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凶残日寇
满地打滚的枯叶还没有被秋风刮净，初冬的第一场小雪已经天女散花一般漫天飘舞了。与寒冷肃杀的天气相对应的，是1942年日军进行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半年后的一天，对日军顶礼膜拜的天津《东亚晨报》在二版头条位置登载了一条这样让人触目惊心的消息：
“共产党交通员王三因身上携带重要情报，在蓟县卡口面临大日本皇军搜检，王三拒不交出，而是吞咽腹中，于是遭大日本皇军的刺刀穿膛，切开胸腹，后被石磨碾成肉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还望国人汲取教训，积极配合大日本皇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做顺民做良民，远离一切危险。”
这家报纸一向配合日军占领和统治天津、掠夺经济资源进行舆论宣传，被老百姓私下叫做汉奸报纸。这样的报纸登载的消息靠得住吗？
在《大天津》杂志社做编辑的年轻人刘海涛就从来不看《东亚晨报》。屋里的同仁举着报纸低声对他诉说了这个消息，让他突然一个激灵，大脑“轰”的一声，犹如五雷轰顶！因为，王三是弟弟梁海山的化名。弟弟就是交通员。报纸上的王三是不是指的弟弟呢？难道弟弟以这种方式牺牲了吗？
弟弟什么时候去的蓟县，父亲怎么没对自己透露一点点口风？难道又是《东亚晨报》正话反说在造谣？父亲一直认为刘海涛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优柔寡断，在女朋友问题上撇不清；还认为他有恐日情绪，便对他不是十分信任。并没有因为是亲生父子而有所改变。而刘海涛觉得自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工作也是兢兢业业，怎么就不能赢得信任呢？没办法，父亲就是不把一些机密告诉他。
其实，刘海涛有所不知，他身边一直与他关系腻腻呼呼的齐有为更让父亲不放心。父亲多半生阅人无数，看人眼睛很刁，齐有为的一切在刘海涛眼里似乎很正常，而在父亲眼里，单从齐有为“鬼头蛤蟆眼”的做派，就让人心里打问号。
快下班的时候，邮差给刘海涛送来一封“《大天津》编辑刘海涛收”的信件，信皮上注有“稿件”字样，但刘海涛凭经验就猜到，这是“上线”专门寄给他个人的。他急切地打开信笺，见是一篇1000字左右的短稿，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阴霾排空，东邻失脚。马上告诉周掌柜，礼尚往来，欠债还钱，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了解内情的人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刘海涛却看明白了，弟弟确实出事了，应该立即将消息通知父亲。他心脏怦怦乱跳，恨不得顷刻间便跑到父亲那里去。他不时看看墙上的挂钟，压抑着焦灼不安的心绪。
掌灯时分，刘海涛在杂志社审完最后一篇稿子，便到后院请示总编室主任，是不是可以下班。总编室主任马向前和日本顾问小野，还有两个市里商会的人在打麻将。四杆烟枪吞云吐雾，屋里乌烟瘴气。小野是个中国通，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牌桌上稀里哗啦的声音冲击着刘海涛的耳鼓，他非常烦闷地等候马向前下令，偏偏马向前不下令。而小野却冷不丁说道：“十块钱一锅的，不过瘾，涨到二十块钱的一锅了，金杠的、天儿和的、清一色的统统十块钱。”这里说的多少块钱是指大洋，不是当时很毛的日本钱票。刘海涛低眉顺眼地站着，听着小野的公鸭嗓的声音，恨不得一个箭步扑过去掐死他。
“傻站着干嘛，还不淘几个手巾把儿递过来。”马向前把烟蒂摁死在烟缸里，乜斜着眼睛说道。刘海涛知道，这是对他说的。他便把小野身后盆架上的脸盆里兑好稍热一点的温水，淘洗了手巾，攥出一个热手巾把儿，先递给小野，等他擦完脸，刘海涛再淘洗手巾，再递给商会的人，最后递给马向前。刘海涛虽然心里着急，该做的事却一点也不能含糊。瘦成一把骨头的马向前接过毛巾把儿说：“我可告儿你刘海涛，咱们给皇军干活，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你可知道，皇军的刺刀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说挑出你的肚肠子只是一句话的事儿！”刘海涛急忙点头哈腰道：“主任，我时时刻刻在想着刺刀呢。”马向前擦着脸说：“想着就好，否则我也得跟着沾包儿。”
“我可以下班了吗？”
“急什么，把我们四个人的鞋脱下来拿外面去掴打掴打。”
