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论丛（2019年第3-4合辑/总第25-26辑）
- 付景川主编
- 4字
- 2021-04-23 17:50:45
理论前沿
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对外高等师范教育
潘江江[1]
【摘要】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交流与合作，在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搭建“民心相通”的桥梁方面，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尤其是面向其中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开展对外高等师范教育，帮助有关国家做大做强这一具有广泛和深远基础意义的“教育之母”，就更能体现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中的友好务实精神。通过分散或者集中举办不同形式的来华师范留学，或走出去与相关国家合作开展师范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育，既可提高有关国家中高级师资培训的专业化、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弥补其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又能增进这些国家对中国国情与文化的了解，从而在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教育发展及其与中国之间的“民心相通”等两个方面实现互利双赢。
【关键词】“一带一路” 高等师范教育 来华留学 合作办学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顺应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之历史潮流，秉持开放性区域合作精神而提出的一个与世界众多国家或国际性、地区性组织合作发展的理念与倡议。其中，教育交流与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为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搭建“民心相通”的桥梁方面，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尤其是面向其中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开展对外高等师范教育，帮助有关国家做大做强这一具有广泛和深远基础意义的“教育之母”，就更能体现出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中的友好务实精神。
一 开展对外高等教育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使命
共建“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做出的重大部署。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之后，得到了沿线国家和世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的国家越来越多。
而从教育工作者尤其是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思考，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对外高等教育，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将中国由当前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逐步打造为全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最大留学目的国，则是中国高等教育在共建“一带一路”中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作为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重点。而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并且对这一“社会根基”的建设，明确提出了“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等具体任务。[2]
2016年7月13日，教育部颁布了更为专业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纲领，更加具体地把“实施‘丝绸之路’师资培训推进计划。开展‘丝绸之路’教师培训，加强先进教育经验交流，提升区域教育质量”，列为“人才培养培训合作”的重点内容之一，从而为中国面向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等师范教育，确定了明确的方向。[3]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举世瞩目的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演讲中，特别针对“民心相通”这项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社会根基”，化用《韩非子·说林上》中“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思想，向世界明确表达了中国意愿：“要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4]
基于党和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对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于2018年2月7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在“聚焦激发活力，纵深推进教育改革”的目标要求中，做出了“教育对外开放要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推动沿线国家教育互联互通，促进各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民心相通方面出实招、见实效，加紧培养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的任务部署。[5]
积极开展对外高等教育，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在世界上进一步提升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最大留学目的国的影响力，就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崭新历史使命和相关高等院校的不容推卸之责。
而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说，教育已越来越被视为其立国之本。这些国家要发展，首先就要发展教育，而教育的发展又首先取决于师资培养这一“教育之母”的发展规模与水平。所以，师范教育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就应该成为中国高校针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需要开展对外高等教育，吸引和接受更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来华留学、走出去与更多国家合作办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高等师范教育的需求
