出自己的研究形成了为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²⁾想起来大家也必定知道，对于我的研究及其“应用价值”以及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看法，60年来海外一直存在不同的评论。

去年9月在吴江与朋友们聚会时，一位来自英伦的友人提起我的同窗Edmund Leach教授在人类学的价值问题上与我形成的差异。⁽³⁾我与Edmund可以说是Malinowski门下的同门弟子，可是Edmund坚持认为人类学是纯粹的智慧演习，而我则觉得人类学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参与到所研究的人民的生活中去，没有具有一定的实践雄心，就难以获得自身应有的价值。Edmund已先我而去世，我与他无法进行面对面的论辩，只能在他“缺席”的条件下“自言自语”了。在《人的研究在中国》（1993）这一讲演稿中，我不仅对Edmund对中国人类学者的评论做出理论回应，而且还承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对我的“应用研究”的影响，承认了儒家“学以致用”价值观对我的潜移默化。⁽⁴⁾不过，我能相信，Edmund在世时一定知道我们之间的差异不全是学术传统之间的民族差异，而可能也是对社会科学体系的不同理解，甚至推得更远一点，可能是对社会科学价值观当中Max Weber的论点的不同看法。

Weber曾经用“valueless sociology”来形容社会科学，并用“vocation”一词来形容学者的追求与学术的定位。所谓“valueless sociology”就是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其研究中不要带着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来观察社会事实，干预社会的客观存在，如果一定要翻译出来的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与价值判定无涉的社会学”。“vocation”一词，我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对应的中文词汇，实际上它既指一种才能又指一种具有感召力、超离社会实际的智慧，也许相当于中文中的“天职”一词。Edmund的看法，大致说来是社会科学老祖宗之一Weber的理论的人类学延伸。我们之间的差异，不是单独、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共同的问题，Edmund怀疑我的学术实践的价值观，我则常想“valueless sociology”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

问题何在？在这里我不想再继续重复学术传统差异的溯源工作，倒是想提提学者的平常事。就我个人而言，在写文章和拿出去发表时，我并没有想到这并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会对别人发生一定作用的，所发生的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过去一直不曾感觉到是我自己的问题。今年年初在北京高级研讨班上我提到，童年时我看到过我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拾起来，聚在炉子里焚烧，并教育我们说要“敬惜字纸”。我长大了一些，还笑老祖母真是个老迷信。我长到了老祖母的年纪时才明白“敬惜字纸”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为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我一旦理解了祖母的行为和教训，我心头相当郑重，因为我一生对字纸太不敬惜了，想写就写，还要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甚至还编成了书，毫不经意地在国内外社会上流行。如果我确是发表了一些有害于人的文章，不能不说是贻害了人。因此近来常想到祖母的遗教，觉得应当自己回头看看我过去的文章和著作。当然不是像托尔斯泰那样想把自己一生的著作付之一炬。已经行世的著作，火是烧不尽的。同时也明白我写下这么多字纸，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作品，而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是非祸福自有历史去公断，不必由我去审定，要我审定我也无此能力。

我不知道Edmund在老年时是否也发生过同样的问题，但我相信他是能够意识到我的老祖母的“敬惜字纸”的意义，也是能够理解到不存在不产生社会影响的学术作品，影响只有好、坏、大、小程度以及社会空间范围之别，因而谈“valueless sociology”我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走过60年的学术道路，我回过头来反思一番，深感不妨多耗费些字纸进行一些自我批评。我原来只是埋头走我的路，到了近些年来才回过头来问一问、想一想有关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问题。我不久以前想到了一个词汇叫作“文化自觉”。⁽⁵⁾在今天这个“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上，我愿意把这个类似于号召的词汇赋予一个学术的说法，我认为这四个字可以代表我对人文价值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