当时刘海涛心里那个气呀，脸上堆着的笑容必然是非常难看的。他紧抿着嘴唇蹲下身子，先把小野的黑卡其面的布鞋脱下来，忍着那股子酸汗味儿拎到屋外，“啪啪啪”掴打了一阵子，然后拎回来给他穿上。给小野穿鞋的时候，他感到小野的可憎的小腿短得与大腿不成比例，据说日本人为此也对身材匀称的中国人嫉恨。“有朝一日，我会亲手砍断他的短腿！”刘海涛心里愤愤地想着。他耐住性子把两个商会的人和马向前的鞋也掴打了，最后站起身在一旁侍立，静等马向前发话。
马向前肯定知道刘海涛等着他说“你可以走了”这句话，于是，他偏偏不说。而是将手边的手巾把儿还给刘海涛，说：“再淘淘。”刘海涛无奈，点头哈腰地接过手巾把儿打上肥皂又淘了一遍，然后还把脸盆里的水换上新的，再把手巾把儿淘一遍，最后搭在盆架上以后，就又侍立一旁，继续等待马向前发话。终于，马向前伸出一只手摆了摆，意思是你可以走了，却连嘴都懒得张，眼睛只是盯着桌子上别人出的牌。
马向前曾经私下跟刘海涛说过：“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给他。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刘海涛当然明白。他明白的不是这句话，这句话有什么可费解的？他明白的是马向前其人。
“呜儿——”街上的警车狼嚎一般拉长了声音呼啸着飞驰而过，接着传来几声带着回音的枪响“噼呦！噼呦！噼呦！”
刘海涛的编辑室是东厢房，隔着院落正对着西厢房。他在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西厢房正有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他。而他还毫无知觉。
刘海涛的良民证和工作证上写的都是刘海涛，其实，没来天津以前他的本名叫刘海涛。自从进了天津，接连不断地跟父亲身边的人打头碰面，他便改名为刘海涛。今年满打满算二十六岁。他原来是天津北洋工学院的大三学生，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北平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平研究院内迁西安，合并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而他没有跟着走，于是，肄业了。考虑到父亲工作的需要，他留在天津，在这家叫做《大天津》的杂志社谋了职，转眼已经干了五六年。
事情让刘海涛不敢想，想一想就会咬牙切齿痛不欲生。平津相继沦陷以后，日军占据北洋校园作为兵营，将教学用的珍贵标本和仪器全都掠往日本，将相关教学设施悉数损毁，名噪一时的北洋工学院在硬件上顿时化为乌有。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教育的摧残，是毫不客气的。他们明白一国之本教育为先的道理，他们将天津的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的校园夷为平地，在北平占领清华园后将校园转用于军事，将机械系工厂设备用于修理枪炮。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就在于重视教育，那么，侵入中国以后立马毁灭和摧残中国教育，也真是找到要害了。
早在1937年春，刘海涛就从校刊上得知，北洋工学院此时处于历史发展的尖峰时刻，院长李书田先生满怀希望地瞄着世界水平，拟就了《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书》，计划若能实现，那么，20年后，北洋将分八期建成文理、工、法、医4个学院，22个系及4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这个计划绝不是虚张声势的放空炮，那时候，北洋工学院相当兴旺。可以说，自1895年建校以来，作为工科大学，办学经验已经十分成熟，自己的风格已经形成，历届毕业生已经累积相当数量，且正在壮年时期。当时中国土建，水利，铁路，矿业，机械……各领域都布满北洋学生，有时整条铁路，整个矿山的各种技术人员中几乎都是他们的身影。而刘海涛因为是文科生，就走到了今天的这个地步。而又因为刘海涛与一个叫孔德贞一个叫齐有为的一女一男两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撕扯不清关系，便遭到了父亲的鄙视。
与孔德贞，是在谋职以后因为工作而产生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与齐有为的关系则始自北洋工学院的时候。那时候大学里有个诗社，诗社办有油印诗刊，刘海涛每每有了得意的诗作便送到诗社在诗刊上发表。被天津各大报纸发现以后，约稿者纷至沓来，刘海涛这个诗名不像新星那样冉冉升起，而是犹如一道闪电，蓦然间地冷不丁地出其不意地照亮了天津卫诗坛。北洋工学院所有的教授学生没有不知道刘海涛其名的。
