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三编
- 梁景和主编
- 24567字
- 2021-04-23 18:37:47
开放与多元：21世纪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
常建华
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的演变过程，至今已经三十余年。我发表了两篇学术史的文章讨论到1986年至2006年的状况，[1]兹作续篇就其2007年以来的进展加以论述，挂一漏万之处，敬请学者同人补充指正。
近十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日益呈现开放与多元的趋势，其中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结伴而行，根植于深厚的社会经济史，特色突出；社会生活的研究也悄然变化，向日常生活史转变，并呈现社会文化史的特色；社会史面对生活，处理的主要是民间文献，社会史在文献处理、史料价值观上，变化也是明显的。民间文献、日常生活、历史人类学交叉渗透，这三个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推动着社会史学科建设。
一 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
由华南研究发展起来的历史人类学，被视为已经形成学术共同体，有刊物组织相关学者就此举行笔谈。[2]这一学术流派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从区域人群活动与相互关系方面把握社会，重视在田野调查中解读民间文献。他们的学术追求，或许是科大卫所著《明清社会和礼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所要表达的：通过个案研究，对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重建了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科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吸收了香港与内地众多从事田野工作的学者。[3]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组织的“历史·田野丛书”自2006年以来已推出十余种，彰显自己的研究特色。刘志伟对如何理解一个区域，以南岭为例谈了自己的想法：“从这样一种由跨区域的边界和人的流动去建立地区空间概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出发，南岭就自然可以成为一个作为研究单位的区域。”[4]他特别强调进行以人为主题的历史研究，区别于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学。[5]
如何理解历史人类学的主张与工作，华南研究学者以及了解他们工作的学者发表一些文章。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的对话有助于互相借鉴。[6]黄国信、温春来、吴滔较早针对学术界对于历史人类学的不同认识，强调历史人类学的区域观念以及研究方式，对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相当意义。“对于近代区域社会史学界，既强调时间与过程，也重视空间与结构，既讲究史料的分析考辨与校释，也注重‘参与体验’，从田野中直接获得研究材料，以及历史现场感，并强调分析各阶层、团体的不同历史表达的历史人类学，或许具有特别的意义。”[7]
他们特别以研究盐史的实践，表达理论追求与经验总结，主张中国盐史研究也要在当今历史学的发展脉络下，超越既往范式，引入社会史的视角，重视区域研究，将其放回所在的历史脉络之中，结合历史人类学“现场感”体验与民间文献的旨趣，考察制度运作与地域社会文化的结构过程，才能达到深化盐史研究，真正体现盐在历史时期重要性的目的。[8]他们认为：近二十年来，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渗透到历史悠久的盐史研究领域；在区域社会史看来，区域是长时期的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各种地方性观念与朝廷对这些观念的制度化过程互动所形成的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9]
历史人类学与区域史研究也会遇到各种问题，学者就此进行了讨论。张小也指出：其一，在区域社会研究中应避免“通史区域化”和“区域史地方化”倾向，认识到区域是一种历史建构，是研究者用经验来加以解构的研究对象。其二，对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使用须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方面应该认识到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从典章制度入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其他分析框架的重要性。其三，历史学应该展示历史的全貌和内在脉络，恢复历史的现场感，但是当代历史学无法离开社会科学，因此历史学研究应注意引入那些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这样才有利于学科内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其四，对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需要科学的方法，不应破坏其原来的系统，还应注意克服其局限性，解决其中史料的层累问题。[10]赵世瑜对于史料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追求新史料之风在社会史研究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究其原因，就是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对民间文献的重视，即新的研究旨趣或新的研究取向导致了对以往利用较少的史料文类的关注。对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来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对档案、碑刻、族谱、契约文书也许越来越熟悉了，但对正史中的《五行志》《礼志》或者地方志中的《星野》却越来越没人懂了，甚至很多常识都变成了谜题。也许更可怕的是，我们手边的资料越积越多，用到下辈子写文章都够，但思想呢？[11]
对于“华南”概念与区域研究，桑兵有独到的看法。他指出：华南指称的晚出及其内涵、外延的变动不居，提示区域研究应自觉分区概念的形成、演化与历史进程相吻合，以免先入为主地削足适履。在谈到区域研究的本旨与流弊时，他认为各省之上的大区划分并非中国历来所固有，主要是近代由域外看中国产生的概念；大区概念的使用，大都不过是为解决当下的问题图个方便或因陋就简，并未深究分区当否以及意义。这样本无深意的分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海外兴起的中国区域研究中有所发挥。区域研究的初衷，是鉴于中国幅员广大，差异显著，若是一概而论，难免有以偏概全的局限，或是流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只有缩小空间的范围，才能超越大而无当的粗疏或见木不见林的偏蔽，切实求得整体的把握。[12]
“地方”这一概念则是罗志田所重视的。他指出：针对大一统下形成的“郡县空虚”，从南宋开始，士人开启了以“礼下庶人”的方式构建下层民间社会的持续努力。这一持续千年的尝试，寓正德于厚生，侧重的是“地方”，强调的是“民间”，提示了从“非国家”视角观察历史的必要和可能。州县的范围，既是人人生活的基本空间（实体的和想象的），也是士绅、职役、家族和地方官互动的场域。“国家”与“民间”、体制与乡俗调和（negotiating）于其间，代表国家者常不行使其功能，而行使国家功能者常不代表国家。在或隐或现的“国家”身影下，逐步形成一种“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国”的取向。在乡之士不仅要化民成俗，还要凝聚社会。“道”与乡土的衔接，使“地方”具有更多自足的意义，减轻了上层政治变动的影响。[13]
赣闽粤毗邻地区族群问题的“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值得关注，其研究从不同角度体现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研究的特色。这套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5年推出，计有温春香著《文化表述与族群认同：新文化视野下的赣闽粤毗邻区族群研究》《文化传播与族群整合：宋明时期赣闽粤边区的儒学实践与客家族群的形成》，靳阳春著《宋元时期汀州区域开发与客家民系形成》，黄志繁、肖文评、周伟华著《明清赣闽粤边界毗邻区生态、族群与“客家文化”：晚清客家族群认同建构的历史背景》等。
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面貌也正发生着变化。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对于区域史研究有不少心得体会。赵世瑜主编的《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课题的结项成果。本书通过大量田野调查，用收集到的众多史料及数据，围绕10世纪以来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的原生状态进行多角度的探究和展示。本书分为移民、身份与生活、寺庙与基层社会组织、宗族建构和村落与乡村关系认同四部分。赵世瑜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新的设想。他认为：无论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之中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14]他还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明清易代时期在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段，往往表现为“不清不明”，即不断出现反复而未立即确立某一正统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与该区域历史发展的长期特点有关。[15]他也尝试反思清代内亚研究以及华南研究所见之清朝国家认同建构的多元性。[16]赵世瑜提出了对北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看法，并对山西进行了专门研究。
