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基本考量

苏格拉底在《美诺篇》中探讨美德的可教性问题时，通过美诺的一个奴隶，证明绝对确定的先验知识的可能性。这个奴隶需要确定一个长方形的长度，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另一长度为2英尺(1)的长方形的两倍；但是，他此前并不掌握与此有关的知识，也并未得到苏格拉底的直接指导。他的任务是自己计算问题的答案。实际上，这个奴隶最初得出了错误的答案。他认为，既然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另一长度为2英尺的长方形的两倍，那么，其长度也应当是另一长方形长度的两倍，也就是4英尺。据此，苏格拉底向美诺指出，这个奴隶即便经过思考，事实上也不知道真正的答案，但是他却认为自己知道答案。在此基础上，苏格拉底用其特有的苏格拉底式方法，引导这个奴隶得出了正确的答案。这种十分特殊的哲学分析程序，被古根海姆[1]视为对先验知识本质的充分展示；当我们需要科学地审查判断证人提供的证言时，就会从苏格拉底式方法中发现最简单的工作范例。我们必须始终铭记：绝大多数人无论接触什么事物，都通常会认为，他们知道并重复着真相；即便当他们含糊其辞地说“我相信——这看起来”这种试探性的语气也决不仅是敷衍塞责。当某人说“我相信——”，这只是意味着他试图使自己免受其他知识渊博人士的反驳而已；不过，他当然不会对自己陈述的内容心存疑虑。然而，当某些事实陈述（当时在下雨，当时是9点钟，他的胡须是棕色的，或者当时是8点钟）面临争议时，并不会对叙述者造成困扰；如果他在陈述此类事实时使用了“我相信”的表述，就表明他实际上并不确信。只有当叙述者有意地隐匿观察所得、结论和判断时，才值得予以关注。此类案件涉及另外一个因素——欺骗；证人断言自己确定某些事物，仅仅是因为他作出断言而已，“我相信”“可能”“看起来”之类的表述仅仅是为了以防万一。

一般而言，即便叙述者并不十分确定，他们所作的陈述也通常毫无保留，言之凿凿。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并且也会经常在出庭证人的身上发生，对于关键事实尤为如此。任何亲历过审判的人都会发现，证人并不知道他们所宣称知道的事情，他们通常会作出完全确信的断言。然而当这些证言接受严格的交叉询问，对其基础和来源进行严格检验后，只有很少一部分证言能够保持不变。当然，人们也可能会有一些过头的做法。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可能会通过激烈的批判和质疑，促使他人对原本最坚定的确信而心存疑虑。那些认真细致和开朗乐观的人很容易受到此类疑虑的影响。一旦某些人叙述了一起事件，就会有人质疑事实的可信度，或者怀疑是否存在欺骗情形；叙述者可能随之变得心存疑虑，转而认为，他可能由于富于想象力而相信自己看见一些事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至于最终保守地认为，事实情况也有可能与他的陈述并不相同。这种情况在审判过程中屡见不鲜。出庭作证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如果证人意识到自己的证言具有或者可能具有重要价值，就将进一步强化这种兴奋的心理；同时，司法官员的权威形象也促使许多证人迎合他们的意见。令人疑惑的是，当证人对自己证言的准确性心存确信的情况下，他们为何会在面临法官的质疑时就失去确信呢？

刑事学家最为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此类案件中查明事实真相，他们既不能盲目地、不加批判地接受证人证言，也不能使那些原本可以吐露真相的证人变得摇摆不定、心存疑虑。不过，即便证人没有故意作伪证，只是观察出现失误或者得出错误结论，也很难像苏格拉底引导奴隶一样，在审判过程中引导证人陈述案件事实真相。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这并不是法官的职责；证人需要宣誓作证，其证言需要接受检验，而法官只是负责判断。然而不容否认，法庭的职责是查明实质的真相，形式的真相并不足够。进一步讲，如果我们注意到错误的观察结论，并听之任之，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就会丧失一些重要的证据材料，整个案件也将变得扑朔迷离。这至少导致有关证据被排除在法庭之外。鉴此，我们应当按照苏格拉底的方式行事。不过，考虑到我们处理的不是数学问题，而是更加复杂棘手的证明问题，我们应当更加审慎地行事，并保持必要的怀疑精神。一方面，我们只能在极少数案件中认识到自身没有犯错，因此，在没有额外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引导他人认同我们的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要误导证人偏离原本可靠的证言。我在这里不想探讨暗示问题，如果我认为他人比我更了解实际情况，进而听从他人意见，就不存在暗示问题。这种单纯的交换意见以及开诚布公，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形。如果有人能够纠正证人明显的错误观念，引导他发现自身的错误，进而陈述事实真相，并且适可而止，不做脱离事实的推论，那么，他就是这个领域的行家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