班里的另一个家境殷实的男生齐有为对此非常羡慕，却苦于才疏学浅，一首也写不出来，但他心思很深。日军进攻天津的时候，刘海涛家房子被炸毁，老娘被炸死，家里一时非常缺钱，这时候作为富家子弟的齐有为主动站了出来，为刘海涛慷慨解囊，料理了老娘后事，还把房子盖了起来。刘海涛欠下齐有为一笔深深的人情债。欠债的滋味儿不好受，他急于还上这笔钱，便饥不择食地谋了职。而齐有为本来可以稳稳当当找到比刘海涛好得多的事由，但他偏偏脚跟脚进了刘海涛的杂志社。后来刘海涛凑齐了钱要还给齐有为的时候，齐有为却坚决推辞，说：“这点钱在我们家是九牛一毛，你别寒碜我了。”
借钱不还，不是刘海涛做人的风格，他也口气坚决地说：“你们家再有钱，终归是你们家的，我借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这么做不是让我一生不踏实吗？”
齐有为正色道：“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如果看不起我，我就更不能接这个钱。因为我从来没借给你钱。你能借到钱，是老天爷给的，我不过是过路财神帮着转了一下手。”他说什么也不要，还当着刘海涛的面就把借条烧了，让刘海涛既纳罕又十分无奈。
谁都不知道齐有为的心思，他有个深埋心底，对谁都不能说的雄心壮志：要跟定刘海涛三十年，要搅得刘海涛五十岁前一事无成。“我不行，你也别想行。”这是齐有为每天夜里睡觉时都会自言自语的话。
这样的用心不能不说十分险恶。然而刘海涛对此一无所知。一个那么热心帮助他的人竟打定主意毁他一生，刘海涛做梦也想不到，他根本就不可能往这方面想！
刘海涛供职的这家叫做《大天津》的杂志社几年前被日本人占领和接管，成为人们明损暗骂的“汉奸刊物”，因为，这本刊物一夜之间就演变为专门为日本人侵略行径歌功颂德，为日本人掠夺中国物资涂脂抹粉，为日本人残害中国人寻找借口和理由的无耻无度无良的刊物。杂志社占据着一个二进的四合院，原是一家国民党军官的宅邸，国民党撤退以后，日本人用枪托子砸开了院门铜锁，见小院很整齐很安静，还有树木、石凳，便将改头换面的《大天津》杂志社搬了进来。
刘海涛从小院里推出十分破旧、稀里哗啦乱响的自行车，刚要骑上去，西厢房的齐有为突然跑出屋子，从后面走过来一把按住了他的车把，说：“等等我，我去推车，我跟你去。”
“你知道我干什么去，就跟着我？”
“这个时间，你不是去见父亲就是会女朋友，那还用问？”
“我就不能有一点私密空间吗？”
“我不会影响你，我打一个照面就离开。谁让我崇拜你呢。”
这人怎么这么黏人啊？但刘海涛素来优柔寡断，虽然心里别扭，却没有阻止齐有为。两个人一起骑上自行车，迎着渐渐降下的夜幕，向父亲住处驰去。在两个路口，经过了两次盘查。最后来到海河边一拉溜商铺的其中一家的门前，将自行车支好落锁。这家商铺与两旁无异，按照市公署的要求，门窗的玻璃都贴了“米”字纸条，屋里头顶上吊着的电灯灯罩上蒙着黑布。推门进屋，便见迎门立着一块不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踊跃献铜献铁，为了大东亚共荣圈”。显然，这一切都表明，父亲跟着市公署走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走板。
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正蹲着往一块玻璃柜台上糊报纸。刘海涛蹲在父亲身边，问：“好好的柜台，糊报纸干什么？”
“刚才来了个日本人，我送他一条‘恒大’牌香烟，他心情愉快，便抬起钉着铁掌的皮鞋踢了一脚，把玻璃柜台踢了个大窟窿。”
“真她妈不是东西！”齐有为道。
“唉！”刘海涛无奈地一声长叹。
“有为你不要这么明目张胆地乱骂，会给你和我们惹麻烦的。”父亲说。
“好的，以后我注意了。我走了，我不打扰你们了。”齐有为在刘海涛屁股上轻拍一掌便离去。
刘海涛和父亲都没有跟出去送客。此时他们都对齐有为十分厌烦，却又不愿意生硬地得罪。父亲站起来的时候，刘海涛看到了贴在柜台上报纸，是后来被称为汉奸报纸的《东亚晨报》，出于职业习惯，几个粗黑的标题跳入他的眼帘：《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要纲》、《讨论推进治运》、《确立华北治安迈进东亚解放》等等，在右下角的广告栏里，他无意中看到了京剧名家汪晓秋的戏目《醉我南风》、《夜深沉》和《夜明珠》。职业习惯使他读出汪晓秋的话外之音，他打算抽空找一趟汪晓秋。
这时，父亲脸色阴沉地说：“以后你能不能别带着齐有为到这儿来？”
“我没想带他，他非要跟着。我又不能得罪。”
“你的嘴就那么笨，只会说憨直话不会说婉转话？”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您得给我时间不是？”
“你呀你！我刚刚在大经路（后来叫‘中山路’）看好一个门脸，近日打算搬过去。”
“大经路天天有日本人过往，实属危险之地。”