行龙讲述了对于中国区域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认识。[17]行龙著《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是以近代山西社会的水灾、水案，以及集体化和晋商等专题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注重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史料、解读史料，展现历史学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关怀。2012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编辑的“田野·社会丛书”四种，即胡英泽著《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张俊峰著《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郝平著《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韩晓莉著《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该中心还编有社会史的论文集刊《社会史研究》。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连续举办华北区域社会史研讨会，以求把握华北区域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区域特色。2008年12月12日至15日，举办了“民间文献与华北社会史”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0日至23日，举办了“断裂与连续：金元以来的华北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8]该中心的研究侧重于华北乡村社会经济、商品流通、宗族问题，出版专著多种，近期发表了一些代表性的论文。
其实，江南区域社会史在稳步前行，研究也有特色。近年来上海的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纷纷强调江南研究，南京的南京大学，苏州的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等单位也在从事江南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从2008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关于江南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六届，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种会议论文集，如《江南与中外文化交流》（2009）、《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2011）、《变化中的明清江南社会与文化》（2016）等。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于1997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前沿论坛，至今已经举办10届；2009年创刊的由唐力行主编的《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已经出版8辑。该刊是区域社会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刊物，辟有理论探索、学术评论、江南经济、江南文化、江南社会等栏目。办刊宗旨：一是重视理论的创新，尤其是本土化社会史理论的建立；二是重视新资料的挖掘，包括档案、碑刻、口碑、实物资料等；三是提倡社会史的新视野，例如，在超越地域社会疆界的广阔视野中进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在长时段的视野中研究中短时段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在地方社会与国家互动的整体史视野中审视地域社会的变迁等；四是倡导历史评论，在学术批评中推进学术的发展。唐力行等著的《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商务印书馆，2007）一书，强调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长期研究江南地域社会的朱小田认为，人类学的独特思路可以将地域文化研究导向纵深发展。地域文化史应加强动态生活的呈现，毅然告别传统的脱离生活结构的习俗史，迈向生活领域；人类学的整体视野提醒人们应特别关注地域社会内部各种不同类型的社群世界，向笼统的“中国社会”或“地域社会”概念提出挑战；人类学赋予社会结构中的任何劳动者以一席之地，要求地域文化观察重视作为民间文化持有者的普通百姓；人类学中习见的口头艺术形式，常常通过文献记录与口头传播两种方式存留下来，成为地域文化研究的独特素材。[19]
此外，华中、西南、西北、东北的区域社会史研究都取得明显进展，我会另外介绍具体的研究成果。区域史也存在着各区域研究不平衡的现象。[20]
空间对于历史学具有独特价值。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运用“空间”的观念与方法，思考“空间”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空间结构。全书分为区域多样性、核心与边缘、城市与村庄三大部分，分别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经济地带及其变动、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内地的边缘、边缘的核心、权力与城市空间、乡村聚落形态的演变及其区域差异等主题，多角度、多层次回答“统一、多元中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宏大命题。
跨区域的社会史研究如何进行？吴欣认为：“若将运河研究放置在‘区域与跨区域研究中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下，运河区域社会研究历史意义或更为可鉴……民间文献和‘生活方式’视域下的社会史研究，既是运河研究同时也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希望所在。”[21]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社会史的区域研究也把视线投向国外的华人活动与国内和国际的联系性上。郑振满通过考察闽南华侨的跨国生存状态、侨乡社会权势的转移及侨乡社会文化的传承，探讨近代闽南侨乡的国际化与地方化进程。所谓“国际化”，是指闽南侨乡的社会经济中心不断外移，海外华侨成为闽南侨乡的地方精英，海外世界与闽南侨乡的联系日益密切。所谓“地方化”，是指闽南侨乡的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移，侨乡建设与地方公共事务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本地社会文化传统得到了更新和延续。他认为深入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探讨全球化时代地方传统的发展前景，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22]郑莉探讨跨国界的文化网络，通过对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个案研究，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23]刘永华发现，自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上海、宁波等口岸开埠通商，国际茶市对中国茶叶生产与销售的影响日益深入。在市场利好的刺激下，徽州婺源产茶区的一家农户通过增加茶叶生产与制作的劳动力投入，提高家庭的现金收入。同时，这家农户还因应家庭规模变动，投入大量劳力开垦土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从而缓解口粮不足问题。[24]
二 日常生活史与文化史
历史人类学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强调的是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应当扩展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理解，虽然历史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但绝不限制于此。如诸多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就体现历史人类学的特色，物质文化的研究与日常生活、历史人类学的探讨不可分割。[25]
