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对马克思文本的传统理解中，尤其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理论的文本中，历史规律理论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位置，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矛盾的运动被视为推动社会发展、推动历史前进的“核”动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人的个性等是其外现。然而，马克思提出的两大矛盾是如何被推动运转的，鲜有人系统地研究。本书就此问题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回答：在两大矛盾运动的后面有一个推手，本书将其视为“方法”（非具体方法）。如果说，两大矛盾运动是历史运动的规律，本书所研究的则是历史运动的方法，简称“历史方法”，研究“历史方法”的理论则是“历史方法理论”。

马克思通过分析一般历史、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尤其是古代社会历史，得出“历史方法理论”的核心范畴是生产、交往、分工、联合等。马克思通过对生产、交往、分工、联合等范畴的研究，形成了生产与交往、分工与联合的两对功能关系，并通过生产、交往、分工、联合与两对功能关系剖解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结构，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对历史趋势做了判断。

实际上，历史方法也是社会规律，如果将历史规律理论中所研究的历史规律称为“历史规律I”，那么历史方法可称为“历史规律II”。“历史规律I”是相对静态的形式，其理论范畴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是“名词式”的。“历史规律II”即历史方法是直接动态的形式，生产、交往、分工、联合等理论范畴具有明显的“动词式”特征，它们所生成的功能成为历史规律的原动力。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人等历史规律的外显状态视为历史发展的水平，它们也是社会的结构；“历史方法理论”中的范畴发展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改变的功能体现。马克思通过对历史方法的研究，思索了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在前社会形态中获得的征兆。

本书同时还运用历史方法理论分析了全球社会中的生产、交往、分工、联合及两对功能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全球社会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以及如何去把握这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