父亲沉默了。他从口袋里摸出“哈德门”香烟，叼上一支，擦着了火柴，却迟迟没有点上火，直到烧了手。
刘海涛抓过火柴，重新给父亲点上，说：“爸，是不是弟弟海山出事了？”
父亲不说话，眉头紧皱，手上颤抖，半天才略略点了点头。两行老泪汩汩而下。
刘海涛又低声说：“刘掌柜来话儿了，说‘礼尚往来，欠债还钱’。让我立马把这话儿捎给您。您说，我应该干点什么？”
“唉！”父亲突然抹了一把眼泪，“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脑瓜一热任着性子擅自行动，要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
“国恨家仇，我咽不下这口气！”
“咽不下也得咽，记住，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刘海涛咬牙切齿，手里的火柴盒被捏成了一个球。忍着，忍着，几时是个头啊。
父亲催促刘海涛赶紧离开，回自己的寓所去，短时间都不要再来这里。刘海涛不想走，父亲便拿起两盒“哈德门”揣进刘海涛的口袋，硬是把他推了出去。
刘海涛无奈，出得门推了自行车刚要骑上去，两个巡街警察截住了他，浑身摸他，便将他口袋里的两盒烟顺走了。刘海涛强忍着一言不发，回身朝他们背影吐了口唾沫骑上自行车就走了。此时，年轻的女画家孔德贞也许正在寓所里坐等他的到来。
刘海涛为掩饰身份，在南门外大街的日租界与一个经常给《大天津》投稿的言情小说作家万家铭的一家三口合租了一个小院。这个小院总共四间屋，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库房，卧室都是里外间，厨房和库房是两家合用。
他们这个小院的邻居，就是一家日本人。男人好像是商界的，女人在家里带着两个男孩。刘海涛经常见她穿着浅色和服和木屐，站在街上娇声娇气地招呼：“阿嘎江，阿路内，一马拿斯斯嘎！”好像是招呼孩子回家吃饭的意思。日本投降后，刘海涛亲眼见到一个破衣拉花的背着破筐拾毛褴（捡破烂）的男人用带着钉子的竹棍，在这个日本女人脸上狠狠乱钉，直钉得鲜血直流。此为后话。
齐有为也在附近租了房子。论理，齐有为家里趁着三个连体三进的四合院，打着滚儿住也住不完，他却偏要追随着刘海涛，要获得与刘海涛相同的生活体验。当然，他的更深一层的念想是没法说出口的。他经常到刘海涛家里来，不光和作家万家铭十分熟识，还与邻居日本女人打得火热，曾对刘海涛夸口：“海涛，你几时遇到麻烦，我可以请日本人帮你。”那年月，与日本人成为朋友，是一些人感到荣耀的事情。有一次，齐有为还把那个日本女人领到刘海涛家里，介绍他们相认。说这个日本女人正在学习中文，以后说不定会经常来请教刘海涛。
“谁让你国文底子厚实呢？”
刘海涛心里那个堵啊，可是，人家一直在捧着你，你能说什么？你能不讲方式地直截了当得罪日本女人吗？你能说清日本女人身后站的是日本商人还是日本特务？要报国恨家仇也该从长计议，听从组织上安排不是？
夜晚，女画家孔德贞在来刘海涛寓所的路上遭遇了两个便衣特务的拦截。
“良民证！”一个便衣伸手就摸孔德贞的胸口。
“干什么？”孔德贞奋力推开便衣的手，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良民证。
“天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另一个便衣快速伸手摸了她的脸颊一下。
“摸什么？没见过女人吗？”孔德贞愤恨地收起良民证夺路欲走，两个便衣嘻嘻笑着，挡住她的去路。
“急什么？陪我们俩说说话再走。天这么冷，我们俩在外面溜达，容易吗？”
“我可告诉你们，我是治安军副司令孔令诚的亲侄女，小心你们的鸟食罐儿！”
“嘿嘿，吹牛X谁不会，我们不吹，我们告诉你实话，我们是日本特务总队长官雨宫巽的部下。既然你是孔令诚的亲侄女，对雨宫巽总该有所了解吧？”
“我没时间跟你们闲扯，放我走！”
“走，没这么容易。不聊上半个小时你甭想走！”一个便衣又伸手摸了一把孔德贞的脸颊，孔德贞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但眼下却又一时想不出对付他们的主意。
孔德贞比刘海涛小两岁，亭亭玉立，风度翩翩，正当青春花季，椭圆脸，细长的眼睛，梳着时下知识女性非常时兴的荷叶头，脖子上总是围着一条浅驼色的毛围脖。说话的时候总是“仨大钱俩手攥着，一是一二是二”，简明果断，落地砸坑。
她毕业于坐落在天津市中心三岔河口的北洋女师范学堂。她追随刘海涛的诗名至少小十年了。上中学的时候读刘海涛的诗，上大学以后又读刘海涛发在《大天津》上的文章。她非常信奉时下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话：“出名要趁早。”她崇拜刘海涛的诗名，也幻想自己能在天津画界站住脚。她曾经来到杂志社告诉刘海涛说，他写诗便激情四溢，写文便严谨温润。及至谋面，又一派名人气质大家气象。直说得刘海涛满脸通红，心脏怦怦乱跳。他还真没让人这么直白地夸过。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很感性却又温吞水的人，写诗往往是兴之所至；写文章又往往是急就章。几首小诗谈什么“名人”，几篇小文谈什么“大家”？从来没觉得自己像孔德贞所夸的那样。