虽然社会生活史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但是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的生活史研究成果少得可怜。社会生活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在最近20多年才取得突出成绩。近年来，熊月之主编“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08年推出，2011年出齐，计有25种。一般认为，社会生活史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重点是研究群体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各种群体性现象。[26]李长莉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30年间，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从兴起到发展，并于近年受到更多关注而成为一个热门领域，主要研究为风俗习尚、社会群体生活、城市生活与“公共空间”、消费生活、文化娱乐生活、生活史综合研究等，更多关注社会变动与生活变化之互动，更多注意生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的相互关联和互动关系。不过，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的缺陷在于理论分析与理论创新不足。[27]也有人认为：“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历史学发展大的趋势是从政治经济史向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生命史的转移，这不仅是史学研究本身的转移，还是当代文明和社会已经从欲望、本能、名利等转向生活、生命等本质的再认识上。角度的转换，意味着历史观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一种新社会生活史观逐渐形成。”[28]我认为，社会生活史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联结社会各部分的历史，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生活史立足于民众的日常活动，镶嵌于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岁时节日、生命周期、聚落形态中。注意社会分层，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也必不可少。生活史的研究带来视角与方法的变化，可以从习以为常中发现历史，从日常生活来看待国家，挑战传统史料认识，从生活方式的转变入手，可以考察民族关系与比较不同文明，阐述社会变迁。[29]在清理了社会生活史的学术史之后，我得出如上的看法，因此提出社会生活史研究应当向日常生活史转变，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30]
新的社会生活史或者说日常生活史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借鉴“新文化史”或者说社会文化史。俞金尧指出：起源于新史学的社会史学，以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为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身份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因而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二战”后兴起的新社会史秉承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它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以建立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新社会史中的经济社会决定论的弊病，引发了社会史学的“文化/语言转向”，从而催生了新文化史。但是，新文化史强调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最终走向文化/语言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对新文化史激进倾向的强烈不满，使得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超越文化转向”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学者们越发重视实践的作用，社会史学正在进行一种可称为“实践的历史”的新探索。[31]李长莉认为，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现微观史与深度描述、建构理论与概念分析工具、以记述叙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等趋向。[32]梁景和强调，研究社会文化史既不能脱离大众文化，亦不能忽视精英文化，同时要注意研究社会文化与国家意志的关系问题，以及社会运动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33]我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34]新文化史的引入被看作：“比较而言，以往的以社会形态史为背景的中国史研究重视制度和经济，而以人类文化史为背景的‘新文化史’重视人的活动，强调观念与心态。在当代，这二者结合的历史研究，或许更符合现实需要。”[35]在新文化史的观照下，对于史料的解读发生了变化，在新文化史家看来，史料与其说是历史事实的载体，不如说是有意义的文本；特别重视史料的语境分析，主张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深度解读史料；在运用史料展开历史叙事时，往往会在对相关史料深入探析的基础上，采用合理的演绎、推测甚或假设等手段来让叙事变得完整而更具意义。[36]
日常生活史在欧美等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作为方法论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意义。日常生活史的出现，从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著的《文明的进程》到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都贯穿着西方历史演进“道德私人化”的基本思想，如今的日常生活史已与物质文化、社会性别、科技、医疗、身体、艺术诸史相融合，研究采用多种视角，成为跨学科的学问。欧美日常生活史学家尖锐批评社会科学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特点，特别强调个人的作用。面对海外日常生活史研究产生的一批优秀学术成果，晚起的中国日常生活史应当将中外日常生活史的比较研究作为自觉的行为。表面来看，似乎是西方公私分立，中国公私相混，中国历史上公与私的生活以及二者的关系和西方究竟有何不同，值得深入研究。[37]
如果我们将“日常生活”作为分析性概念，对于文献史料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我觉得徽州文书最大的学术价值是提供了民间社会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资料。对于徽州文书总体价值如此判断，需要对“日常生活”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借助更有内涵、更清晰的概念分析工具，将之作为方法论来实现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最大化地发挥徽州文书学术价值。[38]
近年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将日常生活史作为重点研究，从2011年起，连续5年举行了“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生命与健康”“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民生问题”“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这些推动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我利用乾嘉时期的刑科题本中的口供探讨清中叶不同地区的日常生活，[39]同人也有新研究的尝试，我们也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学术综述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日常生活史研究作为方法论应当重视“制度与生活”的视角。这一视角是由社会学学者李友梅提出的：对于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考察路径有多种多样，其中“国家-社会”视角受到了较多青睐。但“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与社会生活实践始终存在无法摆脱的张力：首先，这一分析框架根植于西方的经验而非中国的生活实践中，无法真实呈现后者的丰富内涵；其次，这一分析框架注重在宏观层面阐释力量格局转换，难以切入中观与微观社会实践，难以观察到扎根于日常生活中的观念、行为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最后，这一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家层面的各种管理制度设计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建构关系。有鉴于此，可以尝试构建“制度-生活”的分析框架，以“自主性”为观察对象，更有效地呈现和解读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过程。这里的“制度”，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社会管理制度，其与社会性、观念性制度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制度丛”；“生活”则局限于人们日常的非正式科层化的社会生活领域，区别于高度工具理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自主性”指镶嵌在生活之中、运作生活和改变生活的个体与群体的理性化——不是纯粹工具理性，而是多元化的和混合的理性——的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组织和自我调控的行动。“制度-生活”的分析框架并不背离“国家-社会”范式的价值取向，也不否定社会力量制约国家权力的企图，但具有自身的独特解释力量。[40]这一想法，我觉得也适应于社会史研究。
社会史学者也在研究实践中敏锐抓住了制度与生活的关系。刘永华指出：明代实行的匠户世袭制度，对民众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这一制度为民众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其二，这一制度拓宽了民众的空间活动范围。[41]杜丽红著的《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一书从制度的角度研究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不仅描述了制度在组织和规则层面的变迁过程，而且试图阐释制度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过程，旨在探讨20世纪初北京公共卫生制度演变及社会化过程的基本脉络与问题，即公共卫生制度如何诞生、如何变迁、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成为日常生活规则。[42]
