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思想指引，是新时代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又是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系统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对于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历史演进，准确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方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发展的系统观，指导我们搞好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可以从认识层面、价值层面、实践层面和保障层面进行理解。

一、认识层面：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早在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系统剖析了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在演进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辩证统一难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解。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可以说，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两山论”的深入阐释，也是对“两山论”的深化提升。

（一）突出了现实针对性，体现了时代精神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是习近平同志对实际工作经验和感悟的总结与提升。它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早在1985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提出了“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的观点。30多年前就以如此鲜明的语言，提出了对传统发展理念和模式的突破，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1989年，时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立足闽东主要靠农业吃饭、存在沿海与山区双重经济形态的实际，因地制宜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的“山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习近平同志关于资源开发的论述，着眼于自然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反对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味掠夺、征服的功利主义，强调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实现人类生产、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6年3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擅长辩证法的习近平同志用简单的语句剖析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并对这一理念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实践中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揺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以上三个阶段，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也是发展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更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调整、趋向和谐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此过程中，虽然也强调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重视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但是，一些领域并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导致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如果任由这种现状持续下去，我国的发展空间和后劲会越来越小，这迫使我们必须反思“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建设生态文明，本质上是探求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进而言之，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说到底是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强调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单纯是速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代表全面的发展，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早抓事半功倍，晚抓事倍功半，越晚越被动。那种要钱不要命的发展，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发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放弃工业文明，回到原始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是要以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应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目标、原则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同时，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一种发展理念、一种生态文化，体现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二）丰富了发展理念，拓宽了发展内涵

绿水青山可以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这一论断已经被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所证实。在发展的不同阶段，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①

一方面，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具有开创意义。“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揭示了生态环境本身具有生产力的属性，意味着生态环境也是一种生产力。生产力不仅包含着社会经济生产力，也包含着自然生态生产力，是社会经济生产力和自然生态生产力的有机统一整体。自然生态生产力论断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论述是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辩证关系的生动表述和理性取舍，是对生态环境是生产力要素之一的充分肯定。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直接提供生态产品，而且影响和决定着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如果自然环境优越，自然生产率就高，自然生产力就发达，就能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反之，则会阻碍。

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例如，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民群众对农产品、工业品等物质产品虽然仍有巨大需求，但强度相对减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需求强度不断增强。目前我国物质产品生产能力强大，有的生产领域还出现了产能过剩，但生态产品出现了短缺。这也就体现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存在着重视经济建设，忽视环境保护的现象，老百姓对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宜人的气候、健康的食品的需求不能充分满足，这已经成为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制约因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做到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人民群众对生态产品的需要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就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新期待，把提供生态产品作为发展应有的内涵。坚决摈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改善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二、价值层面：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2016年3月6日，正值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代表团参加审议。他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是从价值层面对生态环境的基础性、引导性和约束性作用所做的重要论述。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既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调整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协调人类社会关系，追求人类社会和平进步的基础。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观点，融汇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会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与自然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关系。显然，马克思是从实践的角度和意义上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与以往的旧哲学有着根本不同。旧唯物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因而造成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对立。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作为历史的现实基础，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这是超越旧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离开了自然界人类就无法生存。人类通过劳动作用自然、改造自然，劳动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在劳动中，人类要遵循自然界的动态平衡规律，人不能独立于自然界之外，更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劳动过程中，主体的创造性、目的性和计划性等主观能动性必须遵循客体的自然规律及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规律。马克思不仅从主体维度、客体维度，而且从客体维度对主体维度的制约等方面把握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如果忽视自然规律的存在，就会导致破坏和污染自然界，从而限制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①

然而，由于主体认知水平的低下以及环境问题未大规模、大范围的爆发，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未纳入传统伦理学研究的视野。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才开始审视在解决环境问题、开发利用自然环境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在这种反思中，人们发现，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环境而养育自己的过程中，没有善待自然环境，漠视和否认自然环境的权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应该如何对待生态环境？在人与生态环境构成的世界系统中，生态环境应该属于什么地位？这些问题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应该说，伦理对象从社会范畴向自然范畴扩展，由人际道德扩展到生态道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和发展。在历史长河中，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和利用自然的方式也是在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得以提升和深化。例如，1998年长江特大洪涝灾害的发生，其主要原因在于，乱砍滥伐长江流域森林资源造成水土流失，中下游围湖造田、乱占河道导致了自然界的报复。1998年特大洪灾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将“封山植树，退耕还林”作为灾后重建、整治江湖的重要措施。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在全国全面启动。随后，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生态保护问题放到了显著位置，生动阐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性地位。党的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写入党章，党的十九大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党章，全国“两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又将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这一历程体现了我们党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深化。