刘海涛把孔德贞的情况说给父亲的时候，父亲立时冷下脸来：“你不要和这样的女子撕撕扯扯，一来咱家和她们不匹配，两家人不可能走到一起；二来对咱们的工作有影响——接触时间长了你总会流露出一些情绪，或工作上的蛛丝马迹，你知道她几时会把你举报给日本人啊？”刘海涛听了这话频频点头，知道父亲的担心不无道理。怎奈事情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孔德贞从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马向前那里要了刘海涛的住处，便不时来寓所坐坐，拿些插画的业务。其实，她并不缺钱。她父亲是盐商，叔叔是天津卫声名远播的伪治安军副司令孔令诚。如果她父亲给杂志社一笔广告费的话，她的画会随便登；若是来损的，让孔令诚出面压杂志社一下，马向前还会把所有的插画业务全给她，还不敢不给高价。根本用不着她自己抛头露面。但孔德贞坚持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对父亲和孔令诚从来都只字不提，只是就画论画，以自己画品的质量谈价格，以自己的实际能力揽业务。对孔德贞，刘海涛是没法拂逆的。
孔德贞正在被两个便衣纠缠不休的时候，刘海涛骑着自行车经过这里，在昏黄的路灯下，他一眼就认出了孔德贞，而且，知道她遇到了麻烦，便急忙滚鞍下车，虚张声势道：“嗨，孔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孔司令说好今晚见面的，你怎么能在这里耽搁着呢？”
孔德贞看见刘海涛来了便像见到救星，急忙说：“是啊，这两个浑球儿死缠着我，不知道锅是铁打的，看这意思非要把我叔叔请出来他们才放我走。”
刘海涛道：“德贞，你甭生气，他们是跟你闹着玩儿呢。走，上我的车。”
刘海涛蹬起了自行车，孔德贞抓住刘海涛的衣服，一纵身就坐在了自行车后架上，自行车便快速驰了起来，把两个便衣甩在了身后。
……
父亲经常悄悄地向刘海涛讲述天津近年来的林林总总，曾经告诉刘海涛，你现在看到的破败的街道，凋零的商铺，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街坊邻里，并不是老天津的真实样子。只是因为几年前，天津这座繁华的华北地区的经济文化重镇，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陷入敌手，惨遭蹂躏。当然了，国民党驻天津的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在李文田带领下，与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激战，一度攻占了天津东站、北宁铁路局、烧毁了东局子停机坪上日军十余架飞机，并且包围了海光寺兵营，攻进了日租界，应该说战绩不错。但终因寡不敌众，武器也不够凑手，告败撤出天津。
那时候，天津城里一片火海，浓烟四起，房屋倒塌，老百姓哭号连天。当天死于战火的市民就有两千多人，难民十万以上。南开大学被日军泼油纵火，烧成一片瓦砾。事后当局统计，天津沦陷的当天，市区被毁的房屋达到2500间，日军破坏和强占的校舍377间，摧毁企业、工厂53家，财产损失达2000万元（大洋）之多。若干年后，这个数字十分平常，而在当时，差不多是令人捶胸顿足的天文数字。
父亲也告诉刘海涛，在时局非常艰危的情况下，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彭真做出了重要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共产党员和抗日人员，都要撤出并设法到乡村拿起武器打游击。按照这一指示，天津市委决定：除留下少数人员坚持市内地下抗日工作外，要组织其他党员、“民先”成员、救亡团体成员聚集到英租界，分批乘英船离津，一路经大后方转至太原、延安；一路去河北保定转至八路军占领区；一路南下走津浦线到东光一带开辟新区。市内只留下小站、王兰庄、西北乡三个党支部和市内极少数党员、民先队员坚持工作。
于是，在距离南市不远的海河边，有一家不太起眼的杂货店，父亲租了下来，起名叫“周家栋商铺”。后来刘海涛知道了，这是党组织留下来的一个地下交通站。父亲便是站长。父亲原名叫梁雨松，是时五十四五。他是不是党员刘海涛始终不知道。在那个时期，刘海涛曾经对父亲说，我想加入共产党，父亲冷漠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在党外工作会更方便。”从父亲的口气，刘海涛猜想，父亲应该是党员。