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也受到重视。日记与年谱无疑是个人生活史最直接有效的文献，值得注意的还有笔记，常建华依据龚炜《巢林笔谈》探讨清朝统治稳定后士人的政治态度与日常生活，兼论笔记的生活史资料价值。吴中士人龚炜生活在清康熙后期到乾隆中叶，他对于清朝统治高度认同，从龚炜的个人生活史了解了他的政治立场、人生经历、生活态度、家庭生活以及家族关系，看到他的性情爱好、文化品位、治学情况，特别是绝意科举的人生转折，一个鲜活的士人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利用其他资料很难做到的。范莉莉以笔记《五杂俎》为主要依据探讨谢肇淛的日常生活状况，是从微观层面检视晚明宦游士人生活的一次尝试。[43]还有学者利用档案研究当代中国的个人生活史。戴建兵等认为，囿于中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不同，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与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存在着较大差异，并且还是一块待开拓的处女地。从资料上看，人事制度是当代中国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个人档案具有内容丰富、真实等优点，能成为个人生活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开辟了史学研究新领域，以全新的微观角度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拓展了中国社会史研究范围，可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缓慢而深刻的社会变迁。[44]金光耀、戴建兵主编《个人生活史（1949-1978）》（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注重微观历史和细节还原，聚焦一个个普通民众的生活实态，全书收录具体研究的文章16篇。还有民族学学者考察一位从越南嫁到中国的苗族妇女的生活经历，探讨其系列行动的生存理性。[45]
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也有一些综合性的探讨。我主编了《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收录论文18篇，依内容分为五编，即生育与生命周期、日常交往、消费与逸乐、性别与生活、城乡日常生活。尽可能反映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既有人的生产与生命历程、社会交往、物质消费，也涵盖日常生活的空间场所。这其中还兼顾了民间信仰与思想观念的内容，兼顾了论文的研究时段以及不同阶层与社会身份的生活。断代性的生活史研究虽然不太强调区分社会生活、日常生活，也足资参考。宋镇豪的《商代史（卷七）·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一书，论述了商朝礼制与社会生活礼俗的运作，以及有关商代社会行为观念整合规范的机制。全面考察城邑生活与族居形态、建筑营造礼仪、宫室宅落建制、居住作息习俗、家族亲属关系和社会风尚，包括商代的衣食住行、农业信仰礼俗、人生俗尚、婚制婚俗、生育观念、养老教子、卫生保健与医疗俗信，以及社会礼仪及礼器名物制度、服饰车马制度、文化娱乐、丧葬制度、甲骨占卜等。黄正建著的《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中西书局，2016）一书，探讨了唐代的衣食住与日常生活。师永涛著的《唐代的乡愁：一部万花筒式的唐朝生活史》（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一书，试图通过浩瀚史料中被漏下的碎片，诸如夜宴、城市、胡人、庄园、女子、少年、寺庙的日常细节，呈现一个时代的存在。宋立中著的《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一书，主要涉及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分别从婚姻礼俗与社会变迁、消费服务与消费文化、休闲生活与雅俗冲突三个方面，探讨了学界较少关注的明清时期婚礼消费、节日消费、娱乐消费、时尚消费、妇女游风、鲜花鉴赏、休闲文化，以及传统服务业，如游船业、旅馆业、娱乐业等内容。李长莉等著的《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一书记述自晚清至1949年间，伴随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动，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风俗习尚、文化娱乐等诸方面的变迁轨迹，既考察近代百余年间社会生活的总体变迁轨迹，又重点考察各个时段突出的社会生活现象，并加以文化分析，揭示中国社会近代转型过程中，近代社会生活变迁的社会文化意义。李健胜的《清代-民国：西宁社会生活史》（人民出版社，2012）一书论述了清代-民国时期西宁地区的衣食住行、婚丧礼俗、教育文娱、节庆宗教、医疗卫生等，呈现了西宁地区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多元性。颜浩著的《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一书发掘小说中的历史素材，从百姓民生及其日常生活来反映清末民初社会，讲述了很多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比如，怎么娱乐、怎么穿衣，等等。罗小茗编的《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一书的主要内容是亚洲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中韩两国青年新锐学者首次思想碰撞，重返冷战体制现场，探寻“在地”思想资源，建构亚洲自身的思想学术脉络。顾希佳、何王芳、袁瑾著的《杭州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一书描写出杭州各时期小人物衣食住行、风土民俗、人生礼仪、宗教信仰等各历史场景，多视角展示了杭州人几千年的生活状态。
日常生活的研究也有一些较新的尝试。余新忠认为，若能融通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双重角度出发来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生命与健康，对于未来中国医疗史的研究来说，应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46]徽州社会史有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的转向。[47]胡悦晗对于民国时期城市史、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也关注日常生活。特别是将日常生活与特有的时间观联系在一起，所谓“农事节律”，就是一年之中农作物从播种到管理、收获的一系列工作程序。一年之中，受自然节律的影响，农业生产活动从种植到收获也会表现一定的节律性特征；与此相适应，乡村社会生活也会表现一定的节奏性。农业生产活动有张有弛，于是乡村社会生活中诸活动也必会随之起落，各种活动也就会巧妙配合而又有序地分布于时间与空间之中。这种时间生活的结构性安排，不仅深刻影响了传统中国民众之时间观念与时间体系，而且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这一时间生活模式也在逐步发生改变。王加华的《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一书，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陈辉在《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一书中发现陕西关中农村依然保持着较强的家庭观念，依然实践着一套以“过日子”为核心的生活伦理。通过描写日常生活琐事，呈现农民“过日子”的原则、策略和方法。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重视社会生活史研究。该中心主任梁景和认为，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史学是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及其形成新知识体系的学科，是典型的交叉学科。所谓“社会生活”是指人们在以生产为前提而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为了维系生命和不断改善与提高生存质量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总和。社会生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生活包括相当丰富的内容，同时亦存在其最基本的内容，诸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生老病死，等等。[48]基于此，梁景和主编了“社会生活探索”系列出版物，该书分为总论卷、婚恋卷、家庭卷、女性卷、性伦卷、综合卷等。同时，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1988年至2009年以来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探索、重要著作的书序和书评，以及重要学术会议和成果的评述等内容的编辑和整理，对读者了解这20余年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历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后又出版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续编》。梁景和还组织青年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其主旨就是梳理社会文化史的缘起、挑战与机遇，理清社会文化史的多维综合交叉的特质、特有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可供借鉴的理论与方法，多层面多角度论述社会文化史书写的可能性，提升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于是主编《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首届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梁景和也关注新文化史，不仅组织研讨会，还主编了《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此外，梁景和还主编了其他系列出版物。如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主编“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出版了杨才林《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黄东《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还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组织的系列学术讲座和沙龙合并，编辑出版“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系列出版物。梁景和多次组织召开“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婚姻、家庭、性别是该中心重点研究内容，梁景和教授主编的《婚姻·家庭·性别研究》已经出版5辑。