（二）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班上指出：“据史料记载，现在植被稀少的黄土高原、渭河流域、太行山脉也曾是森林遍布、山清水秀，地宜耕植、水草便畜。由于毁林开荒、乱砍滥伐，这些地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蔓延，湮没了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沙漠的扩展，毁坏了敦煌古城。科尔沁、毛乌素沙地和乌兰布和沙漠的蚕食，侵占了富饶美丽的蒙古草原。楼兰古城因屯垦开荒、盲目灌溉，导致孔雀河改道而衰落。河北北部的围场，早年树海茫茫、水草丰美，但从同治年间开围放垦，致使千里松林几乎荡然无存，出现了几十万亩的荒山秃岭。这些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①习近平总书记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总结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基础地位。

自然环境为人类文明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人类文明最早起源的地方，往往是自然环境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黄河流域诞生了中华文明，尼罗河流域诞生了古埃及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诞生了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流域诞生了古印度文明。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人类早期文明之所以出现在大江大河河畔，原因在于，这些地方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气候宜人，食物来源充足，获取食物相对容易，从而成为人类最早诞生的摇篮。就我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由于农业开发，西北地区在周秦至汉唐这一历史阶段已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与此同时，又由于农业过度开发，该地区相当多的区位优势逐渐丧失。在北方生态环境退化的背景下，人口一旦迁徙到南方，就会被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引而定居。因此，到北宋时，全国的经济中心已移向江南。一般来讲，开发越早的地方，遗留下来的生态环境债务越沉重，当这种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成为制约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如果用自然基底的观点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即生态环境。实践证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三）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保护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2016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必须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加大力度，攻坚克难，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指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还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这是对保护生态环境重大意义的深刻认识，也是对老百姓的庄严承诺。

近些年，民生问题一直是政府和民众比较关注的问题。民生问题涵盖范围较广，民众生存环境的改善应是改善民生的应有之义。2014—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环境问题一直是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些现象表明，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

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的个体发展有一个著名的三阶段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①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全面发展的一般含义。个体能参加全面的活动，能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使自己的一切天赋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由此产生极大的创造力；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个体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相互协调。其二，全面发展的深层含义。摆脱盲目自然力量的束缚，在自然中实现自由；摆脱人对人的压抑，在社会中实现自由；摆脱对客观规律的迷茫，在意识中实现自由。自然中的自由是基础也是目标，社会中的自由是条件，意识中的自由是前提。盲目自然力量既包括物质生活的匮乏和自然灾害的侵袭，还包括人的不当活动引起的自然报复。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是要自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所以，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奋斗目标的题中之意。

三、实践层面：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抓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的落实，切实把能源资源保障好，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一）划定并严守三条控制线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这3条控制线，旨在处理好生活、生产和生态的空间格局关系，着眼于推动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和空间规划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以相对紧缺的资源赋存支撑了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挑战。例如，耕地、山地、林地、湿地湖泊等被占用的现象时有发生；“摊大饼”式的发展让不少城市遭遇了“成长的烦恼”等。所以，划定并守住3条控制线，是顺应生态文明建设客观规律的举措，彰显了我们党着力加强生态保护的坚定决心。

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指出，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生态红线的提出主要传递了一个理念，不能把所有的自然资源全部用来搞开发建设，生态脆弱的地方就要保护起来。“红线”体现的是对当前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矛盾关系的重新认识。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实施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重要举措，是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有效手段，是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绿色发展的有力保障。

目前，国务院批准了京津冀3省（市）、长江经济带11省（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共15省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县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平均占比超过40%。截至2017年6月底，我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总体完成，实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5.50亿亩。截至2017年底，《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中涉及的吉林、海南、宁夏等9个试点省区，编制形成省级空间规划总图和空间规划文本，有效解决各类规划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

