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新文学的主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在创作上较早反映这一特点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在理论方面则是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李大钊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可谓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指导文学理论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18年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并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演讲和文章，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19年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批评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与陈独秀有“南陈北李”之称。1924年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6年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一八”运动。1927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坚贞不屈，慷慨就义。

李大钊不但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更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理论家。他的理论建树，表现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等领域。他虽然不以文学理论著称于世，但许多见地精深的理论主张，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辟地解读李大钊的文艺思想，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1.新文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论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逐渐形成的，他与唯心主义文艺学思想和右翼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总的来说，李大钊的文学主张，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文艺观。李大钊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他也正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文艺观。

（1）文学艺术和思想、道德一样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

1919年5月以后，他在《新青年》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旧思想之激战》等文章，较为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一方面说明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意识随着经济基础变动而变动的道理，另一方面抨击了封建守旧势力所宣传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他说：“马克思一派唯物主义史观的要旨，就是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有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62]这样，就为新文艺的诞生找到了理论根源，也为新文艺的发展铺垫了道路。他的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文学艺术的本质，澄清了当时文艺界的混乱局面，引导一大批文艺青年走上了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道路。

（2）文学创作要深入劳工，为劳工服务

李大钊主张文学应为劳工服务，他所讲的“劳工”，指的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他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明确指出，1917年俄国革命为人类历史开辟了新纪元，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须知今后的世界，将变成劳工的世界”。^[63]

李大钊站在马克思唯物历史观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国情，他敏锐地洞察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赋予文学应为劳工服务的新内容，这与传统的文学观念截然不同。作为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李大钊已经意识到农民这一社会阶层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提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64]

基于农民阶级地位的重要性，李大钊在文化领域极力为包括农民在内的劳工阶级争取地位。在他看来，劳工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全面的，“Democracy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遍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现代的著作，不选古典的文学专门去满足那一部分人的欲望，必须用通俗的文学法，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65]可见，他是立足于革命的全局，来确定新文学的服务对象的。

李大钊认为，文学要为劳工阶级服务，知识分子就必须深入群众，同劳工阶级结合。他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66]这一观点为五四新文学指明了现实创作的方向。他勉励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投身到山林、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勤劳农的伴侣”。^[67]从五四到延安时期，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直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做出彻底的解决。但是，李大钊在1919年到1923年对此做出的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滥觞。

同时，他又认为新文学要面向大众，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指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Democracy（民主）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是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68]这里，李大钊提出的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文艺民主的问题。他说：“人生必须的知识，就是引人向光明方向的明灯。不幸生在组织不良的社会制度上，眼看人家一天天安宁清静去求知识，自己却为衣食所迫，终岁勤动，蠢蠢的像牛马一样，不知道人间何世，这种侮辱个性、束缚个性的事，也断非现在的Democracy的时代所许的。”^[69]面对“教育不昌、知识贫弱”的国民，李大钊大声疾呼要普及教育、普及文艺，想方设法为劳苦大众多办实事，使他们脱去黑暗向光明里走去。

（3）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

《什么是新文学》是李大钊专门论述文艺问题的论文。这篇文章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关于文学艺术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初的文学观。他在文章开头就大声发问：“现在大家都讲新文学，都作新文学。我要问大家：什么是新文学？”他说：“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他明明白白地说：“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70]这里提出的文学观有三个要点。一是文学要写实地反映社会，发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二是在作家主观思想中要具有关怀民众的博爱之心，不要沽名钓誉，用文学攫取个人利益。三是以文学为本位，为文学本身的发展而创作。这里既明确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深刻影响，同时又明显地吸收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启蒙现代性的文化观念，特别是灌注着博爱之心的人道主义精神。毛泽东提出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学理论便能在这里找到雏形。特别是其中“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表面上似乎与我们常常批评的“艺术至上”“唯美主义”相同，而综观全文不难看出，他所说的“为文学”，正是主张发挥文学的特殊功能，遵循文学自身的规律。可惜李大钊的主张未能得到更进一步的阐述，也未得到文艺理论界的充分关注。李大钊在接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同时，格外重视俄国的文学艺术及其与俄国革命的关系。在他看来，俄国优秀的作家们是以文学创作代替政治事业，“以政治之竞争寓于文学创作的潮流激荡之中，文学之在俄国遂居特殊之地位而与社会生活相呼应”。^[71]这就是说，优秀的作家同进步的政治密切联系，实现了文学同时代的结合，提高了文学的战斗性。同时，“视文学为社会的纲条，为解决可厌的生活问题之方法，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明，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72]

2.新文学的本体论

李大钊不仅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强调文学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还从新文学的本体论角度，强调新文学本身应具有的特点。

（1）新文学乃新文明之先声

李大钊总结俄国文学发展的经验，表明他已经注意到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其中蕴含着他对中国新文学的期望，期望中国的新文学能够支援中国革命如火如荼地发展，期望中国的新文学能成为新文明的先声。

他在1916年发表的《〈晨钟〉之使命》一文中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73]他随后援引了欧洲文艺复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强大等历史事实，说明文艺革命是思想革命、社会革命的滥觞。进而指斥中国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者，盖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矣。”^[74]他大声疾呼：“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75]他期待中国能出现思想、文学先驱，振聋发聩，开一代之新风。

（2）新文学必须植根于深厚的土壤

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指出：“我们若愿园中花木长得美茂，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他们。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在没有深厚美腴的土壤的地方培植的花木，偶然一现，虽是热闹一阵，外力一加摧凌，恐怕立萎。”^[76]李大钊把思想、人文精神和文艺创作氛围作为新文学的根基和土壤，是很有见地的。他直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他坚信的主义，亦即他要肩负的“道义”。他说：“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它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思想主义，这是相交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77]这番话，既是对胡适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思想的批驳，也可以看作李大钊对新文学要有“坚定的主义”的诠释。

（3）新文学的第一要义是光明与真实

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李大钊痛切地指出：“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78]他认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要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被人误信的危险。”^[79]李大钊主张用倡导言论自由的办法使新文学追求真善美的目标，引导大家到光明、真实的境界，这在反动文网如织、白色恐怖猖獗的20世纪初期，是很有针对性和战斗力的。

散见于李大钊论文、杂文、书信中的这些文学见解和主张，虽显零散和芜杂，但仔细爬梳起来，却可以得到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李大钊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精神。尽管这一时期，李大钊还未完全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文论不免笼统、粗浅，但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正如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道：“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