刘海涛家原先五口人，大哥梁海天长得高大威猛，很早就出去谋生了，后来影影绰绰知道他参加了八路军，是冀东声名远播、威名赫赫的一个八路军团长；弟弟梁海山长得圆头圆脑活泼可爱，是个采购员身份的地下交通员。刘海涛在杂志社工作，也算交通员，但实际身份并不确定。只是经常配合父亲做些事。日军攻入天津的时候老娘被炸死，现在家里剩下四口。梁家后来被上级党组织命名为“抗日之家”。对外，父亲的名字不是梁雨松，而是周家栋周掌柜，而梁海山的名字是王三。因为工作非常隐蔽，这个地下交通站已经正常工作了好几个年头，从没出过差错。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寇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更加凶残。党组织动员父亲，是不是让刘海涛和弟弟都撤离天津，奔赴八路军占领区。父亲一番犹豫，就与他们俩商量，结果他们俩谁都不愿意离开父亲，发出死誓：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坚决与父亲风雨同舟！因为，他们俩深知父亲的艰难。
既然不想走，该工作就要工作。深秋，冷风飕飕，枯叶满地滚的时节，市里党组织有一份重要情报需要送到蓟县。蓟县地处天津正北，距离有110多公里。弟弟梁海山套好大车，打算顺便捎些山货来，穿起夹袍，将袍角煞在腰里，外貌憨厚而精干。大青骡子“咴儿咴儿”地打着响鼻，精神抖擞，出了城就撒开四蹄尥了起来。
临近蓟县县城的时候，梁海山猛地发现日军在卡口检查过往行人的时候，不论男女，都要脱光衣服只穿短裤在冷风里站着，连衣服上的每一个补丁都要撕开仔细搜查。那时候有的人没有短裤，便赤条条裸体站着，样子实在磕碜。这种情况梁海山还从来没经历过。他想退回去另选路径，但已被好几个伪军围住。梁海山不敢迟疑，在掏出良民证的时候，就把夹在夹袍补丁里的那封信抽出来填在嘴里，快速吞下。这个举动被一个小鬼子看在眼里，他二话不说，从身边一个伪军手里夺过大枪朝着梁海山肚子就是一刺刀。当时梁海山一声没吭便倒在地上。随后，这个小鬼子让伪军动手，将梁海山的肚子剖开，从他的胃口里取出那封信。而那封信是从杂志上撕下的一页纸，是用米汁写在铅字的字里行间的，经过胃液化学反应，米汁早已不复存在。
小鬼子把这页纸拿回据点研究，什么都没研究出来，便恼羞成怒，将梁海山的尸体用石磨碾成肉泥，抛入河里，以解心头之恨。其形其状令人撕心裂肺惨不忍睹。还在各个卡口和县城里贴出告示：谁藏匿八路军的情报，将与王三一个下场。消息悄然传回天津城，刘海涛和父亲悲愤不已，痛苦不已！父亲老泪纵横，后悔自己没有把梁海山送到八路军占领区去。一夜之间全白了头发。刚刚五十四五，已然白发苍苍。消息自然也传到了冀东八路军团长梁海天的耳朵里，梁海天一刀砍倒了一棵胳膊粗的大树！
一个来给梁海天送情报的交通员这样描述说：作妖的这个小鬼子叫桥本鸠夫，是日本宪兵中队长。他本来驻守在蓟县北部。此部山区原来驻有两个日本人的据点，一个是驻在下梢的大冢警备队，另一个是驻在上梢蓟、遵两县交界处的桥本宪兵队。这两个队东西相对，遥相呼应，对蓟、遵两县和北部山区形成封锁，对八路军抗日活动威胁极大。驻守在此处的中队长桥本，是蓟、遵一带最为出名的杀人恶魔。虽然桥本总部驻守在遵化县境内，但是他每次扫荡、清乡，都要越过遵化，途经蓟县至冀东，而且走到哪里都要杀人放火，气焰极其嚣张，手段极其残忍。不管是八路军、地下党还是普通群众，只要落入他的手里，没有一人能免遭荼毒，或是被火烧、被灌凉水灌煤油和辣子面，或是被刺刀挑、枪毙，甚至是在大庭广众面前用铡刀把人活铡了。在不长的时间里，被他亲手迫害致死的群众和八路军、地下党就达数十人，致伤致残的更是不计其数。一时间，蓟县北部山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很多老百姓一提“桥本”二字便谈虎色变。
而上级领导这样对梁海天说：现在沦陷区的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四处打听八路军的去向，焦急地询问，像桥本这样的恶魔为什么还不赶紧铲除？他们纷纷派代表来到冀东抗日根据地，向八路军诉说，发出请求——铲除桥本这个恶魔，越快越好！而眼下，桥本被调到蓟县南部，距离八路军主力比较远。
梁海天看着墙上的地图，在上面标上一个惊叹号。“首长，我们必须坚决铲除桥本这个恶魔！”梁海天表情痛苦地向上级领导请示。
“对，你和我们想的一样，必须坚决打击蓟县敌人的嚣张气焰！”上级领导明确表态。但又同时提醒梁海天，“桥本既凶残又狡诈，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既打狼，又不要让狼咬伤。”
“是。”
