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读者

关于我与书中部分人物的对话发生的时间、日期和地点，我不得不进行了一些修改。我已经尽量将这些修改的数量控制到最少，但如果我提供太多的细节，就有可能暴露这些人的真实身份，也就违背了他们答应接受我采访的前提条件。在我身处的犯罪学世界里，这些“非正式”采访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大家会详细读到。比如说在第二章里，你们会认识“吉米”（化名），我不得不修改了一些关于他的细节。

我直接引用的那些话，要么来自采访的录音带，要么来自我每天调研结束后所写的总结日志。

我还给部分囚犯和当时与我共事的同事使用了化名，因为我现在无法知晓他们的下落，所以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愿意出现在本书中。另外，对于书中提到的几起凶杀案，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不得不删去一些细节，有些是因为我当年参与了案件的调查，因此受到《官方保密法》[1]（The Official Secrets Acts）的约束，不能使用当时收集到的信息；有些则是因为披露太多细节会威胁到证人的人身安全，或给受害者家属带来不必要的煎熬。更令人难过的是，我的职业生涯经历告诉我，给出过多的凶杀案具体细节，只会让那些意图杀戮的人技巧更加娴熟。

诚然，正如哲学家们所说，只有往回看才能理解人生，但他们忘记了另一个命题，那就是只有向前看才能体验人生。如果你仔细思考这个命题，就会慢慢意识到我们永远无法及时理解人生，因为在人生的每时每刻，我都找不到一个置身事外的角度去理解它。

——索伦·克尔凯郭尔，《笔记》第四卷，A篇（Søren Kierkegaard, Notebook IV A ）

我早上总是起得很早。

这一生理原因导致在我职业生涯中的每一天，我几乎都是最早到的那一个。我也很乐意早到。这样我每天都能精神抖擞地开始新的一天，尤其是这一行的工作压力大，问题多，十分辛苦，于是给每天开个好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于是，出于个人原因和工作原因，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晨起鸟”。

那一天也是如此。

早上七点，我停好车，从副驾驶座上抓起我老旧但牢靠的双肩包，走进了伯明翰城市大学的犯罪学系，走向我已待了四年的宽敞办公室。通往我办公桌的路上有一段台阶，走过这段台阶之后，我能在忙碌的一天开始之前享受一段平静悠闲的时光。就在我走到台阶顶端，正准备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看见里克正在读告示板上的一条信息。我跟里克很熟，尽管在这里看到他再正常不过，但我在监狱的工作经历让我不禁怀疑这里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

里克似乎是在走廊里鬼鬼祟祟地徘徊着，我很想知道他一大早来这里干吗。但我仍装作一切正常的样子。

我从他身边走过，跟他打了声招呼：“里克，早上好啊！”

他没回答。

我继续走着，试图打消自己的疑虑——也许里克只是不喜欢早起。我决定等会儿再来操心这件事，便把思绪拉回到今天的日程上，办公桌上还有堆积如山的报告等着我呢。

突然，有人击打我的头部，并娴熟地把我摁到了地上，而我却毫无防备。

“你说什么？”袭击我的人问道，愤怒地踢打着我，而我只能躺在地上，无法还手。时间似乎静止了，我记不得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只记得自己惊恐万状。

谢天谢地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同样突如其来地结束了，空荡荡的走廊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慢慢爬起来，查看自己的伤势，发现自己奇迹般地并无大碍，便踉跄地走进了办公室。

我放下自己的双肩包，刚才被打得最狠的几下好像都是它替我承受了。我脱下外套，跌坐进椅子里。几分钟后，我终于稍稍镇定下来，拿起电话，打给了保安部。

尽管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但这是我迄今唯一一次（也希望是最后一次）遭受直接的肢体暴力，而且说是危及生命的一次也不为过。

换句话说，这是我唯一一次遭遇到可能升级为谋杀的暴力行为。

谋杀！

“谋杀”这个词看起来既令人激动又内涵丰富。它充斥着鬼鬼祟祟的快感和某种难以言说的确定性，似乎黑白分明，一目了然，但一旦要给它下一个简单的定义，这种确定性便模糊了起来：“一个人非法且有预谋地杀害了另一个人。”我们并不会真正注意到这两个狡猾的词语——“非法”和“有预谋”。这两个能让人“无罪释放”的限定条件，不仅允许了合法的杀戮——比如士兵和警察杀人，而且完全揭示了一点：谋杀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简单明确。