（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优化国土开发空间格局，是从全国发展的视角与全局利益角度出发，优化经济、社会、人口与环境等各种要素配置的重要举措。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空间窄。国土空间结构呈现出农业生产空间偏多，生态空间偏少；工业生产空间偏多，城市居住空间偏少；农村居住空间偏多，城市居住空间偏少的“三多三少”格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胡焕庸线（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胡焕庸线东南侧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较强。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广人稀，生态脆弱，其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较弱。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这条人口分割线与气象上的降雨线、地貌区域分割线、文化转换的分割线以及民族界线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这条线表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分布不平衡，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势在必行。

2010年底，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以下简称《纲要》），这是我国首个全国性国土开发与保护的战略性、综合性、基础性规划。《纲要》的编制实施，有利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高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有利于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国土开发的协调性；有利于提高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国土生态安全；有利于加快形成合理的空间规划体系，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为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发布到《纲要》的印发，目的就在于促进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增长速度与当地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的协调，促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有效解决区域无序开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一些地区的GDP崇拜，让重点生态功能区自觉转变工作重心。

（三）全面促进资源节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①这意味着生产领域、生活领域必须坚持走资源节约型道路。

从能源资源来讲，除了煤炭、铁矿石等资源外，我国其他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与世界人均水平相比，都较为贫乏。同时，我国能源消费体量大，能源消费总量还处于递增阶段，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率较低，能源安全存在隐患。例如，2018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份额59%左右，清洁能源占22.1%。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能源结构正朝着高效、清洁、低碳或无碳的天然气、核能、太阳能和风能方向发展。相比而言，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点，属于“低质型”能源结构，决定了能源结构层次低下，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与能耗水平明显高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一旦世界能源供需格局发生变化，或者时局动荡造成运输线路不畅，都将严重威胁我国的能源安全。人类历史上的能源转型大都经历相当长时间，煤炭取代薪柴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140年左右，石油超过煤炭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90年左右。由于能量密度低、资源利用的转换效率低等方面的限制，可再生能源要替代化石能源注定要花更长的时间。比如，从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最早利用水力涡轮机发电开始到今天，经历了130多年，水电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仅为6%左右。20世纪30年代风力涡轮机发电产生，60年代光伏发电产生，目前，风电与光伏发电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只有2%多一点。这意味着，能源转型有很大的空间，但也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因此，现阶段，全面促进资源节约是当务之急。

从生活方式的转变来看，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还应与民众生活方式的转变结合起来，原因在于，如果物质消费的欲望无限膨胀，那么资源环境的破坏就治不胜治。创建一种与消费主义有别的新的生活方式，是当代中国人的重大历史责任。生活方式是日常积累的结果，生活方式的转变很难，但必须转变。好的生活方式，是对自然的尊重保护，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与欣赏。例如，建立合理简约的消费结构，摒弃那种多买、多用、多扔的消费模式，使绿色消费成为人类生活的新目标、新时尚，从而使人过上真正的符合人类本性及社会道德的生活。这实际上是从“由量的标准向质的标准”的转移。单纯量的增加并不能必然改善整个人类的命运，而只有注重质的标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获取幸福的问题。这是一场改变人的需求结构的革命，即要建立一种把消费的质、生活的质放在第一位的需求结构。唯有如此，我们即使很富贵，但没有“富贵病”。