社会文化史也产生了一些颇有新意的成果。刘永华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一书指出：社会文化史强调的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结合在一起。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本书涵盖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五个主要问题：国家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忆，感知、空间及其他。通过21篇精彩个案研究，引导读者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层脉络。再如湛晓白著的《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以“近代时间”在中国的兴起为研究对象，自觉把时间制度与观念的演变置于晚清民国社会近代化整体变迁的过程中去考察，较为清晰地梳理了以公历、星期制、标准时、时刻分秒计时制等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时间体制在中国传播和建立的历程，以及近代时间为历法所赋值，为节庆礼仪所演绎，为政治文化所形塑的种种丰富的历史形态。
三 民间文献与社会史史料
有关社会史的文献处理与史料认识，冯尔康先生提出过社会史史料学，郑振满强调民间文献学，重视新史料的发现。[49]历史人类学研究需要借助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有关民间文献的讨论不断，涉及20世纪民间文献搜集整理方法的演进历程、徽州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方法、妇女史研究资料的价值与利用等问题。
2006年4月17日，哈佛燕京图书馆会议室，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包弼德（Peter Bol）与来自中国的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刘平，组织了一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萧凤霞、韩明士、丁荷生、宋怡明、郑振满、梁洪生、孙卫国、王明珂、顾坤惠、林玮嫔10位学者参加了讨论，郑振满谈道：“20世纪以来，我感觉历史学有两次大变化，第一次是在20世纪前期，历史学开始和其他学科结合，开始从研究少数人转到研究老百姓。要研究老百姓，历史学原来的工具已经不够用了，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这就是社会科学化；资料也不够用了，要找跟老百姓有关的新资料，这就是民间文献。第二次就是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思潮，对理解资料有很大影响。我们要去问资料到底有什么意思，而不是写了什么就是什么，认得字不一定懂得读资料、做研究。这就要回到资料形成的环境中去，向当地老百姓请教。这两个问题，即对民间文献的兴趣和对资料的重新理解，催生了历史人类学。所以我理解的历史人类学很简单，就是民间文献加田野调查。在这条路上我们是走了很长时间的。”[50]郑振满还谈到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51]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
厦门大学设立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自2009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至今已经举办7届。郑振满主编“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年推出第一辑郑振满、饶伟新编《族谱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族谱主要是作为史料使用的。至于族谱文本本身的编纂、生产、使用和流传，以及与社会文化史之关系等重要问题，则甚少受到学界重视。该书围绕以上问题展开，尝试从“族谱的编修与生产”“族谱与时代变迁”“族谱与宗族建构”“族谱与地方权力结构”4个方面探讨族谱研究的新视野与新的解读方法，并在总体上展现今后族谱研究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2014年推出第二辑郑振满编《碑铭研究》，集中展示了中外学界近年来碑铭研究的最新成果，全书分为碑铭的制作与流传、碑铭与地域社会、碑铭与社会经济、碑铭与社会文化、碑铭与宗族组织5部分。2016年又出版了第三辑刘永华编的《仪式文献研究》，内容分为宋代法术与近代道教、道坛传承与系谱重构、仪式文本与道坛科仪、儒家的宗教性。
梁洪生等著《地方历史文献与区域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所收论文多从微观入手，微观切入与宏观把握有机统一；注重实证研究与田野调查，偏好方志、文书、谱牒等地方史料，挚爱“小叙事”，以小见大，视角独特，资料翔实；写作态度端正，大多一丝不苟，丝丝入扣，条分缕析。更可贵的是，部分作者不乏清醒而冷峻地“鉴往事，知来者”的史家情怀。
社会史文献的研究，有诸多门类。契约文书是重头戏，[52]乜小红著的《中国中古契券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13）一书充分利用敦煌、新疆及黑水城出土的大量各类契劵（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契劵），结合传世文献及前人研究成果，对借贷、买卖、租佃、雇佣、收养、社邑、婚姻、奴婢等方面的契券关系，分门别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注重揭示各种契券关系的历史演变，探讨其内在变化规律。陈敬涛著的《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中的群体及其观念、行为探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一书内容是：契约中的当事人——以田宅契约为例，契约中的保人——以主、保关系为视角，契约中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契约中的习俗和观念之演变——以“沽各半”套语为研究对象，以及从古印度到中土——《百喻经》中的“债”字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俄藏敦煌文献》等大型文献的出版，为全面深入研究西夏与黑水城文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此，杜建录、史金波著《西夏社会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分为西夏社会文书研究、释文两个部分。刘道胜著《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以明清徽州宗族文书为中心，采用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解读文书的形式，阐释文书的内涵，对徽州宗教文书做出分类考察，进而揭示明清徽州宗族的各种社会关系。阿风著的《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一书论述了徽州与徽州文书，徽州诉讼文书的分类（分别以存在形态、以诉讼过程为中心），诉讼程序，徽州人的诉讼书证观念，徽州的诉讼费用研究——以讼费合同文约为中心，明代中期的山林诉讼——以成化年间《祁门县告争东山刷过文卷抄白》为中心，宗族墓地、祠庙诉讼，宗族争仆诉讼——以《不平鸣稿》为中心。值得提到的是域外文献，王振忠著《袖中东海一编开：域外文献与清代社会史研究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重点发掘朝鲜燕行录、琉球官话课本、日本唐通事史料以及近代西方传教士书写的方言文献，以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将各类史料熔于一炉，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瞻瞩中外、盱衡古今，希望借此推动中外交流史由政治史、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化史向社会史的拓展。
社会史史料的研究利用方面，有人对当代社会史资料建设问题提出看法，[53]还有人对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状况做了回溯。[54]
