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我国的社会矛盾仍然很多，其中人民群众对吃得放心和吃得安全的需要与食品安全风险高发间的矛盾，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形象的重大问题。尽管随着食品安全监管的不断加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食品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通过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且趋势向好，但是，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之间仍有一定的差距。食品安全风险仍是我国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社会风险。

本书是从公共物品理论角度出发，基于地方政府负总责的视角，较为全面和客观地反映我国如何监管和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学术成果，不仅为进一步认识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提供了可参考的理论框架，也为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探索了现实路径，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展开研究。国内外学者多从信息不对称视角认识食品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并采用可追溯、标志认证等信息工具尽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完善市场机制，解决食品安全风险问题，却忽视了食品安全的公共物品属性。从公共物品理论入手探讨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和治理，为研究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二，探讨了食品安全监管的纵向体制。我国长期采用“分段监管为主、分品种监管为辅”的多部门分段监管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部门间的职责划分和统筹协调上的混乱，时常为人诟病。因此，国内外学者多从多部门分段监管体制出发，探讨集中统一监管体制的优势和改革思路，却忽视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合理性等问题。探讨食品安全监管的纵向体制有助于深入认识和改进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第三，探讨了地方政府弱化食品安全监管的原因和中央政府的对策。国内外学者多从地方政府完全理性和政府良治的角度出发，探讨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完善监管制度和监管工具，却忽视了地方政府因激励扭曲、规制俘获等而弱化监管的问题。将地方政府的利益偏好纳入分析框架中，有助于更全面和客观地认识现实中存在的监管失灵问题，同时也可以为中央政府精准施策促使地方政府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应具有国际视野，但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本书所作研究借鉴国际食品安全监管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基于中国实际，体现中国视角，展现出“本土化”特质，为我国食品安全和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尝试了新方法，探索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