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史与地方志
说地方志就是地方史，似乎还能接受，如果说地方史就是地方志，则多有议论。这说明地方史和地方志有相同之处又有很大差异。
关于我国方志的起源，在地方志研究史上曾产生过三种较有影响的说法，即地理之说、历史之说、史地合一之说。这三种说法分别从三条源流上追溯我国方志的起源，为寻找我国方志的发端点提供了有益的探索研究。由于说法各异，持论不一，所以，我国的第一部方志到底是哪一部，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清代以前，方志学者大都将方志归入地理书，地理之说的主要依据是《山海经》《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水经》《沙州图经》等书。认为这些书是我国最早的地理书。唐代刘知几研究认为，方志发端于汉辛氏编纂的《三秦记》，而此书记述的内容与《山海经》相似，故而认为《山海经》是方志的源头。以后的许多方志学者多支持这一说法。同样是秉持“地理说”，另有一些学者，如唐代的李吉甫、宋代的王存、元代的朱思本、清代的周中孚等人，就认为方志源于《尚书·禹贡》。《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对后世方志学者的影响很大，人们都在具体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学习。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遵照的就是《山海经》的体例，唐代贾耽的《贞元十道录》就有明显模仿《尚书·禹贡》的地方。
宋代司马光、清代章学诚等学者认为，方志源于《尚书·周官》，理由是“方志”一词最早出现于此书。《尚书·周官》上说，“掌道之志，以诏观事”，“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当时的“周”不是指朝代，而是周普、周通、周备，无所不包的意思。《尚书·周官》是为了管理四方之官员、统治天下百姓而编写的史书，分为六部，即天、地、春、夏、秋尧冬。文章记述了300多种职官的职务，全面反映了当时的政务、农事、兵制、学制、刑法、典仪等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重点记叙了各种典章制度及其历史演变情况，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当时的官职和礼仪，经由作者的美化和想象，呈现出一幅“礼乐文明”的圣明景象，据此，孔子提倡“复周礼”。坚持“历史说”的学者章学诚等普遍认为，“志属信史”“志即史也”，也就是说方志与历史书是同属同性的文化典籍，它们同本同生，彼此相通。又说，“志仿正史而作”，“其性质属史体”，这一说旨在阐明方志源于历史，但又不是与历史判然两分。谈到方志的社会功能时，章学诚等人认为，方志的作用绝不亚于史书的作用，认为“其作用在于经世致用”。他们认为方志作者最初编写方志的理由与官修正史的理由是一样的：“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
清代方志学者洪亮吉等人认为，方志始于《吴越春秋》《越绝书》，认为方志不是单纯的历史之书或地理之书，而是史地合一的书。《吴越春秋》记述了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兴亡始末，融地理、历史、人物为一体，是吴越王国600余年历史风云的生动画卷。《越绝书》记吴越两国史地，及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计倪等人的活动，反映了现江浙一带部分地区的地理沿革、城市建设、生产情况、风俗习惯，兼记人物等。方志界不少学者将《越绝书》称为方志界的鼻祖，“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书》”，“《越绝书》是地志祖也”。近人朱士嘉也认为，“《越绝书》具有地方志的雏形”。史学家范文澜说：“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据考乃袁康著、吴平校定）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掌故，开方志的先例。”近代方志学家李泰认为，《吴越春秋》《越绝书》皆可称为方志，这两部书跳出了地理书的圈子，将史、地结合起来，是志书从地理书转变为“史志体”的重要里程碑。
笔者认为，“地理说”和“历史说”各有瑕瑜，两说各持一端，似不相容，其实无非是强调了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而已，相对而言，“史地合一”之说更容易让人接受。
我们研究考察方志的发源，不能只看流不看源，要科学地看待方志逐步完善发展的过程。历年来，在方志源流问题上众说纷纭，原因无非起于两端。一是对方志性质归属认识不一，认为“志即史”，自然将最古的地方史当作方志之始，认为“志即地理”，自然将最古的地理书视为方志之祖；二是将方志的渊源阶段与发端，以及定型阶段相混，以定型之志找其相似的母体，又自然各说其是。
“志即史”的见解，已无法概括方志的综合性、广泛性这些特点，这一来就出现了史与志的大讨论，至今仍争执不休。一种意见坚持“地方志即地方史”，所谓“以史统志，以志成史”，“史中有志，志中有史”，“史志难分，向来如此”。而大多数认为史与志“同源异体”，不能同等，因为史述古不述今，仅记社会人事变迁，不包括自然现象，要求史论结合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而志虽属史书之范畴，但内容比较丰富多彩，记载的面比史广泛得多，且志以记述现状为主，厚今薄古，突出时代特点。志重点在于保存史料，以丰富的史料体现一个地区的演变规律，故章学诚说方志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黎锦熙有“历史之地理化，地志之历史化”的折中之论。胡乔木说，地方志“是记述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一部综合性著述”。
地方志和地方史关系问题，历史上争论不休，由来已久。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来考察它的起源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史志研究更好、更快、健康发展。首先要明确史志相比的共同基础，其次要加深对史志根本区别的研究。特别要区分史与志在篇目上不同。史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纵向分期，横向分类；志则横向排列，以事分类，横排竖写。纵分是史体，横分才符合志体，这是体例上区别的主要标志。在种种区别中，贯穿着一个根本区别，这就是史是叙述历史过程的，志则是记载历史过程的主体的状况的。
方志学者黄明德认为，“志者记也”，重在记载某地某事的历史与现状，不论横分纵分，只要不悖于这个要求，志体可兼而有之。事实上自史志传世以来，志书并非全是横的，史书也不全是纵的。二十四史除有纵分的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也有横分的志体。明清的地方志排编形式，多效法于二十四史，有纵有横。志书中的志、记、传、图、表等体裁，多源于古籍。除志书中的主体工程是横分竖写外，记、传、图、表多是以时间为经，竖分横写的。所以，把章学诚的“史体纵看，志体横看”的说法作为“史纵志横”的依据，是缺乏说服力的。章学诚所说的“史体纵看”，是指志书中皆有的“史”这一部分；“志体横看”是指史书中皆有的“志”这一部分，而并非指由综合体裁构成的整个体例。章学诚在清乾隆、嘉庆时代倡导“史志合一”说，极力主张“志乃史体”。他把方志列为八门，“首曰编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材。史以纪事，非编年，弗为纲也”。综观新志旧志，在著述和编纂过程中，在某些方面都难免要遵循和借鉴史书的章法，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史志体”，有横有纵，纵横结合，各得其所。