社会史文献、史料的整理出版。契约文书的出版，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粹编》（上中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收录了从原始无文字契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时期的民间契约2500余件，包括买卖、雇佣、典当、分家、继嗣、赠送等多种社会经济活动，此外还收录了历代民间模拟契约形式的“买地券”多件，从多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经济形态、法律关系和文化面貌。陈支平主编《福建民间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辑录来自厦门、泉州、闽北地区、寿宁县及其他十县的各类民间文书近3000件，所属时间自明万历年间迄20世纪50年代。所包含文书之品种除大量的买卖、租佃等契约外，还有数量较多、时间集中且归户性很强的警察捐收据及工业捐税收据等，对该地区捐税史及工商业发达史的研究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除了上述通代或断代契约文书汇编之外，还有按照区域编辑的文献汇编，清水江文书是贵州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明末清初以来直至20世纪50年代的一种民间文献，主要包括山林经营和木材贸易方面的民间契约和交易记录。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分别于2007年、2009年、2011年出版三辑。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等编《石仓契约》（第一、二辑），分别于2011年1月、2012年8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浙江省松阳县石仓村，因其保留了完整的明清土地契约、民间文书，以及从万历以来的大量明清古建筑，从而在学术界与建筑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石仓的土地契约可能是村落群中集中保存最为齐备、数量最多、种类最多且记载最为清晰的契约文书。张建民主编《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则属于家族性的。
徽州文书出版最多。刘伯山编著的《徽州文书》自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第1辑，后又分别于2006年、2009年、2011年、2015年出版了第2～5辑，每辑共10卷（册），收录的民间私人所藏归户性文书是这套文书的特色，并附有诸多针对归户文书所进行田野调查的实态照片。黄山学院编辑的《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全10册，包括：徽州人在徽州境内形成的文书，非徽州籍人在徽州境内形成的文书，徽州人在徽州境外形成的文书。李琳琦主编的《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千年徽州契约文书集萃》（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是对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徽州契约文书进行整理、汇编而成的，共分装成10册。本套书主要包括元代至清代徽州民间的档案、契约、文书等数千余件。黄志繁、邵鸿、彭志军编的《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契约文书辑录》（商务印书馆，2014年）18册，以保持历史文献的原始状态和更丰富的信息为原则处理清至民国婺源县村落文献资料，希望能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一套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文书辑录。全书收集清至民国民间文书3600多份（套）9000余张，以契约为主；另外，纳税凭证、状词和账本也有一定数量，其余文献则五花八门，充分体现了乡村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文献种类有供词、招告、托书、合墨、包书、包封、戏文、托字、杂单、手绘地图、分单、证明、售货清单、保证书、符、当会契、修屋清单、聘礼、礼单、药引、婚约、婚前财产公证、拼批等。从这些不同类型的文书中，不难看出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吴秉坤著的《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资料汇编及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从黄山学院所藏的徽州文书中，整理出记录有当时市场借贷利率数据的借贷文书，以时间、地点、抵押物、利率、借贷额、借贷方等字段，将基本数据汇总为徽州民间借贷利率数据表，并挑选一部分契约文书原件作为附录影印出版。
宗族文献的整理，硕果累累。上海图书馆编纂《中国家谱资料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分为“家族源流卷”（全2册）、“家规族约卷”（全2册）、“礼仪风俗卷”（全2册）、“教育卷”、“经济卷”、“序跋卷”（全2册）、“凡例卷”、“诗文卷”（全3册）、“传记卷”、“图录卷”、“漳州移民卷”（全2册），共计11卷，18册，1930万字。该书所辑资料以上海图书馆的2万余种藏谱为基础，再重点选辑国家图书馆等单位所藏之谱。凡辑入的资料都直接来自原始家谱，保证了资料的原始性和独有性；选辑还兼顾家谱的地域性与姓氏差异，力求入选资料的多样性。冯尔康主编的《清代宗族史料选辑》（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汇集了有清一代宗族史的基本史料，观照到不同地区的宗族活动情形；取材包括各种类型的图书文献，有清代的政书、史书、文集、方志、笔记、档案以及大量视觉史料——主要是民间的族谱（家谱、家乘、宗谱）。卞利主编的《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黄山书社，2014）从现存公私藏2500多种徽州族谱中收集与分类整理辑录，以明清时期（1368～1911）有关徽州族规家法为主，酌情收录了民国元年至十年（1912～1921）部分徽州族谱中的族规家法。
碑刻集不断出现。许檀编的《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收录了清代河南、山东、直隶、山西等省的商人会馆的碑刻资料，抄录、整理了近160通碑的碑文，内容涉及会馆创建的背景及创建会馆时买卖地契的过程、捐款的明细、开支的明细等内容，是研究中国近代城镇结构和市场发展的第一手资料。萧用桁编著的《石上春秋：泰和古碑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对江西泰和县境所存的从宋到清、民国的碑刻进行征集、整理、拓印成图，并对碑文进行析出，详加编排而成。收录碑刻215块、拓片239张。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内容分类如下：（1）府署学宫类；（2）寺观庙宇类；（3）墓志铭类；（4）宗祠社学类；（5）书院类、会馆类；（6）楼台园林类；（7）公共工程类；（8）禁示规约类；（9）摩崖石刻类；（10）其他类碑刻；（11）中山大学碑刻。
档案。杜家骥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共3册，300万字，属于大型资料集。本书对内容进行分类，如家族家庭关系类、良贱关系类、流民类、民族类，等等。每类之下编入该类内容档案，每件档案做案情摘要，包含重要价值内容的诸总结词，如地保报案、工价、地价、作物种植、合伙贸易、典当、银钱比价、增租夺佃、找价、寡妇再嫁、过继、家产分析、服属等级、寓居、习俗，等等，以此作为出版物的目录，以便利各专题研究者的查找利用。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北京采薇阁书店合作，出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资料丛刊”，由凤凰出版社发行，2013年以来已有多种问世。计有《中国珍稀家谱丛刊·明代家谱》分32册影印出版，《稀见姓氏家谱》第1辑46册、第2辑50册影印出版。《民国旅游指南汇刊》56册，《近代同学录汇编》35册。2014年又推出民国时期山东福顺兴木头铺账册《产业史资料富顺兴账册》17册。2015年推出大型资料集《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选辑》（104册）出版，该大型资料汇编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交通体系与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变动研究：1881-1937”的阶段性成果，主编是项目主持人江沛教授。
四 社会史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有益于开展教学科研。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是最有学术活力的领域之一，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清理以往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必要的。冯尔康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一书，清理了1911年至1986年6月的研究成果，常建华、郭玉峰、孙立群、闵杰编著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则为续作，反映1986年7月至2000年12月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全书分综述、索引两编。上编综述，首先综述社会史理论讨论，然后依照不同时代分四部分概述了自先秦至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状况；下编索引，分书目索引和论文索引，论文索引既有通论性论文索引，又有断代性论文索引。本书是研究中国社会史基本的工具书与教学参考书。常建华主编的《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为所选24篇论文配有“导读”以及延伸阅读目录，是一部适合研究生与青年教师阅读的教研参考书；所选出的24篇论著，基本上依照不同的历史时段分组，各段大致依据论著发表先后排列。注意从几个重要的社会史方面照顾到历史的连续性，如宏观社会结构、宗族家庭亲属、社区与城乡问题、宗教与民间信仰、礼俗习尚、绅士以及女性研究、人口研究。池子华、吴建华主编的《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上编“社会史理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史的理论知识，包括社会史的学科体系，社会史的“邻里”关系，社会史的资料及研究意义、方法，社会史理论研究现状及其未来走向；下编“社会史专题”包括“中国早期社会组织与婚姻家庭”“秦汉基层社会控制”“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明清社会转型概论”“明清士绅的文化权力”“庙会与社会生活”“铁路与近代社会生活”“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慈善事业：社会稳定机制的一个侧面”。[55]姜明、吴才茂、杨春君编著的《区域社会史概论》（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力图展现学术界区域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和理论框架，并着重以贵州清水江地区为例，通过对该地区现有的历史契约、碑刻、族谱等的研究，展示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该书上编是理论与方法，中编为民间历史文献，下编是作为区域的清水江地区。