据国家发改委2019年1月14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累计同122个国家签署了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这122个与我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具体分布是：非洲37个，亚洲35个，欧洲24个，大洋洲9个，南美洲7个，北美洲8个。[6]
由于这122个国家的国情及发展水平不同，甚至彼此差距很大，因而在“一带一路”共建中，其对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的国际合作需求也各不相同。又由于国内对上述国家高等师范教育的研究不够详尽，几乎看不到整体层面的宏观研究成果。所以，本文只能依据散见的不完整资料，对高等师范教育具有明显需求的国家，即主要是亚、非、拉美、中东欧等地区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做一些浅见的分析与探讨。
（一）南部非洲国家
37个与我共建“一带一路”的非洲国家，除了埃及等5个北非、吉布提等东非阿拉伯国家以外，习惯上都被称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都是对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需求最为明显的国家。
贫困和教育落后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的普遍特征。
据相关研究报告显示，最近30多年来，初等教育的普及在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中逐渐进入攻坚阶段，随之引出了对于中等教育的迫切需求。2002年，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手，在毛里求斯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非洲中等教育复兴策略”，对中等师资的培训提出了明确要求，并由此又引出了对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应向师范教育等方向适当调整的意见。[7]
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南非举行，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在其中“扩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条款中，明确提出了“扩大中非教育合作，大力支持非洲教育事业发展。根据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加大投入，提高实效，帮助非洲国家培养培训更多急需人才，特别是师资和医护人才”[8]的任务，从而为中国面向非洲“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高等师范教育提供了政策上的导向。
（二）东南亚国家
新加坡、越南、印尼等地处东南亚地区的11个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者，也是高等师范教育需求普遍旺盛的国家。
由于东南亚国家（除泰国以外）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相继独立，所以，高等教育的起步较晚。直到6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培养自主人才，东南亚各国才相继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例如，印尼独立时只有3所学院，到1986年已有44所国立大学和650所部立或私立大学；菲律宾独立时只有十几所高校，到1987年迅猛发展到1169所；泰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只有5所官办高等学校，到1998年也增长到了630所。由于发展速度较快，特别是分散于不同学校的高等师范教育，更由于投资少、上马快而师资培训力量却准备不足，致使低质量、低效率，甚至大学生低就业的问题比较突出。[9]
2018年11月，由亚洲国际贸易投资商会主办的“一带一路”教育国际化论坛暨中泰高等教育项目对接洽谈会在泰国曼谷举行，明确提出了“加强中泰教育合作，构建教育共同体”的目标，在东南亚国家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也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高等师范教育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南亚国家
拥有8个国家的南亚地区，是共建“一带一路”在印度洋沿岸的重要延伸。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尼泊尔等5国，都与中国签署了政府间合作文件。
作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南亚各国的人才需求与日俱增。但各国的教育经费普遍不足，管理机制亦不佳，这大大制约了高等教育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亚各国逐步引进美、英、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资源，但重点集中于工程学、理学、医学等技术领域，而对高等师范教育却始终关注不足。例如，跨国教育集团——亚太资讯学院（APIIT）1998年至2001年先后在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设立分校，主要开设的就是商业管理、商业资讯、计算机等学科的学士学位课程。
（四）拉丁美洲国家
所谓拉丁美洲，就是习惯上所称的美国以南的美洲国家与地区。已与中国签署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的北美8国、南美7国[10]均在拉丁美洲范围内。
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采取的主要政策与措施包括：改革公立高等教育，发展多层次的私立高等教育，创建公私立学校趋同的新型办学模式等。其成果虽然明显，但却因过度发展高等教育，且又过度重视法学和医学等专业，而对基础教育有所忽视。由此引发的结果，就是为职前基础教育教师提供专业培训的高等师范教育发展不足，于是又引发了整个高等教育学生整体水平的“低层化”。[11]
所以，在中国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高等师范教育的工作中，拉丁美洲国家应引起必要的关注。
（五）阿拉伯国家
拥有22个国家的阿拉伯地区，高等教育规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扩大，高等教育机构中的30%，即不少于170所大学或学院是在那个时期建立的，但师资教育的发展却不同步。1997年10月的阿拉伯大学专题会议，曾将此列为讨论焦点，并争取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而使教师培训逐渐成为阿拉伯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又一举措。[12]
阿拉伯地区全部都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比较重视。2013年以来，阿拉伯地区先后有18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其中更有13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教育合作协议。而早在2008年12月教育部主办的“中阿（10+1）高教合作研讨会”上，就已有阿拉伯国家的16所高校与中国的20所高校签署了102份合作意向书，所以当时就被媒体称为“双方合作前景广阔”。[13]
因此，面向发展中的阿拉伯国家开展高等师范教育，应该有同样广阔的空间。
（六）中东欧国家
乌克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16个中东欧“转型国家”，普遍将高等教育作为赶上西欧发达国家的最主要力量，因此积极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