梁海天一番沉思以后，找来山区游击队长姜其武一起研究，分析当时的敌我势态。姜其武来自天津南郊咸水沽，也是北洋工学院的肄业生，脑筋好使，对天津城郊也十分熟悉。他认为桥本驻在蓟县南，一旦我军发起进攻，蓟县左、右和蓟县中的日本宪兵、警备队，就会迅速增援，并对我军形成合围之势。到那时，即便我军达到战斗目的，也将付出惨重代价，甚至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必须选择一个万全之策，做到一战必胜，速战速决，安全撤离。二人一致认为这场战斗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梁海天道：“这样好不好，咱们先‘引蛇出洞’，迫使桥本离开他的巢穴；而我军提前在其必经之路做好埋伏，一举将其全歼。”
姜其武道：“对，‘围点打援’，这应该是上策。”他们了解到，蓟县的伪县长丁五金，是蓟县东丁村人。村中有一个伪军据点，丁五金每次回家探母，都住在那里，除此以外，丁五金还是蓟县剿共总司令，日军倚重的大红人，还是与恶魔桥本磕过头的把兄弟。从丁村据点到蓟县南的桥本中队，有一条专用电话线，只要据点一有情况，桥本马上就会乘卡车赶过来。梁海天兴奋地在姜其武肩膀拍了一掌：“就利用丁五金与桥本的这种特殊关系，你先带领游击队佯攻丁村据点，逼迫丁五金向桥本求援，只要桥本增援丁五金，势必会抄近路。我们八路军主力团就在这条路两侧提前设伏，届时全歼桥本！”
姜其武胸有成竹，连连点头。
“围点打援”的基本方针就这么定了。
立冬之前，梁海天得知，丁五金将于立冬之日回家探母。天津人有个民俗，就是立冬之日吃饺子。丁五金将带着白面、肉馅来丁村母亲家包饺子。于是，立冬这天傍晚，梁海天率领全团主力，秘密到达了从蓟县南到丁村必经之路，与姜其武带领的游击队汇合。这条路东部有山有树，撤退时可以迅速消失在大山中。天一擦黑，姜其武便和游击队员们裹紧绑腿，带好弹药，沿着山路一溜小跑，秘密潜至丁村村外的预定位置。丁村据点的门朝南开，游击队员们在据点东南至西南五里许的正面，呈扇面形在丁村北面的一片稻地里散开，然后悄悄接近。他们有的是一个人一个位置，有的是两个人一个位置，就地隐蔽，准备在后半夜拂晓之前主力部队完成设伏准备，便向丁村据点发起佯攻。
按照布署，八路军的主力团工兵分队乘着夜暮抬着四个“对火雷”来到路边设雷，任务是在桥本部队完全进入八路军状击圈中心后，将地雷引爆，炸毁道路，阻止敌人乘车逃窜。“对火雷”体积很大，长方形，有二米多长，半米来宽，重达二百多斤，需要四个人用木杠抬着走。“对火雷”里面有几根电雷管，雷管四周填满黄色炸药，分别把电雷管两极的电线相应接在手电筒的正负极上，只要把手电筒底盖拧紧，就能引爆地雷，所以人们称之为“对火雷”。这种地雷虽然体积大，有些笨重，但威力惊人，用来炸毁道路、桥梁效果非常显著。
子夜时分，梁海天设伏完毕。这条路的西边是个老百姓的村庄，村南、村北都是河。梁海天认为日军遇袭以后向西边村里撤退的可能性极小，他们要么反击，要么向南突围。基于这种设想，梁海天决定以这条路为主战场，另在南部设伏。一旦日军南突，便就地歼之。另外，安排几名被我军俘获的伪军，设伏在伏击圈两侧的山坡上。这些人曾经在桥本手下干过，对桥本的长相非常熟悉，他们的任务是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辨认桥本出现以后的精确位置，通过电台通知神枪手。神枪手设伏在这条路两侧的山坡上，将在有效射程内在第一时间把桥本击毙。这些年来，梁海天的主力团在实战中培养了一批神枪手，专门用来在战斗中狙击敌人的指挥官和军旗，一旦完成这两项任务，立即撤离战场雪藏。此为梁海天的“杀手锏”。
为了避免误伤当地群众，在这条路设伏的部队事先通知方圆左近的村民，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准出屋。还派出警戒人员，对因事外出的群众坚决拦回。拂晓，姜其武带领游击队，准时对丁村据点发起了佯攻。当时的游击队员们都是从村里挑出来的精壮小伙，是八路军的预备兵员；而武器弹药却极其匮乏，每一粒子弹都非常宝贵，便不敢随意放枪。为了节约弹药，他们打响第—枪后，轮番打排子枪，造成火力密集的假象迷惑敌人。姜其武事先还命人准备了很多鞭炮，把鞭炮放在铁筒里燃放，炒爆豆一般的鞭炮声与排子枪声混成一团，听起来像是大部队对据点发起猛攻—样。而“噼呦！噼呦！噼呦！”排子枪子弹颗颗飞向伪军据点的门窗，有的子弹就钻进了据点的射击孔里，正在惊恐万状往外打探的伪军就有被撂倒的。在据点里和伪军吃喝的丁五金—听枪声如此密集，身边还有伪军士兵受伤或被打死，真以为八路军的主力团来了，直吓得魂飞魄散，浑身筛糠。他哆哆嗦嗦地撂下酒瓶子抓起电话机，恳切地向桥本求援。
“巴嘎！”桥本一听说八路军围攻丁村据点，立即一声大叫，但他没有冲动，而是叮嘱丁五金，“你们的，务必坚持住，我的，会马上增援的！”而他们的通话，全部被主力团的通信兵监听到了。丁五金一放下电话，通信兵按照预定方案，迅速剪断了电话线。而桥本那边虽然答应丁五金马上增援丁村据点，并没有及时出动，他怀疑这是八路军设的圈套。他想先稳住丁五金，等派出眼线探清八路军的虚实之后再作决定。于是，把时间往后推迟了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战士们趴在伏击圈外的石砬子后面，全神贯注地不眨眼地耐心等待着。