当我们谈起“杀人犯”时，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

我认为谋杀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杀人犯也如林中之木，千差万别。每一起谋杀及其伴随的心理现象都不尽相同。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整个职业生涯里，我都在和施暴者打交道，准确地说，是和犯下谋杀罪的人，甚至那些长期令公众着迷的连环杀人犯打交道。我曾和各种各样的杀人犯喝过茶，甚至还喝过酒；我曾在他们的牢房里跟他们说说笑笑，也曾和他们四目相对，指出他们是骗子或是精神病态者；他们中有少部分人是我帮忙捉拿归案的，大部分则是在入狱后才与我产生交集。

他们有的成了我的朋友，有的则想杀了我，时至今日都是如此。

普通杀人犯、杀婴者、弑父母者、杀子女者、杀害多名家庭成员的杀人犯，以及职业杀手、大规模杀人犯[2]、纵欲杀人犯[3]、连环杀人犯[4]，还有那些使用或准备使用暴力来进行犯罪的人，比如绑架犯、入室抢劫犯和银行抢劫犯，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对于谋杀这一犯罪现象和犯下这些可怕罪行的人，有了惊人的新发现。

和谋杀一样，暴力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暴力不仅是指动用武力，也包括恐吓、语言攻击和心理伤害。

通过和那些犯下暴力甚至致命罪行的人进行沟通，我得以走进杀人犯的头脑里一窥究竟。我和某些人的探讨交流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之久，有的甚至还在进行当中。

当然了，在长年累月的交流中会出现一些涉及道德边界的问题。比如说，我跟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会说明，如果他们向我透露了一桩未被惩处的犯罪事件，我将不得不告知警察。我知道这可能会让他们面对我时有所保留，但整体来说，事先说明清楚至少能让他们放心开口。和这些危险暴力的人的交谈成果构成了这本书的基石。

在继续深入之前，我还需要谈谈性别的问题。这本书只涉及杀过人或对他人使用过暴力的男性。我只关注男性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谋杀大多是由年轻男性犯下的。相对来说，女性群体中这类罪犯较少，并且当女性杀人时，使用的手段也比较不同——以连环杀人犯为例，女性连环杀人犯一般会使用毒药毒死受害者，而男性则大多使用重击、捅刺、勒扼或枪杀。

另外，在描绘这些暴力的男性时，我想强调一下：我不认为男子气概只存在单一的标准。男子气概有很多种，“男子汉大丈夫”也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方法。男性的基因“程序”里没有“暴力”这一项。爱孩子、爱伴侣、爱众人，不代表一个人没有“男子气概”。我希望我自己正是一个这样的男人。

另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我从没跟女性罪犯合作过。既然这本书是讲述我与杀人犯和暴力犯罪者共处的经历，那么我只关注男性的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以我的经验来看，公众常把这些极端暴力危险的人看作怪物或异类，甚至认为他们都应该头上长着犄角，身后长着一条细细的长尾巴。然而事情哪儿有那么简单。我在这个领域内已经工作了四十年，我明白暴力的种子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中，因此有时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人，却能在最不起眼的地方，由于一些荒诞不经的原因，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为了证明我的结论，我来问大家一个关于谋杀的问题。

每年发生的这些谋杀案里，被警察查清的占多大比例？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即使“查清”和“抓住真凶”是两码事，比如有时候警察会抓错人，有时候犯人会上诉成功，等等。我这里仅指的是警察“抓到了他们要抓的人”的情况占多大比例？你们觉得呢？10%？也许高达百分之四五十？

我曾多次在公共场合问我的观众这个问题，很少有人会说出百分之七八十这样高的比例。

然而80%都说低了。

这么多年来，谋杀案的破案率都在90%左右。没错，十件谋杀案里，有九件都被查清了，凶手也被缉拿归案了。你也许会认为这归功于DNA分析技术的进步，或全国范围内日渐完善的DNA信息库（世界上最早最大的），或司法鉴定技术的进步，或警察杰出的破案水准与坚持不懈的精神，或杀人犯们的愚蠢，或媒体制造的高曝光度，或犯罪心理侧写师。但是，你错了。