但正像有关研究报告所提示的，高等教育的招生增长受到了中等教育的数量与结构的限制，而在高等教育入学率迅速提高的同时，这些国家的中等教育如果要保持相同的增长率却相当困难。[14]所以，面向中东欧国家开展广泛有力的高等师范教育应该具有广阔的市场。
可喜的是，上述16个中东欧国家，不仅与中国全都签署了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而且还在2014年9月于天津共同成立了“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2018年5月，第六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话会在深圳举办。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代表中国教育部宣布：自2019年正式启动“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能力建设项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教育项目”，得到与会国家积极响应。[15]
所以，与中东欧16国联手开展高等师范教育，就可充分利用“16+1”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的合作框架而展开。
（七）苏联加盟共和国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等7个欧洲独联体国家和哈萨克斯坦等5个中亚国家，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高等师范教育比较完善的国家。
这13个国家之前同属于苏联，因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逐渐形成了“中央集权领导下的行业部门所有制”这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其中，中等和高等师范教育统由苏联教育部直接主管，其他专业教育则由高等教育部和专业部委双重管理。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作为主要继承国，继续将中等和高等师范教育保留在联邦教育部的管理之下。[16]
独立后的其他国家则转而向西方开放，甚至主动参与欧盟国家的“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大力推动本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亚5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全方位开启了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合作，并在孔子学院、留学生教育、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等项目中迈出了积极步伐。[17]
这对于接下来开展彼此之间高等师范教育的合作与交流，实现双向互利的提质升级，显然具有良好的基础意义。
三 高等师范教育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高等师范教育可谓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中起步最早的专业门类。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其中设立师范院，开创了中国师范教育之先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在京师大学堂设立师范速成科，培养当时新教育所需的新式教师”，由此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师范教育机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在其所有专业中率先招生，拉开了近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正式实施的历史帷幕，并由此开创了“中国完整意义上的教师专业化的教育起点”。[18]
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虽因日本侵华战争而连遭十余年严重破坏，但政府还是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师范教育的建设和发展。1938年颁布的《师范学院章程》规定，国家根据各地情形，可以分区单独设立，也可以在大学中设置，修业期为5年，以培养合格师资。到1948年，国立和省立高等师范学院已达11所，大学师范学院或教育学院3所，国立、省立教育学院4所，大学及独立学院教育系28个，师范专科学校13所。[19]至此，多种形式并存的师范教育制度已经形成。
新中国诞生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师范教育。
1949年12月，共和国成立不到3个月，教育部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将“改进师范教育”列入“新中国教育工作总方针”的8项内容之中。1951年8月，教育部又专题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讨论通过了《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草案）》，并于1952年7月颁布施行。《规定》以“师资问题是办好和发展人民教育的关键”为起点，以“培养百万人民教师”为目标，要求当时的每一大行政区至少建立一所健全的师范学院，由大行政区教育部直接领导；现有师范学院要加以整顿和巩固；现有大学中的师范学院或教育学院要独立设置等，从而使高等师范教育在之后几年的全国院系大调整中，得到了总体上的加强。[20]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四次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2018年9月又以更高规格召开了全国教育大会。其中，于1999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专门对高等师范教育做出了战略性部署：“加强和改革师范教育，大力提高师资培养质量。调整师范学校的层次和布局，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探索在有条件的综合性高校中试办师范学院。”[21]到2001年，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已达201所，增长了16.5倍，在校生达105.04万人，增长了111.5倍，高等师范院校在校学生数占高校学生总数的比重上升到18%。[22]
回眸百年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其并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沿着“初等师范教育—中等师范教育—高等师范教育”的道路循序发展的。中国的师范教育在兴办之初就混合了初等、中等和高等师范教育，呈现出起步晚、综合性强、发展速度快的独特亮点。而这一点，恰恰适合师范教育起步较晚、体系不够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发展中国家借鉴。
四 开展对外高等师范教育的若干建议
当前，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尤其是在其中占据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集体共识中，教育已被普遍视为立国之本。譬如，东南亚国家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就提出了“国家要发展，首先就要发展教育”的明确方向。而教育的发展又首先取决于师资培养这一“教育之母”的发展规模与水平——这一逻辑性的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所以，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高等师范教育，就应该并将必然成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领域推动“一带一路”共建的重要内容之一。