综上所述，黄明德的看法被普遍认可。横分纵述不能绝对化，先横后纵，先纵后横，不能成为死板的公式。志与史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横分纵分论是非，而在于时间上“志近而史远”，内容上“志广而史专”，深度上“志详而史略”，章法上“志重在记述袁述而不论，寓观点于史实记述之中，让资料去说话；而史则可有褒有贬，以论带史”。
方志学者金达迈专门研究了史体在志书中的运用。他指出史体的编年体、纪事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在志书中被普遍运用。编年体编年纪事，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清晰明白地记述一方之大事、首事、要事，排在志书最前面或最后面，其作用是贯通古今，涉及各方，对一方之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概括，帮助读者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线索规律。如概述、大事记、建置沿革等及各篇章前的小序即小概述。纪事体和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标题立目，独立成篇，每篇又按时间顺序编写，这种体裁在志书中又称为“志体”，是志书中的主体，是记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专门事物的体裁。纪事体、纪事本末体记事首尾完整，头绪分明，连贯不漏，是志书中普遍采用的方法。纪事体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地方志人物篇中的传、传略、录、表基本上都采用纪传体。
方志学者刘迈归纳史志不同之处的七个方面，即从研究对象看，志博史约，志横列百科，史重在社会；从记载内容看，志详史略，史举大弃小，志宏纤具备；从记述时间看，志近史远，史重过去，志征现状；从采取的体例看，志横史纵，史以时系事，志以类系事；从表达的方法看，史论志述，史重规律，讲究史论结合，志重记述，要求据事直书；从描写手法来看，史直志扬，史秉笔直书，褒贬鲜明，志寓褒贬于事实，注重扬善；从利用资料来看，志繁史简，史重在鉴，以分析取胜，志重在用，以资料见长。这种归纳从研究对象、记载内容、记述时间、采取的体例、表达的方法、描写手法、利用资料等诸方面比较出史志的不一，较完整合理，被史志界所接受。
二、职业道德与秉笔直书
所谓“史德”“志德”，是针对史志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而言。这在庞大的史志工作队伍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问题。
我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最早提出“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他称赞那些有高尚史德的人“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司马光认为“德，才之帅；才，德之资”。文天祥将史德高尚者作为正气来歌颂，“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他说史德是史志人员必须遵守的“史家法度”，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他要求史学家客观地观察事物，如实地加以记载，不能凭私意进行褒贬。
“据事直书”是封建时代史家所用的，千百年来广大史志学家一直坚持它、维护它。它不仅有巨大的生命力，而且被公认为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之一。只要一提到它，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所指的要求和内容，因为它在人们的思想中早已形成了特定的内涵和概念，被公认为是史德、志德最起码的标准。
“秉笔直书”，是我们今天提倡的。其含义更加明确具体，就是要求广大史志工作者为社会主义秉笔，为人民利益秉笔，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直书，不做任何粉饰和渲染，这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体现。
史志人员的职业道德总的说，就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对社会负责”。这既体现了史志工作的基本职能和目的，又提出了对史志人员的工作责任和纪律要求。要编著一部思想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可靠，体例完善尽美，文字准确干净，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史志，一个起码的要求，就是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不生编硬造，不阿谀奉承。只有看破“红尘”，淡泊名利，才能敢于坚持真理，学习前人坦荡无私，直言无畏。无私就能无畏，无私才能有“直书”的勇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主法制的不断健全，“直书”的政治环境已比历史上任何时候宽松，解除了“秉笔”者的后顾之忧。因此，史志工作者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客观事物的是非、成败、兴衰、得失都要据事直书，使自己的史志作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要真正做到客观、科学、准确地反映实际，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因为社会和自然的情况十分复杂，要弄清它，非常不容易，即使事实弄清楚了，该怎么认识它、表述它，也还会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记载当地历史，必然涉及一些人和事，如果秉笔直书，可能还要受到干扰和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史志人员要具备维护和遵守事实，对社会负责的职业道德。
胡乔木说：“地方志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它的价值在于提供科学资料。要保证志书具有真实性、科学性、严肃性，除了在篇目设置、内容排列上要合乎逻辑关系外，关键的问题就是要秉笔直书。”
秉笔直书是我国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作者不直接对人对事发表意见，而是通过对人对事的客观记述来表示褒贬，通过实事让读者从事件的记述中自己做出褒贬。这就要求作者在记述中，不唯书，不唯亲，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不虚美，不隐恶，不拔高，不贬低，不夸大，不缩小，只求真。记人述事，遣词造句，一定要力求准确，避免出现词不达意或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情况。史志人员应该不负历史的重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客观地记述历史实际和当今现状，为当今社会和后辈子孙提供真实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