长期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将有关学科建设的论文结集出版。冯尔康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记录了冯先生新时期探索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步履，本书选辑研究明代以前的社会史文论，成为作者已有清代社会史、中国宗族史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文集。本论文集的编排，按文章内容性质区分为五类，依次为社会史理论、社会结构与农民、文化心态史、社会史史料学、社会史与历史研究法，最后缀以附录三篇。常建华的《观念、史料与视野：中国社会史研究再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是作者继《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初探》之后又一本探讨中国社会史的文集。该书除序言之外，分为七组论文，即回顾与前瞻，岁时、禳除与心态变迁，风俗与社会，社会史资料价值，碑刻与乡约，族谱学研究综述，宗族研究综述。全书收录文章26篇。王先明著的《走向社会的历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针对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学科意义、研究对象和范畴、争论热点等进行了辨析与深入讨论。全书共分11章，分别为“史学危机与社会史的兴起”“复兴的社会史：历史承继与时代创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研究”“唯物史观与社会史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社会史体系构建问题”“社会史学：学科的历史定位”“社会史的理论范畴”“社会历史动力问题再思考”“关于区域社会史”“跨学科走向与社会史的新拓展”，另附有“当代国际史学的新朝向：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社会史概述”。行龙著的《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收入有关社会史理论与方法问题的文章，分人口问题、学科构建、视角转换、山西社会四组文章，反映了作者从人口问题切入中国社会史研究，再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历程。此外，李世瑜著的《社会历史学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收集了作者百余篇论文，主要介绍了作者的治学道路，社会历史学之理论与实践讲稿，1947年、1948年万全、宣化庙宇普查之方法论等，内容包括论文、为他人著述所撰序跋、天津方言岛的研究、民俗学研究、民间秘密宗教研究等。
一些社会史的研究机构，也推出了集体成果。《新世纪南开社会史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后专职研究人员的论文集，该书首选在海外发表的论文，收录论文17篇，附录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大事记（1999～2009）。张国刚、余新忠主编的《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反映了海外的相关成果。李治安主编“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丛书”，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09年起推出，计有9种。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精选国内外有关文章近20篇，旨在尽可能系统和全面地向读者展现口述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基本理论和学术规范。有鉴于口述史学实践性强的特点，本书特别注意收集国内国外题材与风格各异的口述史经典研究范例，以及研究者的经验体会，展现口述史实践中诸多关键环节的操作过程、注意事项，以期为初涉口述历史的读者了解口述史学科和从事口述史实践，提供某些有意义的借鉴。
常建华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丛书”遴选台湾学者的部分论著，以明清时期为主，反映了目前社会史的研究现状。这一时期的资料远较之前丰富，开展社会史研究较早，成果丰富，更能展示社会史研究的不同侧面。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7月起发行，已出版于志嘉的《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赖惠敏的《清代的皇权与世家》、陈玉女的《明代的佛教与社会》、巫仁恕的《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等。
近10年，中国社会史学会举行了5届年会，这些研讨会的主题，也反映了学会与主办单位的学术关注点。第12届年会由中山大学举办，主题为“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第13届年会由聊城大学主办，以“区域、跨区域与文化整合”为主题。第14届年会由山西大学主办，主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第15届年会由江西师范大学主办，将“生命、生计与生态”作为主题。第16届年会由武汉大学、三峡大学举办，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其中第13届年会的论文集《区域·跨区域与文化整合：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由王云、马亮宽主编出版了。此前举行的第11届年会论文集，即卞利、胡中生主编的《民间文献与地域中国研究》（黄山书社，2010）也已出版。
此外，利用社会史年会的间歇期单数年，自2005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其他单位举办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成功举办6届。2005年在青岛举办的“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为主题；2007年在乌鲁木齐举行的第二届，讨论“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2009年在贵阳举行的第三届，以“近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社会控制与文化传播”为主题；2011年在苏州举办的第四届，讨论“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2013年在襄阳举办的第五届，讨论“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2015年在保定举办的第六届，讨论“华北城乡与近代区域社会”。还连续编辑出版了7辑《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
五 结语
几年前，我曾笔谈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我认为：近些年来，海内外的社会史研究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寻求着某种突破，有如下研究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即社会史与全球史、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路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笔者以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是社会空间的扩展，强调研究中把握好社会与村落、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化的关系；其次是要重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将感觉、日常生活、社会与文化的建构等纳入视野；最后是强调跨学科的视野，这些年历史人类学、艺术社会史、医疗社会史、法制社会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社会史展示美好的学术前途。[56]现在我仍持这些看法。
不过，我以为值得推广的还有从“三生”的视角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2014年举行的第十五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生命、生计与生态”，融合生命史学、环境史学、日常生活史学于一体，构成“三生”的问题意识。关于生命史学，余新忠认为，“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是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57]王利华认为，环境史研究除了系统地考察自然环境的历史面貌外，尤应注重生命支持系统的历史、生命护卫系统的历史、生态认知系统的历史、生态-社会组织的历史。[58]生态环境与人的结合，构成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历史学重点要考察人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以生计为主的，即人的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日常活动，属于民生活动。“三生”视角的基本逻辑在此，或许可以赋予中国社会史研究以新的学术追求。
[1] 常建华：《中国社会史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常建华：《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2] 《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笔谈的文章有9篇。