事实是，在受害者是女性的案件中，70%的情况下，受害者和凶手互相认识；如果受害者是男性，这个比例则是刚刚过半。丈夫杀害妻子，男朋友杀害女朋友，父母杀害孩子，朋友杀害朋友。在这个国家里，每周都有两位女性被杀——被她们的伴侣或者前伴侣，还有数不胜数的人每天都要面对家庭暴力带来的折磨。

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的谋杀案都会自己水落石出，就算你不是摩斯探长[5]或者马普尔小姐[6]，你也能查清楚是谁干的。往往那个报警的人就是杀人犯——虽然有些人能强撑到不得不开新闻发布会，要求证人出来作证。

再说回到我自己的故事。你们还记得里克对我的那次袭击吧？

里克和我在同一所大学工作，他教社会学。后来大家才得知他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这给他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以至于他不得不终止教学生涯，以免再次发生攻击伤人事件。

也许这只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个例？也许吧。但许多暴力事件看起来不都十分异常且偶然吗？我们都读过这样的报道吧——暴力事件发生后，亲朋好友或左邻右舍都大为震惊，他们说施暴者看起来是个“好人”，是个“做不出来这种事情”的人。里克看起来就是个这样的人。

接下来你们将在书中认识许多杀人犯，通过他们，你会明白暴力与谋杀是多么稀松平常，又是多么骇人听闻。但不论典型案例还是特殊情况，我认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暴力和谋杀向来不是处于纯粹的黑暗地带，而是处在灰色地带——没有任何一种简单明了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谋杀行为。

我们必须对暴力和谋杀行为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理解，而不是满足于那些主要用于娱乐的浅显武断的结论。

暴力造成的复杂后果是灾难性的，甚至会改变人的一生，但仅仅承认它的复杂性对我而言是不够的。这些问题并不简单，也无法一目了然地看到答案，因为它们涉及一个又一个真实的人。我们不该仅仅关注那些危险的、人格不健全的、心理失常的罪犯们，还应意识到人能对自己的同类造成多大的伤害，而遭受这些伤害的大多数人是女人和小孩。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牢记着，所有和我打交道的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幸存下来的受害者和离世受害者的家属们。我曾和失去孩子的父母们一起放声哭泣，也曾竭尽全力为那些有子女、父母或友人被谋害的家庭寻求正义。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失败了。这点也令我十分难过。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我以上的这些话是虚情假意，认为我对暴力和凶杀案件的关注是一种麻木不仁的表现。但我相信，通过试图去了解这些杀人犯，去探讨他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做出杀人的举动，我们能够发现谋杀行为的发生规律，从而在日后更好地预防这类事件的发生。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把谋杀看作偶然发生的暴力事件是毫无帮助的，如果想要了解人为什么会杀人，想要今后防患于未然，我们必须对谋杀发生的背景和条件进行调查研究。事实是，对于这些背景和条件，我们的理解往往和杀人犯们的大相径庭。只有用他们的视角去看问题——不论这个视角有多变态——我们才能理解那些乍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想法和行为。

我所说的这一切也许已经有些令人不适甚至难以接受了，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正好相反，我相信这本职业回忆录会让大家对人性、对那些暴力罪犯感到乐观。

所以，请尽情享受你们接下来的阅读吧，不然我会失望的。但也请小心谨慎地翻开每一页，时刻准备好抛弃你深信不疑的成见。最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个全面了解这些人和案件的机会，毕竟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

[1]《官方保密法》：英国1911—1989年间出台的四项法案，用以防范外国间谍活动，并制止内部泄露国家机密。——译者注，全书同。

[2]大规模杀人犯：短时间内在同一地点杀害四个人或以上的凶犯。

[3]纵欲杀人犯：短时间内在不同地点杀害两个人或以上的凶犯。

[4]连环杀人犯：杀害至少三个人，且案件之间有冷却期的凶犯。

[5]摩斯探长：英国侦探小说作家柯林·德克斯特塑造的人物。

[6]马普尔小姐：英国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塑造的人物。