一个小时就这样在桥本的紧张焦虑中度过，他见丁五金还没打电话请求增援，便知道情况不好，就主动给丁五金挂了一个电话核实，谁知对方根本没有人接听，他一下子就急了。便迅速集合部队，带上七十多名日本兵，两门迫击炮和充足的弹药，乘着两辆顶蓬上架着机枪的卡车，火速驰援丁村据点。倏忽间，便来到梁海天设伏的这条路上。由于八路军战士们在路上花插着摆了很多石头，鬼子的汽车就七扭八歪地开得很慢。山上负责辨认桥本的人一眼就认出坐在第一辆车驾驶室里的鬼子就是桥本，便立即将情况通知给神枪手。当鬼子汽车进入伏击圈以后，神枪手们果断地扣动了扳机，司机立时毙命，桥本也中枪受伤，从驾驶室跌了出来，连滚带爬地钻到了汽车下面。神枪手打响战斗第一枪以后，爆破手立即引爆了四枚对火雷，随着“轰！轰！轰！轰！”四声巨响，日军的退路被炸毁，飞起的一块石头还将一辆汽车的车帮击穿一个大窟窿，击倒两个鬼子。此时，道路两旁设伏的八路军战士向鬼子猛烈开火，一时间长枪，短枪，轻、重机枪，手榴弹，一齐爆响，还没等鬼子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便横七竖八地倒在了伏击圈里。
没死的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战斗打晕了，加上桥本身负重伤不能指挥部队作战，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来以后，便四散逃奔。当他们发现这条路两边都是八路军之后，果然掉头向南跑，企图抢战东南方向的制高点。这时，南方山上设伏的八路军主力也开了枪，紧接着就吹响了冲锋号，八路军战士像下山的猛虎一样猛冲下来，那气势犹如排山倒海。日军一看四面八方都是八路军，知道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还有十几名日本兵边逃边射击，便被山上的八路军一顿手榴弹全歼。
枪声停息，战士们快速打扫战场，捡拾武器，然后集结上山。
而趴在汽车下面装死的桥本见周围的枪声逐渐稀疏，以为八路军真的都已经撤退（以他的体会应该是这样的，八路军讲究速战速决，打完就走），便从车下爬出来，慢慢挪到了几十米以外、南山东侧的大石板上，长出一口气以后，忍着肩膀的伤痛，把挂在胸前的望远镜举到眼前，准备察看一下周围的地形。这时，埋伏在对面山坡上的我军神枪手早已等待多时，迅速将其瞄准，果断扣动了扳击，“噼呦！”的一声枪响，桥本当即脑壳迸裂，从大石板上滚了下来。梁海天二目圆睁地看着这一切，狠狠地咬住了牙帮骨：“桥本，你这个恶贯满盈、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终于以理所当然的形式结束了你罪恶的一生！”
他从山坡上跑下来，走到桥本尸体跟前，掏出手枪，打算在桥本早已破碎的脑袋上再补两枪，他把手枪机头打开，将枪口对向桥本脑袋。此时，好几个战士也跑过来，将步枪的枪口对向桥本脑袋。只要梁海天抠动扳机，大家就会打出一顿排子枪，就可以将桥本的脑袋打个稀烂。但梁海天突然把枪收了回去，对大家摆了摆手。然后撇了撇嘴，走了。眼下子弹太金贵了。在一具尸体上浪费子弹，不值得。这时有人大声地向梁海天要求，将桥本也碾成肉泥，然后也到处贴布告。梁海天摆了摆手说：“算了，咱们跟小鬼子不一样，咱们是人，他们是畜牲。”按照人道主义原则，梁海天命人就地挖坑掩埋了桥本和鬼子们的尸体。至于缴获的汽车，因为无处存放，被就地烧毁了。俘虏被统一送到冀东八路军管理处。
此时，佯攻丁村据点的游击队长姜其武，听到这边枪声停止后，迅速带领游击队撤了回来。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漂亮，除极个别伪军逃掉，桥本中队的七十余人全部被歼。缴获的战利品有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步枪七十多支和大量弹药，而八路军无一伤亡。周围四县的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某个有文化的人还编了一首顺口溜，在老百姓当中得到迅速传扬：“立冬这天北风凉，神勇八路枪炮响，打死恶魔老桥本，汉奸丁五金喊娘；立冬这天多热闹，伏击圈吹冲锋号，缴获机枪迫击炮，回来又把汽车烧……”
父亲把事情经过讲给刘海涛以后，他便把这次出色的战斗写成传单《桥本伏击战》，散发给市里的进步民间组织，任其流传，鼓舞老百姓士气。
也许哥哥梁海天打过这一仗以后，会长出一口恶气，而刘海涛则不行，他仍旧纠结在弟弟被敌人用石磨碾成肉泥的恶劣情绪里。他已经连续很多天吃不好饭，眼前总是浮现出弟弟的笑脸，他经常反胃，恶心，欲呕。看到马向前等人吃肉包子，刘海涛就感觉他们吃的是弟弟的皮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