[3] 胡晓白：《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第一阶段学术会议：回顾与展望》，《田野与文献》第74辑，2014。
[4] 刘志伟：《天地所以隔外内——王朝体系下的南岭文化》，吴滔、谢湜、于薇主编《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第一辑，总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5] 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香港，大家良友书局，2014，第15～21页。
[6] 郑振满、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卷，商务印书馆，2007。
[7] 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8] 李晓龙、温春来：《中国盐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研究取向》，《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9] 黄国信：《单一问题抑或要素之一：区域社会史视角的盐史研究》，《盐业史研究》2014年第3期。
[10] 张小也：《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1] 赵世瑜：《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12] 桑兵：《“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学术研究》2015年第7期。
[13] 罗志田：《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14] 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5] 赵世瑜：《“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
[16] 赵世瑜：《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17]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18] 常建华：《“民间文献与华北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5期；常建华：《“断裂与连续：金元以来的华北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9年第3期。
[19] 小田：《地域文化史研究的人类学路径——倾向于江南的案例》，《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0] 吴琦：《社会史研究中的区域失衡现象》，《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21] 吴欣：《从“制度”到“生活”：运河研究的新维度》，《光明日报》2016年8月10日。
[22] 郑振满：《国际化与地方化：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23] 郑莉：《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24] 刘永华：《小农家庭、土地开发与国际茶市（1838-1901）——晚清徽州婺源程家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25] 常建华：《历史人类学应从日常生活史出发》，《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26] 项义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学科定位》，《浙江学刊》2011年第6期。
[27] 李长莉：《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30年——热点与走向》，《河北学刊》2016年第1期。
[28] 杨卫民：《新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述略》，《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1期。
[29] 常建华：《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历史教学》（高教版）2012年第2期。
[30] 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人民日报》2011年3月31日。
[31] 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32] 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
[33] 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1期。
[34] 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35] 耿雪、曾江：《“新文化史”给我国史学研究带来了什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30日。
[36] 余新忠：《新文化史视野下如何解读史料？》，《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
[37] 常建华：《他山之石：国外和台湾地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示》，《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38] 常建华：《徽州文书的日常生活史价值》，《安徽史学》2015年第6期。
[39] 常建华：《清中叶山西的日常生活——以118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史学集刊》2016年第4期；《生命·生计与生态：清中叶江西的日常生活——以108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40] 李友梅：《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解放日报》2008年12月18日。李友梅又同黄晓春、张虎祥等合著《从弥散到秩序：“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1921-201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按：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化》（《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进一步论证了“制度与生活”的理论。
[41] 刘永华：《明代匠籍制度下匠户的户籍与应役实态——兼论王朝制度与民众生活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42] 参见杜丽红《知识、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43] 常建华：《盛清江南士人生活的写照——清人笔记龚炜〈巢林笔谈〉的生活史料价值》，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范莉莉：《晚明宦游士人的生活世界——兼谈〈五杂俎〉的生活史资料价值》，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三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44] 戴建兵、张志永：《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河北学刊》2015年第1期。
[45] 郑宇、曾静：《社会变迁与生存理性：一位苗族妇女的个人生活史》，《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46] 余新忠：《回到人间 聚焦健康——新世纪中国医疗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年第11期。
[47] 卞利：《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徽州社会史研究的新转向》，《安徽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徽州社会史专栏的主持语。
[48] 梁景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49] 郑莉、梁勇：《新史料与新史学——郑振满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
[50] 刘平、刘颖、〔越〕张玄芝整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文史哲》2007年第5期。
[51] 刘平、刘颖、〔越〕张玄芝整理《区域研究·地方文献·学术路径——“地方文献与历史人类学研究论坛”纪要》，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第358页。
[52] 《安徽史学》2015年第6期发表一组“民间文书的整理、研究与利用”笔谈。
[53] 郑清坡：《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建设的现状与反思》，《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年第4期。
[54] 邓群刚：《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现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
[55] 代华：《系统的学科建构 浓郁的江南特色——〈中国社会史教程〉述评》，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56] 常建华：《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57] 余新忠：《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人民日报》2015年6月3日。
[58] 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