基于本文前面的分析结论，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高等师范教育，应该主要是在本科层面，为相关国家培养大量的、直接可用的、具有全面专业知识、又有深刻的教育教学理念，且具国际化思维的优质中等教育师资。同时，在此基础上，也应适当开展硕士以上的研究生教育，从而再为相关国家培养出可以回国从事高等师范教育的更高层次师资。
这两个层次的师范教育，又可通过三种不同形式，即采取在国内分散举办、由国家集中举办、走出去合作举办的不同办法，来达成相同的、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高等师范教育的积极目的。初步建议有如下三点。
（一）在国内分散举办
所谓在国内分散举办，就是由教育部牵头，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会同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相关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全国187所师范院校中，精选出有条件举办对外高等师范教育院校，分别组建独立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留学生师范学院（系），或在这些院校既有的师范学院与教育学院中，开设相对独立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留学生班。
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具有传统合作关系的地方师范院校，其专门举办的留学生师范学院（系），可以密切结合当地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有针对性地为外来留学生设置适合他们所在国家需要的师资培养课程，使他们能够有的放矢，学以致用，学成之后更好地服务于所在国家的教育事业。
而为了调动更多方面的积极性，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与成果，全国各地已经举办教师教育的363所非师范院校，也可以在教育部与其主管部门的共同规划下，适当开设相对独立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留学生专业课程或班级，从而形成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来华接受留学生高等师范教育的更大规模效应。
（二）由国家集中举办
所谓由国家集中举办，就是直接以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以教育部为实施主体，以北京师范大学为核心，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为协助单位，共同组建新的“中国‘一带一路’师范大学”（以下简称“中国师大”）。
中国师大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国际化、创新型、专业化师范院校，立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的基本政策，针对不同国家对高等师范教育的实际发展需要，尝试开设多种形式的留学生教育院系及课程。
一是以区域共同特征为主导，设置域内国家能够共同适应的院系，运用不同语言，组织内容相同或者相近的专业教学。譬如，针对彼此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可设置统一管理专业、多语种分别教学的中国师大南部非洲学院，在院内对各相关国家的留学生分语种编班，在班内运用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分别授课，从而使不同国家的留学生能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学习共同的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等属于师范教育核心内容的所有课程。
二是以不同区域的共同语言为主导，将共同使用某一母语或者官方语言的不同国家留学生组织在一起，设置专门的语言类院系。譬如，中国师大英语授课学院、中国师大法语授课学院、中国师大“小语种”授课学院等等。或在同一专业的院系中，设置不同语言的教学班。譬如，在同一个中国师大物理学院中，设置阿拉伯语班、葡萄牙—西班牙语班等，从而使各国留学生能在他们各自熟悉的语言环境中，学习彼此一致的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等属于师范教育核心内容的所有课程。
（三）走出去合作举办
所谓走出去合作举办，就是俗称的国际合作办学。在这方面，云南对南亚国家、广西对东盟国家、新疆对中亚国家、广东对南海周边国家等，均已取得不同程度的成熟经验，值得在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高等师范教育的对外合作中加以推广。而由教育部委托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承办的埃塞俄比亚—中国职业技术学院，更是填补了所在国家的空白，受到当地政府、民众的广泛欢迎以及周边国家的关注，扩大了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2018年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朱鼎健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中国和美国等国家存在留学‘逆差’，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高校在世界范围内的品牌国际辨识度普遍不够高，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吸引力。”为此，朱鼎健建议：“要鼓励中国重点大学和全球知名机构合作，设立品牌学院、专业课程以及研究机构，不仅吸引全球各地的学生来华留学，同时可以吸引已经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士到中国培训或进修。”[23]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强调：“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24]这就为我们走出去在海外办学，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高等师范教育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所以，只要我们在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高等师范教育中，始终坚持务实合作的共赢理念，坚持为相关国家切实提升师资培训水平的办学方向，就一定能通过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在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教育发展及其与中国之间的“民心相通”等两个方面实现互利双赢，并由此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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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the Country by Facing “The Belt ＆ Road” Carrying out Higher Normal Education Abroad
Pan Jiangjiang