（四）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月7日在重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7月18—20日在宁夏视察时指出，宁夏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要大力加强绿色屏障建设。要强化源头保护，下功夫推进水污染防治，保护重点湖泊湿地生态环境。要加强黄河保护，坚决杜绝污染黄河行为，让母亲河永远健康。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保护长江、黄河提出的具体要求，但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以长江、黄河为代表的流域生态环境出了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城镇开发边界控制线划定工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严格保护耕地，扩大轮作休耕试点，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具体来讲，必须坚持源头保护、自然恢复为主、系统治理的方针，协调好自然力与人力的关系。一个区域内生态系统存在问题，原因有多个方面。但追根溯源，总能找到根本症结即“源头”所在。要改变就事论事的思维惯性，找到自然生态链条中的本源性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修复措施。自然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保护修复生态环境，必须按照自然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的特性，坚持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等联动，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必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空间均衡的理念，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五）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当前，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的竞争已从传统的经济、技术、军事等领域延伸到环境领域，绿色发展正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随着全球能源资源需求持续增长和气候变暖趋势不断加剧，未来各国围绕能源资源、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问题的博弈会日趋激烈。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的话语权，提升我国参与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国际谈判和对话交流的位势，有效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主席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阐述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我国为巴黎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巴黎会议最终达成了《巴黎协定》，明确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安排，既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助于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空间，又发出了全球向绿色低碳转型的积极信号，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相一致。2016年5月，在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给予了充分肯定。2019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绿色发展繁荣、热爱自然情怀、科学治理精神、携手合作应对。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碳排放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占比高、增速快的趋势短期难以改变，面临很大的国际减排和出资压力。相较于西方国家，我国农业文明持续时间过长，工业文明姗姗来迟。在工业文明建设很不充分的现状下，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又提了出来。在全球生态环境、资源能源问题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建构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任务几乎同时出现。因此，在我国工业文明受到了农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双重挤压。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工业文明又难以跨越。所以，我们只能“走生态文明的路、补工业文明的课”，只能走“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工业化道路”。这就意味着，我们亟须化挑战和压力为推动低碳转型与能源革命的机遇和动力，积极承担与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

四、保障层面：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建设生态文明，意味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必须发生革命性变革。实现这样的革命性变革，必须依靠制度和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一）充分认识制度的保障作用

制度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契约，是人们的行为规范，人的行为总是受到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和道德、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多年来，我国大力开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目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已经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障碍、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隐患，生态产品成为当今中国最短缺的产品。我国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自然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但是，必须承认，4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一些区域和领域的盲目开发、无序开发和过度开发，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之外，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是主要原因。制度缺失且不完善既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短板，又制约着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持续推进。例如，之所以出现“环保领域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执法较困难”的现象，既与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不顺有关，更与法律法规不健全有关。之所以出现“决策不及时不科学”“唯GDP”现象，既与生态建设、经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缺失有关，更与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的导向有关。之所以出现“生态建设投入不足”“公众参与不足”的问题，既与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不足有关，更与生态补偿制度不完善有关。要想从根本上破除这些难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功夫、做文章。归根到底，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人去推动，如何激励人、约束人，关键要靠制度。只有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举措体现并落实到制度上，通过可操作性的具体规范来约束和保障，才有可能摒弃“经济逆生态化、生态非经济化”的传统做法，实现产业生态化、消费绿色化、生态经济化，破解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浅表冲突，形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互促进关系，进而使生态文明从理念变为现实。

（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着力点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既代表生态文明建设的软实力，又衡量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问题进行了全面部署。《决定》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015年9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这个方案是生态文明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和部署。方案要求，要遵循“六个坚持”，搭建好基础性制度框架，全面提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的38次会议中，涉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有20次，研究了48项重大改革。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共提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务37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意味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到了加快制度成熟、完善的阶段，反映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认识上的深化，旨在进一步发挥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硬约束作用。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必须具有系统性思维。应从事前预防类制度、行为管制类制度、影响诱导类制度、事后补救类制度四个方面来建立健全，达到既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又规范和引导政府、企业、个人的行为，实现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的目的。例如，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为主的源头保护制度有利于从根本上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以损害赔偿制度为主的行为管制类制度有利于体现和凸显自然资源的价值，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为主的影响诱导类制度有利于引导地方政府自觉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为主的事后补救类制度有利于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这些制度虽然涉及不同的领域和方面，但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很强。源头防护制度体系建立健全起来，在过程实施中就能清晰做到依法监管。只要监管制度严格落实，就会大大减少环境损害事件，责任追究和损害赔偿案件自然下降。所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必须立足实际，循序渐进，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做好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结合，处理好近期与长远的关系，加强制度贯彻的执行力，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总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对我国60多年来探索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沉痛教训的总结，是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融汇弘扬和继承发展，是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一大飞跃，揭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人类摆脱发展困境的方向。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路，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创新之路，是对原有发展观、政绩观、价值观和财富观的全新洗礼，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

①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求是》2019年第3期。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①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求是》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