Abstract：As one of the key contents of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play a fundamental，overall and leading role in building a bridge betwee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for “the Belt ＆ Road” country.In particular，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ountries with emerging economies，giving full play to Chin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carrying out higher normal education abroad，and helping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to make the “mother of education” bigger and stronger，which has extensive and far-reaching basic significance，can better reflect China's friendly and pragmatic spirit in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By decentralizing or centralizing different forms of normal study in China，or going out to cooperate with relevant countries 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of normal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 students，we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specialization，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training of middle and advanced teachers in the countries concerned，and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but als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ulture in these countries.Thus，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ituation can be realized in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 and co-building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ies，and “people-to-peop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and China.
Keywords：“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Higher Normal Education；Study in China；Cooperative Education
[1]潘江江，广东海洋大学理学学士，英国斯特莱斯格莱德大学理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不动产学院国际事务专员，经济师。
[2]国家发改委网站：《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30_669162.html，2015年3月。
[3]教育部网站：《教育部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http：//www.moe.edu.cn/srcsite/A20/s7068/201608/t20160811_274679.html，2016年7月。
[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官方网站：《“一带一路”科研国际合作描绘愿景图中国领导力备受期待》，http：//news.china.com.cn/node_7247866.htm，2017年7月。
[5]教育部网站：《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moe.edu.cn/jyb_xwfb/moe_176/201802/t20180206_326931.html，2018年2月。
[6]中国一带一路网：《已和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http：//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2019年4月。
[7]郑菘：《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等教育发展的滞后与复兴策略》，《比较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第49～53页。
[8]陈明昆等：《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的发展阶段、成效和意义》，《非洲研究》2016年第1期，第152～165页。
[9]黄建如：《东南亚国家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策略简析》，《大众教育科学》2003年第1期，第91～93页。
[10]北美8国是指哥斯达黎加、巴拿马、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南美7国是指智利、圭亚那、玻利维亚、乌拉圭、委内瑞拉、苏里南、厄瓜多尔。
[11]黄志成：《拉丁美洲高等教育大众化探析》，《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00～103页。
[12]〔也门〕阿卜杜勒·哈迪等：《阿拉伯国家高等教育的新进展》，《外国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6～19页。
[13]高靓：《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高等教育存在广阔合作空间》，《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9日。
[14]〔英〕彼特·戴维斯：《中东欧地区高等教育展望》，常小勇译，《国际高等教育研究》2000第1期，第24～28页。
[15]参见《中国教育报》，2018年5月29日，第3版。
[16]赵慧敏：《俄罗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现代化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7]刘俊霞：《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教育教学论坛》2017年第9期，第1～3页。
[18]胡艳：《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2年第6期，第12～20页。
[19]《中国教育年鉴（1948～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20]新华网：《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回眸》，http：//www.china.com.cn/chinese/archive/201022.htm，2015年5月。
[21]网易新闻：《〈新闻联播〉近2/3的时间，都给了这个大会》，https：//news.163.com/18/0911/08/DRDLI2FK0001899N.html，2018年9月。
[22]《中国教育年鉴（200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23]参见中国侨网，http：//www.chinaqw.com/zhwh/2018/03-07/180920.shtml。
[24]参见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809/t20180910_3481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